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印章（下），习者收藏

元代⽂⼈篆刻的兴起

（⼀）⼋思巴⽂在官印中的使⽤

元官印 司狱司印

元代是蒙古族建⽴的政权，前后近百年（1271——1368）。元代官印除⽤汉字外，还有⼋思巴⽂。⾄元六年（1269），忽必烈命国师⼋思巴创⽴拼⾳⽂字，即⼋思巴⽂。⼋思巴⽂颁⾏以前，元代官印主要使⽤九叠篆，如'司狱司印'等印，印⽂均为标准汉⽂九叠篆。⼋思巴创⽴的新字是从藏⽂发展⽽来，吸收了宋印九叠篆整齐匀称、棱⾓分明的特点，但并不像辽、⾦、西夏⽂字那样与汉字有⼀定渊源，如'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等印。⼋思巴⽂官印的⼀⼤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这是我们识别⼋思巴⽂的最重要依据。

此外，元代官印印边⽐较宽阔，此为元代官印印⾯构成的⼀⼤特点。隋唐官印及宋初官印，印⽂与印边往往等宽，宋代中后期印边开始加宽，⾄元代竟达印⽂笔画宽度的数倍甚⾄⼗倍，如'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即为代表。（⼆）吾丘衍与赵孟頫的历史贡献

明代朱简曾在《印章要论》⾔：'印昉于商、周、秦，盛于汉，滥于六朝，⽽朱沦于唐、宋。然⽽代有作者，其⼈莫传。如元则有吾⽵房、赵松雪辈，描篆作印，始开元⼈门户。国初尚研故习，衰极始振。'明代⽢旸《印章集说》⾔：'⾄正间，有吴丘⼦衍，赵⽂敏⼦昂正其款制，然时尚朱⽂、宗⽟箸、意在复古。'以赵孟頫、吾丘衍、王冕为代表的印⼈，在元代发起了⼀场复古运动，⼒挽魏晋以来印章的靡弱之风。

赵孟頫印

在元代，赵孟頫⽆疑是朝野公认的艺术界乃⾄整个⽂坛的盟主，其不仅官居⼀品，⽽且在诗⽂、绘画、书法等⽅⾯均成就斐然。在元代篆刻史上，赵孟頫亦占据着重要地位，他的印学理念不仅影响了有元⼀代，对后世篆刻的发展亦影响深远。明代⽢旸《印章集说》⾔：'赵⼦昂擅朱⽂、皆⽤⽟箸篆，流动有神，国朝⽂太史仿之。'（韩天衡《历代印学论⽂选》，西泠印

社，1999 年）陈琏《印说》⾔：'圆朱⽂，元赵松雪善作此体，其⽂圆转妩媚，故⽈圆朱。要丰神流动，如春花舞风，轻云出岫。'（此概为'圆朱⽂'⼀称之由来）。赵孟頫（1254——

1322），字⼦昂，号松雪道⼈、⽔精宫道⼈，中年曾作孟俯，湖州（今属浙江）⼈。其书法诸体皆⼯，被后世称为'赵体'，其⽤印多亲⾃配篆由印⼯镌刻，与吾丘衍风格为近，世称'吾赵'，⼆⼈开创的印章风格，后世称为'元朱⽂'。这种字形婉约流美、章法紧凑合度的印风，成为明清⽂⼈篆刻创作中的⼀种重要印式。

吾衍私印

赵孟頫在元代⽂艺界具有极⼤的号召⼒，篆刻上他崇尚'古雅''质朴'，反对'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形式流俗，这与其在绘画上提倡的'作画贵有古意，若⽆古意，是⼯⽆益'的观念是⼗分⼀致的。（《⾃跋画卷》）清代画家张绅曾⾔：'⼤德间，馆阁诸公名印皆以赵⼦昂（孟）为法，所⽤诸印皆以⼩篆填廓，巧拙相称。其⼤⼩繁简，俨然⾃成本朝制度，不同汉、唐、宋、⾦相同。'赵孟頫在理论上强调复古，以汉魏印章为法则，但真正反映其篆刻⽔平的却是他所开创的元朱⽂印风，其中渗透了他的审美倾向，元朱⽂印流畅爽劲的审美效果与其醇和秀丽的书风和颇有古

意的画风相符合。他的朱⽂印沿⽤了唐宋官印所通⽤的那种类似⽟箸篆的线条，在强化笔画的运动感的同时，印⽂每与印边相连，并能于疏朗之中捕捉朴茂之⽓，给⼈以稳定和饱满之感。清代印学家孙光祖在《古今印制》中说：'秦汉、唐、宋皆宗摹印篆，⽆⽤⽟箸者。赵⽂敏（孟）以作朱⽂，盖秦朱⽂琐碎⽽不庄重，汉朱⽂板实⽽不松灵，⽟箸⽓象堂皇，点⾯流利，得⽂质之中。明以作玺，尤见规模宏壮。'

布⾐道⼠

贞⽩

与赵孟頫同时的吾丘衍，也是篆印⾼⼿，篆书有'当代独步''精妙不在秦、唐⼆李之下'的盛誉。当时吾丘衍与赵孟頫⼀起呼吁印章复归汉魏印式，但从对汉印风格的倡导来说，吾丘衍较赵孟頫更为实际，其为教授弟⼦所著的《学古编》多由实践⽽来，并明确提出以汉印为皈依，讨论了印章中的篆法与章法等具体的操作问题。吾丘衍（1272——1311），⼀作吾衍，字⼦⾏，号⽵房，别署布⾐道⼠，开化（今属浙江）⼈，寓居杭州。吾丘衍⾃幼受家学影响，在篆刻⽅⾯，其主要精⼒集中在对汉印的研究上，'吾衍私印''鲁郡吾⽒''布⾐道⼠'和'贞⽩'都是他的⾃⽤印，其中'吾衍私印'采⽤满⽩⽂处理⼿法，'鲁郡吾⽒'和'布⾐道⼠'也可看出对平正浑朴的追求。赵孟頫和吾丘衍均⾃篆印稿，这⾃然与⼆⼈在篆书上的造诣分不开，且⼆⼈所开创元朱⽂印风，很快成为⽂⼈作印的模式，这直接提升了篆刻的⽂化品位。

鲁郡吾⽒

（三）吾丘衍和赵孟頫倡导下的元代篆刻

在元代朱⽂印的演进过程中，端赖吾丘衍和赵孟頫的倡导，元代⽂⼈篆刻得到较⼤发展，尤其是吾丘衍开馆授徒，培养了许多弟⼦，使⽂⼈篆刻延续不断，并在明清两代成⼀时风⽓。吾丘衍的弟⼦中，较著名的有赵期颐、叶森和吴叡等，⽽吴叡最为著名。吴叡（1298——1355），字孟思，号云涛散⼈，别署青云⽣，钱塘（今浙江杭州）⼈，晚居昆⼭。吴叡在其师的基础上⼜向前跨进了⼀步，做到了书印合璧，我们可以看到其⼗余⽅⾃⽤印，其中朱⽂印都是圆朱⽂风格，且篆与刻的⽔平都相当⾼，他把⼩篆'上紧下松'的特⾊表现的⼗分突出，且笔画的提按恰到好处，开了后世铁线篆的先河。

王冕私印

与吴叡同时的印⼈还有王冕，其⾸创以花药⽯（即花乳⽯）刻印。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农，诸暨（今属浙江）⼈，出⽣农家，后从韩性游，遂为通儒。王冕墨梅最为后世所称道。王冕⼜⼯刻印，明初刘绩在《霏雪录》（卷上）中⾔：'初⽆⼈以花药⽯刻印，⾃⼭农始也。'软硬度适中的⽯材的出现，是元朱⽂风格得以完美表现的关键。郎瑛《七修类稿》载：'图书古⼈皆以铜铸，⾄王冕以花乳⽯刻之。'花药⽯易于奏⼑，王冕⾃篆⾃刻，其印⾦⽯⽓很浓。

赵⽒⼦昂

吴孟思章

吴叡私印

除王冕外，元代很多画家都介⼊了篆刻的创作，如柯九思、虞集、张⾬、黄公望、倪瓒、杨维桢、朱德润、魏元裕、鲜于枢、陆居仁等，均采⽤吾丘衍和赵孟頫的⽅法。从他们的印章中可以看出，元朱⽂印的形式已然确⽴：印⽂取⼩篆、朱⽂细线、⽂字连边……元代⽂⼈印流传下来的很少，但是在篆刻史上的意义⼗分重⼤。⽂⼈的参与，是中国印章确⽴艺术⽴场的标志，是篆刻艺术和实⽤印章分野的⾥程碑，⽽这种重要的历史性转变在元代完成。四

集古印谱的出现及意义

濮阳

虽然在唐代已有关于'玺谱'的记载，如《旧唐书》之《韦述传》、姚察《传国玺》、徐景《⽟玺

正录》等，但⼀般认为集古印谱的出现是在宋代。宋代是我国⾦⽯学的发轫时期，集印成谱即受考古和⾦⽯学的影响⽽兴起。清代桂馥在《续三⼗五举》中⾔：'古印⽆图谱，宋（仁宗）皇祐初，命太常摹历代印书为图。'此后⼜有杨克⼀《集古印格》，⽽《宣和印谱》则成书于稍晚的宣和年间（1119——1125），此谱是奉命官修的⼀部⼤型集古印谱。此外还有颜叔夏《古印谱》、姜夔《集古印谱》等。

頫仰⾃得

汉⼴平侯之孙

唐宋时期的集古印谱，仅作为古器物谱录中的⼀种，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审美意识，更没有对篆刻艺术的指导⽬的。与⽂⼈篆刻同步，元代集古印谱的编辑⽬的多指向了艺术，赵孟頫在《宝章集古》的基础上'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枚'汇为谱录，⽈《印史》。元代⽂⼈篆刻在强有⼒的理论指导下，⼜有为数甚多的集古印谱作为典范，更有⼀代⼜⼀代有识之⼠的艰⾟实践和⼤胆尝试，最终使元代⽂⼈印章形成了两⼤格局：⼀是仿汉印式，⼀是元朱⽂印风。仿汉印式主要是指仿汉⽩⽂印，元代篆刻家在创作这⼀类印时⼤都能追求汉印的原本效果，其中集古印谱起了很⼤的中介作⽤，在吾衍《古印式》和赵孟頫《印史》之后，⼜有杨遵《杨⽒集古印谱》、吴叡《汉晋印章图谱》、叶森《汉唐篆刻图书韵释》等多种集古印谱⾏世，这些集古印谱的编辑本就带有⽬的性，则其对印坛的指导⽰范意义也就更为明确、更为具体。应该说元代篆刻家完成了由古到今、由技术到艺术创作这些实质性的转换，为明代篆刻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李刚⽥、马⼠达主编《篆刻学》，202 页——203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五

风格特殊的元代花押印

聊消摇兮容与

在元代的私印中，还有⼀类被称之为'花押'的印章颇具特⾊，花押是⼀种专门⽤以签押的书体。元末明初的陶宗仪说：'今蒙古、⾊⽬⼈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或⽊刻⽽印之。宰辅及近侍官⾄⼀品者，得旨则⽤⽟图书押字，⾮特赐不敢⽤。按：周⼴顺⼆年平章李榖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据此则押字⽤印之始也。'（明许令典《⽢⽒印集·叙》，转引⾃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149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年）

王元章

花押其实就是代表⾝份的⼀种符号，所以有签字画押之说。花押在宋朝以前就已出现，如著名的韦陟'五朵云'。（据陶宗仪所说，花押⼊印始于五代时的后周）宋以后，上⾄天⼦，下⾄百姓，花押被⼴泛运⽤，并逐渐⼊印。⽽元代蒙古族⼊主中原后，由于对于汉字的运⽤不能熟练⽆碍，故⽽只能以印代之，这⼤概就是元代押印盛⾏的⼀个重要原因。元押的格式常见的有正⽅形、长⽅形、圆形等形状，还有葫芦、钟⿍、花瓣、鱼、兔等形，其中长⽅形的元押与秦汉半通印⼤⼩相近，上为楷书，下为花押，或杂以⼋思巴⽂的'记'字，印⽂多作朱⽂，其印章的纽制也变化多端。总的来说，元押尽管是沿着实⽤印章这⼀路线发展的产物，但其艺术和审美价值并不在宋元⽂⼈印章之下。（李刚⽥、马⼠达主编《篆刻学》，119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年）

标准⾪书字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