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鱼”意象的庄学意蕴

白居易诗歌“鱼”意象的庄学意蕴

白居易是一位自觉以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想对自己的生命和生存状态进行定位的诗人和政治家。他一生以庄子笔下“知乐”的濠上之“鱼”自比，其诗中常写到“鱼乐”，尤其晚年诗作中更多有写“鱼乐”处。他后半生着意于鱼的乐得其所，无所牵累，认为鱼懂得游于深渊，远离祸患。他以逍遥适性的“鱼乐”作为生命体验的理想追求;在白诗中，“鱼”可以说是白居易的自我形象写照。透过白居易诗歌中的“鱼”意象，可以见出他思想深处的庄学渊源，由此也可窥见中晚唐诗人兼政治家群体精神世界、心灵空间的变化轨迹。“鱼乐”无疑是一种心性自由的象征，成为文人士大夫向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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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文人群体的“情志”特色来找出盛唐与中晚唐分界线的话，白居易应当是一位标志性人物。盛唐诗人李白一生都以庄子笔下的“大鹏”自比，初出蜀地其有诗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①在失意生命的最后时刻，李白依然不忘自己是一只大鹏，其《临路歌》云：“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清人王琦注曰：“太白尝作《大鹏赋》，实以自喻，兹于临终作歌，复借大鹏以寓言耳。”②而中唐诗人白居易则一生都以庄子笔下“知乐”的濠上之“鱼”自比。综观白居易现存2800余首诗作，其中写到很多动物形象，而“鱼”在其诗中出现172次，在诗题中出现有7次：分别是《放鱼》《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点额鱼》《初除官蒙裴常侍赠鹘衔瑞草绯袍鱼袋因谢惠贶兼抒离情》《病假中庞少尹携鱼酒相过》《观游鱼》《山中五绝句·涧中鱼》。“鱼”是白诗中写到最多的动物形象，可以说“鱼”是白居易的自我形象写照。

一

白居易常在诗中写“鱼乐”。最早写到“鱼乐”是在元和年间，白居易有《续古诗十首》（其九）云：“上有和鸣雁，下有掉尾鱼。飞沉一何乐，鳞羽各有徒。”但诗人接着写道：“而我方独处，不与之子俱。顾彼自伤己，禽鱼之不如。”③这是自叹己不如禽鱼之乐。甚至在人生最为失意的江州时期，他也以“涸鱼返清源”比写自己拥有的草堂生活，其诗云：“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④。他以乐在泥泉的鱼比写虽被贬谪却乐得逍遥的自己：“泥泉乐者鱼，云路游者鸾。勿言云泥异，同在逍遥间”（《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⑤。长庆二年（823），在中书舍人任时，诗人有《玩松竹二首》（其一）：“龙蛇隐大泽，麋鹿游丰草。栖凤安于梧，潜鱼乐于藻。吾亦爱吾庐，庐中乐吾道。前松后修竹，偃卧可终老。各附其所安，不知他物好。”⑥诗以凤栖于梧、鱼乐于藻比写长安新昌里的园林生活。宝历元年（825），在苏州刺史任时，白居易有《郡中西园》诗：“闲园多芳草，春夏香靡靡。深树足佳禽，旦暮鸣不已。院门闭松竹，庭径穿兰芷。爱彼池上桥，独来聊徙倚。鱼依藻

长乐，鸥见人暂起。有时舟随风，尽日莲照水。谁知郡府内，景物闲如此。始悟喧静缘，何尝系远迩。”⑦这里以长依于藻的鱼乐喻写苏州刺史任上诗人的吏隐状态。宝历二年（826），有《卯时酒》诗：“前年辞紫闼，今岁抛皂盖。去矣鱼返泉，超然蝉离蜕。是非莫分别，行止无疑碍。浩气贮胸中，青云委身外。扪心私自语，自语谁能会。五十年来心，未如今日泰。况兹杯中物，行坐长相对。”⑧这里又以“鱼返泉”自比远离政治中心长安任职外郡后的泰然心态。当置身于洛阳的闲乐生活中时，晚年的诗人更对“鱼乐”深有感触，多有写“鱼乐”处，以“鱼乐”喻写洛阳中隐生活的快意，并以鱼的从容、自由、遂性表达自己对生命最高境界的理解和追求。有诗句如“净分鹤翘足，澄见鱼掉尾”（《玩止水》）⑨，“兽乐在山谷，鱼乐在陂池”（《咏所乐》）⑩，“荷欲衰黄荇犹绿，鱼乐自跃鸥不惊”（《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蓰蓰鱼尾掉，瞥瞥鹅毛换”（《南池早春有怀》），“波闲戏鱼鳖，风静下鸥鹭”（《闲居自题》），“双凤栖梧鱼在藻，飞沈随分各逍遥”（《梦得相过援琴命酒因弹秋思偶咏所怀兼寄继之待价二相府》），“鱼跳何事乐，鸥起复谁惊”（《春池闲泛》），“信风舟不系，掉尾鱼方乐”（《官俸初罢，亲故见忧，以诗谕之》），“俯观游鱼群，仰数浮云片。闲忙各有趣，彼此宁相见”（《新秋喜凉，因寄兵部杨侍郎》），“广池春水平，群鱼恣游泳。新林绿阴成，众鸟欣相鸣。时我亦潇洒，适无累与病。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春日闲居三首》其二），等等。其中有些诗句虽然没有直接写“鱼乐”，但却活画出一幅幅群鱼自由出游的快乐图景。综观白居易写“鱼乐”的诗句及诗作可见，诗人认为鱼之乐主要在于深依于藻、置身陂池，着意于鱼的乐得其所、无所牵累。《诗经·小雅·鱼藻》篇云：“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南宋朱熹注曰：“此天子燕诸侯，而诸侯美天子之诗也。”诗即以鱼在蒲藻之安乐比兴周王乐在镐京。“鱼在在藻，有颁其首”，“鱼在在藻，有莘其尾”，“鱼在在藻，依于其蒲”，鱼依于蒲藻为得其性、得其所，其长尾可掉，其首颁然。春秋末邓析著《邓析书·无厚篇》云：“夫水浊则无掉尾之鱼。”鱼有掉尾之乐，正见水之清澈和鱼的自由快乐。白居易写“鱼乐”正用这些诗意。

晚年白居易为何如此热衷于写“鱼乐”呢？我们追溯一下其写“鱼乐”的思想渊源。《庄子·秋水》篇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由此引出庄子与惠子间有名的濠梁之辩。在庄子的思想中，濠水之鱼快乐，因为它们是摆脱牵累、相忘于江湖的自由之鱼。庄子写鱼是为了写人。白居易退居洛阳任职分司闲职，悠然于园林，逍遥乎山水，“游山弄水携诗卷，看月寻花把酒杯”（《忆晦叔》），“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醉吟先生传》）。诗人这份洛地闲游之乐与濠上游鱼从容之乐何其相似。白居易大和七年（833）所作《咏兴五首·四月池水满》诗云：四月池水满，龟游鱼跃出。吾亦爱吾池，池边开一室。人鱼虽异族，其乐归于一。且与尔为徒，逍遥同过日。尔无羡沧海，蒲藻可委质。吾亦忘青云，蘅茅足容膝。况吾与尔辈，本非蛟龙匹。假如云雨来，祗是池中物。

“人鱼虽异族，其乐归于一”，诗人明确表示写鱼乐，实是写己乐。诗人在人与鱼之间找到了极为重要的相似处：鱼不慕大海，委质于蒲藻;我不恋“青云”，寄身于“蘅茅”。鱼、我都不以蛟龙自居，甘为池中之物，“池”中逍遥适性又自由安全。对诗人来说，其所依之“蒲藻”“蘅茅”“池”，就是散地洛阳的“中隐”生活。

《唐宋诗醇》卷二十五评此诗曰：“会心不远，熟读蒙庄，方有此悟境。”这里指出居易写“鱼乐”的庄学渊源，可谓一语中的，道破天机。白居易《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诗中的“荷衰欲黄荇犹绿，鱼乐自跃鸥不惊”句，即以鱼乐自跃、鸥鸟不惊，来写闲适文人心无挂碍的生命姿态。《池上闲吟二首》（其二）：“非庄非宅非兰若，竹树池亭十亩余。非道非僧非俗吏，褐裘乌帽闭门居。梦游信意宁殊蝶，心乐身闲便是鱼。虽未定知生与死，其间胜负两何如？”“心乐身闲便是鱼”，诗人直接将自我与鱼画等号，我就是鱼，表达自己对中隐之生命状态的真切感受。他在《逸老》诗中又写道：“胸中一无事，浩气凝襟抱。飘若云信风，乐于鱼在藻。”古稀之年的诗人超越了生死的烦恼，无俗事系怀，惟浩气在心，自觉比限于陂池浮藻中的鱼还快乐。在庄子的思想里，“游”是精神得到自由解放的象征。“从容出游”的“鱼乐”，正是一种身心自由的生命体验。

鱼之乐，因为它逍遥适性，更因为它懂得游于深渊，远离祸患。元和七年（812），白居易《归田三首》（其三）诗云：“为鱼有深水，为鸟有高木。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牵束？”元和十三年（818），江州时期，诗人有《点额鱼》诗云：“龙门点额意何如，红尾青鬐却返初。见说在天行雨苦，为龙未必胜为鱼。”诗中表达了宁愿做一条普通自在的鱼，而不愿有跃龙门之后的辛苦与危险的思想。长庆二年（822），为中书舍人时，宦情衰落的白居易看到社会危机，朋党倾轧，两河再乱，预感到自身的不安全，便自请外任杭州刺史，主动选择任职外郡的吏隐生活。《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然多为排摈，不得用其才。”“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在自长安赴杭州途中，白居易有《马上作》诗表达置身朝廷的感受：“一列朝士籍，遂为世网拘。高有罾缴忧，下有陷穽虞。每觉宇宙窄，未尝心体舒。”诗句“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渊鱼”，将远离长安任职杭州的自己，比作是即将投入深水的鱼。宝历元年（825），由洛阳赴任苏州刺史途中，白居易有《船夜援琴》诗：“鸟栖鱼不动，月照夜江深……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月夜江深，鱼潜不动，一片静绝，在这片深江夜色中透出“鱼们”的自在与安宁。大和二年（828），在长安任职，诗人回忆苏杭生活时有句：“忆我苏杭时，春游亦多悆。”“鱼尾上奫沦，草芽生沮洳。”（《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奫沦，意为水深广貌。诗人在写景中再次摄入鱼游深水的形象，这不能不说是在暗示着苏杭生活的影像。在履道池台中，晚年诗人张设有一顶青毡帐。冬日里，青毡帐内炉火融融温暖如春，置身其中者全然忘记外界的寒冷。晚年白居易置仕途忧患、党派纷争于度外，但求身心的自由安适，其心灵就如这青毡帐，凭借内心的调理，不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大和五年（831），因节候变暖，诗人作《别毡帐火炉》诗与毡帐惜别，有“如鱼入渊水，似兔藏深穴”句，以鱼入深渊、兔藏深穴来喻写自己园林中的毡帐生活。由此更可以明显见出，诗人以鱼自比，以鱼乐写己乐，以鱼在深水喻写自己远离祸患的心态。大和八年（834）至大和九年（835）间，白居易有《感兴二首》（其二）：“鱼能深入岂忧钓，鸟解高飞岂触罗？”诗有感于“甘露之变”前长安政局而作。开成五年（840），又有《山中五绝句·涧中鱼》诗：“海水桑田欲变时，风涛翻覆沸天池。鲸吞蛟斗波成血，深涧游鱼乐不知。”诗中写深涧游鱼乐而不知外界之风涛与争斗。《唐宋诗醇》卷二六评此诗曰：“比体，暗指甘露事”，可谓一语道破诗意。《庄子·大宗师》曰：“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庄子·赓桑楚》写道：“弟子曰：

‘不然。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步仞之丘，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孽狐为之祥。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而况畏垒之民乎！夫子亦听矣！’赓桑楚曰：‘小子来！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网罟之患;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蝼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庄子以鱼藏于渊、不厌于深比喻保全自然真性、保全生命的藏身和处世之道。所以，白居易在诗中一再以鱼游深水的安全与自由表达自己全身远害、明哲保身的智慧与思想，同样可见其庄学渊源。

在白居易的笔下，写到鱼时，并非都是一派悠然乐景，而是多有令人不安的画面。诗句有“老龟烹不烂，延祸及枯桑。城门自焚爇，池鱼罹其殃”（《杂感》），“往年因旱灵池竭，龟尾曳涂鱼喣沫”（《昆明春水满》），“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江南遇天宝乐叟》），“寡鹤摧风翮，鳏鱼失水鬐”（《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火发城头鱼水里，救火竭池鱼失水”（《偶然二首》其二）。即使是深游的“鱼们”也有危险的处境，如诗句“海底鱼兮天上鸟，高可射兮深可钓”（《天可度》），“鱼烂缘吞饵，蛾焦为扑灯”（《劝酒十四首·不如来饮酒七首》其六）。《说苑·敬慎》云：“鱼鳖以渊为浅，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饵也。”白居易元和十四年（819）所作《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诗有句：“乌头因感白，鱼尾为劳赪。”“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大和二年（828），白居易在长安时，有《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我年三首》（其三）诗云：“一黜鹤辞轩，七年鱼在沼。将枯麟再跃，经鎩翮重矫。”《诗经·小雅·正月》篇云：“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诗谓鱼虽潜伏于水底，但仍清晰可见，无所可逃。朱熹注曰：“鱼在于沼，其为生已蹙矣。其潜虽深，然亦炤然而易见。言祸乱之及，无所逃也。”白诗用“鱼在于沼”这一语典写自己苏杭生活虽为吏隐但依然潜伏着危机。会昌元年（841），古稀之年的诗人有《池上寓兴二绝》：“濠梁庄惠谩相争，未必人情知物情。獭捕鱼来鱼跃出，此非鱼乐是鱼惊。”“水浅鱼稀白鹭饥，劳心瞪目待鱼时。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明代谢榛云：“《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白居易曰：‘獭捕鱼来鱼跃出，此非鱼乐，是鱼惊。’翻案《庄子》而无趣。”笔者认为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白居易是有意对庄子的翻案，曾经宦海变幻、三次请百日假才得以归居洛阳的老年诗人，此时此刻，又从那份闲乐感觉中跳出来，想起了“鱼们”曾经面临的危险，心中泛起复杂的情绪，这也从反面解释了终能从容出游、远离祸患的“鱼乐”的根由。二

庄子具有浓郁的动物情结，善于以小动物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白居易也有同样的情结。就以其晚年归居洛阳之后的诗作为例，除了“鱼”形象之外，还出现鹤、鸥鹭、兔、马、麋鹿、蜂、蝶、蜗、蚁、犬、鸢、虫等，有些则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如龙、凤，以此来寓写自己万物适性的思想和心态。如他的《犬鸢》诗：“晚来天气好，散步中门前。门前何所有，偶睹犬与鸢。鸢饱凌风飞，犬暖向日眠。腹舒稳贴地，翅凝高摩天。上无罗弋忧，下无羁锁牵。见彼物遂性，我亦心适然。”再如《闲园独赏》诗中写道：“蚁斗王争肉，蜗移舍逐身。蝶双知伉俪，蜂分见君臣。蠢蠕形虽小，逍遥性即均。不知鹏与鷃，相去几微尘？”白居易诗写到“鱼”时，多与其他动物形象并置来写，尤以“鱼”与“鸟”“鹤”意象并置现象为多。《庄子》中除了“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大宗师》），“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桑庚楚》），还有“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

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络、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胠箧》）;“《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至乐》）;“毛嫱、西施，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齐物论》）。《庄子》以“鱼”“鸟”意象并举表达自然、自由、自乐之“道”。诗歌中“鱼”“鸟”意象并举现象，在魏晋时期出现一个高峰，在“道”的意义上继承了《庄子》“鱼”“鸟”意象的自然意蕴。如曹植《情诗》：“游鱼潜渌水，翔鸟薄天飞。”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一）：“涸鮒常思水，惊飞每失林。”《梁书·世祖二子传》之《方等传》记方等云：“吾尝梦为鱼，因化为鸟。当其梦也，何乐如之，及其觉也，何忧斯类，良由吾之不及鱼鸟者远矣。故鱼鸟飞浮，任其志性，吾之进退，恒存掌握，举手惧触，摇足恐堕。若使吾终得与鱼鸟同游，则去人间如脱履耳。”鸟、鱼的飞沉适性成为古代文人所向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白居易这种心志尤其明显、强烈，多有将鱼、鸟并写的诗句。如《驯犀》：“海鸟不知钟鼓乐，池鱼空结江湖心。”《答刘戒之早秋别墅见寄》：“避地鸟择木，升朝鱼在池。”《归田三首》（其三）：“为鱼有深水，为鸟有高木。”《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忆微之》：“与君何日出屯蒙，鱼恋江湖鸟厌笼。”《履道新居二十韵》：“果穿闻鸟啄，萍破见鱼游。”《船夜援琴》：“鸟栖鱼不动，月照夜江深。”《喜闲》：“鱼鸟为徒侣，烟霞是往还。”《感兴二首》（其二）：“鱼能深入宁忧钓，鸟解高飞岂触罗？”《春日闲居三首》（其二）：“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白居易如此频繁地将“鱼”“鸟”意象并置，寄寓、表达其对自由适性生命境界的追求，又可见其庄学思想的渊源。

在白居易诗作中，将“鱼”与鸟类意象中之“鹤”意象并置来写极为常见。前期诗着重于运用“鹤轩”的典故，来写官职的变动。《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白居易长庆元年（821）所作《初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诗：“得水鱼还动鳞鬣，乘轩鹤亦长精神。”以“得水鱼”“乘轩鹤”比写自己新加官职。开成二年（837）在洛阳时，白居易有《幽居早秋闲咏》诗：“轩鹤留何用，泉鱼放不还。”这里再次以“轩鹤”“泉鱼”自比，只是此时的轩鹤、泉鱼为“留何用”“放不还”，比写置身闲乐生活的自己。白居易晚年诗中多有鱼、鹤并写处，更多取鹤的闲静姿态与鱼的自由适性，合力表达诗人身心合一的中隐心态与思想。如“枕前看鹤浴，床下见鱼游”（《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乐观鱼踊跃，闲爱鹤徘徊”（《度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止欢惬可知因为联句》），“净分鹤翘足，澄见鱼掉尾”（《玩止水》），“深好求鱼养，闲堪与鹤期”（《新池》）。在《题新涧亭兼酬寄朝中亲故见赠》诗中，年逾古稀的诗人向朝中亲故表达洛中生活的快意：“禽鱼出得池笼后，纵有人呼可更回。”以禽（仙禽，即鹤）、鱼出池笼喻写自己抽身官场获得自由，表达绝不会再回到朝中的心志。白居易晚年将鱼、鹤形象摄入笔下，既生动地写出鱼、鹤的物态，如鱼的“掉尾”“依藻”“跃出”，鹤的“敛翅”“翘足”“闲立”“徘徊”，又着力突出鱼的适性快乐、鹤的闲静高姿，以此传达诗人闲乐、澄静的心境、意趣，进而创造闲适、澄静的诗境。如《玩止水》诗写止水的澄澈洞明，一切尘滓都不复存在，表现出诗人忘情世俗的深静禅心。在这澄明之境中，

有动物形象鱼、鹤，“净分鹤翘足，澄见鱼掉尾”，不但没有打破这一片澄静，反而更添诗境的幽深，心与物呈现一片和谐境界。鹤能“敛翅”，鱼能“深游”，所以它们才感到“乐”。诗人在闲乐安泰的鱼、鹤身上寄托自己适性安乐、明哲保身的思想。《诗经·小雅·鹤鸣》篇最早将“鹤”“鱼”意象并置，其诗句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毛传》曰：“言身隐而名著也。”《郑笺》曰：“兴者，喻贤者虽隐居，人咸知之。”在儒家解读中将鹤、鱼与隐居的贤人联系在一起。白居易则以鹤、鱼意象寓写中隐生活中的自己对生命适性闲乐姿态、境界的追求，寄寓在鹤、鱼身上的是道家追求自然、适性的思想。

“垂钓”“渔翁”“钓船”皆为庄学意味极浓、表达隐逸思想、与“鱼”意象相关的形象。中隐生活里的白居易自比“渔翁”。会昌元年（841），诗人与东都留守李程在履道池泛舟举酒，有《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诗。在言及翰林旧事时，诗人表白：“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自己昔日的青云之志已成往事，元和中同为翰林学士的六人中，有李程、王涯、裴垍、李绛和崔群五人为相，唯有自己系身钓船，作了“渔翁”。传统的隐者是垂钓于江湖的，《庄子·刻意》篇云：“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晚年白居易多有写“垂钓”处，而他不再追求传统隐居者对深山峡谷的真实感受，所注重的是对履道池隐逸氛围的营造，对隐者垂钓意趣的一种体味。他的《家园三绝》（其一）诗云：“沧浪峡水子陵滩，路远江深欲去难。何似家池通小院，卧房阶下插鱼竿？”诗人表达了不必像严光那样垂钓于水流湍急的七里滩，在自家的小池就能尽享闲适之趣的思想。东汉严光曾同刘秀一起游学，光武即位，授其官职，严坚辞不受，而是归耕富春山，垂钓七里濑，成为后世隐士的典范。白居易又常常将眼前的水流，看成是严光垂钓的七里滩。会昌元年（841），履道池新开小滩，白居易作《新小滩》诗：“石浅沙平流水寒，水边斜插一渔竿。江南客见生乡思，道似严陵七里滩。”在《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趣以诗记之》诗中，听着伊水、嵩石相激而成的声音，诗人产生“忽疑严子濑，流入洛阳城”的幻觉，透露出以严子陵自比的信息。再如其《秋池独泛》诗：“萧疏秋竹篱，清浅秋风池。一只短舫艇，一张斑鹿皮。皮上有野叟，手中持酒卮。半酣箕踞坐，自问身为谁？严子垂钓日，苏门长啸时。悠然意自得，意外何人知？”诗人以垂钓于七里滩的严光和善长啸声若鸾凤之音的晋人孙登两位隐士自比，塑造了一位在园林中悠然自得的隐士形象。白居易晚年诗作中还多出现“钓船”形象，诗句如“行寻甃石引新泉，坐看修桥补钓船”（《池上即事》），“青莎台上起书楼，绿藻潭中系钓舟”（《池上闲咏》），“黄犬引迎骑马客，青衣抚下钓鱼舟”（《池畔逐凉》）等，以家池中的“钓船”形象，喻写自己隐于林园的中隐思想。长庆四年（824），白居易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时，白有《临池闲卧》诗：“小竹围庭匝，平池与砌连。闲多临水坐，老爱向阳眠。营役抛身外，幽奇送眼前。谁家卧床脚，解系钓鱼船？”“谁家卧床脚，解系钓鱼船”，从这一发问中，我们不难感觉到诗人深感家池隐居之妙处的自得与喜悦。综观白居易有关“鱼”的诗作可见，“鱼”的形象在白居易笔下有一种明显的变化。在其前期诗作中，多次写到鱼对江湖甚至大海的向往及思慕。元和九年（814），诗人丁母忧居下邽，游蓝田悟真寺时，有《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诗中有“今来脱簪组，始觉离忧患”，以“池鱼放入海，一往何时还”喻写自己脱离官场后的感受。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任

时，有“与君何日出屯蒙，鱼恋江湖鸟厌笼”（《忆微之》），以鱼恋江湖比写对远离官场之自由的向往。这一时期，诗人有《放鱼》诗：“晓日提竹篮，家僮买春蔬。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无声但呀呀，以气相喣濡。倾篮写地上，拨剌长尺馀。岂唯刀机忧，坐见蝼蚁图。脱泉虽已久，得水犹可苏。放之小池中，且用救干枯。水小池窄狭，动尾触四隅。一时幸苟活，久远将何如。怜其不得所，移放于南湖。南湖连西江，好去勿踟蹰。施恩即望报，吾非斯人徒。不须泥沙底，辛苦觅明珠。”诗人对家僮买回的双鱼倍加怜惜，思量到鱼所面临的种种危险，于是“放之小池中”，犹嫌小池太窄狭，鱼们“动尾触四隅”，于是又“怜其不得所，移放于南湖”，还嘱咐鱼们“南湖连西江，好去勿踟蹰”。在对鱼的怜惜与期冀中，我们读出诗人自己对自由境界的无比向往。潘岳《秋兴赋》序云：“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池鱼性本思江湖，而晚年诗人笔下履道池中的鱼们，“尔无羡沧海，蒲藻可委质”（《咏兴五首·四月池水满》），“鱼们”再无江湖之思，甘为池中之物。在白居易笔下，“鱼们”心志的这种变化，折射出诗人一生心灵空间的转移。

白居易也曾有“大鹏”的志向，在《与元九书》中诗人写道：“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廖兮，奉身而退。”其《我身》诗云：“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穷心不穷。”然而，大鹏的形象在白居易的一生中没有占主要的角色，由于被贬江州及白居易根深蒂固的明哲保身思想，他更多地汲取了庄子笔下相忘于江湖、“没于渊”的鱼的境界和智慧。在白居易的一生中，他对于个人及国家前途之热情与责任心的逐渐消退，对于政治祸患的着意逃离，对于闲乐、适性生命状态的追求，从“鱼”这一形象可以窥见一斑。如果说李白是“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的巨鹏，他是盛唐气象的精神象征，那么白居易则是知乐的“濠上之鱼”，而这正显示出唐代文人士大夫从盛唐到中晚唐精神世界的重要变化。“鱼乐”二字不见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从盛唐才开始出现在诗作里。白居易则以“鱼乐”为人生最高理想，唐以后文人亦多有明确标榜以“鱼乐”为精神追求者，如宋人张维字有《鱼乐轩吟稿》，明人刘基有《鱼乐轩记》，明人马元调有鱼乐轩刻本《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清人田均晋有《鱼乐轩集》。“鱼乐”无疑是一种心性自由的象征，成为文人士大夫向往的境界。

注释

①②〔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512、452—453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52、621、626、896、1659、1692、1774、2272、2262、2267、2308、2607、2247、2728、2295、2712、2099、2251、2397、2725、539、1363、67、1870、1734、1711、2427、2681、263、324、905、979、1323、436、2149、1422、1733、2748、2317、2471、335、1097、621、1303、1843、2431、2427、1528、2558、2224、2940、2895、2772、2752、2497、2756、2730、2265、2134、2372、2776、1848、561、130、866页。

〔宋〕朱熹：《诗集传》，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92、153页。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443、199、592、263、456、80、393页。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2—55页。

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1981、326页。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353页。

谢榛：《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0页。

〔梁〕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8、89页。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71页。

〔北周〕庾信：《庾子山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29页。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619页。

〔西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2页。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第528—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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