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韵文史(上篇)

中国韵文史（上篇）龙榆生第一章 四言诗之发展与《三百篇》之结集诗歌伴音乐舞蹈而俱生，为人类发抒情感之利器；世界各民族，其文学发展之程序，盖未有早于诗歌者。《乐记》云：“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汉书·艺文志》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是也。《诗大序》更畅论其发达之原因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盖自人类语言开始以来，即有诗歌产生之可能性。沈约所谓“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一、诗《三百篇》起源在昔文字之制作，未臻于完善，民间有所讴咏，亦仅口耳相传。《三百篇》以前，所有作品，多出后人伪托，无可征信，且付“阕如”。周代尚文，始立采诗之官。《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1]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种制度，虽起自何王，终于何代无可稽考；而《三百篇》中所包涵之三颂、二雅、十五国风，即以近人之考证言之，《周颂》为周代初年作品，《商颂》为宋诗，《鲁颂》为鲁诗，二雅、十五国风，大抵

皆作于周代；然论时代则至少亦五六百年，论地域则有雍、冀、豫、青、兖诸州之国，不有专司其事者为之搜集整理，孰全著之竹帛，被诸管弦？且孔子既有“诗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之事，则《三百篇》之结集，殆出于周代之“大师”无疑。二、四言句式，风、雅、颂之别《三百篇》虽间有杂言，如三言之“振振鹭，鹭于飞”，五言之“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六言之“我姑酌彼金罍”，七言之“交交黄鸟止于桑”，九言之“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挚虞《文章流别论》）。三五言调之“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二四言调之“鱼丽于罾，鲿鲨”，六七言调之“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药园闲话》）之类，然率以四言为主。其形式之由散趋整，亦足见其曾经润色，匪尽里巷歌谣之真面。所谓“风”“雅”“颂”之区别，据《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诗经集注序》则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近人则以“风”属之民众文学，“雅”属之朝廷文学，“颂”属之庙堂文学（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

而“风”有十五国：其周、召二南及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并于卫，合之桧、魏、陈、齐、卫、唐、曹、郑、秦，又各因其地势风俗之不同，而异其风格。约而言之，秦地于《禹贡》时跨雍粱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多言农桑衣食，车马田狩之事。唐魏居河东，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其诗皆思奢俭之由，念死生之虑。郑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齐居海滨，其诗舒缓（说详《汉书·地理志》）。以人民生活状况，反映于诗歌，其作风上之差别乃如此；而诸国风除助词顺各方之语气，稍有变化外，其语言文字，仍归一致；则风诗之曾经润色，殆无可疑。风诗既出于里巷歌谣，其作者多不可考。惟毛传以《豳风》中之《七月》、《鸱鸮》、《东山》三篇为周公旦作，其描写技术，实较其他国风为精进。吾人苟承认雅颂为多出于士大夫之手，所有长篇巨制，与里巷歌谣，形式上截然殊致，则以《七月》等篇为出周公手，庶几近之。《七月》描写农家生活，于严肃态度中，间出以诙谐。如：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于杂叙家常琐屑之内，着此富于情调之笔，于《东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得谓为偶然。兹举《东山》全篇如下，以见风诗之一斑：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

车下。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羸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阮元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于乐器全动作也。风雅则但若南宋人之歌词弹词而已，不必鼓舞以应铿锵之节。”（《揅经室集·释颂》）颂多用于郊庙祭祀，作者宜为贵族，而技术往往劣于风雅。又如《周颂》中之《清庙》一章八句，《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时迈》一章十五句，皆全篇无韵（详见顾炎武《诗本音》）。或谓风雅之用韵者，其声促；颂不用韵，其声缓（《韵文通论》引王国维说）。然在文学上之价值，颂固不逮风雅远甚，以诗歌原以抒情为主也。大小雅有祝颂赞美之辞，有祭祀燕饮之诗，而其中最可注意者，厥为史诗之发展。如大雅《生民》之美后稷，《公刘》之美公刘，《绵》之美大王，《皇矣》之美文王，《大明》之美武王，于姬周之先世史迹，描写恒有动人之处。又如大雅《江汉》叙宣王命召虎征淮夷之事，《常武》叙宣王命皇父征淮徐之事，小雅《出车》叙厉王时南仲伐玁狁之事，《采芑》叙宣王时方叔伐荆蛮之事，《六月》叙

宣王命尹吉甫征玁狁之事（参看陆侃如《诗史》上），并能将东迁以前之王室大事，加以铺张之叙述。虽不足以跻于世界著名史诗之林，而周代文学与武功之发展情形，于此足觇之矣。《三百篇》为周代诗歌之总汇，亦即中国纯文学之总泉源。后来之抒情诗与叙事诗，咸由风雅导其先路。其在当世，《三百篇》并为入乐之章，益以孔子之提倡，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经数百年之酝酿，而诗歌有此大结集，不可谓非中国文学史上之无上光荣已！ 第二章 《楚辞》之兴起一、楚之诗歌渊源《诗经》十五国风，独不及楚，楚声之不同于中夏，其故可思。中国文学之南北分流，由来久矣！楚俗信巫而尚鬼（王逸说），又地险流急，人民生性狭隘（郦道元《水经注》）。故其发为文学，多闳伟窈眇之思，调促而语长，又富于想象力。加以山川奇丽，文藻益彰，视北方之朴质无华，不可“同年而语”。稽之古籍，有楚康王时之楚译《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说苑·善说篇》）译者之技术高明，令人想见楚人诗歌格调。语助用“兮”字，此在《三百篇》内，已多有之；特楚人于两句中夹一“兮”字，句调较长，为异于风诗作品耳。又如徐人歌诵延陵季子之辞：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新序·节上篇》）句法亦略同于《越

人歌》。此楚文学形式上异于中原文学之一点也。《论语·微子篇》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史记》引第三四句，作“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庄子》引前四句则作“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二书所载不同，而较《论语》句末各增“也”字，便有往复丁宁之意。证之《离骚》多有此种句法，则《论语》所纪录，已稍失楚歌之语调。同时有《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离娄篇》）则又句调近于《徐人歌》，而与后来之《九歌》同一轴杼者也。二、《九歌》《楚辞》至《九歌》出现，始正式建立一种新兴文学。汉王逸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言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以《九歌》为“屈原之所作”，后人已多疑之。宋朱熹谓：“荆蛮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楚辞集注》）此虽臆说，而以《九歌》曾经屈原修改润饰，殆无可疑。《九歌》本为民间祠神之曲，而其形式除每句皆夹“兮”字，以楚国歌辞之普遍句法外，绝少其他方言俗语，而杂其间；而且文采斐然，

未见“其词鄙陋”；非富有文学修养之人加以润色，不能及此。屈原受《九歌》影响，以作《离骚》；《九歌》经原修改，而益增其声价；两者有连带关系，亦不必多所怀疑也。近人王国维称：“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宋元戏曲史》）证之王逸所谓：“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知当时楚、越之巫，必兼歌舞，而自有一种祠神歌曲，别成腔调。所作《九歌》之作，或原依其腔调而为之制词，或本有歌词而原为之藻饰，现已无从断定。而在音节上，与风格上，显带沅湘民间歌曲之浓厚色彩，则可断言也。《九歌》为沅湘间祠神之曲，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古人以“九”为数之极，其后宋玉亦作《九辩》，非必其数为九篇也。《九歌》用之“乐神”，而多为男女慕悦之词，此自民歌之本色。论其描写技术，或清丽缠绵，或幽窈奇幻。例如《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令沅湘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少司命》：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与女沐

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较之十五国风，无论技术上、风调上，皆有显著之进步。南人情绪复杂，又善怀多感，而出以促节繁音，为诗歌中别开生面，宜其影响后来者至深也。《国殇》一篇，慷慨雄强，表现三湘民族之猛挚热烈性格：与其他诸作，又不同风；于此不能不叹楚才之可宝矣！移录如下：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第三章 伟大诗人之出现中国古无文学专家，有之，自楚人屈原始。一、屈原与《离骚》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初为王所信任。既以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原因谗被疏，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详《史记·屈原列传》。）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

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王逸《离骚章句》）。原被放时之往来踪迹，略见于《哀郢》、《涉江》、《怀沙》诸篇。东行发郢都，遵江夏，过夏首，南上洞庭，顺江东下，东至夏浦，又东至于陵阳。南行由鄂渚至洞庭，自洞庭西南溯沅江，复自枉渚溯沅至辰阳，入溆浦（参看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在此迁流转徙，不忘欲返之时，怨悱幽忧，不得已而从事于文学之创作，以表现其热烈纯洁之情感，而成其为伟大作家。司马迁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史记·自序》）所谓“意有所郁结”，不得不思所以发泄之；而屈原特从文学方面发展，遂为百世词人开此光荣之局耳。《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而传说纷纷，篇目难定。要以《离骚》一篇，为原之最伟大作品。梁刘勰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文心雕龙》）司马迁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病，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离骚》为原全部人格之表现，宜其为万代词人之

宗矣。在屈原未起之前，楚国已祠神之曲；原受其影响，于音节、格调方面，不能无所规摹；已详前章，兹不更赘。近人梁启超称：“屈原性格诚为积极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惟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物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妙惟肖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楚辞解题》）由梁氏之言以读《离骚》，知屈原以伟大之人格，乃能发为伟大之文学；而伟大之文学，必为高尚热烈情感之表现，可无疑已！二、《离骚》《离骚》长至二千四百九十字，开中国诗歌未有之局。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盖纯以积极精神，图谋国家之福利，又不肯同流合污，以自取容。篇中最足表现其热情，有如下列一段：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错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

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揽木根以结茞兮，贯薛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原亦自知其不能容于浊世；而自顾此身之皎洁，犹思有以感化人群，瞻顾徘徊，不能自己。既悲茕独，乃擬“就重华（舜也）而陈词”，又幻想“溘埃风而上征”，借以脱离现实。终之以“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入世既有所不能，出世又有所不忍；乃不得不出于最后之决绝：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科故都？即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原不忍习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

于决绝之词犹复不忘“美政”。其献身社会，至不惜以体魄殉之，此志真可“与日月争光”，精神不死矣。《离骚》虽不必能被管弦，与《诗经》同为入乐之作，而其格局本出于祠神之曲，与“不歌而诵”之赋体殊科。后来入乐之诗，与一切歌词，莫不受其影响；宋沈约所谓：“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者是也。三、宋玉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司马迁以“辞”与“赋”对举，是辞赋固自有别也。玉作《九辩》，尚为《骚》体之遗，而加以变化者；所以后来又有“屈宋”之称也。录首章如下：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俍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第四章 乐府诗之发展一、汉乐府诗之起源周秦以后，直接《三百篇》之系统者，为乐府诗。盖自周衰雅颂寝声，歌咏不作；直至汉兴，高祖自为《大风》之歌，唐山夫人又造《房中祠乐》，而后诗歌乃有复兴之势。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

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乐府既有专司，而乐府诗之名，因之以起，据郑樵著录，乐府诗之出自汉代制作者，有汉《短萧铙歌》、汉《鞞舞歌》、《胡角曲》、《相和歌》、《相弦歌吟叹曲》、《相和歌四弦曲》、《相和歌平调曲》、《相和歌清调曲》、《相和歌瑟调曲》、《相和歌楚调曲》、汉武帝《郊祀之歌》、班固《东都五诗》、汉《三侯之章》、汉《房中祠乐》等十四类（详见《通志·乐略》）；而作者时代之先后，不易证明。惟唐山夫人之《房中祠乐》，产生最早。《郊祀歌》大抵出于邹阳、司马相如诸人之手（用梁启超、陆侃如说），与《房中乐》并多用四言，而时有三字句及长短句，兼摹骚体（如《郊祀歌》中之《天门》一章是），是盖合诗骚而别开面目者，《礼乐志》所谓：“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相和歌》中之可确定为西汉作品者，惟《薤露》、《蒿里》二曲。《古今注》云：《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作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使挽柩者歌之。此采民间歌曲以入乐府之可考者也。他如《宋书·乐志》所称：“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果出于东汉抑西汉？竟不可知。其民间歌曲之怆恻动人者，则有《相和歌》中之《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清商瑟调曲》中之《孤

子生行》：……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滋累累。并极凄惨沉痛，沈德潜所称：“泪痕血点结缀而成”（《古诗源》）。至《大曲》中之《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则又风光旖旎，细腻动人。乐府诗之出于贵族或民间者，固自殊其风趣也。三、外国音乐对汉乐府鼓吹曲之影响汉乐府中之鼓吹曲，大抵由于外国乐之影响。郭茂倩引刘谳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萧声，非八音也。”（《乐府诗集》）今所传有《短箫饶歌》十八曲，并为长短句，而或以为“声辞艳相杂，不复可分”。其间有抒情之《风》诗亦有近于《雅》《颂》者。其情诗之最佳者，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雄强横绝之态度，乃不似中夏民族口吻。其《战城南》：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则非战歌之最沉痛者也。 四、东汉乐府作者东汉作者，据郭茂倩所录《杂曲》，有马瑗之《武溪深行》、傅毅之《冉冉孤生竹行》、张衡之《同声歌》、辛延年之《羽林郎》、宋子侯之《董娇饶》、繁钦之《定情诗》，而无名氏之作，亦复不少。张衡、傅毅，并用五言；以五言入乐章，则知五言诗之

起源，盖至迟亦当萌芽于西汉矣。五、魏曹父子所制乐府魏代曹氏父子，所制乐府特多。就《昭明文选》所录，武帝有《短歌行》、《苦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