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振忠 吴自英 廖雨婷 来源:《地理教育》2021年第11期
摘 要:本文以“研学旅行”“地理研学”“Study Tours”“Outdoor Education”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利用CiteSpace对获得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分析。通过发文数量、关键词频、研究机构等对国内外研学旅行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基于目前研学旅行现状,对研学旅行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地理研学旅行的研究应四大素养并举;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進一步推进和研学旅行的进一步深化,研学旅行与五育一体的研究可能成为今后研究的热点,因此高校与中小学、校地之间的合作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研学旅行;地理研学;CiteSpace;文献综述
研学旅行指学生集体参加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校外参观体验活动,是学生在集体旅行过程中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教育教学活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结合目前教育现实需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研学旅行相关政策文件推动其发展: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中提出“鼓励学校组织学生进行寓教于游的课外实践活动,健全学校旅游责任保险制度”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文件指出研学旅行具有“推动基础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伴随研学旅行政策推进落实,研学旅行发展迅速,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 一、研究方法
随着《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研学旅行及其研究的热度逐渐增加。为深入探讨研学旅行研究的发展演变,本文采用CiteSpace 软件进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CiteSpace由美籍华裔学者陈超美博士开发,能够通过分析论文的关键词共现显示一个学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轨迹与未来动向。国内旅行研究进展分析采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以“研学旅行”“地理研学”作为主题进行检索,数据起始2013年,截止2021年3月,共获取文献3 776篇,以这一数据进行分析。国外文献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的核心合集(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设置检索条件为标题“Study
Tours”“Outdoor Education”“Educational Tourism”“Field Trip”与“Study Tourism”。时间跨度为1900年至2021年,检索时间为2021年3月8日,共检索出510篇文献。 二、国内研究进展
1.发文趋势
国内对研学旅行的研究始于2013年,按照发文数量的变化(图1)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2013—2016年为研学旅行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少,年发表量不超过30篇,且增长较为缓慢;文章多见于报纸,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文章内容大多为探究研学旅行是什么、研学旅行的意义、研学旅行试点设计等,完备的研究体系尚未构建,研究成果较少,影响力也较小。
2017—2020年为研学旅行研究的爆发增长阶段。该阶段发文数量较前一时期大幅增加,且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对研学旅行关注度的升温,一方面得益于研学旅行与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等结合的意义日渐凸显,引起学科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始肇于2016年11月30日,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了中小学研学旅行的重要性,将研学旅行纳入了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为研学旅行提供了较为全面、科学的指导。 2.关键词词频
关键词词频代表着目前研究范围内的研究热点,通过CiteSpace对研学旅行进行关键词分析,导出关键词频率表格(表1)。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1 研学旅行 1 267 0.41 2 地理实践力 84 0.22 3 中小学 78 0.30 4 核心素养 59 0.24 5 地理核心素养 46 0.07 6 课程开发 36 0.09 7 高中地理 33 0.03 8 地理教学 31 0.11 9 素质教育 26 0.08 10 综合实践活动 22 0.02 ][表1 关键词词频统计表]
地理实践力、核心素养和地理核心素养分别位于二、四、五位,反映出研学旅行已成为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过程的重要一环。但同时对于研学旅行与核心素养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地理实践力上,对区域认知、综合思维、人地协调等视角下的研学旅行研究相对较为匮乏。 研学旅行的课程开发在国内存在一定热度,说明现阶段我国对研学旅行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随着研学旅行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相关政策的落实与保障,对研学旅行的研究重点可能会转向研学旅行的思考与反思上。
在研学旅行研究学段与学情上,排在第七、八位的高中地理和地理教学反映出目前对研学旅行的研究多集中在高中学段、且目的多为服务于地理教学。受学科设置、学段特点等影响,对初中和小学阶段地理研学旅行的关注还不够充分。 3.作者聚类
运行CiteSpace,导入知网下载数据,选择“作者”(author),运行数据,选择可视化数据,得到作者聚类分析图(图2)。
目前,我国对研学旅行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图2),显示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有60人,其中发文数量较多的学者有高峡、袁书琪、殷世东、左晓凯、段玉山、马希良、曲小毅、丁运超等,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研学旅行理论探究与实践途径。其中以段玉山、郭锋涛、周维国、袁书琪[1]等人发表在《地理教学》上的《研学旅行课程标准》被引频次最高,该文系统地探讨了研学旅行的性质与定位等内容,成为研学旅行的指导性规范。殷世东主要研究了研学旅行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左晓凯[2]对研学旅行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纪实的研学旅行案例探究,来思考研学旅行的策划、组织、认知体验、意义价值等方面的问题。丁运超[3]主要探究了研学旅行与新课程改革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地理研学旅行不仅契合新课程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有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 4.机构
运行CiteSpace,导入知网下载数据,选择“机构”(institution),运行数据,选择可视化数据,得到机构聚类分析图(图3)。
研学旅行的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中小学机构为辅。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发文18篇,主要研究方向为研学旅行对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改变。福建师范大学发文数量为13篇,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开展研学旅行。中小学中以北京实验学校和成都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两所中学发文数量最多。其中北京实验学校主要研究研学旅行的课程设计,成都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研究涉及的范围较广,涉及研学旅行在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教师在研学中的指导策略等。 5.研学旅行研究主要内容
现阶段,我国学者对研学旅行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涉及领域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学旅行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地理核心素养、综合实践课程之间关联的研究;二是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与建设研究;三是对研学旅行中出现问题的思考与反思;四是对研学旅行支持系统的研究。
(1)研学旅行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综合实践课程、地理核心素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学旅行的兴起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的一致,同时也是新课标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进一步推动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同时研学旅行也是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研究了研学旅行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地理核心素养、综合实践活动的关系。王晓燕[4]认为研学旅行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创新,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相互衔接、综合实践育人的新途径,对于推动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丁运超[5]就综合实践活动的自主性、开放性、探究性和实践性特征进行了探究,同时论述了研学旅行与综合实践活动不谋而合的关系。徐海龙[6]研究
了如何帮助学生从乡土乡情、县情市情、省情国情三个层面建立区域认知能力。王利荣则对如何培养学生综合思维这一过程进行了探究。朱爱华等[7]通过行前研学指导手册的编制和行走地理过程让学生切实感受到了云南之美;于洁[8]指导学生通过摄影、访谈等方式感受青果巷建筑与环境的变迁,体味其间的人文与自然之美。
(2)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与建设。研学旅行课程设计建设是研学旅行开展的主要依托,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教、学生学的问题,同时不同地域间的课程设计与建设也极大地丰富了研学旅行的课程资源。邱涛[9]探究了地理研学学案的设计策略;谢凯[10]等探究了如何将手机App应用于地理研学实践活动,丰富地理研学实践课程;李九彬[11]等以马鞍溪河流水生态环境研学活动为依托,全景再现了研学课程的设计过程。
(3)对研学旅行的思考与反思。自研学旅行提出伊始,对研学旅行中出现问题的思考与反思便从未停止过。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与反思。一是对研学旅行责任主体“缺位”的思考与反思:相应的责任主体应该在研学旅行过程中承担的相应责任,而实际推行中尚没有充分体现。瞿玉杰提出了政府应当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推行具有强制色彩的学校责任保险、建立多级别的研学旅行协调机构等;章全武[12]研究了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学的两难困境及纾解措施。二是对研学旅行课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思考与反思,主要包括“缺乏问题意识”“重游轻学”“教育功能不凸显”等,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4)研学旅行支持系统。研学旅行需要多部门、多组织间的协调联动。根据研学旅行实施过程,可将支持系统分为正式支持系统、非正式支持系统以及辅助系统。正式系统既作为研学旅行的指导,也作为研学旅行的具体实施者;非正式系统则为正式系统服务,保障研学旅行的实施;与此同时,辅助系统也能为研学旅行提供相应的支持,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研学旅行的顺利开展。 三、国外研究进展 1.发文趋势
图4为国外关于研学旅行的相关文献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发文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图。研究发现,国外对研学旅行的研究早于国内,最早出现在1950年前后。且在2005年后研究较多,对2005年至2020年研学旅行研究的发文数量进行分析后发现,近十五年发文数量与国内相比明显较少,但总体呈增长趋势,且在2015年后发文数量增长较快,受到国外研究者们的关注。 2.关键词聚类
基于对关键词的共引分析(图5)可见,国外研学旅行研究集中于实地野外考察与户外教学,以教育学方向为主,地理化学、地质学、环境教育等为主要主题。排名第一的为户外教育
(outdoor education),其代表文献是Peacock Jessica等人的《利用户外教育增加城市学校低收入儿童的体育活动和科学学习》,研究者为调查城市低收入学区的儿童户外与室内教育环境中的体育活动水平以及期间的科学学习收获,从参加户外教育的571名四年级学生中随机抽取69人进行问卷评估,发现参与户外教育后,学生的科学知识水平显著提高,学习兴趣增加,有更好的科学学习参与度[13]。排名第二的为野外考察(field trip),其代表文献是Orion N和Hofstein A的《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科学实地考察时影响学习的因素》,研究者为了解影响学生野外科学实地考察能力的因素,带领296名学生参加了为期1天的地质实地考察,通过一系列定性和定量研究,发现学生参加考察后成就水平和态度显著高于考察前,并基于此提出在课程实施中尽早进行实地考察的建议[14]。排名第三的为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其代表文献是Franz.X.Bogner的《户外教育经历是否有助于情感领域的积极发展》,作者通过户外教学对学生环境感知的影响方面的调查研究发现:参与户外教学计划能够提高学生对环境的感知,增加对环境的敏感性[15]。 3.作者聚类
基于国外作者聚类文献分析(图6)可见,发文较多的学者有Pandeli E、Seaman J、[Anonymous]、Asfeldt M、Bolling M、Atencio M、Tan YSM、Bentsen P等人。其中Seaman J在《歷史视野下的户外教育》中基于“跨文化性”“空间和位置”“宗教和灵性”“性格和个性”四个主题,从不同维度阐述了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户外教育发展历史[16]。Atencio M和Tan YSM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加坡户外教育发展实践上,如《从教师对户外教育的看法中分析地方基础教学法——“超出了什么”》,基于84名在职教师的问卷调查和14次深度访谈,构建了3个分析类别,捕捉教师对新引入的“地方基础教学法”的理解,得出教师认为户外空间应该远离偏远的地方、更接近当地的学校的结论,他们认识到自己缺乏充分参与学习过程的理解[17];《草莓一代...他们太娇惯了:新加坡职前体育教师对户外教育的看法》为了解新加坡职前体育教师对户外教育的看法,对120名职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对14名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跟踪访谈,研究结果表明,户外教学主要发生在户外露营环境中,但户外教育与当地学校环境的脱节,以及户外教育的工具性本质,与培养学生生活技能和性格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18];《整体课程议程中的户外学习地点和方法:新加坡户外教育实践的发展》基于新加坡为培养国人素质和增加探索性学习机会,对教育课程进行大量改革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分析,认为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对户外教育的讨论正在增加,这一领域的学科正蓬勃发展[19]。 4.机构
运行CiteSpace,导入知网下载数据,选择“机构”(institution),运行数据,选择可视化数据,得到机构聚类分析图(图3)。
研学旅行的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中小学机构为辅。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发文18篇,主要研究方向为研学旅行对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改变。福建师范大学发文数量为13篇,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开展研学旅行。中小学中以北京实验学校和成都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两所中学发文数量
最多。其中北京实验学校主要研究研学旅行的课程设计,成都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研究涉及的范围较广,涉及研学旅行在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教师在研学中的指导策略等。 5.研学旅行研究主要内容
现阶段,我国学者对研学旅行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涉及领域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学旅行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地理核心素养、综合实践课程之间关联的研究;二是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与建设研究;三是对研学旅行中出现问题的思考与反思;四是对研学旅行支持系统的研究。
(1)研学旅行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综合实践课程、地理核心素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学旅行的兴起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的一致,同时也是新课标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进一步推动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同时研学旅行也是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研究了研学旅行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地理核心素养、综合实践活动的关系。王晓燕[4]认为研学旅行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创新,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相互衔接、综合实践育人的新途径,对于推动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丁运超[5]就综合实践活动的自主性、开放性、探究性和实践性特征进行了探究,同时论述了研学旅行与综合实践活动不谋而合的关系。徐海龙[6]研究了如何帮助学生从乡土乡情、县情市情、省情国情三个层面建立区域认知能力。王利荣则对如何培养学生综合思维这一过程进行了探究。朱爱华等[7]通过行前研学指导手册的编制和行走地理过程让学生切实感受到了云南之美;于洁[8]指导学生通过摄影、访谈等方式感受青果巷建筑与环境的变迁,体味其间的人文与自然之美。
(2)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与建设。研学旅行课程设计建设是研学旅行开展的主要依托,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教、学生学的问题,同时不同地域间的课程设计与建设也极大地丰富了研学旅行的课程资源。邱涛[9]探究了地理研学学案的设计策略;谢凯[10]等探究了如何将手机App应用于地理研学实践活动,丰富地理研学实践课程;李九彬[11]等以马鞍溪河流水生态环境研学活动为依托,全景再现了研学课程的设计过程。
(3)对研学旅行的思考与反思。自研学旅行提出伊始,对研学旅行中出现问题的思考与反思便从未停止过。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与反思。一是对研学旅行责任主体“缺位”的思考与反思:相应的责任主体应该在研学旅行过程中承担的相应责任,而实际推行中尚没有充分体现。瞿玉杰提出了政府应当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推行具有强制色彩的学校责任保险、建立多级别的研学旅行协调机构等;章全武[12]研究了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学的两难困境及纾解措施。二是对研学旅行课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思考与反思,主要包括“缺乏问题意识”“重游轻学”“教育功能不凸显”等,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4)研学旅行支持系统。研学旅行需要多部门、多组织间的协调联动。根据研学旅行实施过程,可将支持系统分为正式支持系统、非正式支持系统以及辅助系统。正式系统既作为研
学旅行的指导,也作为研学旅行的具体实施者;非正式系统则为正式系统服务,保障研学旅行的实施;与此同时,辅助系统也能为研学旅行提供相应的支持,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研学旅行的顺利开展。 三、国外研究进展 1.发文趋势
图4为国外关于研学旅行的相关文献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发文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图。研究发现,国外对研学旅行的研究早于国内,最早出现在1950年前后。且在2005年后研究较多,对2005年至2020年研学旅行研究的发文数量进行分析后发现,近十五年发文数量与国内相比明显较少,但总体呈增长趋势,且在2015年后发文数量增长较快,受到国外研究者们的关注。 2.关键词聚类
基于对关键词的共引分析(图5)可见,国外研学旅行研究集中于实地野外考察与户外教学,以教育学方向为主,地理化学、地质学、环境教育等为主要主题。排名第一的为户外教育(outdoor education),其代表文献是Peacock Jessica等人的《利用户外教育增加城市学校低收入儿童的体育活动和科学学习》,研究者为调查城市低收入学区的儿童户外与室内教育环境中的体育活动水平以及期间的科学学习收获,从参加户外教育的571名四年级学生中随机抽取69人进行问卷评估,发现参与户外教育后,学生的科学知识水平显著提高,学习兴趣增加,有更好的科学学习参与度[13]。排名第二的為野外考察(field trip),其代表文献是Orion N和Hofstein A的《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科学实地考察时影响学习的因素》,研究者为了解影响学生野外科学实地考察能力的因素,带领296名学生参加了为期1天的地质实地考察,通过一系列定性和定量研究,发现学生参加考察后成就水平和态度显著高于考察前,并基于此提出在课程实施中尽早进行实地考察的建议[14]。排名第三的为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其代表文献是Franz.X.Bogner的《户外教育经历是否有助于情感领域的积极发展》,作者通过户外教学对学生环境感知的影响方面的调查研究发现:参与户外教学计划能够提高学生对环境的感知,增加对环境的敏感性[15]。 3.作者聚类
基于国外作者聚类文献分析(图6)可见,发文较多的学者有Pandeli E、Seaman J、[Anonymous]、Asfeldt M、Bolling M、Atencio M、Tan YSM、Bentsen P等人。其中Seaman J在《历史视野下的户外教育》中基于“跨文化性”“空间和位置”“宗教和灵性”“性格和个性”四个主题,从不同维度阐述了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户外教育发展历史[16]。Atencio M和Tan YSM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加坡户外教育发展实践上,如《从教师对户外教育的看法中分析地方基础教学法——“超出了什么”》,基于84名在职教师的问卷调查和14次深度访谈,构
建了3个分析类别,捕捉教师对新引入的“地方基础教学法”的理解,得出教师认为户外空间应该远离偏远的地方、更接近当地的学校的结论,他们认识到自己缺乏充分参与学习过程的理解[17];《草莓一代...他们太娇惯了:新加坡职前体育教师对户外教育的看法》为了解新加坡职前体育教师对户外教育的看法,对120名职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对14名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跟踪访谈,研究结果表明,户外教学主要发生在户外露营环境中,但户外教育与当地学校环境的脱节,以及户外教育的工具性本质,与培养学生生活技能和性格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18];《整体课程议程中的户外学习地点和方法:新加坡户外教育实践的发展》基于新加坡为培养国人素质和增加探索性学习机会,对教育课程进行大量改革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分析,认为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对户外教育的讨论正在增加,这一领域的学科正蓬勃发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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