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个商业化最好的运作模式。但是，新闻不是靠记者个人谈出来的”
新法制报：在讲座中，你提到新闻报道存在读者需要看的和读者想看的巨大区别。最近，中央高层也发出明确信号，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三俗”之风。但在新闻实践中，片面迎合读者的新闻报道易流于“三俗”，而大量试图引导读者的新闻报道又因为风格、文本的僵化导致读者寥寥。究竟什么才是新闻？
李希光：关于新闻的定义，可以有成千上百种。公认的定义是：新闻是事实，不是观点。但是，今天的媒体为了吸引观众、吸引读者，把新闻变成谈话，把观点当成新闻。
假设支付某人100万元年薪，每天请他在演播室里做一个小时的新闻谈话栏目，看起来好像电视台付了很大一笔钱。但是，如果把这一小时的新闻谈话节目变成一小时的新闻报道节目，投入又是怎样呢？
一条电视新闻报道的播出时间一般不超过1分钟，一小时的新闻报道需要60条新闻，每条电视新闻报道通常至少两个记者到新闻现场采访报道，各项费用要一两万元。这样算下来，新闻报道节目一小时的成本一天就是100万元。
这些谈话节目很多都是观众喜爱的名牌栏目，如果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个商业化最好的运作模式。但是，新闻不是靠记者个人谈出来的，是靠深入采访新闻发生地、新闻当事人、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报道出来的。新闻是历史的记录者，记者只可以报道事实不可以发表观点，有勇气的新闻记者还要有胆量独立于公众情绪。
好新闻是一种公共服务更在于改变市民的生活
“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是，人们不再相信优秀新闻作品的力量来自优秀的写作、深入的采访和一个动人的故事”
新法制报：目前，大量的新闻报道出现“知情人士”、“权威人士”等匿名消息源。作为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你，如何看待匿名信源？
李希光：新闻学的职业标准和道德标准，都不允许把未经核实的匿名信源散布的信息发表在大众媒体上。
伴随新闻标准的倒退，人们会把自由的新闻等同于伪劣新闻，不视新闻记者为公众的警犬和公民的看家狗。那些从事名人隐私报道的记者，是否指望墓志铭上刻着这样几个字：“一位由于偷拍到某女明星床上镜头而获奖的某某著名记者葬于此地”？
匿名消息源的盛行还有一个原因：记者不进行独立的采访，甚至把网上的文字、饭桌上的谈资当成可信的新闻事实加以报道。他们怎么就忘了新闻学的一个核心原理：核实，核实，再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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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制报：你曾提到“好新闻”的概念。什么是好新闻？
李希光：好新闻是一种公共服务。《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辑雷奥·唐尼和总编辑罗伯特·凯撒在合著的《关于新闻的新闻》中写道：“好新闻通过提供构成共享经验的信息和画面，在危机时刻能把各个社区凝聚起来。当灾难来临时，新闻媒体不仅给读者观众提供赖以生存下去的东西——事实，而且为了帮助人民应付未知的灾难，向人民提供解释和讨论„„好新闻更在于改变市民的生活。”
当前，一位脚踏实地长期在一线从事科学或医学新闻报道的记者，可能永远没有一位热衷于炒作名人秘闻的“娱记”名气大或者挣钱多。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是，新闻作品不再是一种培养叙述大师的艺术，人们不再相信优秀新闻作品的力量来自优秀的写作、深入的采访和一个动人的故事。
记者既非朋友也非敌人发言人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危机面前，懂得如何与记者交流，建立伙伴关系，政府与媒体就能达到双赢”
新法制报：当前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渐次成型且越来越发挥作用，这有你的功劳。在技术层面，谣言和真相的奔跑速度是相同的，但现实有时却是谣言纷飞的时候，真相还在安静地等待。在你看来，新闻发言人应该如何跟记者打交道？
李希光：记得那是1999年的7月，我从哈佛大学回到北京。有一天，我应邀去见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当天我建议举行培训班，培养一支能够与西方记者沟通的新闻发言人。
2001年秋，赵启正请我组织一个教学小组，每个月在内部开办政府发言人的培训，当时称为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2003年，赵启正决定让我们这个教学小组在全国开展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从2001年至今，我和清华大学的同事为66个部委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培养了近万名政府发言人。
从2003年算起，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7年了。在这7年里，政府正从控制型政府转变成服务型政府。我多次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对于发言人来说，媒体记者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他应该是政府官员、新闻发言人的挑战者，同时也会给大家带来机遇。要学会为记者服务，给记者提供帮助也是在帮助自己。
在突发事件、危机面前，如果政府不出面传递正确的信息加以引导，可能传言、谣言甚至是谎言就会大行其道。懂得如何与记者交流，建立伙伴关系，政府与媒体就能达到双赢。
为学英语手脚写满单词大学下决心做一名记者
“新闻教育培养的不是矫揉造作的布道士，而是朴实的传播者，用‘普通人的声音’把事实传递给人民”
新法制报：你在读大学之前曾是煤矿工人，后来是如何想到去做记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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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光：高中一毕业，我便去了煤矿当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为了准备高考，我甚至把单词写在手臂大腿上，工作之余就抱着胳膊腿儿狂“啃”。
1978年，我进入了南京大学外文系学习英美语言文学，除了系主任陈嘉教授的课之外，黄仲文老师的课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黄仲文教授给我们开了一门《大众传播》选修课，讲授西方驻北京记者的新闻作品，以及他在多伦多大学的老师麦克卢汉（媒介环境学的开山祖师——记者注）的《地球村》、《理解媒介》等理论作品，这使我对新闻的观察和理解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下定决心，大学毕业后做一名记者。
新法制报：但大学毕业后你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新闻记者。
李希光：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很想去新华社、中国日报当记者，但最终把我分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我的工作是给周光召所长和何祚庥副所长做外文和外事秘书，这让我学习了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看世界、看社会、看媒体。
1984年冬天，带着激情的理想主义，我偷偷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仍然想当记者。次年我如愿进入了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每天早上8点，十几名研究生院英语新闻采编专业的学生，坐在从延安窑洞里搬来的旧打字机后面，“噼里啪啦”开始了一天的课堂生活；一位来自美国的记者兼新闻学教授，站在讲台上主持着一场模拟记者招待会。
这个新闻系从创建伊始，就引进了美国的新闻教育方法和理念：新闻学是一门职业教育，新闻学注重的是专业素质和技能的培养。新闻教育培养的不是矫揉造作的布道士，而是朴实的传播者，用“普通人的声音”把事实传递给人民。
厨房里采访钱三强新闻教育倡导“学在路上”
“倡导并推进‘学在路上’的教育理念，鼓励学生在真实的天地中掌握新闻学的核心本领”
新法制报：研究生毕业后你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一名记者，在记者生涯中，哪些报道让你印象深刻？
李希光：1988年从中国社科院毕业后，我去了新华社。在担任新华社记者的11年里，除了采写了《邓小平来到高能物理实验室》（1988年）和参与报道邓小平逝世（1997年）等重大新闻外，更多的是做科学报道。
比如1989年采写的《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重头稿件，就是在“中国两弹之父”钱三强家的厨房采访的；《漠北游牧记》则是国际上第一次详细报道外蒙古腹地，特别是阿尔泰同和杭爱山的情况；《青藏高原在变暖》是首次以新闻形式，向世界报道了温室效应对世界第三极的影响。
新法制报：为什么会成立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迄今你在清华大学的光阴又过去了一个11年，你的新闻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李希光：1998年秋，应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马文·卡尔博的邀请我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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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做研究员。去之前，一位长者约我长谈了一次，嘱咐我要师人长技以自强，还要看看哈佛这个研究中心作为智库是如何运行的，回来后看能否也创办类似的研究中心。
1999年夏，我从哈佛大学一回来，这位长者便向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推荐我去创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当年7月15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组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并调我过来。
在新闻教育中，我倡导并推进“学在路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理念，鼓励学生在真实的天地中掌握新闻学的核心本领。“学在路上”的例子几乎每年都有，2000年我就带领学生赴新疆罗布泊、楼兰故地采访，本月16日我将带领学生去尼泊尔采访。
这种教育理念受到国际教育界的好评。已故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斯坦福大学传播系WilliamWoo教授曾经这样评价：“我在斯坦福大学自己开设的课上，引进了清华大学在教学上的许多原理。清华这种‘动手式教学法’超过了我所知道的美国任何新闻学课程。我相信，新闻学密切联系实际的教学和新闻道德是培养新一代职业记者的正确工具。”
李希光，1959年出生，现任职务包括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院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新闻教育专家组召集人。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华盛顿邮报》科学记者，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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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撰写或主编的专著有：《新闻教育未来之路》、《走出媒体污名》、《发言人教程》、《转型中的新闻学》等。所获荣誉包括：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巴基斯坦总统奖、全国十大教育英才、国务院特殊津贴、清华大学良师益友、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中国新闻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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