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郭沫若论郁达夫的一些感想

⼀九四六年三⽉，郭沫若写过⼀篇《论郁达夫》。尔后，于⼀九四七年⼗⽉，他⼜写了⼀篇《再论郁达夫》。后者似乎是为着驳斥王任叔（巴⼈）在《记郁达夫》（《⼈世间》第⼆卷第⼀期）⼀⽂中对郭沫若与郁达夫关系的相关描述，并没有太多追思的意思，⽂章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史料的丰富。前⼀⽂创作的出发点，⼤概还是为着纪念的吧。之所以为“论”，也是情感成分较少的缘故，叙述的内容以印象中的经历为主。然⽽，⽂末的⼀段，却颇有些⽂字背后的深意。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我卑贱以⾝饲虎的⼈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这样的话，伤到了极点。可是，我们在这⽂中确不曾见过真切的私⼈的情愫，却朦胧地觉到⼀种后来愈益明晰的⼈⽣⼤⽅向。⼈总有⼀死，好与坏其实是⽆可评说的，⽽⾄于达夫因为死⽽不“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或真的是幸事吧。对于鲁迅，⼜何尝不是如此呢？假如他们还继续活着，哪怕是活到了这将来临的⼜⼀个世界崭新的春天，这样的景象是不可想像，也着实令⼈不堪去设想的。

虽然， 郭沫若先⽣在写前⼀⽂的时候，并未有续写的计划。然⽽，⼆⽂互为参照，倒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刻画出⼀个真实的达夫的形象来。

任叔同志所记下的被郭沫若先⽣所引⽤的⽂字如下：

是他，这郁达夫，在⽇本《⼈名⼤字典》上，地位⽐郭沫若还⾼。“郭沫若就是这样妒忌我郁达夫的”（达夫亲⾃对我这么说），谁还不知道郁达夫呢，……

对此，郭⽼则在⽂中，通过发⾃他内⼼深处、颇富于情感的两句话连接⼏⼤段符合他的⼀贯学术研究⽅式的推理，予以回击。这两句话便是：

“我可不相信郁达夫果真说过这样的话，恐怕是王先⽣记错了吧？”

“所以我不能相信达夫会对任叔先⽣说过那样的话，那⼀定是王先⽣记错了。”

解放之后，王任叔出任新中国第⼀任驻印度尼西亚⼤使，曾主持过⼈民⽂学出版社的⼯作，后来被打倒，于⼀九七⼆年含冤离世，⼗年之后幸得平反。

王任叔的死，和许许多多在动乱的年代中死去的⼈们⼀样，应该也和郁达夫的死⼀样，“那也好”，免得看见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新的悲哀吧？死者死矣，除了阎罗王那⼉，是⽆处可申诉的了。对于已经死去的⼈们来说，死得好与不好，亦皆⽆关紧要。只是对于活着的⼈，总停⽌不了窥测的冲动，这些⼈到底是怎么死的和为着什么⽽死的呢？如此，也就有了后来的历史评判。

⾃⼰写的⾄多是以供研究的历史素材，凡历史都只能是由别⼈指点并评断的，这实在是⼀件极⽆可奈何的事啊!

注：郭沫若著：《历史⼈物》（含《甲申三百年祭》）。北京：中国⼈民⼤学出版社，2005年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