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施昌东《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 张国庆《中和之美》，巴蜀书社，1995.11 先秦是中国文学的开端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指出：
《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 先秦文学诞生过许多令人仰慕的第一：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第一个文化巨人孔子， 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 第一部编年体史纲《春秋》， 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
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论语》等等。 1. 先秦文学理论的特点：
先秦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滥觞时期，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 文学和文学批评尚未形成专门学科，文史哲合一，文学批评具有浓郁的学术文化色彩。
（诸子之学是文学批评的摇篮。先秦尚无专门的文学及文学理论，文艺思想往往和哲学、史学等杂糅在一起。）
第二、先秦文学批评以《三百篇》为圭臬，诸子百家皆主“诗言志”之说。 （先秦文论广泛涉及到了包括天人关系、美善关系、文质关系、言意关系、诗乐关
系等在内的文艺问题。诗言志是先秦文学批评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与文学批评的开山纲领。）
第三、先秦文学批评处于草创时期，无理论批评专著问世，批评形式多为语录
条目，片言只语，吉光片羽，散见于经、史、子、集著述中。
（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先秦诸子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却是
中国文学批评的长河之源。） 2. 先秦两汉对“文学”的认识:
古代“文学”一语泛指学问、文教、文化修养等。 先秦典籍如《论语·先进》：
德行：额渊、阂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员；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是说子游、子夏在熟悉、掌握古代文献典籍方面最有成绩。 《荀子·大略》：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 ’谓学问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学问不厌，好士不倦，是天府也。”
“文学”亦指从事于学问，提高文化修养
汉代 “文学”一语也包括了各方面的学问、制度等。如：
《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据《史记索隐》引如淳曰。指历法、度量衡的制度、法式)，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各种学问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者，于是给人一种印象，“文学”即指儒学而言。如： 《史记·孝武本纪》：
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绍、王威等以文学为公卿。 《儒林列传》：
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
小结：先秦两汉时代，“文学”一语与今日“文学”的含义不一样，它不但不是就审美而言，而且也不包含运用语言文辞进行写作的意思。
当然，如果从学问的对象、所研习的典籍的角度说，今天看来是文学作品的典籍，如《诗经》，也是包括在内的。它也是子游、子夏所熟悉的典籍，是荀子所提倡的“学问”的对象，但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而且并不被视为审美欣赏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学问”的资料、教材看待的。
第二讲：《尚书·尧典》
中国文学“开山的纲领”
《尚书·尧典》所提出的“诗言志”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与文学批评的奠基
之石，朱自清称之为“开山的纲领”；
《尧典》显露出重视文艺的教育功能的倾向； 《尧典》提到了原始艺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 1. 《尚书》 简介
《尚书》也称《书经》，是战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关于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我国最早的历史载籍之一，也是我国散文的一个源头。 相传有百篇。西汉初存28篇。相传是由伏生口授，晁错用汉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是为《今文尚书》。《尧典》是其中之一。
后来，鲁共王从孔氏旧宅壁中得《尚书》等数种书。用先秦篆文书写，《尚书》比伏生所献多16篇，是为《古文尚书》。
东晋时，今古文尚书俱已不全。梅赜（zé）又献上一种本子，凡58篇，即今传世者，或称为《伪古文尚书》。现传《十三经注疏》即收此本，共有58篇正文及一篇孔安国的序，计59篇。 2.《尧典》的文艺思想
《尧典》说：
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1） 诗歌（文艺）的教育作用
舜要求夔用音乐来教化自己的子弟，使他们的品行和德操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要求。
这里对于“乐”的理解不应只局限于音乐，而应想到包括音乐、诗歌等形式在内的文艺对人们所产生的教育作用。当然，舜所指之乐，是正统之声，是王室之声，其内容必须符合礼教规范。
（2） “诗言志”
顾名思义，“诗言志”就是说诗歌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情志的。这概括了诗歌基本特点，对我国后世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自清先生称之为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诗言志的观念，在先秦时代相当普遍：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曾记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但这里的“诗”却不是指创作诗篇，而是指“诗三百”中现成的诗篇。 襄公二十七年(前546)，郑伯享赵文子于垂陇，郑国子展等七子应赵文子之请，赋诗言志。
所谓赋诗言志，是借“诗三百”中的篇章，表达自己的想法。如子大叔赋《有蔓草》，即借该诗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之句表达自己与赵文子相见的愉快心情。
除外交方面外，当时人们在一般言辞间，也颇多断章取义地运用“诗三百篇”。
春秋以后，赋诗言志的情况不复存在，但在言辞和论著中断章取义地引用“诗三百”，却一直延续到战国和汉代。这种风气对文学批评也发生了一定影响。
先秦时代，诗言志是一种普遍的观念
《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有存在于《诗》、《书》、《礼》、《乐》者：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荀子·儒效》说，《诗》《书》《礼》《乐》是圣人之道的体现：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显然《庄子》、《荀子》所说的“诗”都是专指《诗三百》而不是一般的诗歌，所说的“志”也并非泛指。但它们的这种说法，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先秦时代，诗言志是一种普遍的观念。
由于对“志”的含义的不同理解，以及相应的文学倾向的影响，“诗言志”
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支派：
第一、 重志：
要求诗歌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对人进行道德规范。志即指规范性的情，要合乎礼
义道德。
如，孔子提出“思无邪”，
《诗大序》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温柔敦厚”等等； 唐韩愈、柳宗元、元白等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 宋代朱熹等理学家的相关理论等。
这一派的观点忽视了艺术规律，片面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严重窒息了文学
的发展，影响也不大。
第二、 重情：
强调诗歌对于抒发个体情感的作用。 陆机《文赋》中提出
“诗缘情而绮靡”。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 “以情纬文”。 萧刚《答张赞谢示集书》曰： “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 重情理论的缺点在于，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客观性及其教育作用，因而对文学创作带来了不良影响；是对诗言志理论的片面发展。但同时，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总结贡献较大。
第三、 情志并重：
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诗言志”理论的主流是情志并重。 近人闻一多先生曾从分析字形入手，指出“志有三个意义： 一、记忆； 二、记录； 三、怀抱。
并进一步阐述说“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 唐代孔颖达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指出： “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孔颖达的理论使情志并举在理论上得以确立，这标志着中国传统诗学对诗歌本质特征的体认已趋于成熟。
此外，刘勰、钟嵘、白居易、叶夑、王夫之等人都是主张情志并举的。 这一认识既强调了诗歌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又重视了文学本身的抒情性特点，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诗乐舞三位一体
《尧典》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早期口头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原始歌谣。这是诗歌的鼻祖，应该也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在开始乃至其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与乐、舞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它的特点之一，也是与当时人的进化、文明程度紧密相关的。《尚书·尧典》及《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是原始歌谣此一特点的文献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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