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29 09:12:04)
在没对曾国藩仔细研究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天分不高却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其实，若把曾弄明白了你就会发现，原本他就是一个抱定几根有限的儒家修身信条一路走到底的谨慎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你看说得多好！
我还喜欢他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史书，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杖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我们知道，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勇气的。
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就是坚守儒家信条。当大官，从京城翰林做到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时有知府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带去十六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这事真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秘书司机婉拒难。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曾国藩能一辈子做到这个份上，最起码可以追认优秀共产党员三百回。
据说，曾国藩能做到这一点，是得益于他的日课。什么叫“日课”？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做贤”的心。这么说来，这片土地上一百多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的。当时全国人民都成了曾国藩，狠斗私字一闪念。自虐，我是说，自我鞭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优良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的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大圣人下了一群小圣人，然后靠着这些大大小小的圣人来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最坏的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在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对面也都是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子民”，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家的士大夫群谱里，以成圣做贤做为毕生追求的又岂止曾国藩一个？从前，有一个小老头儿他叫方孝孺。后来死了；从前，又有一个小老头儿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做得是对的。岂止是对的，简直就是大义凛然。他们痛恨玩物丧志者，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志”也可以丧“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这个牢笼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紫禁城的那些皇帝都给装了进去。比如当年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们不肯。于是几百个官员跪在午门外哭天抢地，如丧考妣，就是为了阻止一个做梦少年的旅行。这大义凛然，毛主席讲，这叫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还只是追求成圣做贤的良性后果，更多人在成圣做贤的压力下成了贪官。也是，你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二百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以德治国的危险在于：过于动听的口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导致弄虚作假。所以，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做贤，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这才比较接近科学发展观。
当然，就象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球，在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国藩，不会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决定游戏规则。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国藩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个时代，当密尔郑重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国藩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
在一辆急速冲下悬崖的汽车中，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因为如此，晚年的圣人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样的一个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
之不可违，却从未想到过抬头观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他妈的有一种“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无限渺小与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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