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汉代铜山冶铸遗址出土钱范考

2016年3月刊总第68期

莱芜汉代铜山冶铸遗址出土钱范考

刘国柱

DOI:10.16737/j.cnki.rwtx81281190.2016.06.033

山东莱芜铜山冶铸遗址1973年被发现以来，至今出土了一批石质钱范，其中有“半两”、“三铢”、“五铢”等钱范。

这些钱范，为研究西汉时期的币制改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证据，同时，对研究中国货币史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发展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1973年以来，己知出土的钱范共有10块。其中有“半两”钱范6块，分别由山东省博物馆、泰安市博物馆和莱芜市文物局各收藏2块；“三铢”钱范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含铜量较高的经粉碎和没经粉碎的铜矿石块和铜矿石粉。说明当时的冶铸者在冶铜前，是先将铜矿石经认真挑选后，并砸成小块矿石颗粒后，再进行冶炼的。

“半两”钱范：现在市文物局尚存两块，呈长方形，正面上端分别有阴刻“三王”、“二口”的标记。“三王”范长28.6厘米，宽18厘米，厚1.6厘米。“二口”范长26厘米，宽12厘米，厚l.5厘米。都有竖刻

4排28枚半两钱模。每枚圆形钱模有直径为2.4厘

米。方串边长0.8厘米，钱文“半两”为小篆。钱范的正中刻有铸枢(总流)，并刻有横向支枢(分流)，通向左右各两排钱模。钱范中心有一阴刻点，为制模时的中心点。

从史料的记载和目前所能见到的实物来看，“半两”钱可分为“秦半两”和“汉半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统一了币制，但却没有进行统一的钱币铸造。所以，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秦半两”，其大小、厚薄、轻重都很不一致。秦墓中出土的“半两”钱，重的可达10克多，合l5铢还要多，实际重量远远超出钱文所标注的实际重量，轻的则只有0.2克。因此，秦“半两”的钱文，只反映了当时法定“半两”的重量，而非指实际重量。同时，秦律中对钱制的规定并不严格，《睡地虎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就有规定：钱质铸的好的铸的不好的要混杂使用，不得挑选。因此，秦代并没有为汉代的货币铸行提供更多的比较成熟的经验，留下的仅是“半两”钱的部分制式，和没来得

3块，由莱芜市文物局收藏l块，铜山村收藏2块；

“五铢”钱范1块，由莱芜市文物局收藏。从这些钱范的阴文来看，可分为“半两”、“三铢”、“五铢”等。这与西汉时铸行的钱币只有“三铢”、“五铢”、“半两”三种钱文的史料记载是相符的。这些钱范中，有几块残范，汉代币改时毁范重刻时的遗迹，由此可看出当时币改时的激烈程度。

据当时人讲，“三铢”钱范土时，模内尚有几枚没倒出来的铜钱，因保管不善，已难寻觅到原物。但村民中有收藏“五铢”钱者，其钱与出土的“五铢”钱范相吻合。

此外，在冶铸遗址中曾出土过铜锭和铅块，但早已被村民当做废金属卖掉。从村民们收藏的钱币质材成分中，可以看出这些钱币是以铜为主、杂以铅而铸造成的，由此可以推断，这些铜锭和铅块应是当时铸币时所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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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界

及执行的“货币王室专铸”的理论探索而已。加之西汉立国后，又“反秦之弊”、“尽除秦法”，所以，在其后的货币铸造和发行上，则表现的混乱不堪，一派手忙脚乱、朝令夕改的模样。

从西汉立国到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的六十多年间，西汉铸行的“半两”钱，从法定重量上看，基本上可分为“榆荚半两”、“八铢半两”、“五分半两”、“四铢半两”等几种。但因在铸钱时各种弊病的存在，所以，铸行的“半两”钱的实际重量与法定重量相差极为悬殊，就连大小、厚薄等外形方面，也很难划一。因此，为后世的鉴定，留下了相当大的困难，特别是在具体年代的界定上，更令人棘手。而且，自秦始皇统一币制后，直到汉武帝建元元年(前l40年)，还有建元五年(前l36)到元狩五年(前118年)的十八年间。有郡县铸造的“半两”钱，也有民间私铸的“半两”钱，还有“富豪商贾”盗铸的“半两”钱，种种不一。所以仅凭文字和实际重量，是很难作出界定结论的，而且也很难排除秦时的部分“半两”钱范在汉初时仍然沿用的可能。

从秦和西汉时期所发行的钱币质材成分来看，公元前114年(元鼎四年)铸行的“官赤仄”，含铜量较大。公元前113年(元鼎五年)所铸行的“上林三官五铢”，成分比较稳定，比例适宜。除此之外的铸币，在成分上则表现的杂乱无章，铜、铅、锡、铁的成分都有，且各地、各时期的铸币都不一样。这不但说明当时钱币奸铸活动严重，也说明搀杂使假现象相当普遍，同时也说明当时铜材的缺乏程度。

从中国古代冶铸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自夏商之时，发明冶铜和铸铜术后，铜的产量并不高，发现并予以开采的矿点也没有几个，但冶成的铜材，用处却极广，如制作兵器、皇家的生活用品、祭祀和陪葬用品、农具和钱币，所以铜在当时是一种具有多重用途的金属，也是一种很适宜的商品等价物。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其执政的14年间，搜集六国兵器，铸成十二金人。除此之外，建阿房宫、造皇室生活用品、修始皇陵的机关及随葬品，甚至连棺椁都用铜浇铸。加之兴师动众，开发岭南，筑长城、修驰道、求仙封禅等，将一个有两千万左右人口的泱

泱大国的财力，几近耗尽。秦二世当政的四年间，又继续大修阿房宫。汉未的陈胜、吴广起义，及其后的刘邦、项羽兴兵讨秦活动，都需要大量的铜材作支持。因此，造成全国性的严重“铜荒”，则是很自然的事了。

所以，刘邦在立国后，“以秦钱重难用”为借口，在掩饰上述困境的同时，采取了“令民鼓铸”的政策。这从恢复战后经济，发展生产的角度考虑，也不能说是错误的。这样，不但可以解决各方面对铜材的需求，又可以鼓励铜矿开采和冶铸业的发展，可谓一举数得。

所以，在上述前提下，要使铸币在法定重量上和实际重量取得一致，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从唐兰所著的《中国文字学》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之后，也统一了文字，但统一后的文字，普及率并不是很高，特别是在民间，更是如此。而且，秦时李斯草创小篆，作为当时的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这就是所谓的“书同文”。汉立国后，萧何作律时用之。可随着秦的灭亡，旧文化也逐渐复苏，所以，不能仅从钱文上去进行断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从全国范围来看，根据公私两方面现收藏的钱币实物的文字来看，秦、汉时的“半”字在书写上出入不大，但在“两”的书写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仅从字形上进行断代，还是缺乏充分必要条件的。

再说，从史籍的记载中来看，在公元前113年

(元鼎四年)汉武帝币改成功之前，尽管时有“禁铸”

和“除禁”的情况发生，但却并没有明文禁止其他铜铸币不得参入流通或销废。所以，在货币杂乱的情况下，更无法仅从钱文和实际重量等方面进行断代。

好在与“半两”钱范同时出土的，还有三块“三铢”钱范，而且其中的一块背面，竟然还刻有“半两”钱的钱模，这才以无可争议的事实，为“半两”钱范的具体时间界定，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铢”钱范：这三块出土的“三铢”钱范，俱是残范，系毁范绝铸的产物，说明当时将铸币权收中央所有时的决断性。三块残范分别呈长方形、三角形和不规则形。与“半两”钱范相较，“三铢”钱范的鉴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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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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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的多了。因为从史料上看，钱文为“三铢”的方孔园形铜钱，只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前l40年)到建元五年(前136年)间铸行过，所以，此钱范只能也只能是此期间所用之物。现存残范为长方形，钱范的下半截，范长l3.6厘米，宽11.8厘米，厚2.5厘米，尚存4排16枚钱模。每枚直径2.5厘米，串径0.8厘米。钱文“三铢”为小篆，朱头方折，有外廓，无内廓。范体残存总流下段，宽0.8厘米，深0.3厘米，总流与钱文间有一支流，钱形中均有一圆孔，当为使用圆规时留下的中心点。

残范的背面尚有残存的“半两”钱模4个，模径为2.4厘米，其中一枚虽无文字，但体形完整。可以看出，这件三铢钱范显然是曾作过“半两”钱范的另一面改刻而成的。所以，这块残范的文物价值尤显重要。因为它以实实在在的物证，证实了西汉币改时，确曾存在过一段“三铢”钱和“半两”钱的更换时期。

有趣的是，这块残范甚至还可以证明此范的本身，是在公元前l40年(建元元年)“春二月”后不久仓促作成的，因为此年“春二月”汉武帝下达了“行三铢钱”的命令。由于钱范更换的过于仓促，可能找不到可作“三铢”钱范的石材，或者还没来得及原四铢“半两”的钱模磨去，所以就在其范的背面制作了“三铢”钱范。因此，这块残范为我们对钱范的断代和确定“三铢”与四铢“半两”更替的事实，提供了具有唯一的充分必要条件的判断依据。

铜山遗址出土的石质“三铢”钱范，在山东尚属首次，所以，对研究西汉时期的币制改革，乃至中国的货币史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朱活先生曾据此范作过《三铢钱考》一文。

“三铢”钱的铸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货币的法定重量和实际重量统一了起来，相对秦代来说，

是一大进步。

与“三铢”残范同时出土的还有6块四铢“半两”钱范，又以旁证的身份，证明了上述的推论，这些四铢“半两”钱范分别被莱芜市文物办、泰安市博物馆和山东省博物馆分别收藏。

上述四铢“半两”钱范的材质及制式与同时出土的“三铢”钱范基本一致。

“五铢”钱范：范已丢失。据当事人回忆，每枚圆形方串钱模的直径为2.5厘米，范体已残，仅存4个“五铢”钱模，直径约2.5厘米。钱文“五铢”是小篆，朱头方折。此钱只在元狩五年时郡国铸行过。后来铸币权归属中央，所造之钱及西汉以后铸造的“五铢”钱钱文与此钱不同。所以，此范当是前118年(元狩五年)时制作的，使用时间也极短，至多使用到元鼎四年前113年。

村民们所收藏的“五铢”钱，直径为2.6厘米，方串0.9厘米，有内、外廓，钱文“五铢”为小篆，与出土的钱范相吻合。

通过对上述三种钱范的研究，我们可以断定：“半两”钱范应是文、景帝时用的，范具可能还要早些，武帝时也可能沿用过。“三铢”钱范则只是武帝初期时使用过的范具。“五铢”钱范则是武帝时郡国铸币时所用的范具。

从历史上看，汉继秦制，在行政区划上，也是采取郡县制的，而《汉书·地理志》中也确有“泰山郡，高帝置，属兖州，……有工官，……县二十四”，有“莱芜、赢、牟”等地的简单的记载。虽然现在莱芜市的境域归属问题，在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今之莱芜西汉时在行政上是有由郡县管辖的，则是明确无误的了。

（作者单位：莱芜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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