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来源：智识学术网 | 发布日期：2010-11-27 | 作者：王记录 】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一、官方纲目体史籍的编纂与宋学

康熙、乾隆二帝对于宋学的代表——程朱理学非常推崇，着力提倡。他们之所以如此，按萧一山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朱子主张尊君大一统，便于统治者利用”[2](P52)。何兆武也认为他们“表彰理学，意在强化尊君大一统的思想”[3](P134)。清廷以朱熹配享孔庙，把一批身居显宦的理学家——诸如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等树立为“理学名臣”，就是看上理学在维护自身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与提倡理学相联系，清廷特别注意设立史馆，摹仿朱熹《通鉴纲目》编纂纲目体史籍。在中国史学史上，朱熹《通鉴纲目》一书具有特别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一部历史书，更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在这部书中，朱熹把天理、纲常、名分等理学观念转化为历史的论证，通过辨正闰、明顺逆、严篡弑之诛等笔法义例把理学思想融会到历史之中，把历史当作格物穷理的手段之一，阐扬纲常名分的合理。康、乾二帝提倡理学，依照朱熹《纲目》设馆修纂纲目体史籍，实际上就是看上这种史书体裁最适合表达统治者的思想，最适合从思想深处论证现行统治的合理。可以说，纲目体史籍的编纂，是清代官方史学与宋学发生联系的桥梁，通过这个桥梁，统治者褒贬议论、抑扬人物、评断史事，阐释微言大义，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史学观念和政治意志。他们的这种做法，在理学式微的清代，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康熙皇帝一生都非常注重经史的学习，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通鉴纲目》非常感兴趣，在倡导经筵日讲的同时，要求经筵讲官进讲该书，“经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通鉴》一书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作何撰拟讲章进讲，尔等奏议”[4](卷5)，结果议定进讲朱熹的《通鉴纲目》。在康熙看来，经史同等重要，“经史俱关治理，自宜进讲”[5](卷89)，于是把讲解经书与讲解《通鉴》结合起来。对于经史关系，康熙这样看待：“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详于经，治天下之事莫备于史。人主总揽万机，考证得失，则经以明道，史以征事，二者相为表里，而后郅隆可期。”[6](卷19)还说：“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乃为有用。”[4](卷12)由于康熙皇帝认识到经史之学在治理天下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故而加紧研习，亲手点定朱熹《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大全》诸书皆以朱书手自点定”[5](卷121)，并发表心得评论，此后《通鉴纲目》馆即据此编辑成《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和“续编”。康熙还谕令把朱熹《通鉴纲目》翻译成满文，颁赐给满洲大臣，并在序言中自称“于《纲目》一书，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披览，手未释卷。爰于内廷设立书局，命翻译呈览，朕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务期晓畅无遗，归于至当而后止……朕念是编所记述，皆有关治天下国家之务，非等于寻常记载之书，法戒昭然，永为金鉴。凡我臣工，其各殚心观摩，以体朕黾勉法古之意”[5](卷150)。对于《纲目》在史学上的地位与特点，康熙这样认为：“史之有传，其体有二，纪事编辞，发凡起例，而褒贬之意寓于言外，俟观者深思而自得，此左氏之传也，涑水之《资治通鉴》宗之。据事以断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夺之不可假，如折狱然，此公、谷之传也，崇安之《春秋传》宗之。二者缺其一，则史学不备。朱子作《通鉴纲目》，纲仿《春秋》，目仿丘明，罗十七代记载之文，治以二百四十年褒贬之法，论者谓接统《春秋》，不虚也。”[7](P581)给《通鉴纲目》以很高的评价。康熙推崇宋学，在当时学术界反响很大，昭梿云：“仁皇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宿儒耆学，莫能窥测。所任李文贞光地、汤文正斌等皆理学耆儒。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令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世所能及也。”[8](P6)

正因为注重学习经史，康熙朝设馆编纂了很多经书和史籍[③]，使官方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中《御批通鉴纲目》及前编、续编和《鉴古辑览》的编纂，则直接承袭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对于《御批通鉴纲目》编纂的意义，康熙帝说：“千百年来，微言大义，昭揭天壤，必以尼山笔削为断，所从来尚矣。……紫阳朱子特起而振举之，纲以提要，目以备详。岁时列于上而天统明，章程系于下而人纪立。增损精切，予夺谨严，庶几《春秋》大居正之宗旨欤……朕几务之暇，留神披阅，博稽详考，纤悉靡遗。取义必抉其精，征辞必搜其奥，析疑正陋，厘疑阐幽，务期法戒昭彰，质文融贯……不特天人理欲之微，古今治忽之故，一一胪如指掌，即子朱子祖述宣尼维持世教之苦衷，并可潜孚默契于数千载之下。是则朕敦崇古学、作烝新民之至意也。”[7](P580)《鉴古辑览》一书，由陈廷敬等人奉敕编纂，内容为“古昔圣贤、忠臣、孝子、义士、大儒、隐逸，凡經史所记载，卓然

有关于世运者，详察里居、名字、谥号、官爵及所著作，纂成一书，历代奸邪亦附于后，以备稽考”[9](卷32)。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判，执行的也是理学的标准。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由推崇程朱理学而广而大之，将理学的思想渗透到历史学领域，强调经史合一，“体之身心，验之政事”[7](P576)，并将这些书籍“颁布宇内，俾士子流传诵习，开卷瞭

然”[7](P580)，把自己对经书与历史的理解用官修图书的方式，颁示天下，与学术界理学潮流会合，对当时学术文化的演进起了导向作用。

和康熙皇帝一样，乾隆皇帝对宋学也情有独钟，他依据《通鉴纲目》谕令编纂的史籍又远远超过康熙。乾隆喜欢评点历史，对于褒贬史学的一套法则极为谙熟。他在没有即位时，就推崇朱熹的《通鉴纲目》，认为该书“祖《春秋》之笔削”，“善善恶恶，是是非非，具于一篇之中，而无不备矣……彰善瘅恶，比事属辞，虽不足以尽《春秋》之义，抑其大略则可谓同揆矣……忠奸贤佞，褒嘉贬斥，凛若衮钺，人知有所惩劝，惧见诛于后世也。如是而谓之《纲目》修而乱臣贼子惧，其谁曰不然”[10](卷7)？即位以后，乾隆帝称道《通鉴纲目》尤力，认为“纂述相承，莫精于《纲目》”[11](卷5)。乾隆帝重视《通鉴纲目》，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体裁方面。虽然编年体始自《春秋》，但是“编年之善，则自司马光《通鉴》始，《通鉴》本《春秋》之法，至朱子则纲仿《春秋》，目仿左氏”[12](卷14)，创造出一种新的史书体例，从而为后人继承。其二，书法方面。本来，《资治通鉴》一书“年经月纬，事实详明”，朱熹无非“因之成《通鉴纲目》”[13](卷98)。但在乾隆皇帝看来，《通鉴纲目》“书法谨严，得圣人褒贬是非之义”，是“编年正轨”[13](卷685)。“《纲目》祖述麟经，笔削惟严，为万世公道所在”[14](卷9)。《纲目》的书法是乾隆皇帝最感兴趣的，他说：“编年之书，奚啻数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鉴纲目》为准。《通鉴纲目》盖祖述《春秋》之义，虽取裁于司马氏之书，而明天统、正人纪、昭鉴戒、著几微，得《春秋》大居正之意，虽司马氏有不能窥其樊篱者，其他盖不必指数矣。”[7](P582)可见，乾隆帝特别重视《纲目》在彰善瘅恶方面的示范作用。他数次言及这一点：“编年事例自涑水，正纪褒贬推紫阳；列眉指掌示法戒，四千余年治乱彰”[15](卷2)，“涑水创为开义例，紫阳述订益精微；直传一贯天人学，兼揭千秋兴废机；敬胜治兮怠胜乱，念兹是耳释兹非；《三编》[④]惟此遵纲纪，《辑览》[⑤]曾无越范围；锓出新安留面目，弆增天禄有光辉；外王内圣斯诚备，勿失服膺永敕几”[16](卷26)。

由于乾隆帝看重《通鉴纲目》在褒贬史事和应用现实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在乾隆四年（1739）《明史》尚未完全刊刻告成的情况下，就谕令“仿朱子义例，编纂《明纪纲目》，传示来兹”，以与《明史》“相为表里”[13](卷98)，组成以鄂尔泰、张廷玉为总裁官的《明史纲目》馆。乾隆皇帝编纂《明史纲目》，目的是仿朱熹“褒贬是非之义”，运用春秋笔法，进一步对明代历史予以评定。总裁官对这种意图心领神会，在义例、书法、编排上颇费心机，而史事则一仍《明史》。乾隆七年五月，《明史纲目》即将告成，但副总裁周学健又提出该书的起始问题，指出该书记事起于洪武元年（1368），但“明祖起兵濠梁，定鼎江东，颁定官制，设科取士，详考律令诸政，皆在未即位以前，而《续纲目》（即《续资治通鉴纲目》）所修元顺帝纪，于明兴诸事，不核不白。今《明纪纲目》，既始自洪武元年，若于分注之下补叙前事，不特累幅难尽，且目之所载，与纲不符。与编年之体未协。若竟略而不叙，则故明开国创垂之制缺然，而自洪武元年以后，一切治政事迹，皆突出无根，亦大非《春秋》先事起例之义”[13](卷170)。经总裁官们议定，乾隆皇帝批准，将元朝至正十五年（1355）明祖起兵以后至至正二十八年元顺帝始奔沙漠止，编为“前纪”，列于《明史纲目》洪武元年八月以前，仍用元朝纪年，在书法上体现“明虽兴王，何逃名分”的原则，或称朱元璋名讳，或称吴王，或称吴国公，皆仿朱熹《通鉴纲目》书汉高祖未即位以前之例，这样，“一代开基之事实既详，千古君臣之名义亦正，似传世立教之意，更为慎重”[13](卷170)。《明史纲目》正文的编纂宗旨与前纪有所不同，“自洪武元年以后纲目正文，事关胜国遗踪，盛朝殷鉴，凡主德之隆替、国是之善政、物力之衰旺、民风士习之淳漓，记载并务详明，褒贬尤宜矜重”[13](卷178)。乾隆皇帝对《明史纲目》这种重视书法的做法非常满意，云：“盖大君臣子，名分不可逃于天地间。僭号兴王，予夺严乎辞语内，敢曰继《春秋》之翼道，以此昭来兹之鉴观，我君臣其共勉之。”[13](卷178)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全书告成，共20卷，乾隆皇帝写诗表达自己的心情：“直道惟凭信史留，斯民三代理无偷，学探司马治平要，书慕文公体例优，亦曰此心无予夺，敢云我志在《春秋》……义例纤毫毋或爽，劝惩一字必期安。”[17](卷31)由于此次所修书籍内容非常简略，到乾隆四十年，又命大学士舒赫德等重修，五十六年修成，为40卷。这次内容增加许多，在体例上又增加“发明”，“以阐衮钺之义”，增“质实”，“以资考证之功”。修改后的《明史纲目》定名为《通鉴纲目三编》，重点仍然在于

褒贬史事，并且成为当时士子应试的必读之书。

清廷取法朱熹《通鉴纲目》修纂纲目体史籍，是与自身所提倡的程朱理学这一官方学术形态相适应的，是清廷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代“崇儒重道”基本国策的具体体现。康熙皇帝曾明确指出：“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5](卷249)清廷借《纲目》把虚幻的性理之说具体化为历史的论说，借具体的史事阐发统治者对历史及现实的看法，裁量人物，评判史事，为自身各项政策的实施寻找历史的和理论的依据。在编纂纲目体史籍的过程中，官方对史实的叙述并不太在意，他们在意的是书法和评论。因为这两者最有利于表达统治者的意愿。由于肩负这样的重要任务，除上面提到的《明史纲目》外，乾隆时期还编纂有《御批通鉴辑览》。该书为纲目体通史，清高宗在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下撰写“御批”，对史事进行裁断，特别是对南明正统地位的论述，影响官私史学甚巨，成为此后官私明史著作论断明清之际正统归属问题的理论依据。

清廷设馆修纂纲目体史籍，大肆利用春秋笔法，把理学作为评断一切的标准，议论纵横，无形中又加强了理学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可以说，官方纲目体史籍的编纂因清廷提倡理学而兴起，这种编纂同时又对理学的宣扬推波助澜。这大概是尽管乾嘉汉学兴盛，但理学仍然不绝如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乾嘉时期汉、宋学术门户相争但又能有一些持平之见的一个重要原因。四库馆臣在评论汉、宋学术时说：“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18](P1)承认汉宋之学各所长，而且认为“经者乃天下之公理”。在专制社会中，朝廷的“公理”就是天下的“公理”，朝廷提倡理学，学界就会有附和之声，尽管“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19](卷1)，但理学一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四库馆是汉学的大本营，但仍然不能完全否定理学，原因就在于朝廷的提倡。论乾嘉时期汉、宋学术的关系，不考虑官方的立场，是不全面的。

二、官方史学中的考证与汉学

清朝虽然一直把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定为官方哲学，但他们对汉学也不排斥，相反，由于汉学注重考订，不轻易议论，更有利于清朝的统治，故而清廷还逐渐提高汉学的地位，何兆武指出：“清初文化政策……一方面表彰理学，一方面又崇尚所谓实学。”[3](P135)所言为清代文化政策的实情。

按皮锡瑞的说法，清初学术是汉、宋兼采之学，并没有明显的门户之争，所谓“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20](P341)。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人都有这样的特点，尽管他们批判理学，表现出汉学的倾向，但并未完全脱离宋学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史学，受汉、宋二学的共同影响，一方面表现为重史料考订，言必有据，理必切实。另一方面又重视理论发挥，夷夏之防的正统观念强烈，经世致用思想高扬。清初史学给人的感觉是功力扎实、思想深邃，极少主观臆断，这正是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学术局面一直持续到乾隆中期。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学术自身的内在发展理路外，又是与康、乾二帝既倡导理学之义理发挥，又重视汉学之严谨考证分不开的。

清廷设馆修史，一切仰承圣裁，因此，研究清代官方史学与汉学的关系，首先要考察帝王在这方面的见解。而要考察清代帝王的见解，不能不考察当时学界运用汉学治经的方法以治史的情况。康、乾时期的学者，绝大多数都精通汉学考证，同时又精熟史事，故而很容易将汉学考证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汉学治经，注重文字训诂，提倡考究典制名物，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汉学治经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史事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学问。这种学术风气对康、乾二帝的学术思想有直接的影响，他们顺应潮流，不仅做考证文章，而且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官方史籍的修纂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康熙皇帝认为“凡纂核史书，务宜考核精详，不可疏漏”[5](卷144)，把记载是否真实、考证是否精确当作评价史书的一个重要标准。他非常关心《明史》的修纂，多次指出明代史籍存在的问题，比如《明实录》，康熙帝曾“详悉披览”，指出“宣德以前，尚觉可观，至宣德后，颇多讹谬，不可不察”[5](卷144)。“朕自冲龄即在宫中，披览经史，《明实录》曾阅数过，见其间立言过当，记载失实者甚多。纂修《明史》，宜加详酌”[5](卷154)。不仅是《明实录》，很多史书，包括《史记》、《汉书》等千古名作，错误也在所难免，在运用时要小心甄别，“朕遍览明代《实录》，未录实事。即如永乐修京城之处，未记一字。史臣但看野史，记录错误甚多。朕又览《史记》、《汉书》，亦仅文词之工，记事亦有不实处。即如所载项羽坑秦卒二十万，夫二十万卒，岂有束手待毙之理乎”[5](卷273)。明末史事，距清初不远，很多传闻都需要考订甄别，清圣祖曾举例说：“传闻李自成兵到，京师之人，即以城献。又闻李自成麾下之将李定国，在西便门援城而上，由此观之，仍是攻取，岂云献乎？”所以“此等载入史书，甚有关系，必得其实方善”，指示《明史》馆馆臣“纂修《明史》，其万历、天启、崇祯之间之事，应详加参考，不可忽略”[5](卷254)。诸如此类的内容，都需要严密考订，方能修出信史。正是因为看到史书修纂中可能存在谬误，康熙提出在《明史》修成后还要保存《明实录》等资料，不能销毁，要使后人有所考证，“俟《明史》修成之日，应将《实录》并存，令后世有所考据”[5](卷130)，“明代《实录》及纪载事迹诸书，皆当搜罗藏弆，异日《明史》告成之后，新史与诸书俾得并观，以俟天下后世之公论焉”[5](卷154)。

和康熙皇帝一样，清高宗乾隆对史书记载失实之处也多有指摘。他在《御批通鉴辑览》的批语中，有大量指摘史书记事失实的论断。例如，对于楚国欲以地七百里封孔子的记载[21](卷8)，对于齐国田单运用火牛阵破燕军的记载[21](卷10)，对于南宋岳飞大破金兵“拐子马”的记载[21](卷86)，对于诸葛亮征孟获七擒七纵的记载[14](卷31)，对于唐太宗怀鹞的记载[12](卷13)，乾隆皇帝都有相当中肯的辨疑，指出史书记载的不足征信。另外，乾隆帝在《读严光传》、《读后汉书明德马后传》、《读刘琨传》等文章中，也指摘了史籍的夸张失实之弊[22]。乾隆对考证情有独钟，经常撰写一些考证文章，对史事进行考证，如《春秋》三传记述“晋假道伐虢”多有歧异，乾隆帝撰写《三传晋假道伐虢辨》一文，通过考察晋国与虢国的位置，指出晋伐虢没有假道之必要[14](卷24)。再如《三韩订谬》一文，考证《后汉书》中记载“辰韩”生儿令其头扁，皆压之以石之说荒谬，并考证“马韩”、“辰韩”、“弁韩”所以称韩之义[14](卷24)。其他如《广陵涛疆域辨》、《翻译名义集正讹》、《夫余国传订讹》等文，都对历史记载的讹误进行了细密考证。其他如《阳关考》、《热河考》、《济水考》、《滦河濡水源考证》等，都是乾隆皇帝精于考证的佳作，严谨而认真，颇见功力。 清代帝王对史书纪实传信、严密考订的充分肯定，以及亲自撰文进行考证的活动，对史馆修史重视考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比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的《西域图志》一书，早在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用兵西北的战争尚未结束，乾隆皇帝就命令官员考察西北山川地理、历史渊源、风土民情等，积累资料，严密考证，经过20余年的编纂，方才成书。《西域图志》一书，将实地勘测考察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相互参证，对以往史籍中有关西域的记载勘正考实、辨误订讹，“足以补前朝舆记之遗，而正历代史书之误”[18](P605)。如碎叶城，《新唐书?地理志》记于焉耆都督府下，《西域图志》经过考辨，指出“唐碎叶水为今之图斯库勒，所谓碎叶城当在今图斯库勒南水丰草饶之地”，考出准确地点[23](卷13)。对于本朝官修的其他史书中的错误，比如《大清一统志》等，《西域图志》也予以纠正。书中考辨随处可见，显示了精于考证的扎实学风。此后官方编纂的《日下旧闻考》、《热河志》、《满洲源流考》、《河源纪略》等书，与《西域图志》一样，都贯彻了考证辨伪的精神。《日下旧闻考》“因朱彝尊《日下旧闻》原本，删繁补缺，援古证今，一一详为考核，定为此本”，“原本所列古迹皆引旧文，夸多务博，不能实验其有无，不免传闻讹舛，彼此互歧，亦皆一一履勘遗踪，订妄以存真，阙疑以传信，所引艺文或益其所未备，或删其所可省，务使有关考证，不漏不支”[24](卷首案语)。乾隆皇帝在为《日下旧闻考》题词时，也强调该书的考证价值，所谓“罣漏岂无补所阙，淆讹时有校从精”[24](卷首御制题词)。《热河志》也重视考证，“爰披志籍以研搜，更集图经而校勘”[25](卷首进表)，“并考古证今，辨疑传信，既精且博，蔚为舆记之大观”[25](卷首案语)。《满洲源流考》同样重视考据，因为满洲“年祀绵长，道途修阻，传闻不免失真。又文字互殊，声音屡译，记载亦不能无误。故历代考地理者多莫得其源流。是编仰禀圣裁，参考史籍，证以地形之方位，验以旧俗之流传，博征详校，列为四门”，部落一门，“并一一考订异同，存真辨妄”，疆域一门，“并

考验道里，辨正方位”，山川一门，“今古异名者，皆详为辩证”，国俗一门，“妄诞无稽者，则订证其谬”[26]（卷首案语）。《河源纪略》同样贯彻了考证的思想，因为“从来叙述河源，率多失实”[27]（凡例），所以专门设立“证古”、“辨讹”两门，考证史书讹误，精到之处甚多。这和乾隆帝所一再强调的重视考证的史学思想是一致的，所谓“事不再三精核，率具耳食以为实，君子否为也；言不求于至是，已觉其失，护己短而莫之改易，君子弗为也。必知斯二者，然后可以秉史笔，以记千载之公是公非”[23](卷37)。这成了官修史书的指导思想。可以看到，由于皇帝的提倡和社会上考据学风的影响，在官修史书中，重视考证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方面，这使得官修史书增强了学术性，保存了大量可靠的资料。

官方史学对考据求实的倡导与当时民间兴盛的历史考据学风相汇合，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共同促成了一代学术潮流的转换。黄爱平认为“清廷开展的大规模的修书活动，不仅使诸多汉学家有了充分施展才干的用武之地，而且使汉学也上升为统治阶级认可的官方学术”[28](P205)，揆诸汉学与官修史书的关系，洵非虚言。

三、几点认识

官方修史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与学术相结合的活动，帝王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往往倡导对自身统治有利的思想观念，而这种思想观念往往要借助史馆修史这种形式给予历史的解释，并由此推广开来，形成学术潮流。总之，统治者不仅要借设馆修史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把修史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且要借修史影响学术的发展，将学术潮流也纳入到自己的掌控之中。

就清代来讲，康熙、乾隆两位帝王，有较高的学术修养，他们深知学术研究对政治、文化、人心、世风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故而他们在关乎治国平天下的经学——尤其是宋学和汉学领域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打通经史，利用史馆修史这一方便条件，通过具体史籍的编修，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 对于宋学、汉学，康、乾二帝都是重视的，他们一直在汉、宋学之间参酌互取，持平解说。他们重视以阐发义理见长的宋学，是因为宋学提倡正纲常之道、严君臣之别；他们重视以考据见长的汉学，是因为汉学言必有据、求真务实。二者在政治统治的筹码上具有同样的重量，不可偏废。乾隆帝曾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29](P648)他还曾说：“夫政事与学问非二途，稽古与通今乃一致。”[13](卷239)在乾隆看来，汉宋学术各有短长，不可偏废，“稽古”乃汉学所长，“通今”乃宋学所长，二者最好能够统一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康、乾时期既设馆编纂纲目体史籍，阐发君臣大义，又在修纂其它史籍时进行严密考证的原因。同时，由于康、乾二帝对于汉、宋学术的持平看法通过设馆修史进行了历史的论证，故而在当时及其后的学术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学者客观公允看待汉、宋学术的优劣短长，诸如惠士奇、江永、程晋芳、程瑶田、纪昀、戴震、刘台拱、钱馥、胡培翚、崔述、翁方纲、丁晏、阮元、焦循、许宗彦、黄式三等学者，或不以汉、宋论是非，或治学兼采汉、宋，或为学尊汉、修身尊宋，或反对汉、宋门户[30]，其实都是受了上述官方学术立场的影响。

有一种现象还应引起注意，那就是清廷着力编纂了一些纲目体史籍，发挥朱熹等人的思想，但在民间却极少有纲目体史籍的编纂，这主要是因为清廷以宋学为依据所进行的对于历史的评判，只能由官方做出，私人的议论是不允许的。清廷借这种最能发挥官方思想的纲目体，对历史上的正统问题、历代善恶是非问题单方面做出裁定，以利于自己的统治。清廷还将帝王讨论历史的言论编纂成《评鉴阐要》一书，认为“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氏之是非则待于圣人之折衷……编辑史评，敬录是编，不特唐、宋以來偏私曲袒之徒无所容其喙，即千古帝王致治之大法，实已包括无余”[18](P756)。这里的“圣人”，显然是暗指乾隆皇帝，所谓“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鉴阐要》……昭示来兹，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家谰言，原可无存”[18](P750)。很清楚，清廷要垄断对历史的评论，一切由皇帝来“折衷”，此其一；否定历史上的史评类典籍，不容别人对历史评论“置喙”，此其二。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再加上大开文字狱，对私家治史触及时讳者给予严厉打击，私家只能在修纂纲目体史籍前止步，别无选择。这实际上就是清廷设馆修史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还有一种现象也要引起注意，那就是在汉、宋学术与史学的关系方面官方与私家的态度有微妙的差别。前面笔者已经说过，清廷试图通过设馆修史，在褒贬议论与考证求实两方面取得绝对发言权，事实上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尤其通过纲目体史籍的修纂，褒贬议论，压制了民间的历史言论。但是，私家对官方修史的种种行径还是表现了极大的不满。其一，私家对受理学影响的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著史方法提出委婉批评。所谓“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31](自序)。在清代文字狱高压政策下，私家不敢点名直接批评官方“著史者”，而是通过批评“读史者”来批评“著史者”，指出他们通过“驰骋议论”、“强立文法”所进行的“明法戒”、“别善恶”的活动不可取，实际上，对历史的褒贬，并不是官方所能垄断的，要“听之天下之公论”。其二，对《通鉴纲目》中的“春秋笔法”进行提出严厉批评。钱大昕批评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32](P350)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批评《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33](P21)从史以纪实的角度否定正闰之争的不合理。这实际上就是借批评朱熹来批评官方纲目体史籍中的正统之辨和君臣之义。私家无法在“褒贬议论”这一史学话语权上与官方争锋，于是就只有采取迂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清廷有意提倡的某些观念，恰恰可能是在野学者有意抵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