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商思想文化元素初探

鲁商思想文化元素初探

作者：孙建华 杨秉强

来源：《商业研究》2011年第04期

摘要：鲁商文化与齐鲁文化都是中华商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鲁商文化是多源和多元的，其思想文化的主要来源是与齐鲁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六种文化：以《管子》为代表、轻重理论为核心的官商文化，“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为典型的货殖文化，孔孟荀等儒家为代表的伦理道德文化，源于太公成于田齐、《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智谋文化，墨子开创、尚吃苦重侠义的勤行文化，源于先秦农家成于《齐民要术》的农本治生文化等。 关键词：鲁商；鲁商文化；齐鲁文化；儒商文化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B

文化研究是一个民族实现自我认同和他人关注重视的重要方式，总体、统一民族文化研究下的地域文化与行业领域文化研究能够充分、生动展现民族文化中的差异和整体丰富性。齐鲁文化是最能代表、体现中华文化特色与价值的地域文化，目前研究水平较高、成果丰富，有如山东师范大学等名校参与，涌现出如《齐鲁文化通史》等大作。相比之下，鲁商文化研究还有差距，但仍有如《关东鲁商》等据学术水准、文化底蕴和《鲁商势力》等现实意义强、宣传效果好的专著问世。

另外，有一些观点和现象也应该引起重视。韩国汉城大学历史系金秉骏教授，对“齐鲁区域文化研究”提出了个人意见，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1)齐鲁文化是汉代为配合儒学兴盛而故意编造的：微不足道的人与事成为“文本”，不断被人为强化、复制、扩大，以便服务于特定阶层，如同当代“国学热”出于一定政治需要一样。(2)如果包括齐鲁文化在内的地域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整体文明，则不必过分强调其特色。不应把已经是中华整体文明的特征强调成齐鲁文化特征［1］。

这种“韩流”（观点）未必全符合实际，但确让人深省，在鲁商文化研究、宣传中，似乎也确有一定程度的“编造传统”乃至“编造事实”之嫌。例如争贴“儒商”标签，硬戴“儒商”高帽，过分强化齐鲁商人商务活动中及鲁商文化中道德伦理色彩，将儒与商的关系简单化、强行搭凑等。

关于鲁商、鲁商文化的涵义，笔者专指历史上的传统鲁商和鲁商文化。按通常对文化的内容与层次的划分，鲁商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精神、思想文化是核心。鲁商之思想文化受多种自然、社会因素影响，多种思想文化的“源素”，形成了鲁商思想文化的“元素”，儒家的道德伦理文化只是其中之一部分，甚至在特定条件下也不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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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部分。鲁商文化也不完全是齐鲁文化的亚文化，如同晋商、徽商文化一样，鲁商文化是整体中华文明的产物，但无疑齐鲁文化对其影响最大、最直接。以下六种构成鲁商思想文化“元素”的思想文化都与齐鲁文化有重要关系。

一、官商文化

商业史作者通常依据“身份”，把中国商人分为官商与私商。其实与官商相对应的应该称“民商”，与私商相对应的应该称“公商”。做官经商可以是“公”也可以是“私”，为国为公经商以商务为公务，以俸禄而非经商收入为主要收入的是“官公商”；以官的身份与势力进行私产投资，谋个人之财的是“官私商”。中国古代还有一些“准官商”，如皇商：一是皇帝经商，或亲为、或他人代劳；二是专为皇家提供产品和消费的私商。还有如绅商，虽离开官位或“闲居”在家，但财大气粗，余威不减，无职但有势。

中国各行业都有“祖师爷”（以供崇拜），先秦陶朱公由大商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商人共同崇拜的文财神。各地域商人各自还有精神象征人物，有的也近乎成神成圣了，如晋商崇关公、徽商崇朱熹、浙商崇王阳明、闽商崇永嘉先生。那么谁有资格成为鲁商的精神象征呢，应该是管仲。商的精神象征人物不必是大官和大商，但管仲是大官商、大公商、大国商。

春秋以前的中国本就“工商食官”，太公封齐后即采取“工商富国”之策，但完整、系统化的官商政策、制度成于管仲，托其名由后人整理创作的《管子》一书，特别是其中的“轻重理论”，奠定了中国官商文化的理论基础。从汉代桑弘羊，到唐代刘晏，宋代王安石，都奉其为理国之财、“官山海”的经典。对照历史就会发现，鲁商有从政的传统。中国历来是强势政府，身份的复合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一种需要。山东近代就出过三个“商业政治家”：宋传典、张廷阁和苗海南［2］。

是书在结尾处提到一个久为人熟知的观点：“19世纪中叶曾7次来华考察的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说，山东人是中国人中最能吃苦耐劳的群体。他也曾不客气地说山东人就其精神来说，能成为好官吏，学问也精湛，不太适合于商业［2］”。这位德国人可能并不全懂中国，尤其是在山东人的思想认识上，官与商的关系。 所谓“鲁商近官”，至少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为便于经商获利，攀龙附凤、巴结官府，做政治交易，或者干脆直接做官，哪怕捐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衔，也可给做生意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等事贪贾恶商有做的，山东文学人物西门庆即是如此。当然人们不想让他“真”成为一个鲁商人物，诚贾善商也不得不做，北京的瑞蚨祥只有受到北洋军阀的“关照”才能生存。从晋商到徽商，从乔致庸到胡雪岩，莫不如此，中国“商”学的第一课和核心课是“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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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如《鲁商势力》提及的20世纪初的两位鲁商：宋棐卿推出“抵羊牌”毛线推动“国货运动”；腾虎忱以实业救国，被冯玉祥誉为“国家命运的希望”。鲁商的民族和社会责任感也许是与生俱来，刘维志的想法比较典型，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山东国企现象”的解释上。有一次他到香港，许多海外的企业家对他这样的国企领导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付出和回报这么悬殊还干的津津有味？刘维志说：“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觉得是一种责任；现在仔细想这个问题，还是一种责任”［2］。

如果国家、政府（官府）代表的是一种“公利”，那么鲁商的近官、国家主义就是一种大公无私、大仁大义了。据说当代民间有一种“巷议”说：山东是经济大省，人民并不富裕，但交纳国税是全国第一。

二、货殖文化

货殖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私商、民商兴起之际，大成于西汉私商、民商大盛之时，代表人物是计然、范蠡（陶朱公）、子贡和白圭等，由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总结而成，是中国古代的“资本论”，是独具特点的中国“商学”。 目前在史学界存有一些争议：

1.计然是人名还是范蠡所著书名，（是蠡之师还是蠡之书），《越绝书》、《吴越春秋》所记是否可靠？但无论如何，“计然之策”、“计然曰”在中国确实已成为“生意经”的代表。 2.范蠡与陶朱公是否是同一个人，如按目前主流观点“肯定说”，则“陶朱公”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几近完美的传奇式人物：集“雄福、艳福、清福”及“财运、才运、彩运”于一身，中国商人们都宁愿相信；上述一切都是真实存在和发生在一人身上。

3.现见于《汉书•艺文志》杂占类的《秦壹杂子候岁》22卷、《子赣杂子候岁》26卷、《五法积貯宝藏》23卷，便是探讨、总结积贮商业方面的著作，惜久已失传。现存关于先秦时期囤积商业的专门学说除计然、白圭两家外，尚有每每涉及到“积贮之理”的《管子•轻重》。由此推测，战国秦汉时期有关其他类型商人经营之道的理论著述必不会少［3］。但是，司马迁到底阅读、参考过什么和多少“货殖家”书；在他之前，中国究竟有无更完整的货殖理论文献；能否肯定，先秦时形成过与兵家、农家等一样的商家学派，这些都可以存疑。 货殖文化是多源的，荆楚、吴越、三晋等地域文化都构成其“原素”，而齐鲁对其产生、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范蠡是楚人，出仕于越，哲学思想近于道家，而陶朱公的商务生涯是在陶地，陶地的具体所在亦有争议，能确定是必在齐鲁。“子贡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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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白圭是周人，但有在齐经商的记载，尤其是其商学思想：“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在整篇《货殖列传》中，地籍和客籍的鲁商数量和地位、影响都非常突出。国学大师梁启超在《今义》中说：“蒙昔读《管子•轻重篇》、《史记•货殖列传》，私谓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4］。当代杨惠昶先生在《司马迁的西方现代经济思想》一书中说：“外国人读了这本书，他们会发现，司马迁不仅是中国的司马迁，也是世界的司马迁，他的思想是中国的经济思想，也是世界的经济思想” ［5］。货殖理论使中国特色商学足以和西方经济学与商学并驾齐驱而毫不逊色，货殖文化塑造了鲁商和中华商人，至今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影响当代商人的言行，塑造当代商人的灵魂。

三、儒家道德伦理文化

源于齐鲁的儒家思想和以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文化对于齐鲁商文化的影响之深之大，也许怎么说都不过分。它与官商文化、农本文化等相辅相成，形成共生或次生关系，多角度、多层次地影响着历代中国社会与商人。这一领域的文章、著作汗牛充栋，并且产生过像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等经典名著。 任何事物似乎一广泛流行就易泛滥和“走样”，笔者作此文的初衷之一就是针对一种伟大思想及其对商人影响方式被概念化、简单化和庸俗化。一个本该高雅稀缺的称号“儒商”成为一顶廉价的帽子被随意取戴，在满世界工商业者的头上乱飞。儒家思想在西汉前虽是“显学”，但对整个商人阶层直接影响不大，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中说：“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了大一统的儒家文化。但是到魏晋之际，不仅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制度相抗衡，连佛家文化也成了儒家文化的劲敌。社会文化裂变为不同的价值系统，并且各自作用于人们的心理、性格和行为”［6］。儒学成为官学后，至宋代理学前对民间的工商业者影响多途径但是间接的，深度与广度还不及后世。严格讲，明清以前少有自觉的儒商。先秦的陶朱公与白圭不必非是“儒商”才有资格做“商圣”和“治生之祖”，鲁商不一定非做“儒商”才有价值，更不必把商人的一切美德都归功于一家学说。

何谓“儒商”，大家不免见仁见智，但降格贬值，那是真儒与良商肯定都不愿意的。笔者以为儒商的条件应当是：(1)熟悉经商的理论，有学历有文化，饱学之士经商。(2)按儒家信条经商，行为上贯彻仁、义、礼、智、信原则。(3)以儒家思想为信仰和人格追求。第一种可称为“儒学”之商，但有学问不一定讲道德；第二种可称为“儒术”之商，把儒家信条当做赚钱发财的手段和工具，尊儒仅仅因为“儒”对经商很有用处，处于功利境界；第三种上升到了“道德境界”，可称为“儒教”之商，有美好理想与追求，但未必是商场的强者与赢家。上述三个条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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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其一已属“不易”，具备两个可谓难能可贵，三兼应是“凤毛麟角”。儒商特别是儒商之大者应是“儒道”之商：具备充分条件，遵儒道而行，勤学达理，经商做人，通三才之道，不刻意而自达成，所谓天地之境界。此“儒商者”以儒道求商之真，以儒道求商之善，以儒道求商之美，创造无与伦比、独具特色的中国儒商之道。各国商人可以把商业做得科学，而只有中华儒道塑造的儒商，不仅把商业做得精妙和崇高，而且做得“自由和逍遥”，从而把经商、商道推向了“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至真、至善和至美的完满境界。儒商是世界给予伟大的东方商人、中华商人的褒奖和美称，人们应该分外珍惜，喜欢宣扬自我形象的商人尤当自重。

四、智谋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存着两种相互结合与补充的文化：以儒、墨为代表的道德文化和以兵、纵横家为代表的智谋文化，道家和法家也有浓厚的智谋色彩，在“轴心时代”在传播方面形成过对道德文化的压倒优势。《周易》可能是这两种文化的源头之一，两种文化也成为鲁文化、齐文化各自的鲜明特色。自汉及后，道德文化逐渐彰显，似成主流，但智谋文化潜存不失亦经常显露光彩，如元、明朝的《三国演义》、《智囊》等。《 荀子•儒教 》曰：“通财货，相美恶，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近代思想家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说：“贸易之道广矣哉！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这些论述都是强调商务特殊技能与作用，智谋的优势和必要性。

明代刘基《郁离子》曰：蜀贾三人，皆卖药于市。其一人专取良，计入以为出，不虚价亦不过取赢。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价之贱贵，惟买者之欲，而随以其良不良应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卖，则贱其价，请益则益之不较，于是争趋之，其门之限月一易，岁余而大富。其兼取者趋稍缓，再其亦富。其专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可将三人按顺序称为甲乙丙，也许应该同情甲药商：他诚实、公平、对顾客负责，却好心没有好报，这是不应该的。从商业经营上着眼，甲药商至少缺乏一根商业神经，其实他专卖上等药品并不为错，错在于太死板而不灵活，再加上他不懂得顾客心理，不利用广告的宣传作用，如果能大力宣传质优药品的性能，他在经营时再稍稍灵活一点，即使赚不了大钱，小钱是不会少赚的。乙药商比甲药商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乙药商知道买药的顾客多种多样，他就用不同的药品以不同的价格来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需要，他的药店自然会受到欢迎并有源源不断的人光顾。丙药商在商业道德上并无问题，但在经营技巧的运用上无疑是最为娴熟的，他不仅知道顾客有多种多样，还知道顾客最多的是钱不多的平民百姓，而手头拮据的人总倾向于追求廉价商品，他的经营方法正好迎合了大众口味。再说价格因数量增而优惠，还能吸引中间商来搞批发，生意做大了，钱自然就赚多了。看来，经商而不能运用技巧智谋是不行的［7］。当年孔子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率彼旷野”，“经营四方”（《诗经•小雅》），败多于成，甚至出现“被困”、“绝粮”之惨状，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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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坚持“大匠不为拙工而废绳墨”而屡败屡战。人们敬仰圣人对原则的坚守，但真正部分实现了孔孟主张的却是后来讲求方法和策略的叔孙通和董仲舒。

翻开各种商业书、商业史，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是商德，或者干脆把智放进德之中，把商智等同于商德。由于中国的商业文化根本上是一种伦理文化，（西方更似一种认知文化）强调转智为德，以德统智，智者利德，德智合一，中国的经商史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人写的经商史几乎就是一部商人的品德史：在众多商人的传记中，商人的经营能力和技巧经常被轻描淡写，道德品行方面则是浓墨重彩，让人们感觉到商人们的成功几乎全部是他们诚实、戒欺、守信的结果。例如，古代除《史记》外（是个非比寻常的例外）中国的所谓正史中，从《汉书》到《清史稿》（准正史）一脉相承。《汉书•货殖传》照录、补充和改删了《史记•货殖列传》，对读一下两篇商人传记，让人不难看出其中商智向商德的明显转向。二十五史难寻商人的踪影，明史中提到了大商人沈万三，那是因为他与当时政治及当权者皇帝有种种关系。有个别大商人如叶澄衷荣幸进入《 清史稿 》，但是进入的不是《货殖传》而是《孝义传》，他的主要事迹是“拾金不昧”。

人们读中国商业史可能有两个感受最突出，一是商人为四民之末，历代统治者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二是著书者对于商人形象有一个固定的塑造模式：商人们必定是因为诚信、坚韧、朴实而获得成功，成功后必然是仗义疏财，热心公益。到明清时代再加上不废儒学，喜谈仁义，亦儒亦商等等。清代戴名世在《郑允惠基志铭》中说工于算计的商人“一缕一丝一粒一粟、弗敢轻费。其有以缓急告，虽义不可已。亦忍而弗之割。其居货也，讎过其值，犹不以为慊也。其道务求赢余，而俯拾仰取，低昂盈缩，皆在术数，而忠信之说于货殖，则以为立穷”。也许，这才是商业史的真相。

在中国仁义道德的商海、书海中，一部描写不仁不义、大奸大恶却精于智谋、大富大贵的商人发财过程与机诈的小说《金瓶梅》可谓惊世骇俗，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号称第一奇书。其实明末同期另外还有一本“第二奇书”，是从方法、手段、智谋、商能方面教育商人的教科书，即《江湖奇闻•杜骗新书》。商海中人尤其是实际在“一线”的经商者，会把他们最真实、最珍贵的体验和智慧传授给他们的子弟和同仁：经商如同用兵、作战，需要的是高度的理性和清醒务实的精神：打仗是生死对抗，经常来不得大慈大悲；经商是成败悠关，有时玩不起大施大舍，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是一手捧《论语》，一手拿“算盘”，德智兼修。在众多齐鲁文化的研究成果中，发表于《齐鲁文化研究》总第四辑由徐北文、张华松写的《齐国田氏家族谋略文化论略》别具一格，很有启发意义，不负徐老盛名［1］。

五、墨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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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同元、王来刚先生在他们《关东鲁商》一书最后，专章探讨“鲁商经营特色”，包括：(1)忠诚仁义，忠厚做人与诚信经商。(2)任贤重能，墨家尚显余风。(3)审时度势，兵家智谋的运用。在先秦思想家中，墨子是主张节俭的突出代表，他强调物品应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为标准，凡是超出“民用”、“民利”的消费，都是“无用”、“不加利”的，必须制止。鲁商大多数出身贫寒，被迫背井离乡闯关东经商，辟出一条致富路。他们致富后，并没有忘本，仍然保持着节俭朴素的品德 ［8］。

著名山东教育家张天麟先生说“山东人乃是中华民族的‘长子’：我们知道凡是父亲的长子多数厚道而幼子则多数聪明。唯其他是长子，所以他不免失之于过于厚道。他看到他底老子创业不易，所以多简朴而吃苦。因此，他也不免失之过于守成。然而，如果没有他的秉性忠厚，担当一切；如果没有他的吃苦耐劳，保守祖业；如果没有他底卓识远见（往往弟子们看他的卓识远见是迂腐）乃可任重道远，那么这个家庭早支持不住了”［9］。前文提到的张庭阁可谓近代关东第一鲁商，是这种山东本色的典型之一。山东师范大学房福贤等著《齐鲁文化形象与山东叙事》，认为《金瓶梅》成就“世俗山东”，《聊斋志异》成就“灵异山东”，而《水浒传》成就“好汉山东”。 侠义英雄《水浒传》，像四书五经一样参与了山东人和齐鲁商人的精神塑造。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上总结说：“儒学是文士哲学，道学是隐士哲学，而墨学是侠士哲学”。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认为兼爱为墨家有名之学说，其最后目的欲使天下人皆视人如己、互相帮助。“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兼爱下》）大约侠士之团体中，皆主“有福同享，有马同骑，”墨子所领导之团体中，似确并行次道德。……墨子所领导之团体中，皆有钱之大家花，有饭大家吃。……以富济贫，亦墨子所领导之团体中所讲所行之道德。此道德即后世之“侠义”团体中亦讲之行之。墨家兼爱之教，即将此道德伦理化，并欲以之普遍化于一般社会也 ［10］。 当代某公司招工时，宣称不敢要山东人，缘于山东人讲义气、爱抱团，难对付。 有观点认为“从战国至清中叶，墨学中绝近两千年之久”，其实它更似齐文化融入主流、智谋文化由“显”入“潜”，由学说而成为行为习俗，像儒学一样无孔不入，成为山东人和鲁商的性格和习惯。

六、农本治生文化

有人说儒学与农耕，一个从思想上，一个从经济上，休整了山东人，包括齐鲁商人。北魏时期，齐鲁出了一部农业“百科全书”：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在中国思想史上，贾不仅是农学家，还是治生家、货殖家、商家。先秦时，治生学主体是货殖学和商学。西汉时“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经商得来的财富转向土地之风气渐起，商人货殖学向地主治生学转化，至《齐民要术》，这种转化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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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在先秦各国中是最具“海洋”风格的，明清诸多商帮中分“南帮”“北帮”和“海帮”“陆帮”。南帮比北帮开放，而鲁商在北帮中是最开放的；陆帮比海帮保守，而鲁商在海帮中是最保守的。鲁商特别是处于山东中西部的商人，多数没像闽商、粤商和古地中海地区的“西商”那样大规模“走向海洋”，东三府（登、莱、青）商人闯海、闯关东也多在晚清、近代。可能的原因是鲁商面对的是比地中海更为浩瀚凶险的太平洋，海对面的主要贸易地朝鲜又有陆路相连。回过头来看，咱齐鲁人背后的土地可能更适合发展农业，陆地农耕与多种种植条件比粤商和西商优越一点。

朱亚非研究员在《山东人民走向世界的最早探索》一文的最后总结道：“山东半岛人民群众早期向海外迁徙多是被迫、不自愿的，是残酷的战争和严重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迫使他们不得不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背井离乡，远涉波涛汹涌的大海，奔走海外异乡，求得一块得以立足并能够进行生存和发展的土地”［11］，闯海、闯关东也以农为本。经商的社会、政治风险也很大，特别是抑商的政策与轻商的道德伦理观念，成为中国商人和鲁商必须“计算”的成本、风险和损失。

经济人的基本特点是趋利避害，经商的基本原则是以最低的成本、风险去获取最高的收益。“富无经业”，投资土地以农致富是中国商人、鲁商最明智的选择。当代仍有“大院”遗存的惠民魏氏、栖霞牟氏就是典型。如果不苛求让古人去认识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而不计得失，不自量力地向社会与反动政府势力斗争、挑战，去担当所谓先进生产方式代表，到现在也必须承认甚至佩服当初鲁商近农、向农、归农的选择是极其正确的。笔者以为不该随意指贬古代中国商人致富后不去扩大经营工商业而购置土地、求稳求实，山东人、鲁商更不该自愧自已曾经“太守土”“太农业”。消受着由祖先耕耘土地、血汗奠基铸就成的后来的工业信息社会的种种优越条件，而大言不惭地指责前辈当初“太保守”、“不超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什么好做派！

以上六个方面当然不是鲁商的思想文化的全部元素，它们因为是塑造鲁商的思想文化主要“源素”而成为鲁商思想文化主要“元素”。它们又都有各自产生、形成的原和源、时代因素和历史因素，并且相互影响吸收，不断丰富、重新构建自已的原素和元素，鲁商文化、齐鲁文化、中华文化，都如同源源不断的、支脉错综的文化历史长河，探索他们的原因、源流和规律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责任。

参考文献：

［1］ 王志民.齐鲁文化研究（总第四集）［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120、260.

［2］ 穆方.鲁商势力［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6：8-9、237.

［3］ 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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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绍闻.中国近代经济文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471. ［5］ 杨惠昶.司马迁的西方现代经济思想［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5. ［6］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91. ［7］ 朱国宏.中国生财理财的智慧［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152. ［8］ 余同元,王来刚.关东鲁商［M］．济南：齐鲁书社，2009：268. ［9］ 刘德曾.解读山东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2.

［10］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962.

［11］王志民.齐鲁文化研究（总第五集）［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28. （责任编辑：关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