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王作《周易》的历史背景

《周易》是文王在总结商周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把历史事件、历史故事、人物等，以象立意，用符号和文字隐喻周人的政治纲领，寄托他的政治主张。同时透过自然和社会生活现象，揭示了社会人生的丰富哲理。所以，欲读懂《周易》，先要了解文王作《易》的初衷和时代背景。

周文王姬姓，名昌。古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商纣时为西伯，亦称西伯昌。在位五十年，死后周人谥西伯为文王。

周族九世至太王古公亶父时期，由于受外族部落侵扰，被迫迁徙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扶风县）。周族至晚在武丁时期已经接受过商王朝授予的官爵。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令周侯”（《甲》436）的记载。

文王的父亲季历继位后，秉承古公遗道，发展农业，推行仁义，“诸侯皆向之”。在加强与商的政治联系的同时，利用侵伐，扩张实力，使周族成为商朝后期的一个强大部族。商王文丁（太丁）忧患不断强大的周族威胁，伺机杀死了季历。《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十一年（公元前1114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杀季历。”

《史记·周本纪》载:“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文王继位后，周族在治国兴邦的国策中，又多了一项重要使命——戡商复仇。他在位50年，（约前1105年—约前1056年在位）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文王为西伯而有圣德，天下归周者三分有二。”但文王认为灭商时机尚未成熟，需等待时机。这一战略思维在《周易》中用《需》卦来阐述，卦象为上坎下乾（水天需），意为水在天上，方云而未雨。“需，待也；待，时也”。南宋著名理学大家吕祖谦解释为“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款曲停待，终是少错。故容忍守静，敬慎待时，处需之道也”。然而，孔子未能悟透文王心机，认为周文王得了天下三分之二，仍然事奉殷商，周朝的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论语·泰伯》记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孔子把文王韬光养晦，待机而动的灭商战略行为理解为“至德”，正是思想教育家和政治家的区别，这点也说明孔子的《易传》并非完全符合《周易》本义。

西周国力逐渐增强壮大，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文王因崇侯虎向商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7年，后得释归。《史记·周本纪》：崇侯虎谮西伯于殷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竹书纪年》记载，“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省汤阴县城北的羑里城）。

苏辙《古史》曰：“文王方幽囚忧患，乃因古八卦为六十四，为之卦辞、爻辞，谓之《周易》。”文王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肩负着兴周灭商的重要使命，被囚时已经70多岁高

龄，随时还有被虐杀可能，他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写好遗书——兴周戡商大计，还要保证这一战略计划不被商纣截取，能够顺利以遗书的形式交给周族。孔子在读完《周易》后，非常推崇，说了句“不占而以矣”，后世的荀子也说“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卜”。至今没有发现文王用六十四卦预测的史料记载，可以确切的说文王不会算卦，《周易》也不是用来算卦的。

在《日者列传》中进一步阐明：“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治天下”。从考占发现看至少在商代晚期，数字卦就已经流行，而且一直影响到西周春秋战国以后。殷墟甲骨、磨石上的数字卦和西周金文、陶器以及战国楚简上的数字卦，是一脉相承的。

至此看出，文王是以六十四卦为载体，托附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方略之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