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是个很复杂的民族，他们的“忠君”、“爱国”思想很强烈，比起中国儒道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能死后成为靖国神社众多精魂中的一员，战场上的每一个士兵都疯狂得令人恐惧！他们竟敢于发动战争向国际次序发起挑战，竟能够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什么恶事都干得出，这样得禽兽居也能够为国家“抛头颅撒热血”奋勇作战，他们“誓死如归”，只要天皇及首相一句话，他们立即可以组成万千赶死部队杀向任何一个国度，做任何违背人性的事情！二战，当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相继覆灭了，可怕的日本竟然坚持战争不放弃，甚至全国上下都决心战至一兵一卒一寸土，直到两颗原子弹落在他们的土地上，全国经济崩溃，再也无力战下去，他们称霸世界的帝国梦想才彻底覆灭！战后尽管有几十年了，军国主义思想仍再摧残着日本国民，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始终不肯正视他们的问题，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作出越来越大胆的举动：先是历代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再是一步步的修该和平宪法，在经济覆苏后他们反过来利用美国帮助他们扩充军备，发展国防军事科技，近些年开始不断向西太平洋扩张，本来一个战后被国际社会剥夺了包括发展国防军事在内的各种权利的国家，在沉沦的才几十年而已，他竟又在国际社会的眼皮底下复活了！他们近几年国家战略的改变充分表露了这个民族的可怕野心——由单纯的经济复兴转向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他们的军力扩张和势力渗透，他们挑起的与东北亚各国的领土及能源争端（包括跟中国的钓鱼群岛及东海争端，跟韩国的独岛争端，跟俄罗斯北方四岛的争端等等），他们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修改历史课本，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他们对亚太国家频频发出的狂言妄语更充分的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个让全人类都恐惧的恶魔——它又复活了！不,应该说是,变得嚣张了.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追赶西方列强的行动，当富国强兵的目标初步实现后，在一个帝国主义横行全球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日本领导人效仿西方强国。 从日本的历史说起,早在1880年代后期，日本领导人已充分认识到扩张带来的多重利益，海外市场、原材料、国家威望和战略优势。山县有朋、伊藤博文、松方正义等领导人有着建立日本帝国的勃勃野心。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就是在这样“必战”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等人促进了扩张舆论的形成。福泽发表文章称“唤起吾国民报国心之方法莫过于发动战争”，“与支那和朝鲜交往之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客气，而只应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置即可。”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称今后日本要“把旅顺变为直布罗陀，把金州大连湾变为日本领有的北支那之香港”。福泽之后，日本又有“亚洲门罗主义”和“大东合邦论”等扩张主义思想出台。 进入1930年代，日本的政党逐渐失势，军队和平民官员开始崛起，占据了可以左右国家局势的各部门要职。日本内阁大臣中军人的比重越来越大。军方愈来愈急于证明日本的优秀。在海外，他们故意制造挑衅事件，而且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国内，他们干预政治，必要的话会实施暗杀。他们也协助将正处于改善中的日本经济转变成战备经济。他们操纵天皇，通常以天皇不公开反对他们的行为的方式获得天皇的“授权”。

抛开当时日本国内外的大环境不说，从理论上讲，日本的扩张主义国家道路以及侵略他国的程度本来还可以有其他选项，但正因明治宪法设计的缺陷，造成

了日本军部的“暴走”。

“一两个参谋就把事情搞大了，比如炸死张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划的，‘九一八’是石原莞尔策划的，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也都变成军部的作战科参谋在那假借天皇名义，越打越大，不可收拾。”北大历史教授王新生说。

战前曾从军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反思过当年的“军令与军政相分离”：从明治到大正初期有过大山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和西园寺公望等元老，他们人为地统一了军令与军政中相似的部分。因此，这时军令与军政没有出现过分裂。而且这帮元老也知道战争打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结束，但是，进入大正以来，元老相继去世，惟一活着的西园寺公望也年迈体弱。此后，天皇——实际上是军部——的统帅权独立意识变得很强，直接造成了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其结果就是发生在中国的“9·18”事变、卢沟桥事变乃至大东亚战争。

然而，进一步分析，当年日本军政与军令权的分离，只不过是个技术性因素——虽然这个技术性因素非常关键，归根到底，是因为明治宪法没有将军队的统帅权赋予民选的议会和政府——事实上彼时日本内阁也非选举产生。总之，明治宪法虽然确定了君主立宪制，却远不是一部民主的宪法。

严格来说，民主在明治时代虽有所实现，却是极不完善的，二战后的日本还是要为其买单。日本政府和军队的侵略扩张有着深厚的国内民意作基础。对清朝与对俄国战争的胜利，让普通日本人像打了鸡血一般。他们到公园集会，排队购买战争版画，支持把台湾和库页岛纳入日益扩大的帝国版图。少数和平主义者的声音被彻底淹没。

《国体之本义》向日本人灌输：天皇是“现人神”（神的化身），“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服侍他“不是责任，也不是服从权威，而是内心的自然表现”。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的公民是“不同的个人的集合，统治者与公民之间没有深厚的基础来团结他们”，而“天皇及其臣民来自同样的本源”。《国体之本义》还毫不掩饰地流露出种族优越感：日本人“与自然合一”且比受到个人主义污染的西方国家享受更纯净、更自然的生活。日本占领并控制亚洲，以便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解放亚洲——成了日本特有的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理念。 我有时在想，世界在向自由主义倾斜。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受到了他们的集中攻击，在最为激进的论客中，甚至有外交官胡说什么放弃满蒙。 民主功课的欠缺、皇民化的教育、政治体制的弊端让军人绑架了人民与国家政治。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的14年战争中，日本有将近三百万军人伤亡，五十多万平民伤亡。大多数伤亡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的4年间。日本也成为迄今为止惟一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然而，更大的灾难是日本给中国和其他国家造成的。

二战后，天皇裕仁保住了其性命，甚至免于逊位，但必须按盟军总部的命令放弃其神格，而被视为凡人，日本国民将不再有视天皇神而加以崇拜的责任，这将大大减小《教育敕语》、《国体之本义》中所见的天皇制教化复活的危险。新的宪法在序言中宣布国家主权属于国民。与此同时，国家神道被废除，政教分离。所有这些，都是阻止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的措施。 显然，这个归因忽视了更为深层的原因，就是如中曾根康弘首相后来反思的，因对华政策失败、军部专横跋扈以及经济疲惫等原因导致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横行，日本背离了自由、民主的世界主流，与希特勒德国绑在一起发动了“大东亚战争”，最终遭到战败。 事实上，二战前的日本不是没有人提出顺应世界潮流的国家战略，只不过没

有机制保证其成为国策罢了。20世纪初，日本出现过“大日本主义”与“小日本主义”之争。前者以日本陆军之父、首相山县有朋为代表，后者以日本著名思想家和评论家石桥湛山为代表。记者出身的石桥认为，大日本主义的要害是鼓吹不仅要防卫“主权线”（指日本本土）、而且要保护“利益线”（与日本经济利益相关的外国及其海域）的军事扩张理论。“大日本主义是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核心是“军事立国论”。而“小日本主义则是通过改革内政，促进个人自由和活力，立足于产业主义，以达到利国富民之目的”，核心是“产业立国论”。

1912年，28岁的石桥发表了“满洲放弃论”，公开谴责日本政府侵略满洲是愚蠢、危险的行为，认为不仅违反了道义原则，而且从经济合理主义出发也得不偿失，论证严密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他还在其他文章中，对所谓领土狭小，人口过剩、资源贫乏、满蒙是日本生命线、国防线等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驳。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历次侵略大事，石桥几乎都要著文抨击，强烈要求政府抛弃帝国主义，主张日本回到本来的四岛领土上来。

在战前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下，石桥的反侵略观点和“小日本主义”主张无人理睬。日本在二战中的惨败恰恰证实了石桥“大日本主义幻想”必亡的预言。当许多日本人在战败之初为国家前途感到忧心忡忡之际，石桥却认为战败“正是实现小日本主义的绝好机会”。这是战后日本人思想解放的最有代表性的话语。这些都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时时需要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