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自然地理环境对民俗事象的影响
作者:赵亮 宋勤成 李伟
来源:《华夏地理中文版》2015年第07期
摘 要: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众多民俗事象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地理环境的区域地理分异,对于民俗事象的区域特征、地域分异等方面更产生重要的作用。自然地理环境的各组成要素都对民俗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不同区域内主导因素和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分析和研究自然地理环境与民俗社会文化的相关关系,无论对于民俗学还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自然地理环境;民族事象;影响
民俗,就是民间风俗习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在长期的历史生活过程中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民俗的内容称之民俗事象。一般学术界公认的民俗事象的构成因素是:物质民俗,包括生产、商贸、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医药保健;社会民俗,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岁时节日、民间娱乐;精神民俗,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哲学伦理概念、民间巫术、民间艺术;语言民俗,包括民俗语言和民俗文化。而这些民俗事象在不同地区均有不同表现,这是民俗所特有的“地域性差异”。针对研究的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民俗,故某一特定地方的民俗应是这一地区人民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
在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中,影响因素有以下四种:物质生产、自身生产、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与群体认同。我们只研究其中地理环境对民俗的影响,其他因素这里暂不作讨论。地理环境因素对民俗的影响既表现出综合性的特征,也具有主导性的特点。综合性是指各种生态因素在影响民俗形成、发展过程中绝不是单独地、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全面地、综合地发生作用;同时,一个区域内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也绝不是表现为对某一个地理因素的专一适应,而是表现为对影响该地区的地理环境在整体上的综合适应。主导性是指各种自然地理因素对民俗事象的影响程度不具有等值性,气候、水文、土壤、生物、地质地貌等因素都有可能在特定区域内成为影响民俗事象的主导因素,对区域民俗的基本特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地理环境与民俗事象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每一个生态因素都对众多的民俗事象发生作用,每一个民俗事象又会受到多种地理因素的影响。 一、气候因素与民俗事象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异质性最复杂的地区,同时也是气候类型最丰富、气候条件最复杂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从最南部的南海诸岛到最北部的漠河,纵跨了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和寒温带等热量带,从东部沿海到西部沙漠、戈壁又横越了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干旱等干湿气候带,而不同水热条件的组合又形成了热带雨林气候、寒温带针叶林气候、温带沙漠气候等复杂的地带性气候类型。除此之外,随着地形地貌的差异,我国还广泛存在着山地气候和高原气候。气候类型的多样性和气候条件的复杂性无疑成为我国民俗资源多样性的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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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同,对民俗的形成、演变的作用也不一样。这种作用有的表现为直接的,有的表现为间接的,日照、温度、风、降水等气候因素都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居住、饮食、服饰等习俗,同时也可以形成不同的经济活动类型并间接地影响物质民俗。
气候条件对民居的产生与演变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民居本身就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一种适应和选择。在远古时期,人类主动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较差,因而就选择了“穴居”和“巢居”的自然原始民居形式。如在干燥、寒冷、多风的北方,选择在山洞、树洞、岩缝里的“穴居”形式有助于保温、增温、御寒、防风、防止野兽侵袭。而在常年高温多雨、高湿少风的南方平原地带,选择在合适的树木上“筑巢而居”,不仅可以防止洪水侵袭,还可以通风、解潮、遮荫。尽管现在原始民居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一些近现代民居中仍然可以见到历经沧桑演变的原始民居的影子。例如,满族的“口袋房”、维吾尔人的“克米尔建筑”、陕北的“窑洞”、“地窑”以及“地窨子”、“土窑子”等北方民居实际上都有“穴居”的原始民居的遗风。
各地区不同的饮食习俗是在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其中气候条件对饮食民俗的区域差异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复杂多样的气候形成了各地区不同的耕作制度、作物种类、作物分布,由此会形成各地不同的饮食习惯;另外,为适应当地的气候特点,保护身体不受寒、暑、干、湿等恶劣气候条件的侵害,也会形成各地不同的饮食习俗。如生活在南方的人们,由于气候湿热,食物难以保存,因此旧时饮食大都小碟小碗,一次食净。而生活在北方的人们,由于气候干寒,食物不易腐败,故炖菜、烩菜食风颇盛。为长期保存还可以制成干菜、干肉、干鱼,夏季也不例外。 二、水文因素与民俗事象
水文因素也在自然地理环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自然地理各要素的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中,水文现象和变化极为活跃,泉、溪、河、湖、海洋等水文因素在民俗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区水文因素的地区差异性,也是形成民俗事项区域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水,工业和农业生产更离不开水,水源充足是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在干燥缺水的地区,水更宝贵,这些地区,有水才有生命,居民点多形成于水源的所在地。例如,我国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围,居民点都分布在有水源的地区,那里欣欣向荣被称为绿洲。一个地方水源枯竭,伴随而来的是一片荒凉寂寞和废墟残迹。在山区,村落的分布也往往受水量的制约。不仅村落的位置取决于水源,而且村落的规模也受水量的制约。在平原地区,特别是在河流两岸,常常成为城市和人口集中的地区。如我国的长江、黄河、珠江流域等。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地不同的水文特征,会影响人们的农业生产,从而对饮食习俗产生很大影响。我国南方平原地区,水网稠密,河湖众多,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平原,淡水渔业发达,水产品在人们的饮食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沿海地区,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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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洋水产的捕捞和养殖为生,海产品就成为主要的食物,沿海地区的人们多有食海味的习惯。而在我国内陆和山区,与以上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居民饮食中很少有鲜鱼。
水文因素还对民间传统体育竟技项目中的水上项目有着显著的影响。如在水面开阔平稳的江南地区,流行赛龙舟,而在缺水的西北地区则没有此项运动。浙江嘉兴地区,每年农历三月十六日都要在运河塘上举行一次划踏白船竞赛,这一天,运河塘上,人山人海,就像举行盛大节日一样。古代钱塘江上还有一种叫“弄潮”的水上竞技风俗,迎着汹涌澎湃的潮头,数百名游泳健儿,捕浪而上,在鲸波万顷中,浮潮嬉弄,上下翻滚,腾身百变,各显神通,优胜者备受人们的尊敬。
三、土壤因素与民族事象
自然地理因素中的土壤条件对民俗事象的影响容易被人忽视。实际上土壤的机械组成(质地)、物理化学性质等方面的特性对民俗事象的影响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远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了解了土壤肥力的重要。人们先用刀斧把树木砍倒、晒干,然后放火焚烧,使灰分元素回归土壤,以增加地力。在我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地区,在农业上有撂荒轮作的习俗。这一方面由于可供开垦的土地面积大,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经过几年耕作后,土壤质地因表层细土被风蚀而变得粗糙,土壤有机质含量迅速降低而导致不得不弃耕轮作。 在西北干旱地区由于降水极其稀少、蒸发量极大,加上风力强劲,所以土壤表层的有效水分含量很少。在一些没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农民创造了种“砂石田”的习俗,即在原土壤表面再覆盖上一层粗砂或砾石,降低了土壤颗粒表面张力,减弱了表层土壤水的蒸发过程,为干旱地区从事种植业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在砂质土壤上打井,由于土质松软、井壁易坍塌而难以掘成井筒。人们就先用柳条编成圆形井筒放在地面上,打井人站在筒内一边将筒内沙子挖出,一边把柳条井筒往下放,一会儿一个“沙井”就挖好了。还可以在井筒外边再充填一些杂草,阻挡沙子从井筒的缝隙中流入,使井的使用寿命更长一些。后人用水泥管打“沙井”,基本也是用这种方法。 四、地质地貌与民俗事象
地貌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基础性要素,同时它又是自然地理环境分异的重要因素。我国地势高亢、崎岖多山,各种地貌类型齐全,而且受古地理环境和现代地理环境的影响,各地发育了类型多样的特殊地貌,形成了各地区不同的区域地理特征,而且对各种民俗事象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国地貌类型多样,海拔高度也变化很大,海拔高度制约着人类经济活动和人口密度,无疑也影响民居的类型和分布。一般说来,平原地区聚居点大而集中,地形起伏较大的地区则小而分散,山区多石质建筑,且依地形房屋造型多种多样,平原地区住房布局则较规则,且多院落,如四合院等;在地势低的水乡和沿海地区,则房屋台基筑得较高,以防水淹。而在盆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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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则不同,如四川盆地周围的山地区,气候条件随海拔高度不同发生明显的变化,农业生产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受自然因素的影响非常深刻。我国复杂的地貌条件,加深了自然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农业生产在各地区各具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农业生产民俗。一般说来,我国种植业分布在平原地区及起伏和缓的丘陵地区,主要在东部,但由于高大山脉的作用,也会形成不同的生产民俗。如秦岭—淮河一线以南,是以水田为主的农耕地区,农业生产所用畜力、工具、田间管理等都适应水田生产的需要,农耕民俗大都与“水”有关。而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以旱作农业为主,作物种类、所用工具等等都与北方有很大不同,而且由于降水量少,形成很多“求雨”的习俗。
综上所述,人类生存繁衍的过程就是对自然地理环境不断适应和利用的过程,作为反映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稳定传承的历史文化现象——民俗,生态地理环境对其形成、发展和演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极开展民俗文化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关关系的研究,不仅对于深入研究民俗事象的起源、发展、演变和地域分异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深入研究人地关系系统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陶立.民俗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2] 段宝林,武振江等.世界民俗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赵亮,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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