我见其大、继往开来：冯其庸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九

第３１卷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Ｉ．３１　Ｎ０．３，２０１２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２９２０（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０１—１７　我见其大＼继往开来：冯其庸的红学研究　——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九　高淮生　摘要：冯其庸新时期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论红楼梦思想》、《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瓜　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解梦集》等著作之中。冯其庸认为红学需要深化研究，即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内涵进　行深入的研究，他的曹雪芹《红楼梦》思想与艺术研究以及《红楼梦》重议评点派等方面体现了他文本深化研究的　倡导。冯其庸由文献考证向文本研究拓展的学术实践不仅有益于优化《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也符合红学　未来发展方向。“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这是冯其庸执著的为人和为学的信念，也足可为同道和后来者取法：　红学发展之道路漫长，取经惟诚。人能弘道。　关键词：冯其庸；《论红楼梦思想》；资本主义萌芽；程朱理学；重议评点派；重校评批《红楼梦》　作者简介：高淮生，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徐州２２１ｌ１６）。　冯其庸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几十年来，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吕启祥说：“一九Ａ－－年春，　只做了三件事：一是曹雪芹家世研究，写出了《曹雪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　芹家世新考》……二是《红楼梦》脂本研究，我写出　辰秋月定本）》为底本，经过重新校订注释的《红楼　了《石头记脂本研究》……我写出了《论庚辰本》一　梦》。向广大读者普及这样一种类型的本子，在《红　书……三是我对《红楼梦》的思想进行了研究，１９８３　楼梦》版本史上还是第一次……可以这样说，在当　年曹雪芹逝世２２０周年的时候，我写出了《千古文　今社会上，普及流行的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　章未尽才》一文，提出了《红楼梦》的思想是反映资　代和八十年代出版的这两种本子……新校注本无论　本主义萌芽的新的民主思想，而不是封建的民主思　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优于原通行本　想，之后，我一直没有放弃这一课题的研究，直到今　的。”心　－３嘶这部新校注本正因为具有校勘较为审　年元月二日晚，我才完成了《论红楼梦思想》这篇文　慎，注释较为详细，且较多地保存了曹雪芹原著面貌　章的写作。”¨”　前两件即曹雪芹家世研究和《红楼　等诸多优点，不仅赢得了广大读者包括研究者的赞　梦》脂本研究属于红学文献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　誉，而且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冯其庸在《红楼梦》校　经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第三件对《红楼梦》思想　注本三版序言中说：“本书出版于１９８２年，至今忽忽　的研究属于红学批评研究，即文本研究，正是本文所　已历二十五周年，发行量已逾三百五十万套……现　综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有的同志同样采用庚辰本作底本，大量采用我们　当然，冯其庸对《红楼梦》的研究工作又不仅　的校文，这足以说明当时对底本的选择和校订文字　“只做了三件事”，还有几件事值得录以备忘：譬如　的斟酌去取，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也为后来的校　主持校订《红楼梦》新校注本，譬如主编《红楼梦大　订者起了铺路的作用。”　¨　曾记吴孟复师说：“前　辞典》（与李希凡合作），譬如纂校订定《重校（八家　人谓‘注释之难，较古之作者尤难’，又谓‘学识如何　评批红楼梦）》，譬如出版《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　观点书’。盖注书既难，点书亦复不易。惟知难而　梦》，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红学事件当数他主持　不敢掉以轻心，且济之以学识，乃能有功于前人，有　校订的《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新校　益于后学。”　《红楼梦》新校注本实在堪称“有功　注本），这一集体智慧的成果已为当代红学发展奠　于前人，有益于后学”无疑，当然，新校注本《红楼　・１．　梦》旺盛的生命力也就成为主持者和参与者学识的　最好证据亦当无疑——“学识如何观点书”。　至于冯其庸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与李希凡　合作），则如宋淇所说：这是一本划时代的巨著，是　为新红学研究定位的一部巨著，它的权威性非同类　著作可比，这部书并不是以意识形态挂帅的工具书。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冯其庸用文言文写的序言末段，　唯有读《红楼梦》多年贯通全书主旨，悟解作者用意　之后，才写得出这种玄妙和形而上的论调。不管这　本《大辞典》终极作用是什么，对红学研究者却是一　部具有实用价值的参考书，不妨撇开一切，好好利用　便是。［５　叩　宋淇对《红楼梦大辞典》的评价可　对读者理解这部著作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也为红　学研究者充分利用这部著作有参考的价值。而冯其　庸纂校订定《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也是前人和　同时代人没有做的红学研究工作，如果将这部汇编　巨册与《红楼梦大辞典》以及《红楼梦》新校注本合　观，足以充分地理解冯其庸“我见其大”的学术旨　趣。这几部巨著均对红学批评有着深远影响，也为　冯其庸“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的倡导奠定了　必要的物质基础。　冯其庸由文献考证向文本研究的拓展，不仅有　益于优化《红楼梦》研究的格局，而且符合红学未来　发展的方向。譬如杜志军认为：新时期《红楼梦》文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体现在观念上，具体地说，就　是如何看待实证红学与文本研究在《红楼梦》研究　中的地位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余英时对考证红学发出了质疑，１９７８年以后　的红学界引发了很大的争论，这次争论对更加客观　地认识红学发展的方向，摆正考证红学与文本研究　的关系，进一步优化《红楼梦》研究的格局是有意义　的。而新时期３０年考证红学的空前繁荣与文本研　究的蓬勃发展交相辉映，则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注　意到，一些以红学考证著称的学者在《红楼梦》文本　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比如冯其庸《论　红楼梦思想》、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胡文　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等。曾主张将《红楼　梦》的小说学批评摒于“红学”之外的周汝昌，其《红　楼艺术》、《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等著作　也都是从文本研究的角度立论的。冯其庸在１９９４　年莱阳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中指出：　“红学需要深化，正是我们今后主要努力的方　向。……深化研究，主要是指对《红楼梦》本身的思　想、艺术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关于《红楼梦》　的时代、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版本方面的研究　工作“已足以使《红楼梦》进入深化研究了”。２００２　・２・　年冯其庸再次强调：“目前重提重视文本研究的阅　读问题，是很适时的，是很值得提倡的”，“为了‘红　学’的发展，‘红学’研究不仅要重视文本，还要重视　它的社会内涵，不把它局限于家族史的范围内，更要　重视它的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和典型性，这样才　能使这部古典名著，全面地发挥出它无穷的耀眼的　历史光芒”。冯其庸的看法既是对２０世纪末红学　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口号的回　应，也蕴含着对红学基本格局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进　一步思考。毋庸置疑，新时期《红楼梦》文本研究所　以能够取得引入瞩目的进展，与这种观念上的深刻　变化是息息相关的。　本文是对冯其庸新时期《红　楼梦》文本研究观点和思想的综论，将集中从《论红　楼梦思想》、《红楼梦》评点、重议评点派等方面进行　评述，以期有补益于全面地考察新时期红学研究的　整体面貌。　冯其庸认为，红学需要深化正是我们今后主要　努力的方向，深化研究主要是指对《红楼梦》本身的　思想、艺术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他的这一深化的　认识是有学术渊源的，并非仅以“摆正考证红学与　文本研究的关系”或“回应‘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　融通与创新’的口号”等考量即可获得全解。那么，　这一学术渊源何在呢？这就要从冯其庸受学渊源上　考察才能得出最切合实际的答案，因为通常而论，学　者的述学必然受其受教渊源的深刻影响。冯其庸　１９４６年受教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他说：“从读书做　学问这方面来说，无锡国专诸位老师领我走上了读　书和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　除了唐文治校长之外（唐校长当时亲自来讲授《诗　经》），主要是王蘧常、钱仲联、冯振心、童书业、吴白　匀、周贻白、王佩诤和合众图书馆的顾廷龙诸先生。　无锡国专除专业教授外，还有特聘来作专题讲演的　老师，如著名的钱穆（宾四）先生，就曾来为全校（师　生）作过关于如何治学的专题讲演，这次讲演使我　终生难忘，他谆谆嘱咐，读书治学一定要‘我见其　大’。这是我终身不忘的一句名言……唐校长和诸　位师长的道德学问，无形中给我心中树立了永不磨　灭的榜样。”　这是冯其庸为迄今国内第一部全面　详尽的国专校史《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所作序言《怀　念母校——刘清桂著（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序》中的　陈述。“我见其大”成为冯其庸“终身不忘的一句名　言”，这一点很紧要。因为，“能见其大”则需阔达之　胸襟与醇厚之情怀以为承载，可以成就学问之宏大　规模与气象，此非知之难也，而行之则实难。众所周　知，唐文治校长创办的无锡国专有着鲜明的办学特　色，首要特点即强调敦品砺节、学行合一，教学特色　尤其注重精读原典，并据此感受体认中华传统思想、　文化的“基本精神”或“原精神”。　唐校长在无　锡国专开办之初，便明确揭橥“以救正人心，复兴中　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本”的办学宗旨，这一种　“自觉精神”支持下的无锡国专又如学者陈平原所　说“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留下另一种可能性，　值得尊敬与同情”　］２　。笔者特列举《无锡国专编　年事辑》引自纪健生《吴孟复心目中的钱氏父子》和　《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二文的一段记述以见唐文　治校长的办学精神和理念：无锡国专１９３４年８月招　生录取的学生中有吴常焘，改字孟复，后以字行（笔　者按，曾被钱仲联赞为“考据词章融于一冶”　）。　他曾于１９３３年投考时因唐校长对其口试中的回答　不满意而未被录取，当时，唐校长主持口试，当听过　协助考务的钱钟书读“立志如何”一栏，吴孟复先生　回答“愿终身立足于考据之门”，此时，唐校长便怫　然不悦，以为“言大而夸”，以是不取。唐校长缓缓　说道：“诗文易作，文人皆能之；考据则惠、戴之后，　门径已开，亦不难致。人之一生在做人。”校务主任　钱基博得知后鼓励他“倘其有志，下次不妨再来”。　于是，他第二年再度应试被录取。唐校长当面告诫　说，不能停留在考据治学上，要进而治义理之学（笔　者按，即“会通汉宋，学用结合”）。吴孟复先生在５０　年后写的《追怀唐蔚芝夫子》诗中表达了对这位先　师的无限崇敬之情：“考据词章身外物，人生第一在　为人。回头多少崎岖路，始信先生教诲真。”＂¨∞　跎　（笔者按，钱基博担任国专校务主任特撰《唐文治先　生创设国学专门学校之宗旨》一文中说：何谓“国　学”，随意牖启国性之自觉，而“学生”必以表现自觉　之生活。　”　“唐、钱两位先哲所理解的“国学”，并　非仅仅是文章经术治学，更应“牖启国性之自觉”。）　唐校长的告诫似与章太炎的论学有相通处，陈平原　在评述章太炎的学术品格时说：“兼求训诂与义理，　乃章太炎之超越清儒处。考订典章制度与其事迹必　须博览群书，既要将家法绳墨，又不能专守一家之　说；至于寻求义理则必须坚守其说，但须持通达之态　度，不得党同伐异。”［８］２６９　’。章太炎与唐文治同生于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一为朴学大师，一为著名教育家；　都曾于书院研习经学而术业精进，前者受学于诂经　精舍主持俞樾，后者受学于南菁书院经学大家黄以　周。其治学皆能不拘于汉宋门户之见，且各能自守　门户。若论他们各自立身处世与论学治业之理念能　够相通，也是理所当然。唐文治校长的教育理念是　一以贯之的，受学于无锡国专的冯其庸对唐校长的　教育理念可见已心领神会，并潜移默化于立身处世　与治学敬业全过程。所以，尽管冯其庸精于《红楼　梦》文献考证，却并未止步于文献考据之学，如所治　义理之学的重要成果《论红楼梦思想》即为冯其庸　精心结撰而成。　冯其庸说：“《红楼梦》的思想，是红学研究中的　一项重大课题。１９７４年，我在几篇有关的论文里略　略申述了我的意见，我认为《红楼梦》是反映了当时　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的，但那时我只是简略的叙述，　而且我也还未对此作深究。十年以后，即１９８３年，　我写了《千古文章未尽才》一文，对《红楼梦》的思想　稍稍作了一些深入的探讨。经过十年的揣摹，我更　坚信《红楼梦》的思想，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的思想，曹雪芹的思想，是初期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　想，他的思想，与封建正统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从　１９８３年以来，转瞬间又已过了１７年了，在这个问题　上，我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和阅读有关的资料。１７年　来，我对这个问题又读了一些书，稍稍增加了一些阅　历，因而更加坚信我原先的认识。只是深深感到要　深研这个问题，更需要潜心读书，更要放开眼界看问　题，抱着一部《红楼梦》就事论事，是不可能参悟这　部书的深奥之处的。我虽然前后对这个问题已经思　考了２５年，但仍深感读书不够，深思不够。近年来　又加上多病，虽仍想多读书，然已感到体力不支，思　考能力也大不如前。生怕已经反复思考的问题又会　健忘，故先草此文，以为２５年来一个老问题的继　续。”　冯其庸又说：“任何作品都有自己的思想，　都可以评判其性质。使用历史方法，根据一个时代　的实际思想情况来判断一部作品的思想是什么性　质，这本身就是学者的一个重要使命。所以思想研　究在学术研究中当然有它的独立价值。我对如何认　识、评价《红楼梦》的思想这个问题抱有浓厚的兴　趣。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它的思　想艺术成就几乎达到了完美的、不可企及的高　度。”　¨。由上述可见，冯其庸关于《红楼梦》的思想　的基本看法不仅是很鲜明的，而且是很坚定、一贯　的，其要点也就是：《红楼梦》的思想，是反映了资本　主义萌芽性质的思想，曹雪芹的思想是初期的激进　的民主主义思想，他的思想与封建正统思想是完全　对立的。可见，要理解冯其庸的《红楼梦》思想论，　必须首先弄清楚“资本主义萌芽”这个关键词。　迄今为止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涉及　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研究新动态又是怎样呢？笔者通过中　国知网检索发现：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及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均有分别不少于６Ｏ篇以“资本　主义萌芽”为题的专题文章，这要比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　・　至７０年代３个十年的讨论热烈得多，尽管这一问题　的讨论从５Ｏ年代以来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余英时　曾这样评说：“大陆史学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的讨论，对史料的收集是相当可观的。这场讨论使　我们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大体面貌有了比较明确的　认识……但大陆的讨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结论　是预设的。我的研究不是用这些材料证明一个现成　的结论，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　社会，而是想探讨明清商人的主观世界和传统的儒、　道思想究竟有什么关系。”　众所周知，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一文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　本主义萌芽”和“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　社会”的论断，影响很大且深远。２Ｏ世纪五六十年　代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　沿着这个路径走的。５０年代以黎澍发表于１９５６年　第４期《历史研究》上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　题的考察》一文为代表，到七八十年代以孔经纬发　表于１９７８年第２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的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初步发展》一文为代　表，再到２Ｏ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新论迭出，譬如曹守　亮发表于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学习与探索》上的《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理论基础辨析》一文对“资本主　义萌芽研究的理论基础”的思考，等等。大致经历　了一个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现　成结论的不断重复论证和２Ｏ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进　一步深化的过程。如何评价这一过程呢？曹守亮认　为：“尽管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受　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但它仍然按照自己独　特的学术规律发展，整个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过程大　致是其学术发展的轨迹展现。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　题的讨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当然应当进行反省，　但因此而轻易、草率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积极　意义和作用则是不足取的。”…　然而，质疑或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则认为　“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而“‘中国资本主　义萌芽’是伪命题”。譬如杨师群的《明清城镇不存　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　究》¨　与《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答　曹守亮先生》　以及周广庆的《从社会基本结构看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伪命题——与杨师群、曹守　亮二先生共同探讨》¨　等文，就分别提出了他们的　明确观点。面对近年来国内外有些学者否定中国明　清时期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的倾向，经济学研究专　家方行甚至发出呼吁：不要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学术问题需要百家争鸣。对　．４．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可以多种多样，但客观事　实只有一个。它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而且是历史的　必然。”¨　究竟“资本主义萌芽说”是不是一个“待　证”的命题且留待方家切磋，而从关于这个问题的　商榷、论争尤其质疑、否定来看，至少可以这样理解：　人们曾经以为不容置疑的基本判断正随着研究者立　场和态度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将　这种质疑或否定的观点引入红学论争中观察其学术　动机，似可看出论者对以往“萌芽说”与“民主主义　思想”之间存在内在必然联系说法的怀疑，这种怀　疑的最大威胁在于势必妨碍对曹雪芹《红楼梦》所　具有的先进思想的高度评价，正如张锦池所说的发　覆“《红楼梦》中的冬末未萌”¨　，即《红楼梦》思想　曙光的烛照。可见，这一怀疑论的影响不可低估。　笔者以为，中国传统史学坚持“信以传信，疑以传　疑”的原则，“资本主义萌芽”究竟是真命题还是伪　命题，应本着传统史学的这一原则来对待。可以肯　定地说，对曹雪芹《红楼梦》客观存在着的思想的认　识是会不断地深入的，只要这种研究的兴趣还在。　就红学论争而言，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红　楼梦》内容和思想性质问题的讨论就比较激烈，譬　如何其芳就针对当时提出的诸如“资本主义萌芽　说”、“市民说”、“农民说”等曾作出立场鲜明的回　应，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何其芳发表于１９６３　年第６期《文学评论》上的《曹雪芹的贡献》一文指　出：“在封建社会没有解体的时候，在资本主义经济　因素还没有大发展的时候，在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　为一个阶级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产生民主主义的思　想呢？这是可以产生的。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　事实，而且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论　述里找到理论上的说明。”　他在回答陈鼐“关于　曹雪芹的民主主义思想问题”的来信时说：“我只是　浏览过一些历史学家的有关论著。因为自己没有去　摸这方面的原始材料（那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的），而　且历史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又还有争论，我就只能　很谨慎……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做研究工作的　人总是限于在资本主义萌芽和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　市民阶级方面去找我国古代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根　源。这样就可能产生两种不科学的倾向：不是夸大　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市民力量的壮大程度和　它们的影响，就是否认封建社会里面的某些进步思　想具有民主主义性质。我在《曹雪芹的贡献》里引　了列宁说人民群众的生活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　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那一段话，认为它很重要，就是觉　得它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　Ｈ。　何其芳认　为：“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都告诉我们，从封建统　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当中常常分化出一些不满分子和　有叛逆性的人物来……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这样的　作家……《红楼梦》的全部内容所表现出来的作者　的思想都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而且这种概括　要比‘农民说’和‘市民说’自然得多，合情合理得　多：它的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　的立场，他的思想里面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　点。”［１　］８　何其芳明确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机械　的观点，他们才局限于用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市民　的思想来解释《红楼梦》和清代的那些思想家，不愿　考虑产生它和他们的更为复杂也更为符合实际的社　会根源；而且甚至对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本来没有　什么必然的关系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的形成　问题，也不能不借助于这种流行的对于马克思主义　的误解了。”　。何其芳在《论红楼梦》这篇影响很　大的长文中论及《红楼梦》的思想性质时认为：“说　曹雪芹有平等思想，有个性解放思想，有与思想一致　为爱情的基础的新的进步的婚姻观等等，这些显然　是曹雪芹以一种敢于向封建秩序挑战的大胆精神写　出来的。封建主义对于个性的束缚也是长期地普遍　地存在的事实，对于这种束缚的不满和反抗是很早　就发生的，不一定要以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和发展　为前提。”　。何其芳清醒地认识　针对当时《红楼　梦》内容和思想性质问题的讨论是不能很快解决　的，“这个问题涉及整个中国的历史，整个中国的思　想史和文学史，还有待于这方面的专家们的研究和　讨论。我这里所能作的也不过是提出一些怀疑的意　见而已’’　盯。　时至今日，“怀疑的意见”一直存在，甚至引起　新一轮论争，这新一轮论争似可看作２０世纪五六十　年代关于《红楼梦》内容和思想性质问题讨论的自　然延伸吧。这新一轮论争的大体过程是这样的：李　希凡在周中明《红楼梦的艺术创新》一书“序言”中　说：“最近收到杜景华同志的赠书《红学风云》（笔者　按，应为《红学风雨》），其中有一节专题论述了１９５４　年《（红楼梦）的历史背景讨论》，而且特别讲到‘一　些人从各个方面对“市民说”进行批驳，但终没有批　倒’……景华同志认为：‘关于《红楼梦》所反映的思　想实质，按“市民说”是显得机械了些，然而，按“自　古已有说”，也显得过于僵化。’他的结论是‘其实应　是上承晚明’——即李贽一派的思想。如果景华同　志多看一些晚明思潮史的书，当可发现，所谓‘晚明　浪漫思潮’，就被确认为是‘启蒙的人文思潮’和资　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李贽　和曹雪芹，都有禅学和老庄的影响，但只用禅和道，　既解释不了‘童心说’的思想实质，也解释不通曹雪　芹人道主义的丰富内涵，否则，这岂不是另一种‘自　古已有’了么？”¨　李希凡的这段话引起了杜景华　的敏锐反应：李希凡“要我‘多看一些晚明思潮史的　书’，于是只得先撰此文”¨　”。。“此文”也就是《晚　明文学思潮与（红楼梦）——兼答李希凡同志》一　文，由此展开了论争。杜景华认为：“‘资本主义萌　芽’说是个误区，应该承认，我们对资本主义研究尚　十分缺乏，因此对它的历史和发展都极缺乏理论上　的阐释，在这种条件下大讲‘资本主义萌芽’也甚勉　强……‘资本主义萌芽’说不能成为一个魔术棒或　魔术袋，只用它在上面一摇晃或在我们要认识、分析　的东西上面一盖中国的理学便成为西方现代化的思　想了，例如现代爱情、现代平等、争取自由一类的时　髦名词。‘资本主义萌芽’也不是万能的，似乎它可　以引来唯物，可以引来自我意识，引来一切进步、先　进，可以是个宝。””　杜景华为什么反对以“资本　主义萌芽说”解释《红楼梦》的先进思想呢？如他所　说：“至少对于我们的许多古典文化遗产如《红楼　梦》等等，我们应该用中国传统文化来给予解释。　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们走出误区，给古典文化以实事　求是的阐释。”＿ｌ　丁维忠则积极参战，即刻撰文回　应并全面地批驳了杜景华的观点，丁维忠归纳了杜　景华的六个“基本观点”，认为“以上观点，没有一项　令人信服、苟同”，并给予了“逐一驳析”，得出这样　的结论：“他试图全靠‘传统’继承的尺度，而全然不　顾时代‘根源’的尺度，最终他对晚明思潮和《红楼　梦》的‘诠解’，必然‘走入误区’！”　可见，论争双　方的立场和态度判然分明。李希凡在周中明《红楼　梦的艺术创新》一书“序言”中进一步说：“所谓的　‘市民说’（其实这是‘自古已有’论者强加给‘资本　主义萌芽说’的，５４年问题的提出也并不这样‘机　械’），即便在今天还是‘终没有批倒’，更非如杜景　华同志所说：‘到目前为止已很少人再支持“新兴的　市民”思想说。”’。　李希凡接着列举了好几部在　研究明清文艺思潮时论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　及其反映”的红学论著来作论据，这些论著包括：刘　梦溪的《红楼梦新论》、张锦池的《红楼梦考论》、周　中明的《红楼梦的艺术创新》，以及即将出版的丁维　忠的《红楼梦：历史与美学的沉思》（笔者按，该著李　希凡作序）和冯其庸的《论红楼梦思想》等，“据我所　知持这种观点的，还不只这几部著作，只不过，现在　这些撰著的论述较之５４年提出的‘机械的市民　说’，更为充分，更为深入，更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而　已”¨　。。李希凡接着说：我在《红楼梦学刊》２００２　年第１辑上发表的《论红楼梦思想》自序中有这样　一段话：“我是把《红楼梦》的思想，把作者曹雪芹放　．　．　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的，我研究了明后　期至乾隆时期的社会状况，研究了这一历史大变革　必然关涉不同的思想立场和学术旨趣。就学术论争　而言，不仅仅在于辨明是非曲直、真理谬误，还在于　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文化、习俗等等的情　况，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外部世界和沟通的情况，我更　加认识到《红楼梦》的思想是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　新的民主思想，曹雪芹是超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上　破除“定于一尊”之逞想，而信奉“自由思想”为本　旨，笔者以为后者并不比前者更易做到。正如刘梦　溪所说：百年红学，大故迭起，争论不休，这是学术打　架打得最多的领域。其他领域也有论争，但是没有　一承明末李卓吾，清初的黄宗义（笔者按，应为黄宗　羲）、顾炎武，与同时代的唐甄、戴震、吴敬梓、袁枚　个领域的论争像《红楼梦》领域这样频繁，这样诱　发人们的情感。因观点不同而“几挥老拳”，你看争　等人的思想是共通的，虽然他们未必有交往，但他们　同是属于反封建的行列的，他们同是会感受到这时　论得厉害不厉害。　”在《红楼梦》文本研究过程　中，曹雪芹《红楼梦》思想论争中的“萌芽说”堪称一　代先进的脉搏。我以为，其庸同志叙述的研究过程　足以全面地回答景华同志对所谓‘机械的新兴市民　思想’的批评了。据他告我，他认为，离开这样的历　史背景和哲学思潮的特点，是讲不清曹雪芹和《红　楼梦》的超前意识的。”¨　若从冯其庸对李希凡的　相告来看，如果坚信“自古已有说”，那么，势必形成　对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高度、思想力量和意义的　不足估价，只有坚信“萌芽说”，才能揭示曹雪芹民　主思想“新”的不同于“旧”（即“古”）的思想性质，　也只有这样，“曹雪芹是超前的思想家”的说法才能　成立。然而，孰是孰非的新一轮论争因李希凡有节　有度的自守而没有能进一步展开，也是为了避免一　般论争大体可能具有的个人意气之争的倾向。尽管　论争没有进一步展开，仍有学者认为，杜景华的《红　学风雨》以及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红学反思　与批评范式的转换》“揭开了对‘资本主义萌芽说’　及其在红学中的影响和相关批评模式等理论问题探　讨的序幕，从而给研究者进一步思考提供了一个较　高的新起点”　。　众所周知，在对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评价上　难免存在着至少两种姿态：或高调的立场和态度，或　低调的立场和态度，或姑且称之“能见其大”或“所　见其小”的立场和态度。它们各是其是，各非其非。　如果说“能见其大”地阐扬义理本就是用现代的眼　光赋予阐释对象以意义和逻辑的话，这一高扬曹雪　芹《红楼梦》思想的做法并非一定离题（即义理之学　本旨）。至于高调还是低调则不仅仅取决于曹雪芹　《红楼梦》思想的“其中味”，更取决于研究者各自的　学术旨趣，后者最直接影响着研究者对曹雪芹《红　楼梦》思想的观察角度，并形成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可以肯定地说，关于曹雪芹《红楼梦》思想的评价，　原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答案只能在《红楼梦》里。对　于曹雪芹《红楼梦》思想的“其中味”，也只能是各是　其是、各非其非，这就为《红楼梦》的论争预留了足　够的空间，可谓“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可　以说，红学的很多论争，并非仅仅是就问题的争辩，　．６．　个大热点，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否可以看作并非仅仅　由研究者的学术趣味所决定，而是由“五四”以来的　新文化进程所影响的呢？以科学、民主为口号的新　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新内涵即表现为一种求新、求　变的进步意义，这是众所周知的。“萌芽说”的提出　便力图体现这种求新、求变的进步意义，或者说，由　“自古已有”的传统文化视角向“进化观念”和“唯物　史观”视角的一种转换，即由“旧”入“新”的观念转　变。可以看出力主“萌芽说”者表现出抬高曹雪芹　和《红楼梦》思想境界之高度的热情，这一热情的背　后是以凸显《红楼梦》的思想意义以达到一种“诗　教”般地激励世道人心的文化目的，其现实关怀显　而易见。　．　冯其庸认为：“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　的理想不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他的批判是属于他自　己的时代的，他的理想却是属于未来的时代的。所　以他只给贾宝玉、林黛玉以美好理想而且让这个理　想在他的时代彻底毁灭，这就是表明他的理想是属　于未来的世纪的。”　“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　家”这一大论断，自比胡适宣称《红楼梦》的“思想见　地”不如《儒林外史》要高明得多。胡适因尤其重历　史考证而不讲义理，或一涉及文学批评便因缺乏深　刻体味与阐发而被指责思想浅薄，这在他关于《红　楼梦》思想的评价中已经显见。这一学术倾向必然　使后来者引以为戒，即要考辨清楚曹雪芹的家世与　时代以及《红楼梦》版本与成书，如果缺乏思想的见　识力和艺术的感悟力，所谓红学考证是“回归文本”　的基础或前提的美好愿望也必然会落空。如果说红　学考证是“列出了菜单”，那么红学批评就是要“烹　制出一手好菜”来。众所周知，王国维撰写《红楼梦　评论》时，“菜单”还远没有今天完备，但他却“烹制　出一手好菜”，他所开拓的红学批评新路径、新境界　谁又能一笔抹杀的了呢？当然，正如你可以质疑　《红楼梦评论》套用西方思想而“无有自己的研究创　获可言”＿２　，或者低估《红楼梦评论》“过于偏颇”，　其红学批评“只是大山之前的小山”。　但是，那不　过是你自己的直观见识而已，你绝不可能一笔抹杀　掉王国维开派立宗的开拓性贡献，以及《红楼梦评　论》在红学史上具有的现代方法论意义。当然，你　更不可能独霸话语权，而无视这样的见识即“王国　维的观点，直接影响了俞平伯、鲁迅等知名学者，进　而影响２０世纪的整个红学研究”　。再回头看关　于《红楼梦》思想的评价吧，如果仅从《红楼梦》思想　的“微言大义”上过度地阐扬，势必会有将这部古代　小说抬为“思想读物”之嫌。所以，在蔡义江看来，　把曹雪芹视为高明的思想家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　的，因为，“小说家的任务只在于描绘、表现，至于对　形象的剖析、说明，并不是他的职责，也是他所无能　为力的”　２　“。蔡义江进而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　时期的一些评《红》论点，至今也仍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认为文学家的思想、世界观是其能否取得巨大　成就的根本原因。因而将曹雪芹的思想说得非常先　进。其实，文学家并不同于思想家。他能敏锐地感　受到并捕捉到时代社会中刚萌生出来的一些新的思　想言行，并把它在小说中出色地描写出来，这与理性　地思考这些现象，从理论上分析　阐明这些思想言行　是两码事。《红楼梦》中反映了很多属于新的思想　意识的东西，曹雪芹是写出来了，但他并不理解它，　当然更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红楼梦》中也还流　露作者思想上一些落后的东西，比如悲观的宿命意　识，我想，这也不必回避。”　”　蔡义江的担心是很有　必要的，他不满于将文学艺术的鉴赏和学理研究直　接地运用于过于急切的“经世”之政治激情，而牺牲　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体验与判断。正如笔者所说：　“蔡义江并不是以其‘思想家’质素、而是以其‘艺术　鉴赏家’质素把握《红楼梦》的‘意义’和‘艺术价　值’，相比较而言，他对于《红楼梦》文学审美价值的　欣赏与阐发远大于对《红楼梦》思想价值的欣赏与　阐发。这是由俞平伯《红楼梦辨》所确立了的文本　分析的研究模式，从文本出发、以文本为依据、最终　说明文本的文学意义，考证文本、分析文本、评论文　本，将历史考证与文学批评结合。”　钊蔡义江的态度　和立场在新时期红学批评中具有明显的代表性，不　过这一忧虑并不能稍减重视《红楼梦》思想评论的　研红者的思想激情。尽管《红楼梦》中的思想显然　与读者阐释出的思想有距离，然而，阐发《红楼梦》　中流露的作者的思想意识尤其是那些新的先进的思　想意识也恰是文本研究的题中之义。“萌芽说”就　是力图做这一阐发新思想、新观念的工作，至于究竟　是一种“比附”，还是一种“新拓展”，自然是免不了　争辩的。而围绕这一话题的争辩也与红学的其他论　争一样，正表明红学批评始终是具有活力的。　“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这一论断该如　何理解？冯其庸、李希凡和王蒙在一次就如何评价　《红楼梦》的思想的对话中，冯其庸这样解释说：“至　少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出的很多目标，到现在还　没有实现，这就说明他不仅‘超前’于他那个时代，　而且到现在也还有进步性。最明显的表现，《红楼　梦》中的爱情描写就非常深刻。”　。。李希凡则说：　“我没提过‘超前’这个说法……我当然也很理解冯　先生说《红楼梦》的思想‘超前’这个说法，他是在强　调《红楼梦》的思想所赋予读者的那种新鲜感，他是　唯恐大家看低了《红楼梦》的思想，唯恐大家把《红　楼梦》的思想与传统封建文化思想的‘脏水’一起泼　掉。为了解除类似冯先生这样的顾虑，我觉得应该　慎用‘传统思想’这个词，好像两千年来中国思想铁　板一块，老早就有一个固定的思想流传下来，直到　《红楼梦》中还是这样，这不可能。我坚持社会进化　论，社会是进化的，历史是进化的。不仅有进化，而　且还有变革。《红楼梦》的思想就更多地表现了变　革的因素，这种因素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的萌芽。”　”冯其庸认同李希凡的看法，他说：“从　根本来讲，我们的观点之间没有根本对立。”　王蒙　则补充道：“超前的常常也是本初的，是原初的。　‘超前’和‘原初’的相通，符合社会历史实践‘螺旋　式上升’的辩证法原理。”　冯其庸认同王蒙的解　释吗？对话内容则没有这方面的记录。无独有偶，　周汝昌也认为曹雪芹“他是思想家，哲学家，大智大　慧之人”　。曹雪芹《红楼梦》的“真正的意义也　在于他把中华文化的重人、爱人、为人的精神发挥到　了一个‘唯人’的新高度”　。尽管冯其庸与周汝　昌二人各自在阐扬作为思想家的曹雪芹时的着眼点　并不完全相同，但由于冯其庸与周汝昌坚持不懈的　高度评价和阐扬，且各成一家之言，这无疑很大程度　影响着新时期红学在曹雪芹《红楼梦》思想研究上　的学术方向与学术认识水平。正如陈平原所说：章　太炎认为中国学术思想上的最大缺点不是太独立，　而是太汗漫了，没有自己独自的声音。至于成一家　之言，才有可能与人家平等对话，才谈得上百家争　鸣。相对来说，我更喜欢根据自己的志趣与能力，来　设计并完成自己的学术思路，而不太愿意匆匆忙忙　去批评别人。这样，对别人的选择，也可能会多一点　理解，省去很多无谓之争。　９Ｉ　也正如冯其庸所说：　“但学贵自由，不能强人同己，也不必强己同人，更　不能强求舆论一律。正是因为有各种不同意见，学　术才会蓬勃发展，才会免于‘万马齐喑’，千人一　腔。”　。冯其庸又说：既然“学术问题本来是复杂　的，很难一时尽得其解的，‘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　．７．　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就连李商隐　的诗，人们都叹息难以解读，那么让《红楼梦》留些　悬念，也未尝不是有趣的事”Ｉ３。。　。由此说来，论而　争之，争而不明，即便留些悬念，也未尝不是有趣的　事。诸君不妨再来重温曹雪芹的喟叹：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在冯其庸看来，批“程朱理学”而反“封建礼法”　是曹雪芹思想的根本，也是《红楼梦》思想的基本主　旨所在。因而，“异端李贽”与“程朱理学”相对呈现　的两个词或短语，则是理解曹雪芹《红楼梦》思想的　又一组重要的关键词。冯其庸在论述《红楼梦》时　代的统治思想和社会思潮时，专列出两章集中讨论　了诸如“程朱理学的统治”、“程朱理学的反对者”、　“异端之尤的李贽”等问题，在他看来，“清代的统治　思想是继明代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而来的，　所以谈《红楼梦》时代的统治思想和社会思潮，必须　追本溯源，从明代谈起”¨¨　。冯其庸在“异端之尤　的李贽”一节中指出：“李贽摆开了‘堂堂之阵，正正　之旗’，向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一切假道学、一切腐　朽的旧道德、腐朽的社会风气，展开了全面的、猛烈　的进攻……李贽在批判假道学的同时，又提出了　‘童心说’。批判假道学，是李贽对旧道德、旧社会　风习的摧毁，而‘童心说’，则是他对社会道德、社会　风习的新的倡导和建树……李贽的‘童心说’对当　时和后世影响很大，它直接影响了袁宏道的‘性灵　说’，也影响到汤显祖的‘至情说’，冯梦龙的　睢情　说’，以及袁枚的‘反道统说’和　性灵说’。特别是　曹雪芹的《红楼梦》受其影响尤为深刻和明显……　李贽的学说，特别是他反对程朱理学的斗争，对当时　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是　不能离开宋明以来的思想源流和思想斗争的。不论　是程朱理学或阳明心学及李卓吾的思想，都是与　《红楼梦》的思想有直接关系的。程朱理学，在《红　楼梦》里无疑是一种对立的思想，而阳明心学和李　贽的‘童心说’等等，都是被作者作为肯定的思想熔　铸到贾宝玉、林黛玉等形象的血肉里，成为人物行动　的思想依据。”¨”　，　。　在冯其庸看来，程朱理　学已经作为《红楼梦》里一种对立的思想而受到严　厉批判，而李贽的“童心说”和阳明心学等则被作者　作为肯定的思想熔铸到人物形象之中。这些被曹雪　芹肯定的思想正呈现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萌芽到　发展的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西方中世纪黑　暗统治的解体，人文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新的具有解　放精神的思潮蓬勃发展和向世界扩张的时期，同时　也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寻梦发展并开始向世界扩张的　．Ｒ．　时期”　。也就是说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乃新　的民主思想，“这一思想是与当时的世界思潮——　人文主义思潮相一致的”…　。正因为作者具有这　一深刻而鲜明的新的民主思想的指导，他的“《红楼　梦》这部书，不仅是对二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　社会（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总批判，而且它还　闪耀着新时代的一线曙光。它既是一曲行将没落的　封建社会的挽歌，也是一首必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晨　曲”　”　。当然，也“正是因为曹雪芹站在了进步思　想的前列，所以他才有可能‘给旧时代作了一个总　的判决’，‘几乎批判了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　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并且提出了一些关于人的合理　的幸福的生活的梦想’。试想这样的批判，用儒道　释的思想能行吗？用‘古已有之’的民主主义思想　能行吗？我认为都不行。前者是根本不可能进行这　样的批判的，后者的批判不可能达到曹雪芹那样的　高度，更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理想来”…”　。以上谈　到的“古已有之说”也好，抑或“萌芽说”也罢，有一　点是共同的，即都是以中国文化史上的文学经典　《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不同的只是各自的价值取　向，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这种在论争　《红楼梦》思想上的二元分说的论述方式，可以说直　接溯源于中国现代新学术建立的上世纪初，即“西　学的泰山压顶以及传统的流水落花”　”　的时期。　陈平原在评述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型时指出：实际上，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人，即便日后从事　国学研究，也都很少完全拒斥西学，成为真正的“国　粹派”，强调反叛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人“为了与复　古派划清界限，不便理直气壮地发掘并表彰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华，至于具体论述中，倾向于以西学剪裁　中国文化，更是很难完全避开的陷阱，即便如此，本　世纪的中国学界，仍以‘疑古’而不是‘信古’为主　流。在国学与西学、信古与疑古、抵御西学与批判复　古截然对立的论述框架中，很难平心静气地体会对　方的合理之处。于是，兼采东学西学、超越非此即彼　的言说，成为本世纪中国学者的最大愿望”　“。　陈平原进一步指出：“比起学科之内外、对象之古　今、方法之新旧来，是否对在欧风美雨冲刷下显得日　渐衰败的传统中国抱有信心，方才是关键所在。　‘输入外来之学说’，此乃当世之显学，其价值及意　义无须论证；所有的言说，实际上最后都落实在‘不　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陈平原以上评述当有感　而发，其对当今红学研究应具有启示意义。其实，对　于“古已有之说”的怀疑早已成为一种学术时尚了，　体现在红学论争过程中也一样地突出。２０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何其芳就试图阐扬“古已有之说”，可直　到李希凡与杜景华的新一轮论争也没能解决好，论　争双方仿佛都“很难平心静气地体会对方的合理之　处”。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曾对李贽批评孔子、　孟子的言论评价极高，受此影响的文学批评也对李　贽评价极高，至今仍然如此，譬如说：“李贽是中国　１６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学说是中国　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验证明并将继续　证明，李贽的思想学说有着属于未来的东西，它无疑　可以作为建设现代新文化的一个重要资源……迄今　为止，李贽的‘童心说’已经过了三百年作用的时　间，但是它并没有被历史尘封，相反，历史之流的淘　洗更显出它的光亮。当我们已站在２ｌ世纪的门槛　上时，我们觉得‘童心说’向我们发出了信息，我们　也向它投射出信息，在这两种信息的交换中，‘童心　说’的现代意义充分显示出来了……李贽的‘童心　说’作为一种创作美学，不但属于过去，而且也属于　现在和未来。”　¨　弛＇　所以说，既然“童心说”具　有极强的现代意义，红学批评就更不会无视这一现　代意义，尤其是从李贽身上表现出来的极强的反传　统的“叛逆精神”对曹雪芹《红楼梦》的直接影响。　于是，无论是在李希凡还是张锦池的论红著作中，阐　扬李贽的“叛逆精神”对曹雪芹《红楼梦》的直接影　响便成为他们红学批评的基础性工作，并一以贯之　于他们的红学批评的全过程。他们同冯其庸一样都　坚信：曹雪芹的《红楼梦》受李贽影响尤为深刻和明　显。冯其庸认为：“李贽的这种提倡独立思考的思　想，正表现了历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与封闭的一种　觉醒。”　无论是对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　会（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的总批判，还是新时代的晨　曲和曙光，李贽都是诠释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与　艺术的最好、最合适、最具象征性的典范人物，李贽　已经成为深入理解曹雪芹《红楼梦》思想与艺术的　一把最关键钥匙。　陈平原指出：“在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敢于怀　疑，不以孑Ｌ子之是非为是非，李卓吾却是了不起。在　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给予李贽高度的评价，这我赞　同。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叛逆者之所以难能可贵，是　因为大家都谨守传统，不敢越雷池半步。一旦‘反　传统’成为一种新的‘传统’，类似李贽那样的思维　及表达方式，其负面价值就暴露出来了。整个二十　世纪中国，对于‘反传统’的表彰，成为最大的时尚，　这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比如评价历史人物时，常以　‘革新’与‘守旧’为惟一尺度，拼命发掘其对于传统　的反叛，这样来理解、描述并诠释历史，会有不小的　偏差。”　试问：这样来理解、描述并诠释曹雪　芹《红楼梦》的思想与艺术，会不会有“不小的偏差”　呢？陈平原认为：“到了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等，　更是痛骂李贽。为什么？在顾、王等人看来，对一个　社会来说，风气的养成格外重要。所谓‘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哪怕是一个小洞，控制不住的话，将毁　掉千里长堤。而一时代的文风，与世风、民风乃至社　会秩序等，是相互制约、来回激荡的。像李贽这样放　言无惮、毫无顾忌、不守礼法的文凤，体现了读书人　的躁动与轻浮，而这会直接影响到一般百姓的生活　方式，尤其是构成对于礼法与秩序的挑战。一个社　会，不管是标榜礼教，还是推崇叛逆，都会有明显的　副作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相对于‘流氓当道’，‘附　庸风雅’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笔者以为陈平　原的担忧是必要的，看问题的视野是很开阔的，对文　化传统的体贴式理解也是很中肯的。红学批评的事　实是“叛逆说”已经成为《红楼梦》人物论的“最大的　时尚”，而“叛逆说”的形成则与李贽“反传统”联系　紧密。当然，这一评价的积极意义在于肯定了社会　中的个体对社会礼法束缚的批判与突破，也就是注　意到了《红楼梦》人物消解传统礼法的“逾规越矩”　的一面，并予以放大。李贽的发言立意是用一种极　端的姿态来对抗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而主流社会　意识形态并非就意味着毫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叛逆说”不过是鲜明地道出了《红楼梦》“重自然、　重自由”，对于“重伦理、重秩序”的主流秩序的颠　覆，并不是曹雪芹《红楼梦》思想的全部客观事实。　尤其面对当今社会由于“审美向度的严重阙如”和　“人文灵魂的空前缺席”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的匮乏。　更充分、更具体地开掘《红楼梦》对于“新伦理、新秩　序”的设想或理想，显然具有更突出的时代意义。　再看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冯其庸说，曹家是个　理学世家。曹寅《楝亭诗别集》卷四：《辛卯三月二　十六Ｈ闻珍儿殇，书此仁恸兼示四侄，寄西轩诸友三　首》第二首诗说：“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承家　望犹子，努力作奇男。经义谈何易，程朱理必探。殷　勤慰衰朽，素发满朝簪。”诗题的“四侄”就是曹颊，　诗里说的“四三”的“四”，也是曹烦，曹寅希望曹燎　“承家”，嘱咐他“程朱理必探”，就是要承传这个程　朱理学的世家。“性命之学”就是程朱理学。曹雪　芹的《红楼梦》是一部在思想上反程朱理学的书，特　别是“作者自云”明确交代“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　友规谈之德”，可见曹雪芹是具有明确的反程朱理　学传统意识的，其中当然包括着反家学的传　统。［３　ｏ］ｍ　∞而且，“雪芹在他的‘作者自云’里交待　得非常清楚，他的反程朱理学是自觉的清醒的，是主　观作用而不是客观作用……他的写作，不是消愁，更　．９．　不是消遣，而是对社会和现实的批判，对自己新的人　纯粹理论的思考。宋明理学的巨大现实祸害完全淹　生理想的憧憬……所以《红楼梦》的思想，也可以分　两个方面来谈，一是他对旧社会的批判，二是他对未　来的理想”　。正如冯其庸所说：“他的批判是属　没了它在纯理论上的成就和特点。但是，如果从整　个人类和整个民族的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情况当　有不同。尽管不同社会、时代、民族、阶级的道德要　求、伦理内容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但它们在建　立人类的意志结构和主体能力这件事本身，却有其　共同的要求、性质和历史的延续性、传递性。刘少奇　于他自己的时代的，他的理想却是属于未来社会　的。”　笔者在以上考辨基础上不免产生疑问：既　然曹家是个理学世家，难道曹雪芹就丝毫没有受程　朱理学的影响？《红楼梦》里主要是对程朱理学假　道学一面的批判可以理解，那么是否还渗透着对程　朱理学真道学一面的阐扬呢？因为，既然有“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宋明理学的封建道德说教　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它们在建立主体意志和伦理责　任感的形式上，难道真正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吗？　（假道学），就势必有“真”（真道学），“假”与“真”既　对立又不能决然分离。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　有还无，“假”与“真”也是《红楼梦》所呈现的最基　本的矛盾之一。既然可以从思想批判的视角阐扬曹　雪芹《红楼梦》对假道学的批判态度和立场以及由　此产生的积极意义，那么，能否从学术梳理的层面上　思考曹雪芹《红楼梦》对真道学的态度和立场以及　可能产生的意义或结果呢？曹雪芹生活在批判程朱　理学热潮的时代，那他一定“不仅仅是能够读其书　（《红楼梦》里贾宝玉的一些思想是李卓吾的），也应　该是可以闻其言的（他与戴震等是同时代　人）”　。难道曹雪芹就没有认真通读或更为透　彻地了解程朱理学真道学的真诠吗？否则，他的批　判的可信度和思想深度又哪里来呢？李泽厚在《中　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有“宋明理学片论”一章可以参　看，他在梳理了宋明理学由起到兴到瓦解的过程之　后，着重在思考其“遗产的两重性”——宋明理学到　底留给我们一些什么呢？首先当然是以程朱为中心　的“理学”在其数百年统治期中对广大人民的惨重　毒害，它那些封建规范无疑对人（人性）进行了全面　压制和扼禁。戴东原、谭嗣同都满怀悲愤地控诉宋　明理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的历史性的损　伤。所以，戊戌以来，从谭嗣同到邹容、宋恕，从陈独　秀到吴虞、胡适，从鲁迅到巴金、曹禺，无论是政论还　是小说，无论是《狂人日记》还是《家》，也无论是巴　金的《家》还是曹禺的“家”（《雷雨》）等等，都充满　了战斗的激情，博得了历史声誉，赢得了人民喜爱，　不正因为它们以反理学作为基本主题的缘故吗？直　到今天，这个历时千年的陈旧幽灵也仍然不时地在　中华大地上游荡。并且，直到今天不也仍有对宋明　理学的这种彻底批判和彻底否定吗？那么，行程达　数百年的宋明理学就是思想史上毫无疑义的一堆破　烂吗？它是否也留给了人类某些积极的东西呢？特　别是展望未来，当可以彻底消除它的特定封建作用　之后，它本身是否还有某种价值呢？这个问题似乎　尚未有令人满意的回答。并且，现实的利害总胜过　．１　０．　使顽夫廉，懦夫立，闻者兴起，宋明理学在中国民族　性格、中国实践理性的形成发展中，在中国民族注重　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　等建立主体意志结构等方面，难道真正毫无关系吗？　文天祥的《正气歌》不正是宋明理学吗？　＿２　如　果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思考和诠释曹雪芹《红楼梦》　中的人物贾宝玉，也同样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即贾　宝玉这个人物尽管是叛逆思想性格的典范，难道他　身上完全缺失了以礼自持的文化性格吗？贾宝玉爱　博一ｔＬ，劳的道德人格哪里来的呢？难道没有李贽所批　评的孔子、孟子甚或宋明理学“真道学”的文化基因　吗？周汝昌就认为：“论者谓雪芹著书意在抗世俗　反礼法，我则谓抗世俗有之，反礼法则未必然，归根　结底雪芹之主张不在废礼，而在情真。”　‘《石头　记》一书之伟大意义究竟何在？论者多以为此乃旧　时代、旧社会、旧礼法、旧意识之挽歌。余意：若果如　此单一浅显，又何以伟大？何足伟大……其实，雪芹　著书‘大旨谈情’原即包含真善美三者而总括之　言。”　”　吴组缃也曾在《论贾宝玉典型形象》一文中　指出：贾宝玉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未突破封建主义　体系而独立，他还不能不崇信‘孔孟之道”’。弘＿２　。　王蒙也认为：“《红楼梦》客观上有反封建的东西，却　不能说《红楼梦》是有意识地反封建。还有，贾宝玉　批判‘文死谏，武死战’，目的也不是为了反封建，他　是在用极左的方法来批判左……在价值判断上，　《红楼梦》能够容许你有多种的价值判断。”　王　蒙又说：“面对杰作《红楼梦》，我致力于体贴与穿　透，体贴作者，体贴人物，体贴写作。我不作意识形　态的定性，也不给他们穿靴戴帽。”　。以上尤其周　汝昌和王蒙对“叛逆说”这一强势批评立场的反拨　尽管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但如果论者能心平气和地　关注这一批评视角的话，不也可以避免“叛逆说”的　过度阐释之弊吗？其实，在讨论贾宝玉的文化性格　问题上，似应将这一性格的个性和共性结合起来分　析，才不至于偏激。叛逆性可以看作贾宝玉的文化　性格的个性方面特征，而以礼自持则可以看作他文　化性格的共性方面特征。贾宝玉的文化性格并非单　一的，而是多样的，尽管在某一方面更鲜明突出。总　之，他的叛逆与以礼自守形成了他矛盾的文化性格。　其实，《红楼梦》思想中的很多问题在价值判断上都　能够允许你有多种的价值判断，当然包括对“异端　李贽”的评价问题，以及批判假道学、阐扬真道学的　问题等，这理应是深入研究曹雪芹《红楼梦》思想的　题中之义。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试做过粗略的统计，迄　今为止，以“李贽”为题名的研究文章不少于８００　篇，以“程朱理学”为题名的研究文章也不少于１７０　余篇，其间的质疑探询绝难定于一尊，不仅有基本共　识，也同样有出于不同学术立场的问难。譬如李锦　全在《李贽思想非“离经叛道”说》一文中认为：李贽　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儒佛兼综的人物，他曾被称为　“异端之尤”，并被加上“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　名，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但他在被审讯时最后　仍极力辩解，他自认“著书甚多，具在”，却“于圣教　有益无损”（袁中道《李温陵传》）。那么他是“乱　道”还是“行道”，就很值得研究。通过材料分析可　知，简单地将李赞定性为“乱道”的“异端”，可能有　点片面。李贽虽然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　儒家经书，均非“万世之至论”，但他只是反对将经　书变成僵化的教条，反对那些口是心非的假道学，至　于对孔、孟思想中的积极面，他确是有的继承和发　挥，对孑Ｌ孟之道的真正精神，他并没有背离，他最后　被审讯时为自己辩解，认为所著书“于圣教有益无　损”，即并无离经叛道，这番话是可信的。［３８　３黄勇军　则在《中国传统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李贽与黄　宗羲伦理思想比较研究》一文中，通过比较认为：李　贽与黄宗羲分别从道德与政治的两个层面上挑战了　中国传统秩序，王阳明心学是他们异端思想的共同　来源。李贽挑战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道德标　准，黄宗羲挑战了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标准。　相反，政治权威与法律制度构成了李贽异端思想的　自我限度，而道德秩序与儒家传统则构成了黄宗羲　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李贽与黄宗羲的最终目标都　是期望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一个能够让人坚持内在　德性挺立，并且获得外在制度保障的新的世界，这成　为帝制中国思想与政治传统中最为良性的追求与期　盼。而他们各自不同的异端思想却共同构成了晚明　以降中国“思想基调的转换”。　可见，关于李贽思　想研究的学术探讨一直没有停止，以往的“明白清　楚”的价值判断，也在经受着不同方面以及不同程　度的质疑批判与重新阐释。不难发现因学科背景不　同或学术旨趣不同所导致的“洞见”与“遮蔽”或“误　读”纷呈，能令人心悦诚服的“新见”着实不易常见。　其实，旧说新见，各相激荡，旧中求新，融会贯通，正　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生态的呈现。可以肯定地说，对　曹雪芹《红楼梦》思想的认识与评价也将随着整个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推进而不断地深入和更为　客观。　重议评点派和评批《红楼梦》，前者是冯其庸对　评点派红学的当代观照和红学倡导，后者则是冯其　庸《红楼梦》评点的具体实践，此两项工作彼此相互　联系，成为颇具规模的整体。首先来看冯其庸的重　议评点派。《红楼梦学刊》１９８７年第１辑发表了冯　其庸的《重议评点派——（八家评批红楼梦）序》一　文，此后又出版了冯其庸纂校订定的《重校（八家评　批红楼梦）》巨著，使得未及深入的对评点派红学的　研究出现了很大转机。其中冯其庸纂校订定的《重　校（八家评批红楼梦）》巨著，实在为今后评点派红　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文献参考，以及研究论　题与方法上的参考。冯其庸极其重视评点派红学的　学术动因，体现于他的“三个应该说”，即：“应该给　评点派红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应该重新评议评点　派的红学，应该让我们的先人们创造的非常有效的　评点派的文学批评方式得到继承和发扬！”　在冯　其庸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红楼梦》评点研究愈来　愈受到关注，并出现了一批成果：譬如张庆善的《一　位鲜为人知的（红楼梦）评点家——黄小田（新增批　评绣像红楼梦）评点初探》　、《蒙古族杰出的文艺　理论家哈斯宝》Ｅ４２］、《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红楼　梦）评点浅谈》［４３　３、《王希廉（红楼梦）评点新议》［４４　３　和《张新之（红楼梦）评点得失浅析》Ｅ　４５］等系列论　文，以及曹立波的《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　、刘继　保的《红楼梦评点研究》　和胡晴的《红楼梦评点　中的人物批评》　等一批著作。这些成果无疑弥补　了过去《红楼梦》评点研究的不足，评点研究的学术　风气正在形成。同时也出现了对当代《红楼梦》评　点的鉴赏和研究成果，尽管这些成果还谈不上充分，　也有待于深入。譬如梁归智的《红楼梦的“原生态”　读本——评（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　、吕启　祥的《积学集成　大家风范——初读冯其庸（瓜饭　楼重校评批红楼梦）》［ｓｏｌ、李广柏的《千研百考精　纯善美——（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读后感》Ｅ　５１ｊ、　王志尧的《冯批失范疑窦频——冯其庸先生（瓜饭　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谬误辩难》　和《冯批失范疑　窦频——冯其庸先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谬　误辩难续篇》［５３１、冯其庸的《快读（红楼梦）王蒙　评》　、何西来的《他在鉴赏中的自我展开——评　・１　１・　王蒙的（红楼梦）评点》　、高淮生的《（红楼梦）王　蒙评与清代八家评之比较研究》　、唐振家的《（红　楼梦）就是小说的深刻蕴含——读王蒙评（红楼　梦）》［５７　、温奉桥和李萌羽的《王蒙与（红楼梦）研　究》　、吕启祥的《宏观微观齐来笔底　鉴赏考据　相得益彰——初读（蔡义江新评红楼梦）》　和《解　得其中味　度与寻梦人——读蔡义江校注评浙版　（红楼梦）》　…、高淮生的《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　评”综论之一——以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　为例》［６１　，等等。正如张庆善在胡晴的《红楼梦评　点中的人物批评》著述“序”中所说：“在本世纪，已　开始有关注《红楼梦》评点的专著，但局面还需要进　一步拓展，这方面的研究还大有深入之必要。”＿４　笔者以为，无论是郭豫适的《红楼梦小史稿》中　的《脂砚斋评点》和《评点派的代表作》，还是刘梦溪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的《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崛起　与发展》，或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中的《评点　派的历史功绩》等，对评点派红学的梳理或评价所　形成的影响，都不比冯其庸《重议评点派——（八家　评批红楼梦）序》（以下简称《重议评点派》）一文的　影响更大，《重议评点派》一文对清代《红楼梦》评点　的撮要述评较为全面而中肯，冯其庸对重新评议评　点派红学研究和实践的倡导，不仅热情洋溢地寄予　厚望，而且充满令人激动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这一　厚望与信心所流露出的对评点派红学的现代学术价　值和文艺鉴赏价值的高度肯定，这不仅有助于评点　派红学学术研究的拓展，而且对当代文艺鉴赏学的　建构都具有深远意义。《重议评点派》一文中的“评　点派红学述要”主要包括：既指出了评点派红学因　长期未受重视，甚至无形中还处于一种被全盘否定　的地位所导致的人们对这一派红学的观点和它的主　要著作十分陌生的不良局面；又将关于评点派红学　的问题撮述其要地分成若干方面评述，便于大家了　解和学术探索。这些方面包括关于《红楼梦》的作　者的探索、关于《红楼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书的　问题、关于“总纲”问题的讨论、关于全书的结构层　次问题、关于《红楼梦》的人物论、关于《红楼梦》的　艺术描写、关于发愤著书说和自叙说、关于后四十回　是否与前八十回为一人手笔的问题、关于《红楼梦》　的抄本问题、关于《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情节的问　题、关于《红楼梦》的索隐问题等十一个问题。　。　刘　继保在列举了各种散见于红学专著中的论述评点文　章时认为：“目前见于各类著作中的就这几种较为　全面的研究《红楼梦》的评点的文章，除了台湾的几　篇博士硕士论文和冯其庸、黄霖等的评点较为公允　客观以外，其他的评价都不是很充分。”　。冯其庸　・１　２．　的评述文章岂止“公允客观”，而且对值得深入研讨　的问题归纳得更为全面，几乎涉及了红学的各个方　面，其中有些问题如果能全面地展开就可以形成非　常有意义的学术成果。譬如就《红楼梦》文学批评　而言，关于《红楼梦》的人物论问题始终是个热点问　题。这一问题也正如冯其庸所言“是各个时期的红　学的共同课题，评点派红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他　们的评论，当然是瑕瑜互见的，并非全都正确，但这　毕竟是一份有价值的遗产，值得我们借鉴”＿４　。于　是，沿着这一思路而将评点派关于《红楼梦》的人物　论问题作为专题研究，便形成了胡晴的《红楼梦评　点中的人物批评》这一著述，它也成为迄今为止评　点派红学人物论研究最新的且较为全面的学术成　果，已为《红楼梦》的人物阐释开垦出一块具有复垦　价值的学术园地。“而这种研究，对于深入认识《红　楼梦》，认识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理论的发展，都是非　常有意义的。”　《重议评点派》一文中的“重议”同样值得关注，　冯其庸认为：应该重议评点派红学，这是当前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重新评价评点派的红学，　一是要注意他们的时代和立场；二是要注意到他们　所留给我们的有用的东西，要注意到他们早已说过　的、提醒的甚至解决的问题。学术有自己的发展史，　红学也有自己的发展史。我们不能掠今人之美，我　们同样也不能掠古人之美。　“重议”的意义就是　一方面需要继承遗产，一方面需要避免剿袭。而这　两方面也正是红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必不可少　的先决条件，这两方面做到了“兼美”，红学发展才　可能“兼善”。试问：今日之中国学术，“掠今人之　美”或“掠古人之美”而成之文字又何止“车载斗量”　呢？由此可见，冯其庸大力倡导“重议评点派”的可　贵学术用心，主要还是在乎红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冯其庸大声疾呼：“我敢断言，现在如果有哪一　位红学大家，他确实具有很高的鉴赏力和很高的文　字功夫，他对《红楼梦》具备了评批的条件，如果能　由他来评批一部《红楼梦》，那末，这部《红楼梦》肯　定会受到人们的极大欢迎。我也敢断言，现在如果　有哪一位大批评家，能选取近代或当代小说的精品，　加以评点，那末，这部评点新著，也必将会受到读者　的热烈欢迎。”　。。笔者以为，这是冯其庸“重议评点　派”又一个可贵的学术用心。而当王蒙的《（红楼　梦）王蒙评点》出版问世那一刻，冯其庸便兴致勃勃　地撰文《快读（红楼梦）王蒙评》，并给予高度赞赏和　极力推荐：“果如我所言，由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兼　红学家王蒙来完成了这样一件当代红学史上的大　事……以评点派的形式出现的，王蒙是当代第一　人……王蒙对《红楼梦》所作的评语，也可以说随处　散发着理解的智慧和意趣。他对《红楼梦》的理解　是深刻的广博的，他对曹雪芹的屈原式和司马迁式　的胸怀，以及他的忧愁、多感、深沉和生死系之的真　情是有相通之处的。他的评，是一个大才子的评，是　一个大作家的评，是一个有大智慧大文化人的　评。”＿５　他在《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后记”中又　说：“一九八六年八月，我写过一篇长文，题目叫《重　议评点派》。我在文章的末尾，曾提出希望有哪一　位红学家来重新评点《红楼梦》，也希望有人用这种　方法来评点当代的文学作品。此后不久，我就读到　了王蒙同志评批的《红楼梦》，接着又读到了陈美林　同志评批的《儒林外史》，这就是说，评点这种文学　批评的方式，还是有生命力的。”　”冯其庸为什　么如此激赏《（红楼梦）王蒙评点》，这可以从《重议　评点派》一文最后的结语看出其可贵的学术用心：　“应该给评点派红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应该重新　评议评点派的红学，应该让我们的先人们创造的非　常有效的评点派的文学批评方式得到继承和发　扬！”　冯其庸不仅这样倡导，而且也同时实践了自　己的倡导，《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的出版无疑为　《红楼梦》评点又提供了一部可供鉴赏和研究的　范本。　笔者认为：“当代《红楼梦》评点影响最大的当　数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等‘四家评’，‘四家　评’正广为流传，并受到《红楼梦》读者的喜爱。‘四　家评’不仅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途　径，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传统小说评点尤其《红楼梦》　评点理论品格的自我提升，并且有益于当代文艺鉴　赏学的建设。”　鉴于至今为止的评点研究中对当　代《红楼梦》评点作整体观照的成果还没有呈现，笔　者在《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综论之一——以　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为例》一文中便以“四　家评”为例对当代《红楼梦》评点成果作一整体观　照，试图进一步探究当代《红楼梦》评点的基本内　容、特征、价值和影响。众所周知，迄今为止对现代　人的评点成果的批评研究的热情并不高，这基于研　究者的认同度与评价态度，即认同度不高，评价也不　高。冯其庸认为：“评点是传统的文艺批评方式，这　种方式是可取的，行之有效的。有些人评点得不好，　并不是这种方式不好，而是评点的人本身水平的　问题。’’　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出版以后，尽　管也有作者发表“辩难”的文章，譬如王志尧的两篇　“辩难”文章，是对“冯批”呈现的常识性、知识性、思　想性、学术性等方面的失范现象逐条加以匡正。然　而，这并不影响读者品鉴式阅读或研究者从“小说　批评理论价值”和“文艺鉴赏价值”等方面展开评　论。冯其庸在谈及所著《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　时说：“本书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部可读性强的　《红楼梦》读本。本书疏解力求切实有据而又有新　意，评析力求能发作者之隐微，能启读者之赏鉴而得　其精义妙理。”＿６　”可见，冯其庸是很重视评点的“文　艺鉴赏价值”的，这也是现代《红楼梦》评点尤其是　《红楼梦》“四家评”之所以能赢得读者广泛关注的　根本原因所在。尽管冯其庸并未对自己的评点抱有　极高的期许，他说，“《红楼梦》的评批工作，从我起　意和作准备工作算起，已经十七八年了，从我正式开　始评批至今，也已五年有余……我的评批，也只能算　我个人的一点肤浅体悟而已”ｒ６２］２∞　∞　，但可以肯　定地说，《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是冯其庸“心力　结晶”之作当属无疑。笔者认为：“‘心力结晶’一语　可谓是‘评点情结’的具体写照，同时也可看作是　‘四家评’评者的共有特点。‘四家评’通过对《红楼　梦》的评批，试图将评者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红楼　梦》进行心灵的对话与沟通，渴望成为《红楼梦》的　解味者：既能真正地解读《红楼梦》和曹雪芹，又能　由此真正地解读自己和中国社会。然而这项‘心力　结晶’的‘评点工程’之难比登峰还难，正如冯其庸　所表述的那样：‘这个难，就是曹雪芹的思想高度和　文字深度，这个难并不是光靠鼓劲干，靠不怕困难能　够解决的。这个难，须要更高的思想和更高的识力，　更丰富的学识。于此，我自觉深深的不足，也就无怪　我会感到漫漫长途，举步维艰了。’当然，一旦评者　确实具有很高的鉴赏力和很高的文字功夫，便会知　难而上，‘为芹辛苦为芹忙’。在王蒙首战告捷之　后，‘四家评’的蔡义江、周汝昌、冯其庸都在竣工自　己的‘评点工程’之后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关注。”＿６¨　吕启祥认为：冯评本承继了从《脂砚斋重评石　头记》以来的这种传统的形式而又有革新和发展，　在全书之前撰写了一篇三万余字的长序作为导读；　每回之后均有回后批，平均在六七百字，长者达四千　余字，总说本回要点特色，或叙或议或举证，其实相　当于百余篇文章；再加上大量的随文眉批和双行小　字批，可以说从宏观、中观至微观都照顾到了，这样，　既避免了传统评点的零星片断、只重即兴感发的缺　欠，又保留和发扬了它自由度大、包容性强的优长。　总之，一字、一词、一句、一段的点拨提示有赖于评者　文字、文学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等多方面的修　养。从人物塑造到谋篇布局，从遣词造句到写景状　物，都是评点这种体式可以发挥也是极见评点家识　力的地方。试想一部百万字大书从头至尾要费多少　・】３・　神思气力！具有如此文化品位的著作，在当代出版　物中实属难得。冯先生是学问家，他治红学，亦治中　国文学史、文化史、戏曲史、艺术史。以红学论，几十　年来冯先生在家世研究、版本研究、思想研究等方面　都不断有专著问世，还主编过多种红楼梦的校本、辞　典等，这些成果或日其中的精华都荟萃浓缩在这个　重校评批本之中。冯先生有《石头记脂本研究》等　版本方面的著作，选择庚辰本为底本，以甲戌、己卯、　列藏等为主要校本是他的一贯主张，此次仍本此旨　而重新校阅一遍，其于程本的长短优劣自不必一一　列出，而某些关键处则仍在评批中加以说明，相信对　读者是很有助益的。　这里需要谈及的是，“四家　评”中尤以冯其庸、周汝昌、蔡义江对版本选择最为　考究，他们同时引入脂评、看重脂评价值，因为这涉　及对曹雪芹《红楼梦》本旨的认知，以及对后四十回　的评价问题。王蒙则例外，这表明王蒙接受一百二　十回本是一个完整的本子的观点，他自己就曾在　《红楼启示录》一书的“话说《红楼梦》后四十回”中　对“续书说”提出过怀疑。可以肯定地说，冯其庸、　周汝昌、蔡义江的这种《红楼梦》评批做法从学术方　面而言是更加审慎的，这不仅有益于提高《红楼梦》　评点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误导读者所引起的消极　影响也是一种正面的引导。　冯其庸认为：“无论从思想和艺术来说，作者都　是超前的。他所创造的典型，远在世界现实主义文　学典型之前列，更早于马克思、恩格斯典型论整整一　个世纪。所以，说作者是一个时代的超前者并不是　虚夸，而是历史事实。”　儿冯其庸认为不仅《红楼　梦》作者曹雪芹的“思想超前”，而且“艺术超前”，如　此说来，《红楼梦》的经典地位便是由这两个“超前”　共同成就的。那么，如何理解《红楼梦》的“艺术超　前”呢？譬如“冯批”第十九回宝玉剥栗子与袭人对　话一节认为：“此批合前批，实为中国最早之典型　论，亦世界最早之典型论，盖脂砚、畸笏、雪芹之时　代，早于马克思、恩格斯一个世纪，吾人能不珍视之　乎？”ｌ６　ｌ２　针对《红楼梦》人物的各具个性和个性　成长、发展问题，即所谓“渐大渐生心”的问题，“冯　批”认为：“实是文艺理论的重要问题。处在十八世　纪前期的《红楼梦》，即能鲜明地提出人物的个性化　和个性的成长发展变化，实在是一种先进深刻的见　解。”＿６　ｊ３”冯其庸的“艺术超前”说基本上指两个方　面：一则人物塑造的典型论超前，二则现实主义创作　风格超前。无论在中国小说创作史上，还是在世界　文学史上都是“超前”的。这一“超前说”不过是《红　楼梦》艺术论的一家之言，尽管评者可以从《红楼　梦》之前《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经典　．１　４．　小说“古已有之”的事实立论，以为无论人物塑造　（譬如“传神写照”）或笔法运用（譬如“春秋笔法”）　早在明清小说创作实践中就有体现，经由评点家金　圣叹们的梳理阐扬，其广泛影响自不待言。这样说　来，曹雪芹《红楼梦》艺术“超前说”似不比“集成发　展说”更切实。但也不能无视“超前”的学术用心和　合理性。当然，若仅仅从《红楼梦》笔法论方面看，　“古已有之”的“集成发展说”则更加切实合理。冯　其庸在其《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中对《红楼梦》　笔法的评点也是很用心的，譬如他在评点过程中能　从《红楼梦》中的特笔、侧笔、变幻之笔、讽世之笔、　虚写、实写、闲散之笔、生花之笔等多样之笔法中深　悟作者之命意，把这些特殊笔法当作“解味”《红楼　梦》之通衢大道。并非仅仅流连忘返于各种精妙笔　法之赏析，而是将笔法之艺术分析与社会批判结合，　以见其文学批评之用心。譬如对“‘护官符”的“小　中见大”的评论：“‘护官符’，写透官场，写透世情，　雪芹秉正义之笔，写官场种种黑暗，令人触目惊心，　读史家之正史，能有此追魂摄魄之笔否？康乾盛世，　其高官都有贪黩劣迹，如康熙朝之徐乾学、高士奇、　李光地、王鸿绪等，皆为贪官，乾隆宰相和坤，更是大　贪污犯，雪芹写此一桩小官司，亦即小中见　大。”　由笔法而世情，由艺术分析而至社会政　治批判，此为“冯批”笔法论之一大特点。再譬如谈　及李纨的形象时说：“雪芹于书中写以守寡之李纨，　且写明其幼时所受教育，皆封建礼法正统教育，则其　安能不心如死灰乎？此戴震所言‘义理杀人’之又　一形态也。雪芹虽以平淡叙事之笔写之，而其无情　揭露之意已不言而喻矣！”　由笔法而与《红楼　梦》作者思想联系评点，思想论与笔法论结合是“冯　批”笔法论又一特点。当然，“冯批”笔法论还有其　他特点，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列举。总之，这些笔法　论的不同特点均体现着冯其庸自己对《红楼梦》的　解悟，其目的只有一个，即读懂《红楼梦》、彻解《红　楼梦》的“其中味”。冯其庸曾在《红楼梦大辞典》　（增订本）“序”中感慨：“窃以为《红楼梦》乃天地间　至大至深之文，‘红学’实亦‘宏学’——天地间至大　至深之学也。其间有可以诠而释之者，亦有无可以　诠而释之者。其可以诠而释之者，皆梦中之实也；其　不可以诠而释之而为之辞典者，乃梦中之虚者也。　夫雪芹要妙之旨，微茫之言，其何以诠释哉！故雪芹　有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　解其中味’也！”　而当他评批完这部书以后，依然　感慨道：“我现在才认识到要解悟《红楼梦》实在不　易，我直到评批完这部书，对《红楼梦》有了更进一　步的理解。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　书，对康、雍、乾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作　者都有极为尖锐的抨击。但《红楼梦》又不是一部　范围，但仍然感到它是发掘不完的，我们不能不对它　表示惊叹。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说：‘大哉《红楼梦》，　再评一千年。’我还要说，曹雪芹和《红楼梦》永远与　我们同在。”’。　刘梦溪谈及“红学前景的展望”说：我的大体看　政治书，而是文学，是一部文学性、艺术性极高极强　的长篇小说，其成就之高，可列入世界文学　之冠。’’　四　法是，红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真正的高峰期已经过　去。考证派由于材料不足，再想有新的前进是很难　“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这是冯其庸在　１９８６年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的倡导。新　时期以来，尤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红学内外弥漫　着“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困惑与疑虑。如果把冯　的。而索隐派呢，真实的证据也不容易发现，有些停　滞了。而且，现在的人来研究《红楼梦》，考证也好，　索隐也好，你也没有以前那些大家的学问。但在红　其庸“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的倡言置放于这　样的社会和学术大背景下观照，可以认为，若非“我　见其大”的学术信念的召唤，何来如此勇气和魄力　哉！“大哉《红楼梦》”，是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　思想内涵和艺术内涵的高度肯定；“再论一千年”，　则是对于红学“继往”以后而“开来”的期望与信念。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今日之红学能以二百年红学史　尤其新红学以来的学术史的“继往”为驱动，２１世纪　的红学一定可以开出学术的新天地，进入学术的新　时代。这一对于红学发展前景的认识共识正日趋一　致，只要《红楼梦》还在，红学一定还在！　红学的未来又将如何？敢问路在何方？面对这　样的疑虑，陈维昭说：一直以来，人们往往为红学的　前途而感到担忧，又往往喜欢为未来的红学指明方　向，但是，这其实是杞人忧天。关于《红楼梦》的事　实还原（实证）领域的研究，是一种常规性的研究，　如果有新的材料出现，这一类研究将会有明显的进　展。至于意义阐释领域，其研究方向将是如何，这却　不是《红楼梦》本身所能决定的。但我们可以预料　的则是，《红楼梦》的意义阐释所等待的将是未来时　代的主潮。时代主潮永远引导着《红楼梦》意义阐　释的方向。　这是一种严肃而认真的基于学术立　场的回答，陈维昭坚信：《红楼梦》的实证研究不会　做不下去，《红楼梦》的意义阐释就更是大有可为。　笔者以为，《红楼梦》的实证研究的方向将会由“开　拓”式研究日趋转人“复垦”式研究；而《红楼梦》的　意义阐释方式也将百家争鸣，或“引入理论的阐　释”，或“合成理论的阐释”，或钱钟书式“操觚自运　理论的阐释”。总之，只要方法与理论还在，红学就　一定还在。正如王蒙所说：“对《红楼梦》的解读和　议论，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红楼梦》的范围，议论　《红楼梦》就是在议论社会、人生、哲学、科学、各种　各样的理念、宗教，甚至就是在议论政治。这种现象　使你感到《红楼梦》比各式各样的学说更优越，它有　一种耐评性，有一种可误读性，当然也是可解读性。　尽管我们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红楼梦》文本的　学的三派中，小说批评派可以不完全受材料的限制。　只要《红楼梦》的书在这里，小说批评就可以做“饭”　了。如果文本里有“谜”的话，也够这些聪明人猜上　几个世纪了。对《红楼梦》这样一部文化经典的解　读是不可穷尽的。可以这么说，每个时代每个人都　可以对《红楼梦》作出自己的解释。　弘“”刘梦溪　的观点表明：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索隐的生命力　缺乏信心，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的生命力很有信　心。在他看来，现在的红学不再有高潮，因为，“大　家的学问”式微了，至于将来中国是否还可造就出　这样的“学问之大家”，刘梦溪没有给出答案。而周　思源则不这样看红学发展的前景，他充满信心地说：　“近十年来，有人已经多次宣称红学自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期以来没有进展，甚至说红学气数已尽，理由是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中期研究红学的一些　人已经去干别的了。我不认为有些‘大师’不干了，　红学就完了，或者快完了。我倒是相信冯其庸先生　的话：‘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　当然，刘梦溪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告诉了读者这　样一个道理：研红解红的一大特色，在一个“痴”字，　不痴不呆，不足以言红。“痴人说梦”这个成语，本　来寓负面含义，但如果以之概括历来红学研究者的　痴情状态，反而有若合符契之感。你看周汝昌和冯　其庸两位先生，研红已经到了出神人化的地步。冯　其庸先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卷首题诗第一　首起句：“老去批红只是痴。”第二首结句：“老去方　知梦阮颠。”扉页图章，赫然四个篆书大字，正是“痴　人说梦”。研红研到以“痴”对“颠”，晚生后学就不　易望其项背了。但研红也让他们变得更年轻了。加　之另一位痴心研红出身名门的佳公子、胡耀邦的哲　嗣胡德平，因为有了周、冯、胡三人的推动和带引，当　下的红学由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虽然不一定恢复　往日的繁华，２０世纪初由王（国维）、蔡（元培）、胡　（适之）三大师儒建立的现代红学，庶几后继有人　了。我个人颇敬佩周汝昌、冯其庸两位先生孜孜不　倦的学问精神，他们称得上红学的殉道者。孔子说：　・１　５・　“人能弘道。”其实，道亦弘人。Ｅ２１］４４８　。　吕启祥如是说：冯其庸“他曾夜宿阿勒泰边防　连，吟出了这样的诗句：‘窗外繁星疑入户，枕边归　梦绕红楼。’足见西行不忘《红楼》。有人问，这两者　有何联系？回答是，用玄奘万难不辞求取真经的精　神来从事学术研究包括红学研究。冯先生数十年孜　孜不倦对着《红楼梦》的各种本子，读了又读，批了　再批，为一字之义寻根究底，无不贯穿着这种坚韧执　着、追求真知的精神”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　悠”，这是冯其庸所执著的信念。这一信念当然也　足可为后来者取法：红学发展之道路漫长，取经惟　诚，人能弘道。　参考文献：　［１］　冯其庸．论红楼梦思想［Ｍ］．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２．　［２］　吕启祥．红楼梦开卷录［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Ｍ］．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　吴盂复．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刊［Ｍ］．合肥：黄山书　箜．　社，２００６．　墨Ｊ　［５］宋淇．《红楼梦》识要［Ｍ］．北京：中国书店，２０００．　［６］　杜志军．新时期红学三十年：１９７８－－２００８［Ｊ］．红楼梦学刊，　２００９（２）．　［７］刘清桂．无锡国专编年事辑［Ｍ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２０１１．　［８］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　［９］转引自阂虹．百年红学［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０］刘梦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　谈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１１］曹守亮．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理论基础辨析［Ｊ］．学习与探　索，２０１０（３）．　［１２］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　市的比较研究［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５（１）．　［１３］杨师群．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答曹守亮先生　［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４）．　［１４］周广庆．从社会基本结构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伪命　题——与杨师群、曹守亮二先生共同探讨［Ｊ］．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１０（１０）．　［１５］方行．不要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Ｊ］．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８　（４）．　【ｌ６］张锦池．红楼梦考论［Ｍ］．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７］董志新．何其芳论红楼梦［Ｍ］．沈阳：白山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８］周中明．红楼梦的艺术创新［Ｍ］．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２．　ｃｌ９］杜景华．红学风雨［Ｍ］．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０］丁维忠．也谈明清进步思潮与《红楼梦》的“诠解”——驳杜景　华《晚明文学思潮与＜红楼梦＞》［Ｊ］．红楼梦学刊，２００４（２）．　［２１］刘梦溪．《牡丹亭》与《红楼梦》［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　社，２０１０．　［２２］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１６・　［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４）．　杜景华．八十年代红学研究述略［Ｊ］．学术交流，１９９４（６）．　华德柱．孤独的先行者——王国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略　［Ｊ］．湖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１，（５）．　蔡义江．蔡义江新评红楼梦［Ｍ］．北京：龙门书局，２０１０．　高淮生．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　一［Ｊ］．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６）．　周汝昌．红楼夺目红［Ｍ］．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３．　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Ｍ］．北京：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　冯其庸．解梦集ｃ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７．　童庆炳．文学审美论的自觉——文学特征问题新探索［Ｍ］．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Ｍ］．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　冯其庸．红楼论要——解读《红楼梦》的几个问题［Ｊ］．红楼梦　学刊，２００８（５）．　［３４］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Ｍ］．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３．　［３５］周汝昌．周汝昌校点评批本石头记［Ｍ］．桂林：漓江出版　社，２０１０．　［３６］吴组缃．中国小说研究论集［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　［３７］王蒙．王蒙的红楼梦・红楼梦二十七讲［Ｍ］．长沙：湖南文艺　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８］李锦全．李贽思想非“离经叛道”说［Ｊ］．河北学刊，１９９５（２）．　［３９］黄勇军．中国传统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李贽与黄宗羲伦　理思想比较研究［Ｊ］．伦理学研究，２０１１（４）．　［４０］冯其庸．重议评点派——《八家评批红楼梦》序［Ｊ］．红楼梦学　刊，１９８７（１）．　［４１］张庆善．一位鲜为人知的《红楼梦》评点家——黄小田《新增批　评绣像红楼梦》评点初探［Ｊ］．红楼梦学刊，１９９０（４）．　［４２］张庆善．蒙古族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哈斯宝［Ｊ］．社会科学辑刊，　１９９１（４）．　［４３］张庆善．桐花风阁主人陈其泰《红楼梦》评点浅谈［Ｊ］．红楼梦　学刊，１９９１（３）．　［４４］张庆善．王希廉《红楼梦》评点耨议［Ｊ］．红楼梦学刊，１９９４　（１）．　［４５］张庆善．张新之《红楼梦》评点得失浅析［Ｊ］．红楼梦学刊，　１９９７（增刊）．　［４６］曹立波．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２００４．　［４７］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研究［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２００７．　［４８］胡晴．红楼梦评点中的人物批评［Ｍ］．北京：华艺出版　社。２０１０．　［４９］梁归智．红楼梦的“原生态”读本——评《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　头记》［Ｎ］．光明Ｅｌ报，２０１０—１Ｏ一０６（６）．　［５Ｏ］吕启祥，积学集成大家风范——初读冯其庸《瓜饭楼重校　评批红楼梦》［Ｊ］．博览群书，２００５’（２）．　［５１］李广柏．千研百考精纯善美——《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　读后感［Ｊ］．红楼梦学刊，２００５（３）．　［５２］王志尧．冯批失范疑窦频——冯其庸先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　楼梦》谬误辩难［Ｊ］．铜仁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３）．　［５３］王志尧．冯批失范疑窦频——冯其庸先生《瓜饭楼重校评批　（３）．　红楼梦》谬误辩难续篇［Ｊ］．铜仁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４）．　［６２］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　［５４］冯其庸．快读《红楼梦》王蒙评［Ｊ］．红楼梦学刊，１９９５（４）．　社，２００５．　［５５］何西来．他在鉴赏中的自我展开——评王蒙的《红楼梦》评点　［６３］冯其庸．红楼梦大辞典［Ｍ］．增订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　［Ｊ］．文学遗产，１９９６（１）．　社，２０１０．　［５６］高淮生．《红楼梦》王蒙评与清代八家评之比较研究［Ｊ］．红楼　［６４］冯其庸．我对《红楼梦》的解悟——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　梦学刊，２００８（２）．　梦）》后序［Ｊ］．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５７］唐振家．《红楼梦》就是小说的深刻蕴含——读王蒙评《红楼　（６）．　梦》［Ｊ］．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１９９９（１）．　［６５］陈维昭．红学通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８］温奉桥，李萌羽．王蒙与《红楼梦》研究［Ｊ］．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６６］王蒙．王蒙活说红楼梦［Ｍ］．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　学报，２００６（２）．　［６７］周思源．探秘集——周思源论红楼梦［Ｍ］．北京：文化艺术出　［５９］吕启祥．宏观微观齐来笔底　鉴赏考据相得益彰——初读《蔡　版社，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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