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的中心建筑的外形呈覆斗金字塔状，其建筑灵感来源于河南登封的观星台外形，内部分为三层。其中的“河南古代文化之光”共设有七个展厅，分为五个部分，即：原始时期；夏、商、周时期；西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北宋、金、元时期。此外还有古代玉器展厅、工艺品展厅、楚国青铜艺术馆、华夏渊源展厅和中原丰碑展厅，平时也有临时的展出，例如书画展、摄影展等。
我们现在所在的一楼大厅，可以看一下正中间的这个巨型雕塑，它就是我们河南省的简称“豫”的来历，大家都知道，“豫”字是由“予”和“象”呈左右结构组成，“予”就是人。这里中间的这个人和两边的象，也正是“豫”字的象形写法，一人从中间推开二象，如开门状，就好像是开启“华豫之门”，迎接天下宾客，再者，这好像是一个人和两只大象搏斗的姿势，也暗含着“人定胜天”的寓意。在这个巨型雕塑的后面，是以中岳嵩山为背景的，两侧还有开封的铁塔等河南历史遗迹的标志建筑。大家再看脚下的这个特殊的图案，说它特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它和我们经常见到的道家阴阳鱼的图案的非常相似，这个就是道家阴阳鱼图案的前身——浑圆太极图，这个图案，浑圆一体，呈向四周辐射状，也暗示了的中原者的天下的含义。
下面我们从河南古代文化之光的第一个展厅——原始社会开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距今已有8000——6500年的裴李岗文化，黄河流域是人类较早出现的地区之一，河南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就有二十余处，出土的遗物及人类化石表明：距今几十万年前，这里已经有人类活动，他们以洞穴为家、打制石器、采集、狩猎、懂得用火，创造原始的文化。在这里我们展出的有旧石器时代的一些工具，有用于削刮的削刮器，用于砍伐砍砸器和用于雕刻的尖装器等，还有一颗出土于南阳南召的类人猿牙齿。
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是形成文明社会的重要条件，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模拟场景就是距今已有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原大地已经产生了原始的锄耕农业。伴随着农业的出现，制陶、纺织等手工业相继产生，先民的开拓奠定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基础。人类从打制石器也逐渐的向磨制石器是转变，磨制石器更加锋利，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这也表明了人类有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在这里我们展出了石斧、石镰和石铲，还有石磨盘和石磨棒。石斧、石镰和石铲的作用与我们今天的几乎是一样的，石磨盘长68cm,石磨棒长58cm，主要用于稻谷的脱壳，1978年出土于新郑裴李岗。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陶鼎，叫做乳钉纹红陶鼎，1977年出土于新郑裴李岗，它表面的这种纹饰叫乳钉纹，在以后很多的陶器和青铜器上都有应用。定的作用类似于我们今天锅的应用，这个鼎通高22cm，口径23cm，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手工制作的，首先搓泥成条，盘制成胎，烧制而成。
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一件非同一般的展品，这就是我们刚才在模拟场景中看到的“骨笛”，这件文物1978年出土于漯河舞阳贾湖遗址。它是用仙鹤的腿骨制作而成，长23.1cm，因为是
仙鹤的腿骨，所以它的两端粗细不一，这样就导致了音调的难以调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它的二、四两个孔旁边还有两个小孔，以调节音阶，1987年11月3日，经中国音乐研究院测音发现，它可以吹奏出六个音阶，甚至有可能是七个音阶。
骨笛的出现表明了古老艺术的出现，艺术是人类对自然、社会认识的形象表述，在河南出土的原始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品，也包含着神秘的宗教色彩，透射出原始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与畅想，有些所达到的艺术成就震惊中外。
这件展品叫做双连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1972年出土于河南郑州市大河村，通高20cm，以泥质红陶作成两壶并联，连腹处有一圆孔相通，两壶体近似于橄榄型，通体施红衣，绘黑彩平行线条纹。是一种饮酒器皿，使用时两人共执此壶，同时饮用。这种饮酒习俗在现在的少数民族中仍有沿用，它是友好、团结、联合及爱情的象征。
紧接着我们看到的都是仰韶文化时期的文物，多为彩陶，器物身上的花纹各不相同有鱼图腾、鸟图腾、植物崇拜、动物崇拜、生殖崇拜和天文崇拜。从这些图腾崇拜中我们不难看出，仰韶彩陶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水平，其绘制出的图案，有许多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
接下来这组展品是仰韶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组，这是1987年河南省濮阳县县城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蚌壳龙虎图案”，因为它把我们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中华第一龙”，出土地濮阳也因此称为“龙乡”。
这是一组仿制品，出土的时候，墓主人为一老年男性，头南足北，身长1.84米，在其左右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左侧为龙图案，身长1.78米，高0.67米，昂首、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腾飞。右侧为虎图案，身长1.39米，高0.63米。虎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摆，四肢交替，如行走状，形如下山猛虎。在其脚的下方，还有用蚌壳摆放的北斗七星的图案，这一组展品的摆放位置正好与我们常说的“左青龙，右白虎”相吻合，这也正体现了古老的星象和方位意识。
此后我们看到一件很是不起眼的文物，可它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块儿铜渣，这块铜渣出土于周口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长1.3厘米，断面近正方形，铜绿色。证明在四千三百年前人们已经初步掌握了冶铜技术，这是人类物质文化由石器向青铜转变的物证。
和铜渣紧挨着的是两节陶制管道，这就是当时的排水管道，和今天的排水管的外形和相似，每节长35—45厘米不等，直筒状，一端有榫可以套接。出土时成北高南低状，易于向外排水。如果说铜渣的出现划开了陶器时代与青铜时代，那么这两节排水管道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将有穴居生活走向了城邦生活。
人们便告别洞穴生活，建立起最早的村落。从半地穴式房子到原始城邦，居住条件的改变不仅意味着建筑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婚姻及组织结构的发展。走出这个展厅，我们就走出了原始社会，下面我们来到下一个展厅，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历史时期——三代辉煌——夏、商、周。
上一个展厅我们说到人类有穴居走向了城邦定居生活，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宫殿模型，原址出土于洛阳偃师二里头，占地一万平方米，四周有长廊相接，形似我们现代的四合院。在二里头的遗址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灰陶，其中也有一部分青铜器，也体现了青铜工艺的逐渐成熟，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叫做铜铃，据考证，它是当时的一件乐器。
此后我们间接触到下一个奴隶王朝——商朝，商朝历经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四百余年，由于受到政治、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频繁迁都，多在河南境内，郑州也是当时的重要建都之地，现在还可以在商城遗址上看到当时的土城墙，也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在郑州的二里岗出土了大量的灰陶器和青铜器，因为商朝饮酒成风，这些文物也多为酒器。
商朝后来建都于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阳地区，在安阳地区发现了大面积的商王朝宫殿遗址，同时在安阳的小屯村也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
甲骨文，顾名思义，就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当时的人们无法理解自然现象的无穷变化，就迷信于占卜，首先在龟甲或兽骨上钻孔，把要占卜的内容刻写在上面，然后放在火上烧，根据骨表面烧裂的裂纹走向以断定事情的吉凶，最后把推测的结果也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中记录的内容的形式。
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古老的成体系的文字，其中保存了商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资料。甲骨文是较成熟的文字，基本反映了我国古文字的造字规则——“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中国特有的瓷器，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象征，早在商代就已经产生。中原地区出土的瓷器花纹繁缛，形制美观，用高岭土烧制的白陶，以及火候较高、质地坚硬施有青釉的瓷器，为我们找寻瓷器之渊源提供了线索。
现在我们看到这件文物叫做原始瓷尊，1955年出土于郑州商代墓葬中，它是用高岭土烧制，烧结温度高达摄氏一千度以上，表面施青色薄釉，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瓷器，这也是把它称为“原始瓷尊”的一个原因。
商周时期，河南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不仅有了瓷器的发端，。青铜器作为这一时期文明物质象征，在祭祀、战争、宴飨等重大国事活动中也得到了大量使用，不仅有威严凝重的庙堂祭器，而且还有纷繁多样的兵器和生产工具等。其冶铸技术、造型工艺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下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国之重器——鼎。相传夏铸九鼎，三代奉为传国之宝，作为国家政权象征的青铜礼器在中原的最早出现，证明中原地区率先跨入了青铜时代的大门。商代和西周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完善，代表这一制度的成套青铜礼器也走向鼎盛，它以瑰异庄严的形象和繁多的品类，显示了商周贵族对上天和先祖的敬畏，对自身权势，财富的肯定和炫耀。
这个方鼎——乳钉兽面纹方鼎出土于郑州商城遗址，这种商代前期的大型王族重器，提供了置帝都于中原的史实依据。此鼎深腹四足，沉稳优雅，简洁有力的阴线，在器物的上腹与四足刻画出兽面纹，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青铜方鼎之一。
还有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下面我们看到的这几件青铜器就是出土这里。
妇好是商王朝第二十三代帝王武丁的妻子，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并且参与国事，受到武丁得荣宠，在其死后，予以厚葬，其墓穴中出土的青铜文物就有468件之多，可见她的地位之显赫。
这里还有一件和妇好有关的文物，它的造型非常的别致，名叫“妇好枭尊”，妇好枭尊是当时的盛酒器具，此尊的外形取一只昂首“”目的鸮鸟，双爪与下垂的尾翼形成三足支撑，器身各种繁缛勾连的纹饰达八种之多，鸮被商人视为神禽，商代青铜器纹饰中多有此类形象出现。
至此商朝的青铜工艺已经达到一个鼎盛的时期，此后的青铜器大多是西周时期的，还有部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展品的名字叫“玉柄铁剑”，由于在出土的时候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已经断为两截。玉柄铁剑1990年出土于三门峡虢国墓中，长20厘米，径长13厘米，剑柄是玉质，剑刃是铁质，剑柄和剑刃的连接处是绿淙石，这三种物质的结合在现在的冶铸技术中都不可能实现，可见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之广。最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件文物上可以考证，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冶铁技术，因为它的年代之早，所以它又被叫做“中华第一铁剑”。在铁剑旁边的是和“中华第一铁剑”一起出土的是“金腰带饰”，它是纯金质地，含金纯度大百分之九十八，其自身价值及历史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下面我们参观第三个展厅，是与上一个展厅相接的，同样是夏商周时期。
青铜兵器在青铜文化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锐利的兵器为疆域的开拓，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开辟了道路。这里首先为我们展出的是“国之利器”，其兵器的种类有铜戈、铜钺、铜剑和铜镟等。
接下来我们将要认识一个古城遗址，它叫“郑韩故城”。郑韩故城位于河南新郑市城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都城，郑、韩两国先后在这里建都长达五百三十年之久。城内发现多处贵族墓地及铸铜、铸铁和刻骨作坊遗址。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组展品就是出土于此，这是一组鼎和簋的组合，一共是九鼎八簋，大家知道，“九鼎八簋”这个规格只有天子才能使用，而在这里，经专家考证，出土该组鼎簋的遗址是一个诸侯的墓葬，这是对天子的一种不敬，可见此时“礼崩国乱”，是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的一种表现。与此组文物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对“龙耳双壶”，也是分外显眼。这些都是诸侯权势与地位的象征。
看了这些青铜器中的大物件，我们再看一下这件造型别致的生活用具——跽坐人铜灯。跽坐人铜灯为战国时期文物，出土于三门峡虢国墓，是青铜质地，它的下部分是一个奴仆跪俑，看上去非常的温顺，把对主人的那种恭敬的表情显示了出来；中间是支撑部分，最上端是放置蜡烛的托盘，盘中有三个尖状的凸起部分，用于插接蜡烛，这三部分可以拆分开，以便于清洗。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家具、器物有了组合的形式，在使用、挪动或清洗时都方便了许多。
前面我们看到如此种类繁多的器物，美丽多变的花纹雕饰，它们是如何被制造而成的，下面我们就了解一下当时的制作工艺。
商周时期，人们在青铜器铸造的过程中，在青铜中按照一定比例掺入了锡、铅、锌等金属，总结出不同的合金比例铸造不同的器物，同时，失蜡、模印、嵌错、刻划等工艺也相继出现，使青铜器的工艺水平达到了顶峰。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失蜡法工艺。
这里展出的是一种工艺流程，即失蜡法，这种工艺直至现在还在使用。首先在内模上涂上石蜡，塑成想要的模型，其次，在外面用泥附（做）“范”，称为“外范”（这里的“内模”、“外范”两个词语也正是“模范”一词的来源）。做完这道工序后放到火里烧，里面的石蜡溶化，留下空隙。然后，向里面浇注铜汁，待冷却，最后敲碎外范，取下内模，就完成了制作工序。在这里我们展出的工序有些简单，实际中的应用是很繁琐的。
除了失蜡法，在这里我们还展出了使用模印法、嵌错法、刻划法工艺的几件代表展品
有如此多的青铜器物，如何使用呢？在此，我们就其中的几件，摆设出一个场景来，以供大家参观，这个场景是参照春秋时期诸侯宴饮的场景进行设置的。
这个场景表现的就是春秋时期宴饮的一个场景，上面的正坐让客人就坐，旁边是主人陪坐，下边是一组鼎，一共九个，可见这个主人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鼎的旁边都有一组簋，是和鼎配套使用的，一共八个。鼎里面盛放肉食，簋里面盛放稻米一类的素食，再鼎和簋的旁边还有一溜像小板凳的物件，这就是我们说的“案板”，在《鸿门宴》里有这样一句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的“俎”就是这个形似板凳的东西。侍者从鼎里取出肉，在“俎”上切好，端上去供主人和客人享用，再上去的台阶旁，左边放着一个石案，用于放酒，右边放有用于洗手的器具。在整个场景的两边，还放有编钟，在宴饮的时候还可以听编钟的演奏，欣赏歌舞，这也是“钟鸣鼎食”这个成语的出处，也正说明了当时统治者生活的奢靡。（注：这里只参照院内解说员的讲解，不顾及其他资料的说法。）
到此，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展览就结束了，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展出，请到下一个展厅。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两汉时期的庄园文化。庄园经济是两汉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特征，庄园之中亭台楼阁林立，人们相互拜谒，畅饮美酒，载歌载舞，在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创造了多彩的文化，这些内容我们可从出土的大量画像砖以及墓葬砖上看到。
在这个展厅里展出的大多都是随葬品，也有一部分生活用品，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四层灰陶楼，这就是一件随葬品，古时候的人视死如生，以为人死了会升天，居住的离天越近，就越容易升天，所以就算是死了也要居住在高处。这座陶楼，四层相年叠，飞檐翘角，楼前双阙相对，从另外的角度也显示出了当时生活中的建筑风格，后面的这一展柜中，是一部分生活用具，不过是给死去的人在阴间使用的，如陶灶、陶灯、陶井等。这里还有一件当时人们的娱乐的玩具，叫做“投壶”，就是把这个细颈、鼓腹的瓶状物放置于远处，用羽箭向里面投，看谁投进去得多，已决定胜负，这件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用具。另外，还有“六博”，这里展出的是“六博陶俑”，有六根筷子，两人按一定的规则对弈，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棋类。
两汉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达到了全新的境界，艺术家们一改三代艺术的神秘风格，以人文的精神观察世界，讴歌生活。文化艺术繁荣，舞乐和百戏蓬勃兴起，它是前代艺术的继承和创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生动的表现了这一时期兼容并蓄的时代精神。河南各地出土的艺术品以自由洒脱的风格显示了当时人们的艺术追求。
百戏是汉代对多种表演艺术的总称，它包括杂技、角抵、幻术、游戏等，大多源于民间，其特点是体现人的健美、技巧、活泼、勇敢，是汉代表演艺术的主体。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这幅壁画了解一下，这幅壁画为我们展示的就是“角抵”，表演着头戴独角，身佩弓箭，二人作相抵状，体现了表演者勇敢、活泼的性格特征和人们对勇者崇拜的心理，也是阳刚与柔美相结合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
接下来的这块画像装上为我们展示的是当时的一种宫廷舞蹈，名叫“七盘舞”，七盘舞又称盘舞，是汉魏时期著名的宫廷舞，舞者在覆攀上踏跳雀跃，需要难度较大的平衡造型技巧。
在这个展厅里还有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它的名字叫“黄釉舞乐扁壶”，黄釉舞乐扁壶是北齐武平六年制造，1971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范粹墓，高20厘米，宽18.5厘米，口径5厘米，白色胎质，通体施褐黄色釉，形状如同蒙古族盛水用的皮囊，壶身两面有相同的图案，名为“胡腾舞”，似为同模印出，中间一人举手，抬头，耸肩，提胯，翩翩起舞，左边而人各持琵琶和铙钹，正在演奏，右边一人挥动手臂，好像在是指挥，另一人吹奏横笛，一共五人，从其着装看，他们均为胡人，然而这是一件汉人用品，从此也可以看到当时汉文化和胡文化的结合。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画，并且是原版，河南博物院为了维护它可是不惜重金，这是一幅巨型壁画，它的名字叫“四神云气图”，1987年出土于商丘永城芒砀山柿园汉墓，墓主人是梁王长子刘曼，为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文物，长550厘米，宽350厘米，画中有青龙、白虎、朱雀以及蛇形怪兽，其排列没有一定的规则，但是其错落有致，布局得当，看上去气势磅礴，色形鲜艳，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壁画。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品题材丰富，设计新颖，造型优美别致，许多珍品达到了实用与观赏、写实与夸张、造型与装饰的和谐统一，例如后面展出的红陶欲飞鹅、五凤熏炉、陶狗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我国书法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隶书在汉代定型，成为我国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魏晋的隶书、南北朝时的魏碑体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著名的袁安碑、韩仁铭碑、受禅碑及龙门二十品等，在书法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在这里展出的几块石碑也正好说明了书法形成的一个顺序，即小篆、隶书、魏碑（此后就有了楷书、行书、以及草书）。
袁安碑为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文物，明代万历年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残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碑中有穿，文为小篆体，计十行三十九字，碑文中所记司徒公其人其事，与《后汉书﹒袁安传》所载基本相同。
此后的两方石碑分别是用隶书和魏碑雕刻的，这样的一个陈列顺序也正好是文字字体形成的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我们参观河南文化之光的第五个展厅，第五厅和第四厅相接，依然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首先我们看到的实力与洛阳太学门前的一方石碑的碑拓。太学是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国家最高学府，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洛阳太学始建于东汉光武五年（公元29年），后来几经修建，至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有240房，1850室，太学学生3万余人，洛阳太学历经东汉、曹魏、西晋，约300余年，规模之大，学生之多，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块石碑就是晋朝龙舆皇帝之太子三次到太学巡视而立，上面详细记录了当时太学的规模、学生人数，以及把儒学推崇至高的意义。从这块碑上我们还发现两个现代的名词：“博士”和“博士助教”，可见在中国古代就有了这样的称呼，只是我们现代的人赋予它们新的意义，误以为是从西方传入的。这里还有一个词语——“辟雍”，这个词就是古人对太学的称呼，其意义和我们现代拔最高学府称为“大学”相似。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处在剧烈的转变过程中，传统儒学的德与礼，道学的天人观，以及初入国土之佛学的轮回转生等，多元杂糅，构成了一个自由竞放的世界，思想在冲突中升华，文化在交融中发展。下面我们在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道家文化：
这是一幅“升仙图壁画”，属汉代文物。壁画东西两端分别绘制伏羲和日象，女娲和月象，其两侧绘有持节仙人，在持节仙人的引导下，跟随于双龙、白虎、朱雀等仙禽神兽之后，墓主人夫妇二人称龙、凤升天的景象。这幅画在某一角度看来，反映了道教文化中向往成仙了道，长生不老的思想。也是一部分“圣贤”，在超凡脱俗中追求自然本性与享乐欲念的精神体现。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块儿画像砖，上面绘制的是伏羲和女娲，取名“伏羲女娲画像砖”。为东汉（公元25——220年）文物，出土于河南南阳市，高100厘米，宽33厘米。伏羲和女娲传说为人类始祖，相传伏羲发明了捕鱼、狩猎，始创八卦。女娲炼石补天，捏土成人。汉代伏羲和女娲的形象是人面蛇身，连体交尾，手持日月。如此反映了汉代人对人类起源和文明奠基的观念。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佛教则是自西方传入我国，下面我们就了解一下佛教。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中原地区是佛教在中国流传的重要区域，佛教文化在这里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发展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支脉。
大家发现在走道的两边有两张照片，一幅是洛阳白马寺，另一幅是登封少林寺。洛阳白马寺是因为“白马托经而来”的传说而命名；少林寺则是因为寺院居于少室山的下面一片树林中而命名。这两处都是河南的佛教圣地，当然，此外还有很多，我们不能一一列举，从此一斑，就反映出了中原腹地佛教盛行之风。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块儿石碑名叫“刘根造像碑”，是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文物，清代光绪年间出土于河南洛阳，碑长144厘米，高37.5厘米，厚14厘米，此碑中部线刻释迦说法图，左右分别刻造像题名和题记，题名中的侯刚、乞伏宝等人于《魏书》中有传。
了解了儒、道、佛三教，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当时的科学技术。
思想的解放，文化的交融，为科技进步带来了契机，张衡等一批科技先师本着“求实疾虚”的精神，在天文，地理，医学、冶铸等领域创造出一批蜚声中外的科技成果，为物质文化的发展谱写了不朽的篇章。
在这里我们主要了解一下闻名国内外的“地动仪”。地动仪是东汉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张衡发明的，是世界上第一个验震器，张衡制成地动仪后，将其放在洛阳城南的灵台上，进行观测。地动仪未能流传下来，可能是在西晋永嘉之乱（公元307——312年）之后失落的，自安在只能从《后汉纪》、《后汉书》等文献中推测它的原貌。我们下在看到的是我们现在的科学家王震铎先生按照长：宽：高等于1：1：2的比例仿制的，只供观赏，没有使用的意义。
除了这件地动仪的模型，我们还可以从旁边的展柜中看到星象的画像砖，以及墙上照片上为我们展出的“药圣张仲景之墓”，这些展品都集中的体现了当时科技的发达，为我们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
了解了发达的科技，我们在了解一下当时先进的农业。中国古代农业至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河南出土的陶仓、陶风车、陶米碓的大量与农业有关的文物，证明中原地区汉代农业从生产、加工到贮藏都已相当先进。
在这里我们展出了一部分汉代贮粮用的工具，都是一些出土的模型。汉代贮粮，根据不同的品种修建相应的粮仓，有仓、廪（lin）、囷（qun）之分，圆形仓称囷，存放谷物的方形建筑为仓，存放米类的方形建筑为廪，廪的顶部一般开有高窗，一共通风散热。这几件陶仓上标明的粮食作物有：粟、大麦、梁米、小豆等，证明两汉时期我国粮食作物的主要品类已经齐全。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将是当时独领风骚的冶铁技术
我国古代的的钢铁冶铸、加工技术，在汉代时已经成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河南是两汉时期的重要冶铁场地，迄今已经发现遗址近20余处，其中巩县、郑州古荥镇、南阳凡唐庄、温县等地都是最具特色的冶铁厂。在这里我们展出的有大泉五十石钱范、斧范和冶炼时用的铁钳，特别是这一组石钱范，和我们现在工厂利用的模具极其相似，这样的生产工具节省了工作程序，提高了生产效率，加快了批量生产的速度。
最后这一展柜中为我们展出的是白瓷，这里展出的这件白釉瓷尊是1973年出土于安阳北齐范粹墓，胎白细而坚，釉薄而透明。已经初步具备了白瓷的特征。其中的三系白釉瓷罐和长颈瓶在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釉，这一道工艺开创唐三彩之先河。
接下来我们就去参观河南文化之光的第六个展厅——隋唐时期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洛阳城的沙盘模型，历史上有十三个朝代先后在东都洛阳建都，故而又有“十三朝古都”之称，东都洛阳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唐代依然沿用，由外郭城、嘉仓城、元壁城、濯仪城、黄橙、宫城、东城和上阳宫组成，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影响远及日本、朝鲜。这组沙盘十一局考古发掘和问下记载，复原的皇城和宫城。
紧邻沙盘的展柜展出的是1970年洛阳隋唐宫城内出土的大臣杨国忠（贵妃杨玉环之兄）进献
给唐玄宗德奉银。
洛阳城北靠黄河，南峙伊阙，东扼虎牢，西控函谷，位于丝绸之路和隋唐大运河的交汇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有道是“民意是为天”，下面我们就看看洛阳城中的粮仓，这里洛阳城中“含嘉仓”模型，不过里面填充的谷子却是原件，该窖在被发现时，口径16米，深12米，底、壁均经修整，火烘，铺设有草、木板和席等防潮材料，在修造，防潮和密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盛唐时代政治稳定，社会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多彩，乐舞艺术博采众长，婀娜多姿，人们修饰仪表，追求时尚。河南各地出土的隋唐陶俑，有的跽坐奏乐，有的翩翩起舞，有的勇武威猛，有的风姿绰约，神韵飘逸，充分展示了时代的风采，下面我们就欣赏一下“帝国神韵”。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绘彩坐部伎乐俑”，坐部伎乐俑是隋唐时期两大乐舞类别之一，因为演奏者坐于堂上，故而命名。此一组是出土安阳隋朝张盛墓，既说明了坐部伎在隋朝的流行，也表明了一时盛世的歌舞升平。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就是盛唐时期武则天登嵩山封禅大宴石淙河，群臣赋诗的情景，这一历史事件无正史可考，不过它与后面的一件“国宝”有关，到后面我们再详细介绍。
后面的这组展品为我们展示的是“唐朝发式”，附带着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妇女的身形，都是以胖为美，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胖就是时尚，胖就是时髦。这样的发式直到现在，日本、韩国还仍有沿用。从此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大唐社会对世界的影响。
以胖为美，着装华丽，发式复杂，别人看得见，自己怎么欣赏呢？用镜子啊，不过是“青铜镜”。铜镜是古人整容照面的生活用具，唐代铜镜含锡量高，洁白光亮，富丽堂皇，镜背纹饰丰富多样，是唐人尚美之物证，所以我们展出的都是铜镜的背面，在这里有一件“嫦娥奔月镜”，它的直径为18.8厘米，1955年出土于郑州侯寨。最后一面展出的正面，因为缺少打磨，只能隐约照出浅色衣服的影子。
在后面我们展出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瓷和唐三彩了，白瓷和唐三彩是隋唐时期物质文化的美学风格追求喧闹与华丽的反映，在陶瓷生产上则以白瓷的莹亮，三彩的绚丽为其特征，这些器物显示着隋唐时期陶瓷生产技术的辉煌成就，折射出隋唐盛世的荣华。
唐三彩是唐代创烧的低温铅釉陶器，用高岭土或粘土作胎，上施釉彩，呈黑、白、绿、蓝、褐等色，制品以人物、马、骆驼等居多，一般器皿则常有贴花装饰，河南以洛阳出土的唐三彩最多，釉彩斑斓，风格雄浑。反映了唐文化的博大精深，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962年洛阳南郊出土的唐代三彩骆驼和牵驼俑，俑高82厘米，驼高84厘米，长68厘米。
因为洛阳出土唐三彩文物居多，所很多人误以为唐三彩的发源地洛阳应该占一部分，其实，在河南境内，巩义唐三彩烧制比洛阳的早的，窑址位于巩义市老城南五公里的贾鲁河两岸，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两大生产唐三彩的地区之一。这里烧制的唐三彩，胎质细腻洁白，釉彩乳质感强，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隋唐时期，白瓷的胎，釉均为白色，其烧制过程比较困难，关键是要把粘土中铁的含量控制在百分之一以下，我国的白瓷生产始于北齐，隋唐时期趋于成熟，为后世五彩缤纷的彩瓷生产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河南出土的大量的墓葬品和精美的白瓷说明河南是白瓷生产和流行的重要区域。
在这里我们展出了一件极具特殊意义的文物，那就是隋朝（公元581—618年）的白瓷围棋盘，它边长10厘米，高4厘米，195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县张胜（也做“盛”）墓，除了它本身的白瓷质地具有研究价值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它是纵横均为十九路，有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的围棋盘，并且标出了天元和角星，除大小外，和现代围棋盘一模一样，这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围棋盘。
唐代是佛教文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佛教艺术汉化的完成时期。河南是佛教传播的主要区域。这里寺院遍布，佛塔林立，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成为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非常熟知的有洛阳的龙门石窟等处，我们这里展出的是在郑州荥阳大海寺出土的一些佛头，还有一尊六臂十一面观音像，传说这是观音的一个化身，共有六只胳臂和十一张面庞，此尊塑像出土时膝盖以下残缺了。
到这里第六个展厅就参观完了，下面我们继续到第七个展厅——北宋、金、元时期。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开封城的沙盘模型，东京开封素有“七朝古都”之称，东京开封城有皇城、里城和外城组成，共有三层城墙，外城周长五十余例，城里行道纵横交错，布局整齐，店肆酒楼林立，衙署寺观遍布，人口超过百万。这一组沙盘的原址在今天开封城下面八米处，是今天考古工作人员根据考古发掘及史料记载复原的。
开封城和洛阳城的区别就在于“城”和“市”有没有分开，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就是，洛阳城的居民区和市场是分开的，而开封城是没有的，适合在一起的，
后面的这个展柜中为我们展出的就是开封城郊区的一处繁荣景象，在沙盘的右下角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个地方。这一组展品是依照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设计制造的，我们就了解一下张择端和《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字正道，号文友，生于北宋，卒于南宋。年轻时游学京师，擅长绘画，曾任翰林图画院侍诏，他的杰作《清明上河图》中所画的生活景物几乎无所不包，真实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城的繁华景象。在这幅长525厘米地，宽25.5厘米的画卷上，有各种人物684个，牲畜96头，房屋122座，舟船25艘，车轿20多辆。既有巨商富贾，也有街头小贩，既有城楼虹桥，也有行舟路人，就连算卦先生也能看得到。专家们甚至还发现了店铺中的算盘。算盘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讲算器究竟何时发明，目前我们还无法考证，但是《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算盘却是在目前发现的古代图文资料中第一次出现的算盘。《清明上河图》是我们研究宋代经济、文化、建筑、科学等珍贵历史资料，这里展出的是复印件，原作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上面的平面模型和下面的图画是一一对应的。从实物模型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汴河两岸，虹桥上下，那种繁荣的景象，如此繁华的京师之地，张择端一幅画卷涵盖其中，可见其画技之高超，不禁令人叹为观止。
百姓们安居乐业，为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宋、元两代是我国戏曲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演出形式不拘一格，内容多为寻常熟事，且在民间广为流传。在河南发现许多戏曲文物，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戏曲艺术的繁荣。
杂剧是宋代重要的戏曲演出形式，角色由末泥、引戏、副末、副净及装孤组成，演出分艳段、正杂剧、杂扮三部分。从我们这里展出的雕像砖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当时演出的角色。
“傀儡戏”又称“木偶戏”，在宋代广为流传。宋代傀儡戏的种类很多，主要有枚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及水傀儡等。
宋代是我国陶瓷史上的鼎盛时期，河南是这一时期我国的瓷业中心。全国五大名窑中钧、汝、官三窑都在河南，除此之外，大量的民窑也烧制出品质各异的民用瓷器。河南瓷业呈现出百花竞放，争鲜斗艳的局面。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址发现于1927年，窑址面积20多万平方米，1987年发掘出大量瓷器、瓷片，其中20余件瓷器制作讲究，工艺精湛，为宫廷所用，从而揭开了汝官窑的神秘面纱。现在我们看到这件就是一件上好的汝瓷珍品，即是出土于此，它的烧制过程中加入了玛瑙粉，看上去非常的细腻，这是全国仅有的64件汝瓷珍品之一。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我国五大名瓷中的另外一种，其珍贵的程度与汝瓷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钧瓷”。钧瓷以产于钧州而得名，窑址在今天的禹州市，钧瓷的基本色调是天青色，由于窑变技术的运用，出现了色彩缤纷，千变万化的多种色彩，我们看到的这尊瓷盘就极其珍贵，因为它出现了极为少见的玫瑰紫色的窑变色。民谚中说道“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就充分说明了钧瓷的窑变色的函件极其珍贵性。
宋代河南瓷业不仅以高雅的御用名瓷取胜，更有大量的民用瓷器，这些民用瓷器种类繁多，工艺多变，韵味质朴，实用大方。临汝窑在今天汝州市境内，以烧制民用瓷器为主。产品主要为青花瓷，以青中闪绿色瓷器为佳，器物上常有印花，刻花等装饰。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瓷瓶就是当时的民间瓷窑烧制的，因为是民间瓷窑，所以它的工艺技术和官家御用瓷制品相比有些欠缺，到有一点别致之处就在于它把我国的民间书法与瓷器有了结合，大家看，在这个瓶子的一周写有四个字——风花雪月——这四个字并非出自名家之手，而是民间的书法，如此的手法，把瓷器和书法，这两个不相干的事物相结合起来，展示给大家，故而此瓶名叫“风花雪月瓶”。
在我们展厅的中间，还有两件非常珍贵的文物，它们就是出土于南阳邓州福胜寺塔下的“金棺、银椁”。首先我们看金棺，它的质地是百分之九十八的纯黄金，是一件佛家葬具，在出土的时候里面装有佛骨和佛牙，也就是佛家所谓的“舍利子”，在金棺的两侧有线刻的佛祖涅的画像，在棺盖上，有“双凤戏牡丹”的线刻图，双凤戏牡丹本是民间俗家的吉祥画，这也是佛家俗化的体现。此后我们再看银椁，出土的时候，金棺放于银椁里面，因为在出土是氧化的结果，银椁外面已经没有了银色，呈现灰色，在银椁的右侧还有死者的姓名及死时的日期等信息，在银椁前面的得上侧还有一个小孔，是供死者灵魂出入的，这种现象在其他的葬具
上都很常见的。
宋、金、元时期，科学家们在总结前人科技成果的基础上脱古创新，科技发明迭出不穷。河南作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许多的发明从这里诞生，许多的创造在这里出现。
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建筑学和天文学，建筑学主要体现在宋代建筑学家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建筑物（一部分），就是根据《营造法式》里的方法所建造的，看上去相当的复杂，但是它的里面没有一枚铁钉或者是木钉，全部使用木料的榫头相扣，其做工技术是相当精妙的。到此时还有很多的现存古代建筑都是使用《营造法式》里面的技术，像我们后面看到的“少林寺初祖庵大殿（模型）”，都非常具有代表性。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天文学，河南天文学的代表当属“登封观星台”，河南博物院的观星台模型就是模仿河南登封观星台制作的，登封观星台建造于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年），为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建，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当初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为了恢复农业生产，任命科学家郭守敬、王恂等人进行历法改革，在全国北纬15—65度直接建造了27座天文台或观测站，登封观星台是中心天文台。
观星台为高大的砖石结构建筑，有台身和量天尺两部分组成，台身上小下大，形似覆斗，其作用是“昼参日影，夜考极星，以正朝夕。”台面呈方形，用水磨砖砌造，台高9.46米，连台顶小室通高12.62米，台上是观星和侧影的工作场所。量天尺（石圭）在台身北面，长31.2米，上面平铺36块青石板，刻有双行水渠，渠南端有方形注水池，北端有长条状注水池，池两端有泄水孔，这是古代天文仪器上的取水装置，侧影时在石圭上面的双行水渠之间装水取平，根据“小孔成像”的原理放置“景符”。在台上四十尺（郭守敬为了提高侧影的精确度，把周时常用的八尺提高了五倍，变为四十尺的高表）处架横梁一根，日中的梁影通过景符投射到石圭上面，这就是当天的日影长度。郭守敬掌握了日月星辰和地球的运行规律，测定了二十四节气，最重要的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确定，推算出一年是365天5小时49分12秒，即365.2425天，与现代测出的数据仅差26秒，他创立的《授时历》比我们现在所用的公历（高丽格里历）早了300多年。
观星台不仅保存了我国古代圭表侧影的实物，也是自周公土圭侧影以来侧影技术发展的高峰，是研究我国天文科学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和重要实物资料，对于研究我国天文史和建筑史有很大的价值。
到此呢，我们的河南文化之光的展厅就全部参观完了，下面我们到三楼。
首先参观玉器厅，中华民族有浓厚的尚玉传统，中国琢玉工艺历经八千年的发展，绵延持续，日久而弥新。在中国古代，玉是通天地，祀鬼神的社稷重器；权势与地位的物质表征；洁身自好，标榜美好情操的人格象征；追求不朽，保尸防腐的殓葬工具。中原一带出土的玉器多属上古三代良工精琢之器，这是自然精华与人文灵蕴的完美结合。
在这里我们展出的有礼玉，佩饰玉，葬玉和玩赏玉，下面我们依次介绍，首先是礼玉，玉制礼器，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媾聘、征伐、宴享等重大活动中的礼仪用品，在各个时代的文化领域中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就是古代用以礼拜“天地四方”的成套的
礼玉，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有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此外还有玉钺、玉斧和玉矛等，都各有用途，充分表现了当时玉器使用规则的严谨。
此后我们看到的是佩饰玉，玉，是石中美者也，古人以玉之灵性来比附人生美德，以佩戴玉饰来表示自我为高洁仁德之君子，并在人际交往中大量使用，这是我们“东方玉国”一种始终不渝的精神追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有在女性身上佩戴的玉饰品和男性使用的玉带钩，都是非常的精致、华丽。
随后我们再看葬玉，葬玉是古代专门为保存尸体而制造的殓葬玉器，又名“保存玉”，其主要形制有玉含（白）、玉塞、玉握、玉瞑（白）目、玉衣等。所谓“金玉在九窍，而死人为之不朽”，这种对玉的迷信，是我国古代先民的一种感情寄托。
下面我们就看两件葬玉中的代表，玉覆面和金缕玉衣。
缀玉覆面出土于三门峡市虢国墓，是西周文物，它是用玉片串缀起来覆盖于死者的脸上，以企图达到防腐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金缕玉衣的前身。
古人以为，玉能防腐，于是就把玉片用金丝穿连起来，做成“盔甲”状，穿在死去的人的身上，但愿能够起到防腐的作用，此外还有用银丝或者铜丝穿连的，我们统称之为“金缕玉衣”，只是用的材料不一样，表明死者的身份和地位的高低不同。这件文物的原件出土于商丘永城芒砀山柿院汉墓，出土的时候只有部分玉片散落在地，金丝已经被盗墓的人抽去，这件是仿制品，用了2008块儿玉片，铜丝穿制而成，长180厘米。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玩赏玉，有玉碗、玉杯、玉如意等，且不说这些东西的别致与珍贵，单单这一把玉如意就很有意思，“如意”象征着富贵，然而如意的前身却是不起眼的“痒痒挠儿”，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用“痒痒挠儿”挠痒时的舒服，就知道我们的先人为什么给它起名叫“如意”了，也是因为制作它原料的特殊才赋予它“富贵”的意义。
八千年连绵不断的琢玉历史，成就了无数的能工巧匠，他们将自己非凡的艺术才能和琢玉技巧，托至于玉的天然美质，创造出一个玲珑剔透的大千世界！
看过了玉器，下面我们参观楚国青铜艺术馆，在这里展出的都是楚国的青铜器，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件酒器，名叫“云纹禁”，云纹禁1978年出土于河南南阳淅川县，为楚国青铜器，用失蜡法制作而成，高28.8cm，宽67.6cm，长103cm。它其实是一个放置酒坛或酒爵的案子，类似于我们今天家具中的茶几。这件文物通身云纹造型，内外两层，四个边沿上伏有十二条龙形怪兽，形状怪异，却不失逼真。对于这个“禁”的说法大致可有两种，至于确切的，至今尚无定论，一说商朝因酒误国，后来国家君主为了节制酗酒之风，就把这种放置酒的案子称之为“禁”，起到警示的作用；再一说，有一种“禁”是石头做的，只放置酒坛，并且是两个，就好像是一对儿，古时候的人为表示宾主友好，这里一对儿酒坛放在这里又有“连襟”之意，“禁”与“襟”同音，故而称“禁”，我想还是前者确切一些。云纹禁在出土的时候，已经粉碎，这是出土后，文物专家用两年多的时间还原出来的，是我院不可外
出展览文物之一。
随后是“王子午列（白字，下同）鼎”，所谓“列鼎”，就是一组形状相同，大小相等的鼎，这一组是七个（此处我们只展出了两个），“午”是楚庄王的儿子，所以叫做王子午，因为他不是天子，依据他的身份和地位只能做七个（这种级别的匹配，我们在二楼是已经介绍过）。这个鼎与我们以往见过的方鼎或圆鼎有所不同的就是它有一个束腰，就是说它的要不是内凹的（其他的圆鼎是外凸的），这与当时楚国的审美有一定的联系，楚庄王认为“瘦”是一种美，特别是这种束腰的美，以至于王公大臣、后宫嫔妃都趋于“束腰减肥”，有一句话说的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这个鼎要不内收，有一半圆形的铜箍绕其一周，在鼎的口沿处还有六只龙形怪兽，它们昂首翘尾，腰部与鼎内收的腰部紧贴，看上去结构严谨端庄，蹄形足又多出几分稳重，是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件展品名叫“鉴”，就是古代的镜子，然而这件文物看起来和我们今天的镜子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如果我们在里面盛水，就成了最古老的镜子了，古时有句话叫“鉴中盛水，以照容颜。”可见，“鉴”本身是一种盛水的容器，作为镜子，正是它的第一个作用，它作为镜子使用时可是比使用铜镜的时期又早了许多年。另外大家看，它的底部有四个“鼻孔”，可以用来穿挂绳索，以固定里面的冰块或是其他的物品，起到冷冻，降温的作用，恐怕这就是最古老的冰箱了。它的第三个作用是用作洗浴，如果这个鉴再大一些，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浴缸了，古书中有句话说：“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可见，大的铜鉴还可以用于洗澡。
后面的这件名叫“龙耳方壶”，通高74厘米，1978年南阳晰川下寺楚墓出土，两耳为龙形，攀附两边，下面是两个神兽，呈走动状，颇具动感，其栩栩如生之意不宣自现。
说到神兽，我们就看一下真正的“神兽”，楚国时期，巫风盛行，这件文物的造型很是怪异，它龙首，狮身，豹尾，龟足。它的身体后部有一处多出来的部分，好像是放置东西的，据专家考究，这应该是一件乐器的支架。从这件怪异的神兽身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鬼神的迷信，和青铜艺术中浪漫手法的应用。
最后我们看一下青铜器中的一个大家族——编钟，这一组编钟出土于南阳淅川县下寺楚墓，叫做“王孙诰”甬钟，“诰”是楚庄王的孙子，也就是王子“午”的儿子，因为是王孙诰所造，故而叫做“王孙诰”甬钟。这组编钟共计26枚，最大的一枚重152.8公斤，通高120.4厘米，最小的一枚仅有2.8公斤，通高23.35厘米，舞修52.3厘米，铣间59.8厘米。下面八枚作和声，上面的十八枚坐高低声用，演奏的时候，有一人敲击和声部，两人从背面演奏高中音部，每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音，分别在钟的正面和侧面。大家再看，钟口是椭圆形的，与我们在寺庙里见到的钟不一样，寺庙里的都是正圆形，因为它们要做到“声传数里”，而编钟不需要，它只需要敲出一个音符，如果拖音很长，就影响了下一个的发音，这也是决定编钟外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除了“王孙诰”甬钟还有“华（白）子受”镈钟和“华（白）子受”钮钟。
到此楚国青铜艺术馆就参观完了，看完了所有的文物，最后我们参观国宝厅，国宝厅仅有一件文物，平常时候我们展出的是“莲鹤方壶”，在二00八年奥运会举行期间我们展出的是“武则天除罪金简”。这两件国宝均出自河南，下面我们逐一介绍：
莲鹤方壶
莲鹤方壶是春秋中期（约公元前550年）文物，1923年出土与新郑市李家楼村，同样的有两个。造型和花纹装饰及大小几乎完全一样。其中一个藏于故宫博物院，通高125.7厘米，口径横长31.8厘米，纵长26厘米；另一个藏于河南博物院，通高126.5厘米，口径横长31厘米，容酒器。为扁方体，修颈斜肩，腹垂鼓，双耳，圆足，有盖，盖沿铸镂空莲瓣纹两层，盖中心有一块与——吻合的钢板，上铸一只亭亭玉立的仙鹤，双翼展开，引颈欲鸣，盖边饰窃曲纹，两兽尾部相连，连接处插——壶腹边饰蟠龙纹，龙角竖立，回首反顾，塌腰卷尾，身雕鳞纹，壶腹四隅各有一神兽，兽脚弯曲，顶端分叉，肩生双翼。长尾上卷，圆足下两只做吐舌状的伏虎支撑壶体。器身上龙与鹤采用分铸法铸造。
莲鹤方壶之所以闻名天下，主要是因为它造型巧异精妙，铸造亦很工致。壶上物象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最具特色的是壶盖上之莲鹤：莲花肥硕盛开，仙鹤站立花蕊，一大一小，一静一动，一花一鸟，搭配巧妙。青铜艺匠对鹤对鹤的雕塑尤为成功，它型神俱佳，栩栩如生，似乎若有人猛喝一声，它就会振翅欲飞。
武则天除罪金简
中国帝王登山封禅都是去封泰山，唯独唐代女皇武则天独树一帜，封嵩山而不封泰山。
武则天在位四十余年，曾多次到嵩山游览，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则天改嵩山为“神岳”，封嵩山神为“天中王”。
公元695年，武则天在峻极峰筑造“登封坛”。第二年，武则天为了证明其为“天授”“真龙天子”，同时为了表现大周国的繁荣昌盛，其打着为了实现高宗封禅嵩山的愿望的幌子，在嵩山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嵩山封禅大典。此后武则天大赦天下，为了纪念这次封禅大典，特将当年的年号改为“万岁登封元年”，将山下的嵩阳县改为“登封县”，阳城县改为“告成县”，以示“登”嵩山，“封”中岳，大功“告成”之意，沿用至今。
过了四年之后，年逾七旬的武则天再次来到登封，并且在石淙河大宴群臣，饮酒赋诗（就是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的情景），然而年逾古稀之年的武则天此时却又大病一场，梦见了自己以前“政变”时的一些往事，以为是妖魅作祟，大臣们祭祀嵩山为她祈福，一月后，武则天大病痊愈，就命太监胡超把一枚金简投入山中。
金简长36.3厘米，宽8.2厘米，厚0.1厘米，重247克，上面用上钩楷书镌刻63个字：
“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
太岁庚子七甲申七甲小使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武则天在金简铭文中祷告上天神灵为自己除罪，值得考证的是在这枚金简祷文中有一个字是武则天自创的，即“曌”字，当时武则天一共自创23个字，其实是已有文字的别种写法。
一千多年过去了，于1982年5月21日此金简被登封县唐庄乡的农民屈西怀无意间在峻极峰
的石缝中捡到，上交给了国家，现在有河南博物院收藏，是我国关于武则天为数不多的文物之一，可谓是镇馆之宝。
到此，河南博物院基本上已经参观完了，最后还有明清工艺品展厅和中原丰碑展厅，以及临时展厅华夏渊源，在这里仅作简要介绍：
明清工艺品展厅主要为我们展出的是明清时期的工艺品，大多是民间征集的，有瓷器、织绣、漆器、金银器和珐琅器以及象牙雕刻的工艺品。瓷器有青花瓷葫芦瓶、祥云红蝠盘等；织绣多为宫廷用品；金银器大多为饰品，有金镯、金簪等；珐琅器是从西方传入我国的。
漆器即为“漆雕”，以金属（多选铜）作胎，外刷漆，每层晾干，少则几十层，多则上百层，雕刻花鸟草虫与其上，其工艺相当复杂。
象牙雕刻，众所周知是用象牙作原材料雕刻而成，非常的珍贵，这里展出的是两件做工非常精细的象牙雕作品，象牙雕萝卜和象牙雕白菜。这两件都属清代文物，其长度均为27厘米，有意思的是在萝卜上还趴着一只蝈蝈，栩栩如生，足以乱真，连其腿上的绒毛都能看见，可见做工之细，技艺之精，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已经失传的染色法——刻镂染色法，就是当时在象牙上染色的一种方法，可惜已近失传了。在明朝时期的象牙作品大多是人物雕刻，在萝卜和白菜的旁边就是，从其作工上我们发现不入清朝时期的。
最后的中原丰碑展厅为我们展出的都是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河南境内的一些文物，多为战利品和先烈遗物。华夏渊源展厅是为了突现河南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作的临时展览，其中展出的文物呢，在前边的讲述中已经提到。
得中原者的天下，知河南者知中国。中原腹地，大河上下，千年历史，源远流长，河南博物院足见一斑。
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莲鹤方壶
莲鹤方壶，我国春秋时期青铜礼器，壶盖之鹤，既是莲上之鹤，又归纳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之总的风格 与趋向，被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这对堪称青铜时代绝唱的莲鹤方壶“姐妹”，现两件件藏于河南博物院。 1： 并蒂莲花劳燕分飞
莲鹤方壶1923年在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国君大墓出土。此壶原为一对，其造型和花纹装饰及大小几乎完全一样。现两件藏于河南博物院。
它的发掘与保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23年，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一批钟鼎重器在经历了两千年风雨后，惊现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村一个普通的菜园。经过发掘，“郑公大墓”出土了完整的青铜器近百件，另外还有玉器、陶器等数百件文物，是中国当时空前的特大发现。其中的近百件青铜器更为引人注目，史称“新郑彝器”。专家们认为，这批文物是郑国王室的祭祀重器，其主人可能是郑国国君子婴。1927年，河南省成立了河南省博物馆筹委会，这批历经周折辗转的青铜器文物成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首批“镇馆之宝”，开启了河南文物事业之路。有人这样说，“先有郑公大墓，后有河南博物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保护国宝免遭劫掠、破坏，“新郑彝器”又几经辗转，费尽
周折得以保存。1949年冬，国民党政府指示“速将河南存渝古物运存台湾，行政院分令教育部、河南省政府遵照办理”。仓促之中，莲鹤方壶等河南古物被打箱运抵重庆机场，马上就要登机飞往台湾。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如神兵天降，救下了莲鹤方壶！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打箱封条，还完好地保存在河南博物院里。即便如此，还有部分“新郑彝器”被运到了台湾。1950年8月，河南省代表会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代表挑取一尊底部稍有残缺、高近126厘米的莲鹤方壶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自此，两尊莲鹤方壶分置两处。 2： 青铜时代的绝唱
专家认为，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是春秋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承前启后的器群，它承西周凝重敦厚之绪，启春秋战国清丽开放之先，它的出土使人们对中原文化的认识超越了传统金石学和古代文献的束缚，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走向实证、系统、区划研究提供了可信的田野资料。
古人在宗庙祭祀、飨宴宾客、婚事丧事中都要用酒，壶是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新郑出土的两尊莲鹤方壶造型和花纹装饰及大小几乎完全一样。藏于河南博物院的一个高125.7厘米，口径横31.8厘米、纵26厘米。另一个高124厘米。莲鹤方壶是河南博物院13万多件文物中最具观赏价值的收藏品，被公认为这个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河南博物院专家告诉记者：莲鹤方壶之所以闻名天下，主要是因为它造型巧异精妙，铸造亦很工致。壶上物像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青铜艺匠对鹤的铸造尤为成功，它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似乎若有人猛喝一声，就会振翅惊飞。
专家介绍说，高大奇伟、纹饰新颖、结构复杂的莲鹤方壶，堪称春秋时代青铜工艺的佳作。它是用泥土作模型，经焙烧，翻制陶范，零件分别预铸，整体合铸而成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二十莲花瓣预铸，再与盖的主体范拼合浅铸，双耳及杯、腹四角飞龙，颈前后蟠龙以及二龙足，都是预先铸成，再与器的主体合铸。这种技术始于商代，春秋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莲鹤方壶是中国铸造工艺史上的杰出成就。 有人说，莲鹤方壶唱出了一曲青铜时代的绝唱，因此，在2003年邮票《东周青铜器》中，莲鹤方壶赫然位列这一套七枚的“国家名片”的首位。 3： 鹤舞莲池，引领时代新风
莲鹤方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铜器艺术在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变化。郭沫若先生指出：莲鹤方壶的艺术风格已有别于殷商、西周，在盖顶莲瓣中心立一张翅之鹤，全然超出了西周以上神秘凝重的氛围，显露出清新的气息。郭沫若先生以极富文采的语言，称道：“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可以看出，他这里所描述的，既是指莲上之鹤，又是归纳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之总的风格与趋向。当此之时，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表现在青铜艺术上，也正在开创一代新风，所以郭沫若先生说莲鹤方壶“乃时代精神之象征”，标志着中国艺术风格的一个新的开端。
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崇尚浪漫情怀。东周青铜器作为这一时代风貌的“物化”反映，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变得奇巧，手法由浓厚的神秘色彩而趋向写实，装饰纹样也变得易于理解和更接近于生活。莲鹤方壶的出现，是春秋时期时代精神的象征。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与艺术观念，是活跃升腾的精神力量的形象体现。
4： 朝晋暮楚，体现文化交融 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新郑彝器”，还向我们展现了郑国青铜器的特征。读过《春秋》经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郑国居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朝晋暮楚，在夹缝中求生存，形势十分艰难。春秋中期以后，中原之晋，南方之楚，在文化上也各自形成中心，这也明显影响在青
铜器上。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既有接近于以晋墓出土器物为代表的中原色调，又有接近楚墓器物的楚文化因素。可以说，它是中原文化南传和楚文化北传的第一驿站。 楚地浪漫的风格，使许多受这种风格影响的器物具有一种流动、飞扬的韵致，这种韵致与中原商周青铜器的肃穆、威严不同，洋溢着一种运动的生命力。反映在艺术造型上，表现出一种舒扬升腾的美感。这件莲鹤方壶正是东周这一艺术风格转变时期的代表作品。
附注：还缺少以下三十余：
大厅雕塑、乳钉纹红陶鼎、夏朝的宫殿模型、甲骨文、乳钉兽面纹方鼎、九鼎八簋、失蜡法、春秋时期宴饮、四层灰陶楼、“投壶”、六博陶俑、“黄釉舞乐扁壶”、“升仙图壁画”、“伏羲女娲画像砖”、“刘根造像碑”，、“药圣张仲景之墓”、唐朝发式、三彩骆驼和牵驼俑、佛头、六臂十一面观音像（数据）、金棺、银椁、《营造法式》、少林寺初祖庵大殿（模型）、礼玉、玩赏玉、莲鹤方壶、金简、瓷器、织绣、漆器、金银器、珐琅器、象牙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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