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大国崛起的成长秘密 向九大国集体学习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近日推出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引起强烈反响。对于众多国人来说，这部纪录片无疑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教学片”，是对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9个主要大国发展史的一次集体学习。实际上，早在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曾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史”。 和历史教科书不同的是，《大国崛起》纪录片的目的非常单一清晰，它所讲述、所探讨的就是15世纪以来9个主要国家的发展史，从中寻找各个国家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衰败的秘密。 答案不只在历史中
关于大国之谜，有着太多答案，而对所有国家来说，似乎并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
我们可以从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发展历程中学习到经验与教训，但却不能照搬所有的经验和教训，每一个国家都各不相同，其发展的模式，从来都无法简单地复制和模仿，而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在不同的时期，只有那些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做出了正确战略判断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但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并拥有那个时期的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的主角。
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当全球市场把世界紧紧联结在一起，大国之间的互动、合作和依存关系开始增强，具有历史眼光和战略智慧的国家开始做出理性的判断：无论是崛起为大国还是维持大国地位，已不可能再走那种依靠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集团对抗来争夺霸权的老路。如果沿用传统大国的思维方式来构造今天的世界，如果以不切实际的征服幻想来鲁莽从事，都将是一种时代的错位。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主题。沿着这条新路，人们开始表达新的愿望，寻求新的答案：当今世界，究竟什么样的国家，才称得上是大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大国？
历史并不能给我们直接的答案。中国的发展，不仅需要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养料，还需发挥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党建军）
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形成了民族国家，率先成为海洋霸主。民族国家和海洋优势，似乎就是这两个地处欧洲一隅的小国率先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决定性因素。但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的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似乎又有着各自的成长的秘密。
各国都有各自的发展轨迹，但梳理看来历史大国的强大却也有着相似的“成长秘密”。
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的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似乎又都有着相似的“成长秘密”。 一、思想文化影响力
大国崛起的秘密，各国学者众说纷纭。不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的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经济秩序。
在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多少年来，法兰西共和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根源也许就在于此。 二、体制创新
大国之谜，当然还有另外的答案，那就是体制创新。17世纪时，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缔造了一个商业帝国。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来聚集资本，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比纽约的证券交易早了三百年。 继荷兰后，英国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建立起全球市场，逐步确立起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当这种模式的弊端引发社会危机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又加入了政府干预的手段。从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
有历史学家认为，近500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只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 三、学习与赶超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他们成为大国的谜底又在哪里呢？雄心勃勃的彼得沙皇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了圣彼得堡，他要缩短的不仅是与欧洲的空间距离，还有国家实力的差距。
打开视野，向发达国家学习，无疑是后发国家走上强盛之路的开端。学习的目的是赶超。在历史上，像俄罗斯一样实施赶超战略的后发国家，还有德国和日本。他们构建的社会体制，他们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和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四、科技创新能力
500年争霸的历史一去不返了，无论是曾经的帝国，还是今天渴望强大的新兴力量，都必须更加理智地在21世纪寻找新的大国之路。
如果说，60年前的大国多以军事力量作为崛起的杠杆，那么，今天则是以综合国力作为崛起的标志。如果说，60年前的霸权国家想要的是帝国，那么，今天的大国所要的则是市场。而占领市场的秘诀就是拥有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竞争力，那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
从长远来看，一个只能够提供廉价产品的国家不能成为强国。只有这个国家内部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能够自主研发新产品。它具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只有这样，它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认为美国要衰落了。他们看到美国钢铁工业和重工业的衰落，说美国要完蛋了。但他们没有看到美国在新兴的信息技术企业中的激烈竞争。美国实质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中占据了先机，为今日美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大国之谜倾情推出
从11月29日开始，本报将每天推出一期，分别讲述这9个主要国家成为历史主角的秘密。
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拉开了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大国之旅的序幕。是什么让它们在16世纪初迅速强大又迅速衰落？为什么大国之争一开始就是争夺海权？海洋，是大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吗？
荷兰：一个时常面对海潮威胁的国度，为什么能在17世纪成为世界的中心并以自己的名字标志整个世纪？
英国：能无意间打开神秘的崛起之门吗？它在18世纪、19世纪称雄世界近两百年的基础到底在哪里？
法国：这个充满激情与浪漫的国度，凭借什么始终能够引领世界风潮？独特的法兰西精神究竟源自哪里？
德国和日本：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度成为欧洲和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并对英国及其他老牌强国构成严重威胁。德国，这个欧洲大陆民族国家中的姗姗来迟者在极短的时间一举站在巨人的行列中，原因何在？日本，这个曾在欧美列强的逼迫下打开国门的小小岛国，是怎样迅速摆脱被奴役的地位的？
俄罗斯（前苏联）：崛起首先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二次大战期间的成功。历史上的俄罗斯15世纪之后，已经没有人能够用武力使它屈服，为什么却经常从内部崩溃？1991年前苏联解体标志着前苏联（俄罗斯）崛起的中断和失败。它为什么总是集强大与羸弱于一身？
美国：崛起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它是一个国民来自全世界的移民国家，它的立国之本是什么？一个仅有200余年历史的新国家，凭什么执牛耳近一个世纪？
中国崛起，无法走过去大国崛起的老路！
■时代条件为一切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平等的机遇。时代背景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中国要和平发展，还必须要有正确的安全战略选择
■中国要从根本上维护自身的安全，实现国家和平发展的目标，就应当率先倡导在安全战略的选择上实现“两个超越”：以互利共赢模式超越利益冲突的模式，以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模式超越资本的盲目扩
张模式
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的意义，就在于它同中国崛起同步发生、相伴而
行。
所谓中国崛起，是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过程。这条道路总共70年时
间，中国已经走过了25年，还要再走40年。中国要实现这个历史任务，选择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惟一可行的道路。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现
实利益的需要，都不允许我们重蹈霸权战争的老路。
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目标，是新世纪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是维护
国家安全始终环绕的核心。
■中国崛起，无法走过去大国崛起的老路
大国的崛起以及崛起的方式，是一个客观历史命运。它受到历史条件的
严格规定和限制。
18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世纪，英国工业、政治和帝国的发展改变了整个世界。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最大的胜利，跃上了世界的巅峰，被视为“山顶圣城”。英国崛起的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代，作为“产业革命”的发起国，英国占有了先机之利；美国崛起的历史条件是金融寡头垄断和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美国在欧洲列强的争斗和两次世界大战中坐收渔人之利，由此夺取了处世之优。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美国是世界政治橄榄球赛场上的替补队员，它总是坐在后排，待到双方拼杀得精疲力尽时才上场收拾残局。这两个
国家的崛起都没有避免血与火的战争方式。
今天，中国要发展，更不可能离开大的国际环境的允许。如果说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条件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个历史条件应当是、也只
能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后兴大国，能够避免依靠对外侵略、扩张以至发动战争去掠夺物质财富，而是可以通过全球化的物流交换方式和平地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资源供给。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时代造就了全球的共同利益，为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注入了新的因素，开辟了各国求同存异，和平共
处与和平发展的前景和可能。
时代条件为一切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平等的机遇。同处工业化时代，成功者是英国而非法国；同处帝国主义时代，崛起者是美国而非德国；同处冷战时代，苏联最终解体，美国独步天下。可见时代背景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中国要和平发展，还必须要有正确的安全战略选择。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必须牢牢把握住全球化提供的历史机遇，始终走在全球化的前列，成为全球化的赢家，这是中国安全的根本保证。环顾当今世界，凡是全球化的落伍者和失败者，都迅速地被边缘化，在安全问题上无一例外地都遭到巨大的困境和压力。而中国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赶超。尤其是始终遵循邓小平“抓住机遇”的思想，在25年的历程中，经受住了苏东剧变风浪的考验，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把握住了“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提供的契机。其结果就是中国国力的巨大跃升。当中国在新世纪的曙光照耀下挺立在全球化的潮头之时，不仅全世界为之瞩目，而且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安全的实力基础和主动地位———中国腾飞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 进入新世纪头几年，有迹象显示，世界经济正在步入有史以来的第
五个增长长周期。正当此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美元，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意味着中国正处于面对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的历史关节点，最大限度地保持和维护战略机遇期的实现，对中
国的发展尤为关键。
■全球化时代，中国更要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
全球化时代，在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中国要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是在全球化中形成的，民族国家在推进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方面，也就是说在推进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方面，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两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的独立运动，又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为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普及准备了政治前提。国家主权原则的确立及其实践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上功不可没。诚然，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世界整体化的加强，国家主权原则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这其中包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职能变革；全球政治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全球公民社会在国家内外的兴起；国际组织对国家权力的超越和替代等等，导致了国家主权原则内涵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出现了一股趁势否定国家主权原则的潮流。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同处境，在主权安全主张上产生了历史性错位，当发达国家开始从国家相互间“让渡主权”中获得更多更大利益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尚处在需要强化主权，方能为自身融入全球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安全保障的历史阶段。某些霸权国家正是利用这一点推行新干涉主义，以实行全球
治理为口实，危害别国的主权安全。由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斗争构成了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维护安全的重大主题。中国反对“台独”势力分裂行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斗争；俄罗斯重新强化国家权力，对国家现代化施行强力牵引的举措；一些中小国家反对美国借反恐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呼声，都反映了全球化时代需要继续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这
一历史要求。
工业化时代，是大规模的实物经济时代，对市场的占有，对生产资料和物质资源的依赖，是工业化时代的主要特征。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这种情况，曾经在历史上导致了国家利益的巨大冲突和整整一个时代的战乱与革命。全球化时代同时又使许多国家肩负起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当许多国家的居民掌握了现代信息的加工手段和整合手段之后，对物质资源的分配与争夺却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的热点。国际社会和全球化中的国家会不会重蹈工业化时代西方列强打得头破血流的覆辙呢？会不会再出现一轮
争夺资源的大拼杀呢？
■中国的惟一出路，是奉行互利共赢
奉行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对此不抱乐观态度。但中国近年来和平发展的实践，正在做出另一种回答，即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安全模式，以打破政治僵局。欧洲的法国和德国曾经是世仇国家，法国与德国的不和造成了几个世纪欧洲的战乱。一旦法德捐弃前嫌，携起手来，从煤钢联营起步，走向欧洲原子能合作，进而发展出
欧洲经济共同体，直到今天欧洲大联合局面的出现，欧洲就从根本上远离了战争。这个富有远见的政治选择，不仅使法德从中受益，而且为整个欧洲赢得了持久的和平与繁荣，是战后欧洲实现和平崛起的真正秘
诀。
现代战争与不安全的根源，产生于旧有的生产方式之中。随着资本扩张的步伐迈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追逐利润的资本的逻辑也风行于世
界。
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看到，昔日小农经济造成的人口灾难正在被资本盲目扩张所造成的汽车灾难所替换；人们今天已不是在吃月饼，而是在吃昂贵的月饼包装；资源的浪费，贫富两极的分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失调———这些已引起
了人们高度的重视，并开始下大力进行改观。
全球化时代最阴暗的画面，是无休止地追逐利润，引发为追逐控制权而展开的无休止争斗，连科技的进步也只是为这种争斗提供先进手段、锻造未来的“黑客帝国”而已。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个基本矛盾，如今正在全球层面上发酵并毒化着环境。社会的发展模式究竟是以资本的增值为目的还是以人的幸福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指归？这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类安全和
国家安全与否的分水岭。
中国要从根本上维护自身的安全，实现国家和平发展的目标，就应当率先倡导在安全战略的选择上实现“两个超越”：以互利共赢模式超越利益冲突的模式，以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模式超越资本的盲目扩张
模式。
很显然，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军事力量观的嬗变与大国崛起
作者：封永平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7期
[内容提要]在现实主义理论视野中,军事力量具有权力与安全的双重属性,大国对权力和安全的追求在军事力量层面取得高度一致,这一点在大国崛起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实。军事力量成为大国崛起的重要变量,也成为理解大国崛起的关键。二战特别是冷战后,军事力量在权力与安全中的效用发生了变化,导致人们的军事力量观发生转变,军事力量不再被简单地视作权力与安全的化身,出现了忽视、弱化军事力量的倾向。但战争和冲突的根源尚未消除,军事力量依然是保障大国权力与安全的重要工具。
[关键词]军事力量 大国崛起 权力 安全
大国崛起是国家体系诞生以来常见的国际政治现象,从近代以来崛起的世界大国所选择的路径、手段、目标来看,军事力量往往成为大国崛起的战略支柱,军事力量的兴衰同大国崛起的成败密不可分。本文拟从军事力量视角,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剖析军事力量与大国崛起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军事力量观的嬗变,对新军事力量观提出质疑,以便更加准确地认识冷战后军事安全形势的新发展。
一、军事力量客观性的现实主义理论诠释及其历史考察
鉴于有史以来国际政治无间断的军事冲突的本质和现实,一位哲人曾说过,与其说战争是和平的交替,倒不如说和平是战争的间隙。尽管存在着林林总总的学派和理论,但就军事力量本身而言,冷战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无疑对此具有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在大多数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视野中,军事力量是权力(Power) [1] 的基础,几近成为权力的同义语。权力和军事力量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力通常被定义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或者是“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2] 而军事力量则是国家必备的、有形的物质强制力量,属于权力的资源要素或潜在权力。二者之所以联系在一起,主要是由于权力易于体验却难以定义或衡量。[3]而权力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具体和容易衡量,于是枚举权力得以行使的基础或资源来衡量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就成了测度权力的通常做法。尽管权力的资源多种多样,但在现实主义看来,军事力量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4]
对于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权力中的重要作用,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多给予充分肯定和推崇。恩格斯有句名言:没有暴力和冷酷无情,历史也就不会取得任何成就。[5]爱德华·卡尔明确指出了军事力量的权力意义。他说, “军事力量之所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是因为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终手段是战争”。“潜在战争是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因素,军事力量也就因之成为公认的政治价值标
准”。[6]肯尼斯·沃尔兹也持同样观点:在政治领域,武力被视为终极手段。而在国际政治中武力不仅是终极手段,而且是首选和常用手段。[7]汉斯·摩根索虽然在其名著《国家间政治》一书中试图对权力与武力在使用意义上予以区分, [8] 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在军事力量使用背后必然存在着政治的功能,也可以说是政治权力。米尔斯海默直接将权力视同于军事力量。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有效权力是指它的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以及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的情况”。他自己也承认:“我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把这种力量看成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9]。
上述学者关于军事力量权力属性的解释,实际上都影射了这样一个观点:作为潜在权力的军事力量可以直接转化为实际权力。因此,权力明显具有的军事力量特征使得“国际政治权力= 国力= 军事力量的公式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10]除了军事力量所具有的权力属性外,军事力量还被赋予了安全属性。军事力量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战争,但军事力量并不必然表现为战争,它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终极目的。用奥尔特加·加希特的话说,限制武力作为政治领域的终极手段意味着“使武力服从于理性手段”。[11]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国际政治层面军事力量的作用类似于罢工在劳资谈判中所起的作用。罢工的代价使罢工很少真正发生,但可能性却始终存在。
所有现实主义理论流派都建立在一个最基本而有效的命题上: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中。[12]无政府状态是与暴力的发生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没有任何超级权威阻止国家之间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自助便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必然行为准则。[13]这样,安全就成了国际体系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军事力量便成为国家自我保护的唯一可依赖的力量。正如英国学者F. S. 诺森奇所说,世界的现实生活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国家对自己的防卫最后还得靠自身的实力。[14] 在一个始终存在安全竞争和战争危险的世界里,军事力量一直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放弃军事安全考虑。而国家对安全的追求无法通过对自身的内省而获得,只能通过与其邻国相比才能获得。出于安全和自保,国家要求自身发展得比邻国更为强大,以邻国的弱化为代价来扩大自身的权势。[15]正如卡尔所指出的,一个国家所进行的最重大的战争是为了加强本国的军事实力,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防止另外一个国家加强军事实力。[16]因此,国家只有崛起成为国际体系中拥有超强军事力量的国家才能确保自身安全,或者说,一个国家获取安全的最佳办法就是成为体系中的最强大国家。
从上文探讨的军事力量与权力和安全的关系看,国家对安全和权力最大化的追求在军事力量层面上取得了高度一致,军事力量因而成为大国崛起的核心构成和象征。
在英文中,大国和权力是同一个单词( Power) ,大国必须是军事强国似乎不言自明。[17] 从历史上看,先后崛起的世界大国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16 世纪欧洲王朝的竞争中崛起的西班牙,其军事力量在陆上超过法国,在海上超过英国。训练有素的西班牙步兵团是欧洲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作战队伍。[18] 由大型战舰组成的“无敌舰队”雄霸海上,保证了西班牙成为当时欧洲的第一号军事强国。17世纪崛起的荷兰拥有庞大舰队,确保了其“海上马车夫”地位。仅1644 年,荷兰即拥有1000 余艘战舰用来保护商业,其舰船总数几乎超过英法两国海军总和的一倍。[19] 路易十四时期崛起的法国的强盛建立在其固有的军事力量上,到1710 年法国军队人数已从过去微不足道的3 万人激增至35 万人, [20] 规模雄踞欧洲榜首。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更是缔造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强大军队,几乎征服了欧洲大陆。从16 世纪开始,经过三百多年时间,欧洲岛国英国一如西班牙、荷兰那样靠强大的海军确立了海上霸权地位。19 世纪末,英国终于建立起史无前例的、地跨五大洲的殖民帝国。对此,阿尔弗雷德·马汉一语中的:多少世纪以来,英国商业的发展,领土的完整,富裕帝国的存在和世界大国的地位,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21] 美国真正成为世界性强国是在其军事力量走向世界之后。19 世纪末经济已实现起飞的美国国际影响力极为有限,仅仅被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二流国家。[22]而二战结束时,美国建起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与此相适应,美国的影响力空前壮大,权力触角遍及全球,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霸主。
长久以来存在的将军事力量视同大国权力与安全的倾向,实际上暗含着大国崛起的战争转化逻辑,以至于大国被定义为有能力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23] 卡尔也持同样观点:一个国家之所以被承认为大国,往往因为它是大规模战争的战胜国。[24]这一点似乎在大国崛起的实践中找到了证据。
过去5 个世纪的大国崛起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荷兰在抗击西班牙人战争的胜利之后赢得了独立,并由此奠定了领先国家的地位。法国通过三十年战争及其后1657 年和1667 年的两次对西战争,得以取代西班牙崛起为欧洲头号陆上强权。英国的崛起始于16 世纪末的伊丽莎白时代,到19世纪初击败拿破仑帝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间,英国先后向当时的海上及欧洲霸权国发起挑战。1588 年,英国海军先是在大西洋一举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继而从1652 年开始,又三次向荷兰开战,彻底摧毁了荷兰殖民及海上优势。18 世纪英国又开始同仅有的劲敌法国展开激烈的霸权争夺,1689 - 1815 年先后与法国进行了7 次重大战争。特别是1805 年英国在特拉法加海战中的胜利,标志着英国在海上彻底战胜法国,确立起长达百余年的海上霸主地位。[25] 德国的崛起始于普法战争,而日本则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后获得了大国地位。美国的世界大国之旅始于1898 年的美西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则最终正式确立了它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崛起大国的地位既靠军事力量的使用而赢得,也因它而丧失。西班牙被英国和法国从海上和陆上击败后,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作为大国东山再起。德日两国由战争起家而崛起,又由二次大战而衰落。
二、军事力量观的嬗变与大国崛起
二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军事力量长久以来在国际政治权力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开始动摇,非军事因素的作用在增强,军事力量作为权力资源的有效性在下降。[26]人们的军事力量观念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枪杆子里并非一定出权力和安全。世界上开始流行军事力量不再重要的倾向,甚至出现了军事力量无用论。[27]
军事力量观的变化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单一到多元。从权力主体来说,在过去,国家一直是军事力量最基本的主体。而现在,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向下延伸到了个体,向上延伸到了国际社会(包括国际组织、超国家联盟) 。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在跨越边界和跨国关系层次上,权力是极其分散的,行为体五花八门。[28] 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富可敌国,投机家个人可以搅起一国乃至数国的金融风暴,电脑黑客可以令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军事机器顷刻间陷入瘫痪。[29] 技术的扩散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核生化武器有可能掌握在拥有雄厚财力的企业、宗教团体、贩毒集团或恐怖组织手中。个人、群体或组织与国家之间爆发一定规模的非对称战争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偶然和可能。
第二,从动态到静态。从军事力量使用的态势来看,国家军事力量的使用正经历着由动态到静态的转变。[30] 这一转变破坏了军事力量与权力和安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核武器出现以前,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会有过多的力量,以致在政治上无法有效地使用它。实力(军事力量) 增长的每一部分都在政治上———至少在理论上———是有效的。”[31] 大国难以把巨大的摧毁能力转化为实际权力。在代价高昂和后果惨重的战争压力和人道化的国际背景下,依靠战争或动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争端的方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叶德里安·古尔克断言:“从根本上说,国家已不再把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迫使其他国家服从自己要求的现实工具。”[32]
第三,从绝对到相对。从安全角度看,传统观点认为,国家安全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也就是说,安全系数与国家的军事实力成正比,绝对的军事力量支撑绝对的国家安全。但随着全球化及各国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军事力量难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确保自身安全。军事力量无法在诸如恐怖袭击、电脑黑客攻击以及其他非接触作战、防区外打击等不对称攻击面前取得成效。这就像多伊奇所形容的:“疯狂的大象可以推倒一棵参天大树,却不能左右一枚细小的针。”[33]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军事力量不能代替其他潜在力量,缺乏可替代性的弱点使得任何绝对的军事优势及安全都不复存在,而只能是相对的。
第四,从有形到无形。传统的军事力量观将军事力量视为影响和决定国家力量或权力的主导因素,认为军事实力主导着其他类型的力量,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支配着世界事务。然而,权力赖以产生的资源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34] 军事力量的作用正在发生着从有形到无形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作为有形硬实力因素的军事力量的地位出现下降趋势,而科技、文化等软实力因素的作用在上升。软实力因素在国家军事力量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意义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大。现今冲突虽然还在发生,但性质发生了变化。过去大国追求军事力量导致的“硬”冲突或战争在逐步减少,军事力量日益从前台走向幕后,软实力成了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内容。布热津斯基指出:“一些与领土无关的因素更能决定一个国
家国际地位的高低或国际影响的大小。”[35]
同上述军事力量观念的变化相适应,20 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较之现实主义更好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
同现实主义的“冲突”理论相比,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合作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复合相互依赖模式下,军事力量起着次要的作用。[36] 作为理性自我行为体的国家不再关注在国际系统中的相对权力地位,对绝对收益的寻求迫使国家放弃各自的帕累托最优战略,通过合作取得集体的最佳结果,而国际制度是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正如基欧汉的研究结论认为的,当我们思考霸权后合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制度。[37]通过制度所提供的协调机制,国家就可以通过交易与权衡而使整个合作达到一种稳定的结果。因此,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相信,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制度来降低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程度,稳定人们对和平的预期,从而缓解安全困境。[38] 由此,国家透过制度的合作框架,实现非零和式崛起是可能的。事实上,大西洋联盟和欧洲共同体两个国际制度以及美日合作机制的存在,使得德日的再崛起并没有引起国际体系的动荡和战争。
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是国家造就的。国家既可以建构霍布斯文化中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康德文化中的安全共同体。这样,国际体系的结构就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物质结构,而是一种观念分配所致的社会结构。经过观念分配所形成的共有文化或观念对国际政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作为纯粹物质性因素的军事力量虽然在结构中客观存在,但它本身的意义十分有限,物质力量只有在与观念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够产生它所具有的作用。
观念对权力与安全具有建构意义。崛起国家应重视作为物质力量背后的观念性因素,将崛起的目标从建设拥有超强军事力量的强国转向重视建构自己康德文化的集体身份。这种文化话语中的内容和意义通过国家间互动的实践进程不断强化,一国的崛起才不会被他国视为威胁,从而有助于规避大国崛起的负效应。现今仍有许多国家把这种旧式“强国梦”作为自己崇高和长远的目标。这一强国权力———实为物质性暴力的不懈追求正是造成血雨腥风式大国崛起剧情上演的原因。在人类经历了无数的霸权战争摧残之后,以人道、非暴力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康德文化中的崛起观念也应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这就意味着,只要通过共有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建构起康德文化,那么在当今世界体系内大国的崛起就不再会引起战争。
三、超越大国崛起的困境———新军事力量观的质疑
如上所述,军事力量地位下降的趋势使国际制度和观念建构日益成为大国崛起考量的新要素。但这一新趋向是否意味着可以由此摆脱困扰人类数千年的战争噩梦而走出大国崛起的冲突困境? 是否意味着军事力量的终结? 笔者认为,新的军事力量观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新的军事力量观强调软实力在国际关系和大国崛起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硬实力的存在是软实力实施的前提,离开硬实力,软实力的效力就要大打折
扣。塞缪尔·亨廷顿说得很明白:“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39]新的主流观点倾向认为,在相互依赖和核时代,克劳塞维茨所谓“战争是政治另一种形式的继续”的观点已经过时。战则皆灭,和则共生。国家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实际上, 零和游戏依然在发生作用,相互依赖并没有消除战争根源。如进行有限核战争、常规战争、地区战争及核威慑等仍能达到政治目的。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看,在许多情况下,美国通过战争和军事威慑同样达到了政治目的。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相信国际制度可以帮助国家缓解冲突困境的乐观看法,实际上是“低估了国家在合作中所需克服的危险和不确定性”[40]。对绝对收益的关注忽视了别国可能利用获得的相对优势威胁本国的安全。制度在提供信息降低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受限于各国安全领域绝对机密信息的封锁,国家不可能根据国际制度提供的信息来把握别国当前和未来的意图。在国际社会中,基于制度基础的共同利益的存在只是国家之间合作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41]因而大国之间的合作是有限度的。在涉及诸如领土之争的根本利益分歧时,各国的妥协与合作就更加困难,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
建构主义强调共有观念对超越安全困境乃至建构安全共同体有着巨大作用。但观念的建构作用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并不十分确定。一厢情愿的所谓“友好”让步并不一定换来他国的完全信任和善意行为。温特承认, “行为自身不能说明所包含的意义”[42]。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无法始终如一地按照这一利他方式行动,这就阻碍了国家间良性互动乃至共有观念的产生。而发达国家与一些边缘化发展中国家之间跨越物质鸿沟建构起共有观念的日子则更为遥远。
新的军事力量观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变化,表现出善良的目的和良好的愿望,但国际关系现实表明,军事力量的使用仍然是世界政治的普遍特点, [43]现实世界仍深深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表现之一,全球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军事因素在经过前一时期的沉寂之后,其影响日益加强,各主要国家开始加强军事力量,军备竞赛加剧,国际间增加军费开支和加快高科技武器的研制都是不争的事实。[44] 在美国取消其低当量核武器研制禁令后,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已经开始。[45] 从全球角度看,世界军费开支自1998 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2003 年世界军事开支猛增11 % ,达到创纪录的8790 亿美元。仅美国一国军费开支就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7 % ,超过世界所有大国军费的总和。[46]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跟踪研究,世界各主要大国均保持较高军事开支数额。美、日、俄、英、法等国一直位居全球军事开支前十名。这说明,军事开支与大国战略和权力诉求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表现之二,战争威胁和地区冲突连绵不断。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虽未发生战争,但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地区冲突更是此起彼伏。据统计,冷战结束以后,每年全球有几十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47]进入新世纪,中东、南亚、东北亚等地的地区冲突和紧张局势不仅没有缓和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值得注意的是,
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在世界上展开军事行动的制约因素在减少而不是增加。当代电子信息技术使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飞跃式发展。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到反恐战争,美国付出的人员伤亡微乎其微。这就使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们在发动军事打击时的顾虑大大减少。只要霸权存在,只要各种安全威胁存在,战争的危险就存在。[48]
新军事力量观本身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从反面说明了军事力量在21 世纪国家崛起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依旧面临很多传统威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确保国家的主权与发展仍是这些国家实现崛起的首要问题。因此,在这些利害攸关、难以妥协的问题上,各国不可能轻易放弃保障其崛起利益的终极军事手段。虽然人类相互依赖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军事力量作为手段的有效性,但大国间零和博弈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未来爆发战略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没有任何人向任何国家保证类似的事件不会再发生。在和平时代忽视军事安全的作用,就如同忘记了氧气对呼吸的重要性。[49] 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曾提醒道:“在19 世纪自由主义构想的秩序井然的世界中,强权以微妙的形式出现,有效地掩饰了政治权力持续不断但又无声无息的作用,使那些不谙世事的人无法予以辨认。这种掩饰至今仍然有着一定的效力。”[50]这段话至今看来,仍旧不无警示作用,发人深思。
总而言之,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国有放弃军事力量的考虑。即使通过谈判、协商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分歧,很多情况下也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武力作为一种权力的源泉在幕后起了作用。”[51] 笔者认为,军事力量观念的变化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提出了走出大国崛起传统路径的新思路,告诉我们未来世界和国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但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军事力量在大国崛起中的战略保障作用。古人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52] 在大国兴衰仍是基本内容的国际关系中,军事力量不再重要、不再需要的那一天离我们还十分遥远。
《专利法》+《国富论》+ 最彻底的保障个人权利的三权分立宪法 + 《反垄断法》＋ 罗斯福的新政 + 土地
这就是我看到美国强大的全部。
土地 是承载人口的资源。
其中《专利法》+《国富论》+《反垄断法》+ 罗斯福的新政 全是当时
人类最高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专利法和国富论是美国建国的时候世界上就已经有的法律和经济学说，美国一开国就拿来使用，发垄断法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罗斯福的新政综合应用了当时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有效解决了自由经济制度的经济大萧条和剧烈经济动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利率调节。所有这些经济制度都在世界上第一时间通过民主选举的政府和国会得以立法和实施。
《最彻底的保障个人权利的三权分立的美国宪法》是人类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当时三权分立还停留在学说阶段，没有一个国家实行，当时最发达的国家是君主立宪制，保障个人权利的思想也仅仅在法国处于启蒙阶段，美国建国时就吸收了当时世界上这两个最先进的学说，由于这两个学说在世界上并没有实际先例可言，只是从理论上听起来很不错，所以连当年的美国立国者也说这部宪法我们都不可能保障他们有效实施二十年，但是实际结果上来看，这之后的世界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新的国民和政府构架学说推翻这个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完善和改进。 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彻底保障个人权利的国家，拥有最彻底的言论自由，老百姓拥有法院的最终裁判权（及陪审团制度）和老百姓拥有法院的受理案件的权利（及大陪审团制度）。所有这些保障了美国除了第一次工业化革命基础起步低以外，以后是成长速度都一直领先，也领先进行了后面两次生产革命，并且还将继续。
保障了人权，也就最大程度的保障了人的创造力，也保障了这种最先进的创造力会被第一个和更好的用于美国，从爱迪生作为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卖报纸的人进行了那么多钟发明创造，美国在电气化这个第二次工业化的过程中保持领先地位，同样在第三次的信息技术革命中，诞生的是像比尔盖茨，Dell，这些没有什么政府背景，大学还没有毕业，却拥有极大的创造力的人，并最终导致美国在这次革命中仍然保持其领先地位，并且从现在看来其仍然将会在下一次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革命中继续领先。没有任何迹象表现出美国在创造力和技术向产业的转换中失去任何优势。并且美国的公平竞争吸引来了全世界的优秀移民，美国通过移民保持了在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人口增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仍然将在世界上长期保持领导地位。
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影响
温 宪
纵观今年国际形势，一个不可忽视、势将具有深远影响的现象是，发展中大国内外政策调整步伐加快，发展战略更为明晰、自信，战略利益角逐力度明显增强，发展中大国间关系出现更为积极的调整，基于长远战略利益的重新组合或相互倚重势头强劲。在世界各大力量矛盾运动错综复杂不平衡发展的情形下，发展中大国间的分化组合对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前景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发展中大国\"是一个具有相对意义的概念，可从国土面积、人口、资源和市场规模、地区大国地位、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方面的参与程度、经济发展状况等角度加以界定。据此，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国可被视为发展中大国。
一 失衡与抗衡交织的世界催化着发展中大国间的分化组合
当今世界是一个失衡的世界。当今世界也是一个一超与多极间不断发生着较量、牵制、对抗、调整、抗衡的世界。在失衡与抗衡交织的世界中，不同力量板块间的矛盾运动恰恰为发展中大国创造了战略回旋空间。\"强权即公理\"的现代版演义从一个侧面强烈地刺激了发展中大国的危机感和机遇意识，\"发展是硬道理\"成为跨越不同国界的共识。在全球格局中，发展中大国的分化重组格外醒目，也因此成为牵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重要动因。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中大国内外大政方略大致有着如下共同特点：
1，在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意识的激励下，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力争在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成为各发展中大国制订新战略的着眼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印度前外长辛哈断言，印度是一个\"从自视为一个发展中弱国转变为正在崛起的强国\"。巴西、南
非一直毫不掩饰欲在本大陆发挥火车头作用愿望。国际秩序的重塑和国际规则的调整蕴含着巨大的利益空间，争夺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和影响力成为今年以来发展中大国战略角逐的重要内容。围绕世贸组织多边谈判、地区政治与经济合作、国际安全机制建设、反恐及防核扩散等重大问题，发展中大国积极争夺话语权和决策权，并将推动联合国改革作为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更为有利战略地位的着力点。巴西、印度、南非都已强烈表达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
2，为了追求本国长远利益的最优化和最大化，发展中大国均注重既综合又灵活地制定和实施长期发展战略，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淡化，务实色彩更为突出。发展中大国均与美国有着斗争和抗衡的一面，但又都从各自实实在在的战略利益出发，尽可能留有充分的回旋余地，保持着斗而不破的局面。各国都在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与此同时，经贸、能源等事关发展的问题在各国战略中的地位更为突出。发展中大国都在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尽可能灵活地把握长远战略与眼前利益之间的分寸拿捏，盘活潜在战略资源，突破各种瓶颈性因素的制约，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有利的国际地位。
3，在加紧进行战略利益争夺的同时，发展中大国间相互依存的纽带意识明显增强，各国在战略调整中积极谋势，大国战略布局呈现多重交错，多边牵制互动的状况，组合势头大于分化倾向。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首先注重在各自所在的区域合作中扮演核心角色，理顺
周边国际关系，维护地区稳定，保障战略利益。以类似\"小组第一\"的优势为依托和筹码，更为积极地从事跨地区的战略关系重新组合。
二 发展中大国分化组合势头强劲
\"发展中大国的分化组合\"既指在全球格局意义上发展中大国的分化组合，亦指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分化组合。其中，在一超多极的全球格局中，发展中大国力求自主的分化现象更为明显；而在发展中大国之间，力求相互倚重的组合倾向更为突出。
1，在\"民族复兴\"的目标激励下，发展中大国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内外大政方略的意志显著增强，与西方强权政治和某些\"普世价值\"碰撞增多，在一超独霸的国际格局中起着愈发明显的分化作用。此外，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和战略利益差异，中印、中俄、印俄以及中印俄等双边和三边关系中，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分化因素。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也无论是巴西、印度还是南非，\"民族复兴\"几乎是一面共同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发展中大国对内千方百计振兴国家经济发展，对外则推行务实色彩浓厚的全方位外交。作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或复兴势必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着\"搅局\"的效应，也是对一超独霸局面的公然挑战，因而必然引起现有国际秩序既得利益者们的反弹。对于正在发奋图强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旧有的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束缚着其发展的脚步，对这种旧秩序日见突出的不合理和不公正有着本能的反感和抵触。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大国对于旧有国际秩序的分化与对强权政治的抗争几乎是必然的。
2，发展中大国间战略利益认同感增强，以联合自强为动因的组合及互动呈推波助澜、交错重叠之势，成为整个世界格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动向。
巴西、印度、南非三国外长2003年6月在巴西会晤，决定成立\"三边委员会\"。目前，南非、印度、巴西正在积极筹划某种论坛式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争取更加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巴西外长阿莫林表示期待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参与，从而成为五国集团。在去年9月的坎昆会议上，印度、巴西、中国等组成20国集团。目前，20国集团正在酝酿着举行新的峰会。今年以来，中巴、中俄、中印、中南、巴南、巴印、巴俄、印俄中等发展中大国间更为自觉地相互倚重，双边和多边高层往来极为频繁，进一步促进了彼此间战略利益的整合。
发展中大国之间的联合自强前景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高盛研究所在其报告中说，: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成的BRIC这一国家集团名称很快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四个国家占世界人口40％，占世界陆地面积30％，如果四国经济顺利发展，那么在2025年以前其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日、美、英、德、法、意六
国 1／2，在今后40年内其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六国集团的国内生产总值。
三 发展中大国分化组合对世界的影响
发展中大国的分化组合势必对进入新世纪的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发展中大国的战略发展态势催化着全球各大力量板块间更为激烈的战略较量、利益争夺与合纵连横。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大国及发展中大国间的矛盾运动正在推动整个世界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
1，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有助于平衡和制约单边主义的肆虐。在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的矛盾运动中，更为多样性的多极化和更为公正的利益均衡化将以新的格局架构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但在战略利益相互挤压的过程中，矛盾激化导致的局部冲突失控和制约力量强烈反弹也会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新的威胁。
今年美国大选结果表明，新保守主义思潮仍占主导地位，其外交政策中扩展霸权和遏制竞争对手的主旨仍未改变。整个国际格局中单极与多极、单边与多边的较量依然是大国关系发展的主线。另一方面，鉴于伊拉克乱局等严峻挑战的存在和多极力量制约的结果，美国不能不进一步调整与发展中大国间的关系。在发展中大国与美欧及发展中大国间关
系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联盟色彩继续淡化，各国围绕重大利益的分化组合与协调、斗争全面展开，方式更加灵活，手段更加多样。随着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战略竞争的复杂化，各国更加倾向于针对具体问题和不同利益诉求结成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依存与制衡并重，斗争与协调结合的态势客观上有利于发展中大国制约单极霸权的努力，为自己的发展和崛起进一步拓展战略空间。战略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和制衡关系将成为大国之间互动与协调的长期动力，求同存异，斗而不破成为大国之间的共识。这一格局客观上对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利益的差异，发展中大国与美欧之间及发展中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崛起与遏制、发展与制约、挑战与应对的矛盾关系。无论是中俄、中印，还是俄印关系，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组合也是一种利益重组，也因此都存在着既相互合作，又互有防备的状况。
2，发展中大国对世界发展有着极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其可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也为整个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发展中大国自身存在的软肋或瓶颈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程度不同的不确定性，也因此为世界发展格局带来不确定因素。
不可否认，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上的崛起或复兴仍然荆棘载途。巴西严重的两极分化、外债负担等问题，印度基础设施滞后等发展失衡
问题，根源仍在于经济发展的南非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问题以及中国在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严峻挑战等对这些国家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牵制作用。在世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联系如此密切的地球村的今天，这些大国对任何一个严峻挑战的处置失当都会不同程度地为整个世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3，在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大局中，中国的影响力愈发突出和重要，来自方方面面对中国的牵制、遏制因素亦将增强。保持极为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伸屈俯仰只求发展，应是我们在处理包括其他发展中大国在内的大国关系的圭臬。
今年美国大选结束之后，其在一段时间内的全球战略政策走向基本清晰。美国继续谋求单边霸权的目标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和斗争仍会错综复杂地深入发展。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中国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要加速成发展，而美国则势必要扩张和遏制潜在的竞争对手出现，因此，尽力处理好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与美扩张期碰撞的关系，将不可避免的碰撞和矛盾尽可能化解在不危及我长远利益的范围内，从而积极地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当是符合中国长远战略利益的明智之举。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关系也具两面性。总体来说，其他发展中大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与中国有共同语言，而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且
愿意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以相互借重。积极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努力推动多边平台的构建和加强，进而深化相互间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让不断加强的利益纽带关系形成遏制单边主义横行、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良性循环。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与某些发展中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隐患。对某些发展中大国来说，中国仍被一部分势力视为潜在的主要威胁和竞争对手，始终存在着一种既希望与中国合作，又对中国有所顾虑的心态。在此种心态影响下，某些局部利益冲突的发生会被恶性渲染和激化为影响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事件。对此，我们既应有清醒的认识，又应能够冷静地面对。正如一位在芸芸众生中出类拔萃的人才所经历的成长过程一样，他或她必然会遭遇无数白眼、红眼的磨难后才能赢得认可和青睐。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地发展自己，少谈盛世，多想危机，尽力排除各种干扰地发展自己，尽力不事张扬、埋头苦干地发展自己。中国自身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便是对整个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最大贡献。
转贴]大国崛起的中国模式
美日两国是近现代西方和东方崛起国家的代表，在它们的崛起历程中，既把握了和平的机会，也利用了战争的因素。而中国的崛起之路表明，中国正在成为和平崛起的典范。尽管这种崛起与世界其他强国都不尽相同，但中国的经验大大丰富了大国崛起的模式。
美国的崛起实际是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差不多是50
年的时间。这50年是思想的孕育期、外资吸引期、经济的全面繁荣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哲学的全面上升期。
19世纪末期，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产业革命，奠定了经济腾飞的基础。相比于英国、荷兰、西班牙，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积极颁布土地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和“过剩资本”，大量利用欧洲国家的技术成就，开发美国市场和经济。加上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从19世纪70年代急剧扩张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在其他参战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严重削弱的背景下，大量出口武器和各种产品，获得了大量收入，由负债累累的债务国一跃成为各国的债主。二战期间，美国继续大发战争财，经济突飞猛进。战争结束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掌握了世界3/4的黄金储备，构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战后美国经济金融发展引领全球，形成了以美元、美国金融机构、美国金融市场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金融帝国称霸世界。
美国的崛起总体上也算是和平崛起，尽管其崛起过程中利用了战争因素，但是基本没有为崛起故意挑起战争。美国崛起也可以看作是英帝国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世界主导权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进行了和平交接。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大力兴办近代工业，推行地税改革，实行“文明开化”教育，奠定了崛起的经济和人才基础。造就了一批大企业如三井、三菱财阀等。1894年甲午海战，日本占据了台湾、朝鲜、辽东半岛，并得到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
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政府利用战争赔款扩充军备、确立金本位制、推行义务教育，成为继英、法、俄之后的第四海军大国，并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并逐步在朝鲜、中国东北推行殖民统治，掠夺资源，国力迅速增强，进入帝国列强行列。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和扶持下，大力扶植本国的大企业，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增加企业积累；建立主银行制度，将银行和大型生产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大企业可以方便地从银行得到资金支持。日本利用在美国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向美国提供工业品，迅速推进重工业发展。借助电子与汽车等工业，取得了对于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市场的贸易优势地位。20世纪80年代，日本贸易优势地位逐渐演化成日本的金融优势，日元在1985年的广场饭店会议后大幅升值。日本的金融实力跳跃增长，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
中国与美国在市场和外资的引入上是极其相似的，而中国与日本在价值观、思想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完全不同的地方。中国的崛起与美日崛起历程都不尽相同，中国没有利用战争的因素，而完全是一种和平的崛起，这种崛起，必将成为世界范围内和平崛起的典范。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指中华民族全面崛起，包括经济崛起、政治崛起两个层面及其六个方面的内涵。其中，经济层面的崛起包括经济的崛起、自主技术与品牌的崛起、资本与金融的崛起。政治层面的崛起包括文化崛起、军事崛起、政治崛起三个方面。 中国的和平崛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寻求自立、解放和现代化。中国的落后始于明末，鸦片战争是中国落后挨打的结果，同时也是民族自醒的开始。
第二阶段，从1949年1979年，新中国奠定国民经济基础。中国建立国民经济、工业、大学基础体系，制造出“两弹一星”。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第三阶段，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经济全球化谓之“天时”，四小龙崛起、产业转移谓之“地利”，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开放基本国策谓之“人和”。社会生产力和活力得到巨大解放，对外开放使港台小额资本进入中国，对于搞活流通、形成全国的商品流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一时期，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重视教育和人才，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出现基础设施建设大高潮，其为引进外资奠定了基础，跨国公司投资也因此大量涌进；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突飞猛进。跨国公司来中国开厂建厂，在珠三角、长三角形成世界级的产业集群，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引进和走出并举，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日趋活跃，中国经济大步推进国际化。
这三个阶段叠加起来，便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画卷。
[原创]从《大国崛起》看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诸多问题
从《大国崛起》中的几个国家都能够看出现在中国的影子。
先从日本说起，同样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但是，因为日本自古代就是中国的学生，没有任何自负的情绪拖累，由此产生的屈辱感也无法与中国相比，日本从此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但是，千年的衣钵怎么能一朝改变，在西方的文化价值和中国传统中挣扎着的日本，最终选择以加强皇权带领西方进程的方式。
从日本的维新看中国改革，过快的市场经济改革带给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社会的冲击不比日本当年受到的冲击小多少，在冲击中丢失了自己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过快的社会西化导致的崇外思想。商业道德沦丧，没有经过西方长时期的文化积淀，只取其方式，而同时，自己的传统价值观被抛弃。这直接导致了商业无序发展。再从商业流入社会人群，重利忘义随处可见。
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在长期的发展中，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能够脱离社会责任，这一认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而是无数人用惨痛的教训得出的，从而，吃了亏的资本主义慢慢建立起自己的社会诚信。 而日本和中国，只取得了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其社会诚信建设的经验。而日本给中国的经验是涩古荣一的经商之道：一手拿论语，另一只手拿算盘。任何经济发展都不能脱离社会责任。
再到法国大革命，启蒙思想浸润几代人之后，法国人选择了不再忍受王权和宗教禁锢，但是，理想终归是理想，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指责为叛
国被屠杀的人超过四万。理想中的信仰自由以这样践踏信仰的方式进行着。
中国呢？为了不让管理员同志删我的帖子，还是不说为妙。 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以强制性的措施来推进，但是，他却忽略了人民的利益，俄罗斯一直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实惠。从彼得大帝，到叶卡琳尼娜，再到苏联时期，最底层的农民没有尝到经济发展的任何甜头。
中国也一样，当中国以每年平均10左右的超高速发展了20多年后，中国的农民和底层工人仍然有很大比例处于贫困中，甚至交不起孩子的学费。
日本，法国，俄罗斯。三国在崛起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有的直接导致改革失败，有的甚至导致政权垮台，而日本则从此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最后遭到两枚核蛋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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