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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者魏连殳的精神困境探讨

2020-07-17 来源:乌哈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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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者魏连殳的精神困境探讨

作者:蔡益彦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35期

摘 要:《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是鲁迅塑造的一个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作者通过对其生活境遇的书写,对其精神困境的剖析,再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内心的挣扎,进而探讨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和知识分子的生计出路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魏连殳人物形象的分析,梳理造成知识分子悲剧人生的个人、社会文化因素。 关键词:鲁迅;魏连殳;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

作者简介:蔡益彦(1989-),男,广东汕头人,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批评与文艺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02

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作者通过对魏连殳这一人物的塑造,探讨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及其出路。鲁迅生活的年代,社会转型,局势动荡,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在新与旧的激烈对抗中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地位。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学而优则仕的出路不复存在,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显然,士(读书人)是处于核心位置。传统读书人通过参加科举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在中国近代社会,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四民社会的逐渐解体,士大夫阶层也被彻底颠覆,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士大夫阶级的制度保障被摧毁,但读书人依旧存在,这些读书人不再是传统的士大夫,而是逐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知识分子的出路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有仕途一条道路,而成了漂泊不定的一个群体,流向社会的各个行业。 魏连殳就是处在时代交汇点中的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学的是动物学,这是自然知识而非规范知识。从他的受教育背景可以看出,魏连殳是一个受过西式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这样一位接受新学的人,在S城里却被当成怪人来谈论,更不用说偏僻落后的“寒石山”,完全是把他当成个异类。照理说,“寒石山”的村民没有受过教育,对于魏连殳的思想无法理解很正常。然而S城的人思想应该比较开化,普遍受过教育,却依然是无法理解魏连殳的言论和想法,甚至当成一种谈资和笑柄。鲁迅在开篇就这样叙述,其实也就替魏连殳埋下了性格悲剧的伏笔,现代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游离的孤独状态,没有一个文化共同体可以接纳。当然,这个文化共同体代表的是一种庸俗的人生观,本身就背离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所以魏连殳的身份认同感很脆弱,因而也容易沉浸在自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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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小说开篇是通过其他人的叙述来描画魏连殳,也就是说他的古怪是旁人下的定义,比如“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常喜欢管理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到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1]对人爱理不理是因为魏连殳不喜欢整日混迹于人情世事中,在别人看来就觉得这是他性格冷淡。其实只要和他熟识的人,都颇聊得来。魏连殳常喜欢管理别人的闲事,正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他的乐于助人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单凭这两条其实还难以断定魏连殳古怪,最让人讶异的是他常说家庭要破坏,而自己却极力尽孝自己的祖母。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里,无后即是最大的不孝,然而魏连殳却始终不婚,小说没有给出魏连殳不结婚的理由,虽然叙述者“我”也盘问过这个问题,但魏连殳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 魏连殳拒绝被传统观念所束缚,拒绝被安排人生。面对亲人的“好言相劝”,他甚觉反感,进而用言行来抵抗,挑战着几千年来不可动摇的世俗传统观念。魏连殳接受西方先进的文明,追求圣神的现代价值,独居有助于其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对自身权力的掌控以及自我实现。仅是从他坚持不婚旁人就完全可以把他当成一个怪人来看待。所谓的怪人,就是其有不同于常人的行为,不管行为是否合理,社会就先对其进行批判甚至围剿。独居被当成一种道德败坏的社会问题,而结婚是理所当然的,不管幸福与否。这其实就是一种所謂的文化建构,而独居在这种文化建构中被排斥在边缘,成为非理性不合逻辑的。亲人的这种关切,是一种虚情假意的规劝,表面为着家族兴旺,实质上是出于私利的考虑,没有真正的爱作为基础,甚而有种权威式的说教。魏连殳很早就发现亲人之间的这层残忍,在和叙述者“我”的对话中他曾这样说过“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2]正因为如此,魏连殳才把大半的器具烧给他的祖母,余下的分给侍奉祖母的女工,并且把房屋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以此来粉碎亲戚本家对于财产的觊觎。 魏连殳一开始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孩子没有大人那些不良秉性。所以对待房东的那群孩子显得尤为热情。他一向认为中国的希望就在孩子身上,而他本人就是中学堂教员,相信通过教育(后天环境)的培养和改造,未来的成人世界会变得好一些。然而,在叙述者 “我”看来,善与恶生来注定,当魏连殳在路上遇到一个还不很能走路的孩子,拿着一片树叶对其喊:杀!时,他似乎明白了人性的恶是与生俱来的,恶的基因投生成新的一代,未来的希望就掌握在这新的一代手里。想到这一层面,魏连殳终于感觉到人性的悲哀。当魏连殳病危之际,十三大人特地从遥远的寒石山赶来,探听他有没有留下存款,面对魏连殳的缄默,十三大人认为他是故意装出来的。魏连殳早已看破这层虚假的血缘关系,所以生前不给他们留下一点财产。[3]对于魏连殳来说,物质没有太多价值,精神的沦陷才是生命的终结。

魏连殳是一个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喜欢在报刊杂志上发些没有顾忌针砭时弊的议论,触碰到某些集体的利益,于是在报端和学界不断有人打击他。迫于舆论压力,校方也把魏连殳辞退了,魏连殳失业后生活开始窘迫。叙述者“我”同样面临过失业的困境,而且同样在报刊上被匿名攻击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现代知识分子窘迫处境,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的精英,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开始流向社会各行各业。知识分子的漂泊意识让他们成为一群思想上极不安分的人,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对现行制度不满和批判,同时身份认同感也相对比较薄弱,不希望自己成为权力的附庸而生活又没有保障,永远处于思想困顿的无限循环。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分成两类:有机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知识分子。前者属于每一个社会经济政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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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内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体制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整合和霸权而存在,后者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不依附于权力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魏连殳相当于葛兰西所说的传统知识分子,正因为他游离于体制之外,才没有得到生活的保障,他的精神才如此困惑。

叙述者“我”认为魏连殳把世间看的太坏,过于自寻苦恼,“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假如魏连殳少发一些奇警的论调,安安分分地工作,也不至于走向覆灭。但是知识分子的内心永远是不安分的,他时刻得寻出生命的意义。这也是在他生活极度窘困的时候不放弃生的希望的缘由,因为还有人愿意他活着,他感觉到生命还有其价值。所以即便是钞写这样低等的工作,他也愿意去干,只要可以维持生活。然而不幸的是,连这般低端的工作也没有着落。像魏连殳这样的知识分子,并非完全没有职业可供选择,只是他不想依附权势来谋生,不想丧失独立的人格,选择这种职业违背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是人格的失败。

魏连殳最后在生计无路的逼迫下,终于背离了内心准则,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有80大洋的收入,相当于学校普通小职员的5倍,而且拥有了权势。魏连殳说自己已经被敌人诱杀,“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4]魏连殳的失败,是因为他违背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他的胜利,是名利双收,是世俗人眼中的胜利。魏连殳的生活场所不再清静,“这里每天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5]这样的生活,极其虚伪、无聊、恶心,魏连殳白天所躬行的那套官场规则是一种剥夺个性和自由的意识形态。作为知识分子的魏连殳,要整日地出卖灵魂去迎合权贵,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这样的生活,让魏连殳遭受内心的折磨,抑郁过度而吐血,他成为了权力链条中一个牺牲品。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良心的谴责让他觉着自己不配活下去,他看不到世界的光明,连同未来的希望。

魏连殳无法避免内心的挣扎,于是决定对现世复仇,以此来对抗社会。他不再像先前一样迂,摆起了权贵者的姿态,把大良的祖母称为“老家伙”,用种种方法挑逗孩子,比如让孩子学狗叫,磕响頭,别人送他的中药被他摔掉,作践自己又作践他人。精神的沦丧让他丧失了生的追求,只能通过报复来实现无力的抗争,这种抗争又加速了他的毁灭。魏连殳的反抗以绝望告终,而入殓的衣冠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嘲讽,正如作者在篇末写道“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作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死亡也摆脱不了权势等级的束缚,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魏连殳是时代的清醒者,然后却又极为孤独与寂寞。因为知识分子的呐喊,并不能唤醒铁屋里睡熟的人们,即使有少数的清醒者,也要承受着无可挽救的临终苦痛,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正是其寂寞心境的书写。他在《呐喊》序言中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对于我太痛苦。”[6]魏连殳的悲剧既是性格悲剧又是社会悲剧所造成的,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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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他为着思想而活着,针砭时弊,希望通过自己的抗争带给社会一点点美好。他所崇仰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而这种崇仰在不健全的社会体制中是被践踏的。当知识成为权力的附庸,知识分子成为意识形态化的牺牲品,社会将没有出路,这个世界将是荒唐的,虚假的将变成真实,不合理的事物披上权力的外套就可以左右人们的行为准则,成为可笑的真理。当叙述者“我”永别了死去的魏连殳后,他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7]知识分子面对黑暗社会只能苦苦挣扎,最终爆发出愤怒和悲哀的呐喊。而这微弱的声音,又被无情的黑夜吞噬,消失在黑暗的大地上。但“我”却因此获得了内心的坦然,虽是反抗绝望,但如若不反抗,人生更将是一片惨淡,这也是魏连殳想多活几天的缘由。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似乎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结,因为人性的恶,人的欲望一代相似一代,这无尽的轮回,坑杀了多少美好的理想寄托。鲁迅笔下魏连殳的悲剧,似乎还在延续…… 注释:

[1]林贤治编注:《鲁迅小说全编》第18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同上,第190页。 [3]同上,第197页。 [4]同上,第194页。 [5]同上,第195页。

[6]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小说全编》第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林贤治编注:《鲁迅小说全编》第19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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