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媒体中倡导性别平等？

2014-06-18新媒体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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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晚，由新媒体女性网络和中大公益传播小组合作举办，主题为“如何在媒体中倡导性别平等？”的沙龙在大学城的“坊间”温馨开展。通过回顾新媒体女性网络的历史，新媒体女性网络负责人李思磐和二十位有志于成为媒体人的大学生们分享了她关于如何成为一名有性/别意识的媒体人，以及如何在媒体中倡导性别平等的思考。

以下为沙龙笔记的分享。

当敌人出现的时候 方向就有了

李思磐：

新媒体女性是基于广州或者广东的，由十几名记者编辑发起的关注性别平等的小组。 它于2004年11月的“反性别暴力运动一周”期间成立。但我们很长时间内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没有找到方向。直到我们看到了专业主义媒体的反女性评论。有句话说：“当敌人出现的时候，方向就有了。”

在2005年，中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了修改，而由于女权组织的立法倡导，这次修改把性骚扰的写进了修法过程。但南都对此事的的评论是什么呢？《无厘头的“性骚扰”立法》，这是它文章的题目。文章里说：”莫非在我们这个高度和谐的社会，已经没有比性骚扰更尖锐的社会问题、更严峻的侵权现象？“

南都另一起引起我们关注的评论是关于05年北大小语种招生，男生录取分数线要比女生低2，30分这个事件的。南都说，这不是性别歧视，而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高考就是推崇死记硬背，而女生擅长死记硬背，因此分数更高。

南都作为当年最受意见领袖关注的评论部，却几乎没有性别意识。而我作为”南方系”的一员，看到报社传播的是这样的价值观，我觉得非常地不舒服。新媒体女性当年有12个核心成员，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敌人”激起的愤怒。而这些“敌人”其实很多都是我的媒体人朋友。很多人在我们不懈的宣传下（笑），对待性/别相关的新闻事件时态度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新媒体女性的行动方式

李思磐：

新媒体女性干了很多事，比如针对媒体人开展的培训营，参与媒体的改版也是我们行动的方式之一，比如网易女性频道的改版。另外还有女性艺术展，通过这些展览反对性别暴力，让女性不再成为透明人，表达我们的态度。例如我们在2011年末到2012年初做的”大娘的战争：日军性暴力历史展“，展出了日本的女权主义者为了二战期间遭受日军性暴力的亚洲女性所做的事情。她们收集史料，收集亚洲各地的妇女口述史，照顾这些受害的大妈。但当她们来到中国试图展览时， 她们被告知这个展览只能在官方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而在这些馆展览，往往会让观众只看到战争，只有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看不到女性的苦难。

这个时候，女权组织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当国际女权主义组织需要跟中国的公众接触，只有我们广州的民间组织跟她们接触和合作。最后展览地点选在了一个旧的啤酒大麦仓内。

”大娘的战争：日军性暴力历史展“现场。

由女权组织操作这件事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得到了媒体”正确的“报道：即报道里看到了女性的苦难，看到了男性对女性的战争。

我们还会帮助妇女儿童的受害者组织发布会。例如我们给奥美定（隆胸材料）受害者组织了媒体见面会。这件事情（媒体见面会）由我们女权组织来做，和由别的人来做，有什么不同？——她们个人面对媒体时很容易被污名化，媒体可能会从她们的个人生活的细节找原因，譬如是因为自己爱臭美才会上当受害。而当女权组织给她们组织记者招待会时，会不从个人，而是从整体出发看待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围绕媒体，但不仅针对媒体。

我们还会进行儿童性侵害的立法和政策倡导。例如之前我们对广西蒙山”小紫“案进行了调查报道。而当最高法制订剥夺父母监护权的相关法律时，我们可以在”小紫“案的基础上给立法建议，如代表妇女儿童权益的社会组织可以提前介入，专家可以给意见等。

我们还有媒介监测活动。

新媒体女性不仅有自己的渠道可以接触公众，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的活动汇聚了一些关注性别平权的记者。

警惕各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女权“倾向

李思磐：

当我们思考我们该怎样在媒体中倡导性别平等时，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光谱：

我们要看到，左边的两派（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很容易合流。新媒体女性最近在微博上发布的女德馆报道就是一个例子。女德馆的讲师说：”如果我们的女人都去学习女德，我们的民族就会永远屹立在东方。”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是如此的容易合流，互相支持，容易在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层面支持同样的东西。

左边这两派有共同特点，很难完全分开。譬如最近的儒教复兴，传统儒教否定妇女，强调家长制和异性恋霸权。事实上，很多时候民族主义强调本土资源，否定外来议题，例如有民族主义者说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是西方设置的议程，不是中国该关注的东西。

而在传媒改革后，中国媒体倾向于新闻专业主义，我要批评中国式自由主义，因为它其实接近于美国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始终认为，正义不需要进入家庭，不需要进入私领域，因为国家权力不应该进入私领域。他们非常清晰地要求在公共领域要求正义，但是在私人领域国家权力不能介入。

为什么我说中国式自由主义其实是美国式的保守主义？反计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会发现很多反对计划生育的人在反对国家暴力控制女人身体的同时，也反对女人控制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同时也反堕胎。

我想讲的是自由主义和市场至上主义有时候也是会互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铅笔经济学社。铅笔社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最好的方式，他们讨厌大政府，反对社会福利，认为市场竞争才是最好的。

在中国，因为人的再生产只能通过女性的怀孕来实现，而且家庭内部传统上由女性承担劳动力再生产工作（即孩子教育），如果这部分工作要得到社会承认，就要通过社会福利的措施，比如父母产假。市场至上主义非常反对社会福利，反对更多假期，在这种状况下，女性受害最深。中国在90年代启动的被学者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本来国家承担的一部分人的——主要是城市人口的——社会福利，扔给社会。在这样的过程里实际上女性是受害最深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扔给了家庭，而传统文化仍然要求女性对家庭无偿奉献。

四种主义，尽管是相互辩论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特征是反女权。

所以可以看到，我引用的还是不错的媒体上的评论：强调女性母亲的身份，要给高中女生开设护理孩子的选修课。奉劝姑娘们穿衣服要自重。女权者站出来说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秋风就发表了一篇评论：《礼俗优先于权利》。

从“穿衣服要自重”这件小事情里面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差别。钱永祥的文章就指出：“我无意对秋风先生的这一些不智言论上纲。但这个事件及相关争议确实提醒我们，自由主义者如果关心权利，就应该警觉到随着性别之分而生的女性权利；如果关心个人的自主，那么对于不符合主流风尚的言行、生活方式的尊重，就应该更自觉、更重视。 ”

其实中国的自由主义跟境外的自由主义是有很大的一个鸿沟的。中国无论是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公知，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泛自由主义的阵营，他们传达的很多东西很多时候都是反女权的。这个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新媒体，老问题

李思磐：

对女性的咎责在新媒体时代更常见。举个例子，财经网某条微博上的配图。这条微博说的是“广西13岁少女嫉恨同学比自己漂亮将其肢解”这一新闻。本应该讨论青少年犯罪的问题，财经网却放了一张“女人的大脑”的配图。图上显示女人的大脑里装的是“讲电话技巧”“鞋子，手提袋的协调能力”等。

另一个例子是一条“女工宿舍午夜惊魂 劫财劫色砍死两人”的新闻。对于这样一条新闻，记者调查什么内容呢：

“两女死者下班后常外出

“她们比我们回来晚，回来之后都说一些高科技的词语，我们也听不懂。”让刚来深圳12天的小梅、小兰听不懂的高科技词语是“PUB”和“KTV”之类。不过，小梅和小兰还是知道两个遇害室友经常下班后出去玩。

“被害的是不是爆炸头那两个？”在东黎医院里，受伤的小韦和小陈被送到医院后，一直不知道案件情况，只听说有同事死了，见到记者时就反问道。在她们的记忆里，隔壁宿舍有两个时髦姐姐，染黄发，烫有爆炸头。

至于马某与凶手之间有什么感情纠葛，四名同事都说不知情。”

因为女孩经常去pub，ktv，烫爆炸头，有很多朋友，所以她们被奸杀了。这就是这个调查给出的答案。

媒体对性别暴力的腥色膻的小报式的消费是很常见的，因为比较能卖报纸。它们倾向于归咎受害者，例如近年已经比较少见的“女孩子穿着清凉到底谁骚扰谁”。

而媒体对女性公众人物的描绘着重于强调其“贤妻良母”。强调女性公众人物不符合传统女性气质，将焦点放在其是不是“好妻子”“好母亲”上。

以上是现象，接下来我想说些数据。

全球媒介监测项目（GMMP）在2010年分析和比较了108 个国家的各个团体提供的数据，总共监测了1281 家电视、广播和报纸的16,734条新闻。数据显示，只有24%的新闻内容是女性；新闻中很少听到女性的观点；当女性在新闻中出现的时候，并不是作为权威人士出现，通常是以“明星”（名人、皇室成员）或者“普通人”的身份出现；80%的专家和81%的发言人都是男性，而女性更多是代表个人出现——作为目击者（29%），提供个人见解（36%），或作为大众看法的代表（44%）。

这就是为什么新媒体女性一直想为媒体提供更多的妇女专家的原因。当我们采访专家和发言人的时候，要注意议题和性别的平衡。要思考，平衡报道时，当我给一方更多的发言权时，是否公平？

84个新闻网站中抽取的新闻中，只有23% 的采访对象是女性，传统媒体中女性的呈现不足复制到了虚拟世界。只有36%新闻是女性报道，这些国家的传统媒体中41%的新闻为女性播报。

相较于传统媒体，网络新闻性别偏见更加明显，并更加集中。

性别的社会意义

Gayle Rubin：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体系：它是“一套安排，在其中，人类的性和生殖这种生理的原始物质被人类的社会干预所塑造，以传统的方式加以满足，无论这些传统方式有多么糟糕。”——《女性交易：性“政治经济学”笔记》

李思磐：

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就是社会性别的再现过程，反过来也是。社会性别的运作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制度从任何一环都可以拆解，具体到媒体该如何拆解，首要的就是不再将这套东西奉为圭臬。

性别制度导致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新闻报道里的边缘议题，很少有男记者去关心，除非涉及性。农嫁女和教育权的问题都是由于近年来女权团体不断的推动才得到关注的。

新闻是希望改变社会的不公， 改进社会制度的。但是它对于性别的不公却无所作为。

新闻建构

李思磐：

跟性别一样，新闻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新闻是被建构的事实，它并不是事实本身。

那什么东西在影响新闻建构呢？

比如说，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新闻专业主义受到很多影响。首先是自由主义和儒家文化的影响， 比如知识分子的那种改变社会，监督政府的使命感，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但从1992年开始，媒体改革，出现了市场化媒体。这种媒体不一定会监督政府，因为最好赚钱的是做一些煽动性新闻。

作为一个工作了十年的媒体人来说，我可以肯定新闻内部的文化是男权文化，而女性也在主动捍卫这种文化。比如，男女生进入新闻机构受到的教育是一样的，女性媒体人的人数还可能更多。但媒体中高管理层中女性很少，这并不是能力的问题，这就是性别歧视。女性新闻人在专业结构里面划分较少，而且很多时候女性关注的议题也是被视为比较边缘的。

另外一个影响新闻构建的是新闻审查。报道领域收窄，很多关于国际民生的新闻不能报道，所以很多时候媒体为了吸引受众，倾向于牺牲女性，把女性作为消费的资本。

对新闻客观性的批判

李思磐：

客观性的原则很多时候是社会科学的实证性传统遗留下来的。它相信人是有理性的，人是可以接近于科学的方式来看待事物的。

但其实新闻客观性是一种意识形态传统，维护特定阶级特定群体利益，披上了全民性的外衣。维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它强调国家和大企业在新闻里有比较高的重要性，例如一个新闻里，引用NGO的意见显得不正式，引用大企业和国家的声音则显得更可靠。它实际上强化了现有的霸权式的结构。

当然，新闻客观性作为一个新闻理想，仍然可以作为工作参考的原则。在当前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得不够完整的状况下，客观性有个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思考自己有没有在新闻里面考虑到性别正义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所有的新闻议题里面都该有妇女的角度。比如历史的问题，可以去问问女权主义史学怎么看。环保问题，要看到环境的恶化对女性和男性不同的影响。我在一篇铅污染事件的报道里，特别去找了家庭妇女聊。男人谈的是补偿，大问题，钱的问题，妇女则关注村庄生活方式的消失。没有工厂时，她们可以种菜，可以赚钱也不用离开家，兼顾家和赚钱。但是工厂改变了一切。

我们可以更多地考虑从女性的角度入手写报道。当说到某个事情对于人的影响时，我们都会想到这个人是男人。我们是不是能够优先地想到女人？

但该怎么样来说服男性编辑领导和同事，你的这个角度是对的呢？只能是借助新闻客观性的原则，写出好报道。

例如宋山木案，我当时坚持亲自过去调查，因为我要用我的调查来证明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强奸。这些强奸是看不见的。社会公众和法律都倾向于认为不认识的人之间发生的性侵害才是强奸，而两个认识的人之间发生的不情愿的性关系就不叫强奸。但其实大多数的强奸都是发生在认识的场合，而且通常是因为权力的关系。同时还要看到阶级种族民族压迫的纠缠。让

人不能说不的身份原因，如下属，工人。这篇报道也得到了行内资深调查记者的认可，觉得女性主义角度还是很有用的。

另外，记者还需要意识到一个多重主观的事实：没有中立的人，也不存在零度情感。要反思自己的社会位置可能带来的认识偏向，省视自己的身份与成见。记者不是天然客观的，要看到自己的主观到底是什么，而这个主观是怎样影响你的结论和调查过程。

新闻语言的不恰当：美女？

李思磐：

新闻里几乎但凡出现女性都会被称为“美女”。这个词意味着一个女人只有被戳上这样一个标签之后，她才可以被注意，被放到公共的位置上。这是一个记者的习惯用语，而这个用语是男性中心的。很多人都不会理解，为什么夸女性是美女是一种性别歧视呢？

听众：

“美女”加强了对外貌的强调，强调“作为女性应该美丽”的观念。

李思磐：

是的，突出了相貌指数对于这个性别的意义，而且用外貌掩盖弱化了其社会身份和专业素质。女人在新闻里要被称为“美女”的标准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当她出现在一个通常被认为不该由女性主导的领域里时。

消费男性等于平等？

李思磐：

关键是女人真的有平等的权利去消费男性吗？没有啊。我认为消费本身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实际上在某些领域，比如娱乐，那些美好肉体本来就是用来消费的。但是如果是在政经新闻领域或者别的，消费外貌和肉体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