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汉语词义的系统结构
第一节 汉语词义的系统性
词义的系统性就是指词义的排列组合是有序的，按照一定的关系联结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一、对汉语词义系统性研究的概述
我国传统语言研究比较注重词义的相互联系。他们解释一个词义总是把它放到这个词的源流中及与其它词义的相互关系中来认识。在词义的内部，以本义为源头，贯通一系列的引申义。在词义的外部，即把词义与词音和字形结合起来。最早对词义系统作自觉研究的大概要算宋元之交戴侗的《六书故》，而取得最高成就的要算清代的学者。段玉裁明确提出了“古音古义古形，今音今义今形”，“六者互相求”的主张。王念孙尤擅长于“古音得经义”，“今则就古音以求音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章太炎的《文始》，实际上就是以词音词形为线索，寻求词义系统的尝试。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界有人不太承认词义的系统的存在，认为相对于语法系统语音系统，词义是“一盘散沙”。“所谓制约着每一个词义的语义系统，即由词义朴素依存所构成的词义体系，就并不存在。”概念体系“若定之为语义体系，就等于在语义与概念之间及语言与思维之间划上等号”[1] 。
但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并仔细地研究了汉语的词义系统联系或系统本身：
黄景欣先生认为：“从整个看来，词汇体系是由许多相互对立，互相制约的单位，按一
定的词汇━━语法范畴逐层逐层地建立起来的。”[2]
朱星先生认为：“词汇的系统主要建立在词义上。至于词音、词形上的系统不是主要的。”[3]
郑述谱先生认为：“词在语言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词汇是成体系的。这一观点几乎为语学家所公认的……只有把词放在词义体系中，分析它与其他词的联系与差别，才能描述出它的意义。”[4]
李锡胤先生认为：“语言的词汇是一个体系，每个词（以至每个词义）在总的体系的网络中只占一席之地，同时又与周围的词及词义处于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之中。”[5]
洪成玉先生则详细论述了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所必然会具有的一些特征，如词义的“类聚性”、“结构性”、“依存性”、“互补性”。[6]
而８０年代崛起的中青年语言学家则大都致力于汉语词义系统本身的研究。宋永培先生以《说文解字》的词义内容为目标，认为这是一个与上古汉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有着紧密相融相谐关系的宏大词义系统。[7]
李亚明先生总结出“一套以词义引申过程中概念的中介作用为基础的词义范畴体系”。[8]
李运富先生则简要而又清晰地勾勒出古代汉语词义的架构：“本义、引申义━━义系━━义宗━━义域”。[9]
周国光先生认为：“词汇应该具有体系性，只不过词汇体系同概念体系不尽相同罢了。”
[10]
词义具有系统性，词义是一个体系构成的看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且人们已不再停留在承认词义系统存在的认识上，而是努力揭示出具体的词义系统构成。这种努力已成为当前汉语词义理论，尤其是古汉语词义理论研究的重点。
二、词义系统性存在的依据
词义系统性的存在有其客观因素制约的必然性。词义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这种反映是由语言这一特殊符号负载并在各个分子共同调配组合下完成的。因此，词义的系统性就受到客观对象、思维主体、语言符号体系三方面的制约。
为词义所反映、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是一个有着普遍联系的整体，这点已为哲学家所证明。客观世界这一大系统是由同类的、类属的、集合与部分的、相关的、相反相对的种种组合关系联结起来的。人们总是依照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去认识、发现新事物。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所谓从自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就是认识其内部规律并加以利用的结果。同时，人类思维规律的特点又决定了人类思维体系有着比客观世界更为严密和抽象的规律性和系统性。这种系统性以客观内容为基础，以联想为特征。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语言的系统性就成为由内容决定了的一种必然属性。
语言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特殊符号体系。围绕着交际功能这一核心，它调动了语音语法词汇各种因素，集合成一个具有无穷潜力的表达系统。它的个体成分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它们的组合方式、组合能力却是无限的，因此而可以编织出无穷无尽的言语作品。交际功能支配着语言系统的组合和变化。语言交际功能的每一种细微变化都会在词义上体现出来。例如对“用手接触另一物体”这一概念，为了区别其手的形状是拳、掌或指；运动方向是
向前、向上、向下，还是向内、向外，是双手还是单手；用力还是不用力；连续还是瞬间；施行动作的不同目的等，对这些各种不同的表达交际要求，词义都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侧重点而分析出以下诸多的词义类别：
打、击、揍、擂、捶、捣；
拍、拊、扑、抚、摸、搔、抓、挠；
叩、敲；
拉、推、拖、搡、排、操；
抬、找、举、擎、托、捧；
揿、摁、压、按、掐、扼；
拿、执、持、操、握、攥、提、拎、撮、拈、揪；
搀、挽、抱、搂；
拔、摘、剥、撕、抽；
折、掰、劈；
挖、剔、掏、抠。
除了概念义上的差异外，褒贬、雅俗，庄谐、古今等感情上的不同要求也都可诱发出词义的差别，呈现对立或互补的种种关系。
词义的系统性在运动中得到丰富和完善。词义系统性的存在和变化也都会在词的形式上用不同方式体现出来，这些都构成了词义系统不同于概念系统的特殊所在。
三、词义系统的划分原则
词汇、词义是一个系统的存在，这点已无容多疑了，但词义系统是如何分布，如何建构，却是颇值得讨论的。词义系统的唯一划分原则只能是词义标准。在此要注意与两种传统的划分原则相区别。一种是“词汇━━语法”范畴标准。有人认为“词汇体系是由许多相互对立、互相制约的单位，按一定的词汇━━语法范畴逐层地建立起来的”[11]。按这个分类标准，最上面的大类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等。词的语法属性与词义的内容有种种或深或浅的联系，但这种分类的本质仍是对词的组词造句功能的分类。词义系统的划分显然不能遵循这样的标准。另一种是词语类别的分类：如同义词━━反义词；同音词━━同形词；口头语━━书面语；方言词━━行业语；单纯词━━复合词。这里所运用的分类标准是多角度的，杂有意义上的标准，但更多的却是词语使用差别和结构上的分类标准。也不能用它来作划分词义系统之用。
词义系统必须以词义的相互关系为主要分类标准，其中主要应有两个层次：上下的涵容关系和平面的类聚及相反相对关系。涵容关系较多地显示出与概念隶属的相似性，而在平面层上则更多地体现出词义系统多角度多方位联系的特色。词义系统按意义分类时，可以参考词的语法功能、语音形式、文字形式，因为它们的差异往往决定于或反映了词的意义差异。
第二节 研究汉语词义系统的几个问题
一、词义系联法的运用
词义系联法是参照音韵学中的反切系联法，以义位为基本单位，通过词义训释的各种形式，将词义系联成一个个大大小小不等的义类。国内对词义系联法的运用最充分的要算宋永培先生。他在《＜说文解字＞词义系统研究》中首次大规模地运用，并以此为基本方法对《说文》词义系统作了开拓性的研究。词义系联法的运用对汉语词义、特别是古汉语词义的研究走上科学化形式化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在重视运用词义系联法时，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这一方法的复杂性和所起作用的非绝对性。主要难点有以下几个：
１．直训形式与义位内容之间的矛盾
传统的训释是以直训为基本形式的，直训大多数训释的是词的某个具体义位，因此，词义系联法的施行主要是借助传统的各种训释形式和材料，以词的义位为系联的基本单位。但不能简单地规定为凡是有直训联系的都是表现词的义位义，并信而不疑地把它们全部用来作为揭示词义系统的直接材料。因为在许多场合下，直训反映的并不都是词的义位义。如《说文》“尚，曾也”是词直训的形式，段注：“尚之词舒，故释尚为曾。曾、重也，尚、上也，皆积累加高之意，义亦相通也。”这里训的就不是“尚”的某个具体义，而是一种“积累加高”的词义色彩。“尚”的其它“崇尚”、“尊奉”等具体义都可以概括在这一意义之下，故用与此有共同词义色彩的“曾”字来对释。又如《尔雅》“孔魄哉延虚无之言、间也”，是一词多训的直训例子，这里的取义来源是“‘哉’与‘之’别离之绪，是以断为间也；‘虚’‘无’则以两相对合为间；‘孔’‘魂’又以内外区分为间也”。[12]这里的词义也明显是一种相当空泛隐含的词义色彩。
又如声训，绝大部分用的是直训的形式，对此也是用义位义不能解释得了 了的。如“天、颠也”例，就没有过天作颠用的义例。而“ 、老人面如点也”，“点、小黑也”，“ ”、“点”是同源词，可它们相同的词义特点是落在同一语源的隐含在词义内部的类型义，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义位。可见，即使古汉语中有极其丰富的词义训释材料可资利用，但材料的杂芜使得在利用这些 姴牧鲜北匦肴险嬲绫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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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何处理义界问题
在古汉语的词义训释材料中，除直训外，还有大量的义界。义界能阐明词义的内涵和外延，较细致地揭示出词的具体个性。义界一般是由句子或词组的形式来完成。在词组形式的义界中，总有一个词充当中心词，即“主训词”，其它的部分如偏正词组中的偏，动宾词组中的宾，即“义差部分”。宋永培先生提出：
分析定义式义界包含的义位，应从选取“主训词”入手。例如“摘、 拓果树实也”，“拓”为主训词，能表示“摘”的意义特点。“陵、大阜 也”，“大”为义差，能表示“陵”的意义特点。所以应从“拓”分析“ 摘”的义位，从“大”分析“陵”的义位。（同上文）
并提出一个指导原则：“词训系联的着眼点是词义特点而不是词义类别。”宋永培先生的这种规定导乎先路，很有参考价值，但在具体运用时却会不时令人犯难。主训词一般都是表示词义类别的（从不同角度还可称为上位词、广义词、种属词或类义词等），义差表示的是词义特点。上面出现的两个例子，“摘”取的是主训词，“陵”取的是义差，选取主训词显然不合“词训系联的着眼点是词义特点而不是词义类别”这一原则。如果不同意一般情况下“主训词”是表示词义类别，“义差”是表示词义特点Ｇ么，在具体贯彻上述原则时
就任意性太大，模棱两可了。其次，即使是主训词或义差在不同场合下都有表示词义特点的作用，是否就可以选取二者中的其一作为被释词的义位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如“陵，大阜也”，“大”的义差是在“阜”的类义上表示出来的；“摘，拓果树实也”，“果树实”的义差也是在“拓”的类义上表示出来的。脱离了“阜”和“果树实”，“拓”和“大”都不可能表示出“摘”与“陵”的义位义，而只会或出现与被释词相同的类别义，如“拓”与“摘”；或相去更远，成为脱离了同一类别的别的类属义，如“大”与“陵”。
在概括义界的义位时，单靠主训词或义差都不足以显示词义的类聚。义界中的主训词与义差是不可分离的。一般说来，反映词义特点是由义差来完成的，但这必须与主训词相结合才能完成。以主训词加义差的词组形式正是为了达到反映义位的目的，不必强求只能以单个词来反映义位这种单纯统一的形式。否则有可能概括提炼出来的不是该词的义位，而是别的词位义，甚至别的类义。对句子形式的界说进行概括时也是如此。如“ 、张耳有所闻也”，“ ”的整体义不是“惊”，而是“闻而有惊”。“ ”的词义特点是在“闻”这一词义类别中体现出“惊”这一词义要素。词义系联的着眼点可以是词的区别义，但词义系联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必须是该词的类别义。
３．不同的词义层次和词义成分需要不同的系联法
研究表明，古汉语词义除了表层的具体所指义外，还有深层的内部隐含义，即一组词的类别特点，又称词源义。传统训诂中的声训表示的就常是这种意义。如《广雅》：“启、踞也”。疏云：“居、踞、跽、启、跪，一声之转，其义并相近”。又如《广雅》：“ 、好也”。疏云：“《方言》 、 、好也……犹小也。凡小与好义相近”。又如《释名》：“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杀也”。以上例子反映的都是词的深层内部隐含义。这种词义是汉语词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真正建立完整的汉语词义系统，不能不对此给予极大的重视。它们无具体的实在所指对象，却制约着表层具体义的所指和趋向。对词的这种深层义必须要有明
确的标准与词的表层具体义相区别。词的深层义表现在具体词身上，就是声义相近，字形上则有的有联系，有的无联系。因此对词的深层义必须在运用词义训释形式进行系联之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词的语音联系和词的形体联系等各个侧面。象“曾”、“增”、“甑”、“赠”、“憎”等字的深层义就融形音义的联系于一身。
二、与语义研究相区别的词义研究
在现代语言学中，语义的研究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语义学的范围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尽管对语义学的定义还未能统一，但把语义学看作是研究语言意义的一门科学，则是基本确定了的。《大英百科全书》（１９８４）对语言和语言学体系的划分也只有与语音（学）、语法（学）相对应的语义（学），而没有传统的词汇学。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语言的意义，除词外，还包括词组、句、段、篇章等言语单位的意义。显然，语义学研究的范围要比词义学广得多。词义的研究要真正做到揭示词义结构的内在规模，就有必要与语义学的研究区别开来。
首先，要做到词义研究应限定在以词为基本对象的范围之内，以义位为最小词义单位，以词位为基本结构单位，词义系统的建立立足于词位之上。其次，应使词义的研究结合词形的研究共同起来进行。词义的研究可以不以词的形式义为专门对象，但仍须与之结合起来考虑。如词义与词的语法就密切相关，但“每个实词属于那一具体词类的词性，原则上并不取决于词的词汇意义”。“各种实词词词的语法类别，归根结底只有依据词的语法特点才能划分出来”[13]。如果在词义的系联时，不管词性的类别，把表事物名称（名词）、性质状态（形容词）、变化（动词）的词都揉合到一起，显然也是超出了词的语法形式限制的。脱离词的各种形式义限定的纯意义的研究，肯定将混同于语义研究，使得词义结构的系联将出现脱离词语使用常态的“臆想”“牵强”的结果。
三、词义结构研究的多样性
古汉语词义的总体面貌到现在还没有全面地完整揭示。由于词义的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关系，由于研究者的观察角度、观点的相异，由于所运用的方法、理论参照系的不同，拿出不同的词义结构模式和总体框架，得出不同的结论，都是很自然的。如注意词义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可以得出词义系统的“合━━分━━合”的整体性规模；以词义引申过程中概念的中介作为对象可以得出时间、空间、运动、形貌、性质、程度、功能等七大方面的词义范畴体系；以与概念相对应的词的理性义的种属关系为根据，又可分出不同的类义体系，等。
承认词义结构研究的多样性与承认汉语词义结构的客观性并不矛盾。承认研究的多样性就是承认研究中必不可免的有限性和主观性。词义系统的描绘实际上也仍是人们对词义系统的一种主观认识结果。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更充分地深入研究对象，更好地在不同的学术观点中切磋琢磨，自由讨论，互相取长补短。相信随着学术界的努力，古汉词词义系统的整体面貌终将被认识。
四、要重视词义基本属性的研究
要搞好汉语词义系统的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准确认识汉语词义的各种基本属性。词义的基本属性决定着词义结构的形成。越是充分地认识到词义的基本属性，就越能准确地了解词义的结构类型。传统的词义研究，对古汉语的词义特性已有了相当的认识。如词义的多样性、可析性、运动性、互补性等，对义类的最小构成、义类的交叉、词义系统的断代要求、系统内的调节功能，对义类的上下相属、左右相足、正反相对、前后相贯的种种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近年对古汉语词义属性的新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例如词的内部深层义。词的内部深层义是词义的中心要素，决定着词义的基本面貌，影响着词义的引申发展方向。在音近义近的一组词中间起着制约作用。对这样有重要影响力的词义，在词义系统的研究中就不能不予以必要的重视。词的内部深层义可以体现在义类的中心义素的制约力上，也可以单独进行描绘。当然它的归类宜粗，反映类属义和词义色彩即可，但内部深层义与外部表层义应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应在表层义的结构中体现出深层义的制约力。
又如词的广义性。古汉语基本词汇除了传统认为的稳定性、全民性、极强的构词能力，还有一种词义宽泛、覆盖面广的广义性。基本词汇广义性明显体现在训释材料的训释词上。训释频率高的训释词明白、易懂、常用、词义笼罩面广，这些特点再加上它的强大生命力，使得词义义类和义类标题词的确定都有了很可靠的理论依据。大量的古训释材料，则为认识广义性提供了充足的事实依据。
还如词的模糊性，也必然会影响到义类的模糊性，等等。只有当词义的种种属性、词义的种种演变规律真正被认识，那时，词义系统的面貌才能真正被揭示。
第三节 汉语词义系统的建构
根据词义的内容、范围、性质、作用、地位等各个不同的因素，或借助于词形和词音的各种形式联系，可以建构成各种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词义结构，最终构成全部词义的大系统。依照词义结构的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单个词内的微观结构、众多词义联系的中观结构、词义整体的宏观结构。
一、单个词的微观结构
在前面的“词义成分的构成”两章中分析了单个词的内部面貌。单个词内的微观结构，从共时的平面划分，其核心是概念意义，从历时的纵向划分，其核心是本义。其它的各种意义成分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形成、附著、运转的。下面谈三个问题：词义的基本单位；义位的义素分析；词义微观结构的范围。
１．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是词的义位
在阐述、构拟汉语的任何一种词义系统时都会首先遇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什么是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洪成玉先生看到揭示词汇系统全貌的困难，稳妥地从阐述词义的系统特征入手，提出了许多富于见地的意见。但在谈到词义的结构性时，却把单词的词义结构等同于合成词的词素意义的构成，把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看作是词素的意义。如“细小”为同义结构、“桌椅”为类义结构、“早晚”为反义结构、“窗户”为偏义结构、“暮春”为限定结构、“骑马”为支配结构[14]。从合成词的意义来源来看，合成词确实具有词素意义的存在，但一个词的词义结构并不等于词素义的结构。一个词的词义结构指的是这个词由各个词素凝合成词后（如果它是合成词的话），独立完整地具有的所有义项之间的关系。而词素义只是这个词的意义的原始材料。词素义并不能算入词义的范围。这是两个意义层次上的单位，中间横跨着质变的距离。词素义可以与词相一致，如“细小”、“桌椅”、“遭遇”；也可以部分相异，如“计算”、“算计”，“和平”、“平和”；甚至完全相异，如“爪牙”、“好歹”、“心腹”、“骨肉”。而且词素义具有自己的独立存在形式，词素义的形式可以与词义的形式相一致，也可以不一致。而一个词的意义结构却相反，它的下位意义单位必须要具有与词义相同的存在形式，即同一的词形、同一的词音。尽管词素义的内容及其组合关系可以影响词义的内容及其组合关系，有时二者甚至很接近，但这个词一旦独立诞生后，它的意义和形式就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词的意义可以分解为几个或多个相对独立的义位单独使用，但这必须在统一的单一词形的依托下进行。这时，词素义对词的意义来说已是不复存在了。词素只是合成词的沙石水泥罢了。词素义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于词的意义和形
式，而且词素也不能单独使用。所以，词素义不等于词的意义，词义结构不等于词素义的累积合成，词义的最小单位也不是词素义。如果把合成词的词素意义结构等同于单词的意义结构，那么大量的非合成词岂不没有它的意义结构了？至于洪先生的文章另一处把词素合成后产生的新义看作是“词的结构义”，所容易引起的误会亦同出一源。
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也不是义素。义素在词义研究中的价值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义素分析法在词义的分解、组合、演变的研究中确有它的独到功用。但如果把义素看作是词义的最小单位就不尽然了。到目前为止，义素充其量还只是停留在作为计测义位构成的工具和手段的程度。由于义素的确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分解的无限性和缺乏专有的形式标志等缺陷，使得义素要作为独立的一级词义单位还有很大的困难。
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应是义位。词义的最小单位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有独立的形式标志；二、是能独立运用、具有单独的表达功能的最小单位。义位具备这两个条件。传统认为词是能独立运用的最小词汇单位，其实词在独立运用时总是运用它的某个义位，与别的词构成同义词或反义词时，也总是某个义位单独出现而形成种种关系。如“肥”（脂肪多）━━“瘦”；“肥”（衣服宽大）━━“窄”；“肥”（家底殷富）━━“贫”；“肥”（饱满厚实）━━“枯”；“肥”（土地肥沃）━━“瘠”，“肥”字分别与“瘦”、“窄”、“贫”、“枯”、“瘠”等词构成反义关系，都是独立运用某个义项的结果。义位的存在形式与词的存在形式是相同一的。
把义位作为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有助于准确地把握词义的内涵，有助于分辨词义的相互关系。
词义作为有层次的、立体式的结构物，紧靠义位之上还应有一层词义单位，这里暂称之为“词位义”。不因为词的出现总是以义位为单位而取消词位义的存在价值。义位是词位
的下位概念，是词内诸多分子中的一个。在词的内部意义中，义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对别的词来说，各个义位之间的类似性更强，凝固力更紧，词位仍显示出强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其次，从词义的形式来看，最小的词义形式仍是以词位为单位的。如“肥”尽管有五个义项，但语音形式只有fei 。词位的这种意义的完整性和形式的独立性，使得词位在词义结构的框架中应是旁者所不可取代的、必不可少的一级词义单位。
２．词义的义素分析
词义的义素分析是对一个义位的内部意义构成因素的剖析。一个义位总是由若干个有区别作用的意义因子构成的。这些有区别作用的意义因子就是词义的义素。义素并不能单独存在，而是由若干个义素凝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立的义位出现。如“人”的义素是（＋动物）（＋语言）（＋思维）（＋劳动）……，这些义素的总和就构成了“人”这个词义的内涵。一个词的义素可以分析出很多，但有价值的义素是那些能反映本质特点、有区别价值的义素。象“人”还可以分出“感情”“寿命”“高矮”“体重”“性别”等更多的义素，但这些都不是“人”的本质特征，与要区分的“动物”也无鉴别价值。因此，在确立“人”的义素时可以不考虑这些次要义素。
义素的构成有两类，理性义素和色彩义素。理性义素反映词的概念特征，理性义素相同的词才能构成同义词。色彩义素反映词的色彩意义，但色彩义素中的感情义素会影响到词的性质，感情义素不同的词也不能构成同义词。词与词之间相同的义素越多，其同义的程度也就越高。
词义的义素分析深入到了一个词义的内部构成因子，它对了解词义的构成、词义的相互比较、词义的演变都有很高的理论和实用价值。下面试分析“奔”、“步”、“乘”、“骑”四个词的义素构成：
┏━━┳━┳━━━━┳━━━━┳━━━━━┳━━━━┳━━━━┓
┃ 例 ┃义┃ 借助 ┃ 凭借 ┃ 脚向前 ┃ 膝部 ┃ 快速 ┃
┃ 词 ┃素┃ 工具 ┃ 动物 ┃ 行 进 ┃ 弯曲 ┃ ┃
┣━━╋━┻━━━━╋━━━━╋━━━━━╋━━━━╋━━━━┫
┃ 奔 ┃ － ┃ － ┃ ＋ ┃ ＋ ┃ ＋ ┃
┣━━╋━━━━━━╋━━━━╋━━━━━╋━━━━╋━━━━┫
┃ 步 ┃ － ┃ － ┃ ＋ ┃ － ┃ － ┃
┣━━╋━━━━━━╋━━━━╋━━━━━╋━━━━╋━━━━┫
┃ 乘 ┃ ＋ ┃ － ┃ － ┃ ＋－ ┃ ＋－ ┃
┣━━╋━━━━━━╋━━━━╋━━━━━╋━━━━╋━━━━┫
┃ 骑 ┃ ＋ ┃ ＋－ ┃ － ┃ ＋－ ┃ ＋－ ┃
┗━━┻━━━━━━┻━━━━┻━━━━━┻━━━━┻━━━━┛
这里列了五个义素，第一个义素“借助工具”把“奔”和“步”、“乘”和“骑”分成了两组互不相同的同义词。“奔”和“步”的区别在“膝部弯曲”和“快速”两个义素上。
膝盖弯曲的是“奔”，不弯曲的是“步”，快速的是“奔”，慢的是“步”。“乘”和“骑”的区别在于乘一般是非动物的，如乘车、乘船、乘轿，而“骑”对凭借动物这一点则不严格。在这五个义素外，还可以分出其它的一些义素，如“人”、“向前”、“下肢运动”、“陆地”等，但缺乏区别价值，可以不予考虑。
分析义素的价值在于深入分析词义的内部构成。义素不能独立运用，它是靠义素的组合体━━义位来完成表达任务的。义素也没有自己的独立存在形式。义素的使用还有一个更大的局限性，就是确定义素的任意性。义素的确定会随着辨析者的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差异。义素分析的不规范性最终会妨碍义素分析法的运用。
３．词义微观结构的范围
词义微观结构的范围是指一个词的意义范围和涵义覆盖面。单词的意义范围有多大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在义项的多少上表现出来，汉语中绝大多数词是多义词，少的可以只有一个义位，多的可以有十几，甚至几十个义位。词义微观结构的范围与义位的多少有关。义位愈多的词，表示它适用的环境愈广，词义范围出就愈大。如“兵”和“战”，“兵”的义位有“兵器”、“军事”、“军队”、“士兵”，“战”的义位只有“战斗”、“颤抖”。“兵”的词义范围显然比“战”大。义位多的多属引申义，从本义辗转引申左右旁通，引出了一串相关的词义。这种方式适用于对多义词的辨析和比较。
另一种会以词素的多少表现出来。这个方法适用于比较一个义位义域的广狭。义素愈少的词表示它的内涵愈少，外延也就相应扩大，词义覆盖面亦显宽广。判断词义范围的大小还可以运用其它方法，如同义词相训法、构词法等。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可以详见第六章。
作为一个词内的微观意义结构，必须要有共同的词形。随着词义范围的延伸和扩大，有时也会引起词形的变化。下面就是借助语音形式来区别有密切联系但又略有差异的意义的例子。
声调的不同：钢 gang 平声（一种金属原料）
gang 去声（把刀在布、皮、石上用刀地磨几下使它快些）
声母的不同：戆 gang 去声（鲁莽）
zhuang 去声（刚直）
韵母的不同：亲 qin 顮平声（亲属）
qing 去声（夫妻双方的父母彼此之间的称呼）
词的书写形式也有相当强的显示词义界域的作用。除了异体字外，只要字形不同，即便语音相联、意义联系相当密切，也应该算两个词。如“臧”与“藏”、“弟”与“第”“悌”、“奉”与“捧”，后面的那些词所具有的意义原先都是分别属于前面那个词所有。试以“弟”为例，“弟”最早表“兄弟”之“弟”义。在引申出“次序”、“只管”义的“弟”字上加竹字头成“第”，在表示弟弟顺从兄长义的弟字加竖心旁成“悌”。由于字形上的明显区别作用，“弟”、“第”、“悌”早已成为三个不同的词了。
但不能反过来说，凡是字形相同的词都是同一个词，这里必须注意与同形词区别，同形词即形同音同义异的词。简化字取代繁体字后就造成了不少的同形词。
一个词所包含的各个义位大多有意义上的联系，但也有些无意义联系的义位，即假借义。如现代词典中在“矢”字下收了“屎”义，这就是一个古代留传下来的假借义。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一个词的意义范围是指这个词的义位所覆盖、所适用的范围。同一个词的所有义位必须用相同或相近的字形和语音形式来表示。同一个词的义位之间大多有种种意义联系线索，少数也可以存在无意义联系的假借义。
二、词义的中观结构
词义的中观结构是指在词以上的单位中，凭借意义和形式的各种各样的联系线索而组合在一起的词义类聚。词义的中观结构比词大，是整个词汇系统的子系统，介乎二者之中。词义的中观结构一般都有标志可寻。由于联系的线索不同，所得出的词义中观结构的大小可以相差很大。
目前在一般的词汇学著作中所论述到的一些传统问题，大都属于词义的中观结构。同义词反义词近义词是对词的意义或同或近或异的归纳比较；同音词同形词同素词是对具有某种相同结构的词作的归纳比较；基本词汇非基本词汇是对词在词汇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力、义域范围的划分；古语今语是对词汇的时间断代所作的划分；口语书面语俗语雅语是对词汇的语体色彩所作的划分；歇后语谚语惯语行业语是对词语使用中的特殊结构特殊使用环境所作的划分。这些词语的划分类型从词义的系统结构关系来看，它们对显示词义的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共时结构和历时结构各具有不同的价值。
要有效地认识、建构汉语词义系统，必须在使用分类标准、建构结构类型方面充分利用汉语词的意义和形式的种种成分。根据不同的成分，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划分出不同的词义中观结构。对认识汉语词义系统来说，以词义为线索组织起来的中观结构才更具价值。
下面就主要看以意义为轴心建构的汉语词义中观结构的类型。
（一）在概念义基础上建立的词义中观结构
概念义是词义的核心部分，在词与词的概念义之间因其相同相异的关系，可以形成不同的词义类聚群。
１．概念义同中略异的同义词
一组组的同义词在语言中形成了一个个的最小聚合群，这是在词这级单位之上首次建立起来的最低一级词义中观结构。
现在人们对同义词一些基本特点的认识已相当统一了：如同义词是指一种语言系统中的词语在共时状态中的同义现象，各种古语、方言中的同义词语及文字变体等均不属于同义词的范围；同义词是在词这一层次上的同义现象，词组之间的同义现象不在同义词范围之列。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不小的分歧，也就影响到同义中观结构的构成。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会对同义中观结构得出不同的看法。这些认识差异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⑴ 构成同义词的词义基础是什么
要了解同义词构成的词义基础首先就要了解词的意义的构成。词的意义粗略地划分有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词汇意义中又可以分出理性义、色彩义。理性意义也就是词所表达的概念内涵，这是词义的核心。构成和影响一个词的概念义会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如词义的外延、搭配关系、感情色彩、语体风格等。如何看待这些因素就常常会影响到对同义词
的词义基础的不同看法。如“肥”和“胖”，它们的基本意义是指脂肪多，而“肥”常形容猪羊牛马等动物，而胖常常形容人，有的学者将它列为同义词[15]，而有的学者认为：“这一类词语各自联系着不同的结象，各有自己特定的不相通的应用范围，那么它们之间就没有同义关系。”[16]又如对“疾苦”、“痛苦”、“困苦”，《简明同义词典》列为一组同义词，而有的学者认为“‘疾苦’是名词，与形容词的‘困苦’、‘痛苦’放在一起，让人感到牵强而难以接受”[17]。
对感情色彩不同的词，如“顽强”和“坚强”、“勇敢”和“大胆”能否组成同义词，也是有争议的。人们对同义词的许多重要问题的争论正是在如何处理影响词义的多种因素这一问题上形成的。
⑵ 同义词与近义词的关系
对同义词概念意义的涉及范围持不同的看法，也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同义词范围大小的确定，这主要就体现在对同义词与近义词的关系上。有的主张同义词与近义词应该相区分，近义词不包括在同义词范围内，因为近义词“各指不同而接近的事物对象”，“词义的相近实质上只是两个概念的相近或部分重合”[18]。这种观点对同义词都采取了较严格的态度。应该看到，同义词与近义词的划分是比较困难的，尽管有人采取了一些比较新的分析方法，如义素分析法，但由于方法的局限性，也很难明确认定，个人的语感在词义分析中仍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比如对“行为”和“行动”、“行径”，有的认为不能组成同义词，只是近义词。而有的认为它们是同义词。
⑶ 同义词的词性问题
同义词的词性问题实质上是词的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的关系问题。本来词的词汇意义
属于词汇学范畴，词的语法意义属于语法范畴。同义词是属于词汇学的领域，它当然可以不顾及词的语法意义。但是词的意义虽然主要取决于它的所指对象，但由于词义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语法意义也必然会给词义带来一定的影响。要不要同义词做到词性一致，就反映了人们在词的语法意义对词汇意义有没有影响和承认不承认这种影响的不同看法。主张宽松划分同义词的学者往往会不顾及词的语法属性的差异，把意义相同近词类相异的词列为同义词。因此，在这种同义词理论中，辨析同义词的词性和句法功能差异往往成为同义词辨析中的一项内容。有的学者则在这个问题上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不同词类的词虽然意义近似，可是未必就属于同义词”。[19]“同义词通常属于同一个词类”[20]。不同词类范畴的词不仅必然使词汇意义处于不同的功能、用法之中，而且往往导致词汇意义有的比较具体，有的比较抽象”，“必然使两个词彼此含义不大相同而难以形成同义关系”[21]。
⑷ 同义词的替换性
研究家们都认识到同义词应有相同或相近的词义，但由于词义范围的难以确定，人们努力寻找一种方法能成为确定同义词的客观标准。探讨最多的就是同义词在具体上下文中是不是具有可以相互替换的功能。王理嘉、侯学超二位先生在《怎样确定同义词》一文中认为，两个词在具体上下文可以互相替代而不改变句子的基本意义与意义上的共同性是相一致的。有意义上的共同性因而可以替换，可以替换又反过来可以证明它们具有意义上的共同性。“同义词之间替换能力的大小、强弱，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同义词之间必须具有这种可替换性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而“词可以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互换作用，这是构成同义性的一个必要条件。”[22]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影响。黄景欣先生从同义词在词汇体系中的位置的角度也肯定了这一点，“同义词就是作为特定的词汇中同一词汇单位的变体，在该词汇层的词汇━━语法意义上可以相互替代的词”[23]。有的学者则对此持保留态度。“同义词的根本意义至少得大部分相同，这一基础决定了互相替换是有可能性的；同义词的附常意义或根本意义的一小部分是不同的。这种细微差别又决定了互相替换是有局限性
的。”[24]而有的学者则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用替换来检验同义或作同义的决定性标准，完全不符合实际，绝对行不通。”[25]
回顾汉语同义词的研究，可以看到人们对同义词的认识是发展着的。对同义词一些基本特点进行了愈来愈深刻的理论探索，表现出对同义词的范围限定愈来愈严格的倾向。因此，在词这级单位上建立起来的第一级词义中观结构也就会呈现紧缩的现象。
２．概括义相关相涉的近义词
近义词的建立靠的不是词与词之间概念义的等同程度，而是看这个词在词汇体系中居于什么位置、与左邻右舍有什么关系，可以说近义词的构成着重是看它与其它词的关系性。由于词汇系统的复杂性，词义在其中具有的立体联系，这种相关相涉面有时会相当广泛，因此近义词的范围远远要比同义词的范围来得宽广。在划分同义词的争执中那些有歧议的同义词词例，要是从严的话，它们从同义词中剔除出来后，都可以归入近义词的范围。这对近义词来说它们是相当贴近的了。要是从宽算来，类义词中严格些的小类义词群则可以算是一组组的近义词。在近义词中，它们的古今色彩、语体色彩、感情色彩、词语单位的大小都可以不那么讲究。
但在语言研究的实际中，人们对同义词与近义词的区别往往时显时隐，时别时合。需要时着力区分，不需要时，掉以轻心，随意换用。如对日本学者井上义昌编的《A DICTONARY OF ENGLISH SYNONYMS 》（１９５６，东京），学者在同一书中既称之为《英语同义词词典》，又称之为《英语类语词典》[26]。《同义词词林》是我国现代汉语的第一部类义词典，它的作者写了一篇文章：《汉语类义词典探索━━＜同义词词林＞编后》[27]。这里的标题中也是将类义词与同义词混称。这说明人们还未从词汇词义体系的角度来认识这种划分的重要性。
下面看《同义词词林》中的一组例子，
Ｉ类“现象与状态”中Ｉｈ“变化”类的Ｉｈ０１小类：“变化、成为”
a 变化 变 生为 转变 变动 更动 浮动 变通 变更 变卦 变迁 变易 扭转 转移 转 弯
别
b 变幻 无常 无定 变幻莫测 变幻无常 变化不定 千变万化 变化万千 瞬息万变 夜长梦多 云谲波诡 白云 苍狗 一龙一蛇 神出鬼没 眼睛一眨 老母鸡变 鸭
c 多变 反复无常 朝三暮四 朝秦暮楚 朝令夕改
说变就变 变化多端 摇身一变
d 演变 演化 衍变 嬗变
e 日新 日新月异
f 时移俗易 情随事迁 事过境迁 沧海桑田 东海扬尘 染 苍染黄 今非昔比 此一时 彼一时 高岸为谷 深谷为陵
g 剧变 大变 突变 急变 骤变 急转直下 面目全非
h 渐变 潜移默化
j 质变 变质 蜕变
k 变脸 变色 抹脸 翻脸 翻脸不认人 一反常态 变 心 有贰心
l 变味 走味儿
m 变样 走样
n 病变 病理变化
o 裂变 衰变 量变
p 成为 变成 成 变为 化为 化
q 欧化 西化 洋化
r 同化 异化 简化 驯化 僵化 硬化 软化 通俗化 大众化 规范化 合理化 公式化 人格化 具体化 庸俗化 扩大化
s 自动化 机械化 电气化 水利化 河网化 工业化 业化 现代化
一般化 表面化 企
t 国有化 合作化 集体化
u 液化 风化 氧化 汽化
上面一共有２１个分列，一个分列就是一个小的词义组合。以中间的r “同化”列为断，前面的１７个分列词义联系程度相当高，每一列就相当于一个同义词词组。后面的４个分列则为附加词素相同的同素词。
《同义词词林》将汉语词汇分成十二个大类，下率９４个中类，和１４２８小类，３９２５个词群。从上面的“变化、成为”类可以看到词群就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近义词词组，有的从严算只能属同类词。
由于近义词的建立主要是靠词与词之间的相关相涉的联系点建立起来的，因此对词语之间的联系点有着不同的观察，就可以得出不同的近义词的结构体系。而在近义词词聚之上就可以建立整个词汇词义的庞大体系了。
３．概念义相反相对的反义词
根据一个词的概念义相反相对的关系还可以建立起反义词的中观类聚结构，一个词有多个义位，在每一个义位的对面都有可能形成与之对称的反义词组。如“升”有“升起”“升高”“提升”等义，它就可以分别与“降”“落”“低”“下”“减”构成反义词词组。同义词构成同义词聚后，以同义词聚为单位也会形成反义词聚。如“上升、升高、升起、腾达、凌空、提高、增高、拔高、高涨、上涨、凌霄”就与“下降、降落、下落、跌落、退、降低、减低、低落、贬值、掉价、落槽”等词构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反义词聚。
（二）以同一词素为纽结建立的同素词中观结构
在汉语词汇的发展中，以一个基本词为核心会繁衍出众多的派生词，这个基本词在派生词当中充当了词根词素的作用。以同一个词根词素为联结点也会形成一种词义的中观结构。如“潮”字为词根词素可以形成“暗潮、低潮、返潮、防潮、风潮、高潮、工潮、海潮、寒潮、来潮、浪潮、落潮、怒潮、热潮、受潮、思潮、心潮、学潮、涨潮”。同素词着重在词的语法形式上的联系，它的具体义可以相去很远。象“学潮”与“工潮”就在基本指称对象上不同，与“寒潮”所指的自然现象差距就更大。而“防潮”“受潮”则是另一动词属性的词语。但同素词仍在词义的部分意义成分和色彩上会表现出相同之处。“潮”具有两个基本意义要素，一是湿漉，一是象潮水那样起伏不定，这两个基本义素都会一起或分别藏伏在派生出来的同素词当中。“学潮”“工潮”中用的是“象潮那样起伏不定”义，“受潮”“防潮”中用的是“湿漉”义。
在现代汉语，７３．６％的是双音词，在使用频度最高的前９０００个词当中占６２８５个，这里面大部分是以词素为构词成分构成的双音复合词。因此，从词素的构成来观察词义的另一种中观结构是比较便利的，也具有相当的覆盖面。
（三）声同义近的同源词中观结构
一组同源词也就是一个词义中观结构。它以源头词为核心，以同源而生的词语为范围形成同源词的中观结构。同源词的意义联系点主要是隐藏在词义深层的意义要素。同源词一定会具有语音形式的联系，声同和义近成为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有时还会具有字形上的联系。传统研究对词源联系有深入的研究，但具体的部分的词源易析，整体词义的同源结构难辨。汉语同源词的完整构成有待于在更宽广的层面上进行。
（四）相同字形的同形词中观结构
汉语中相同的汉字结构往往会有相同的意义成分。这里说的汉字结构以《说文解字》中五百四十部中的同一部首的字为限。同一个部首的字“凡某之属皆从某”，有“某”之形，也具有了“某”之义。这里面的关系在第七章已经详述。对《说文》的五百四十部首，有人作过归类，试图突破字形的限制，在更大的意义范围内寻找以意义为主但又夹杂有字形联系的类聚群。如近人邵桐孙的《说文部首类聚》将五百四十部归为二十七类：其中“天”两类，“地”四类，“人”十二类，“物”九类。下面是“天”类中第二小类的部首：“上”、“日”、“月”、“晶”、“风”、“雨”、“云”、“气”、“旦”、“白”、“ ”、“冥”、“明”、“晨”、“夕”、“示”。下面是“人”类中的第二小类的部首：“男”、“女”、“兄”、“弟”、“自”、“鼻”、“血”、“肉”、“筋”、“ ”、“骨”、“力”、“协”。这种尝试可以看作是为了脱离严格的“凡某之属皆从某”，而把在相关意义的范围内的部首联通起来组合成一个比部首更大的意义范畴。这正是在汉字字形的启迪下，以汉字字形为线索，寻找汉语意义系统的努力。
这种努力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那里，他在《自序》中说：“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许慎的语言文字系统观的思想决不止于部首之内的相同之构字部件、相同之意义范畴，而是希望在所有的部首之间，也找出意义联系。他的这段话说明，他是努力在汉字字形的相同相近的外观联系上，寻找意义之间的联系。应该说这种努力是有所依据的，只是贯彻起来难度太大，又加上明言据形系联，还夹有据音系联的痕迹，以至将他自己的光辉思想迷茫在历史的消磨中。
王力先生也曾作过这种分类尝试。《古代汉语》第二册的附录有一个“汉字部首举例”，分出了汉字部首的义类２１类：
１．口部之类
口舌甘旨言欠
２．心部
３．目部之类
目见
４．页部之类
页首面耳鼻齿
５．肉部之类
肉骨血身
６．手部之类
手又攴
７．足部之类
足止走辶彳行
８．人部之类
人儿
９．大部之类
大立
１０．士部、女部、子部、男部
１１．鬼部之类
鬼巫
１２．示部
１３．疒部
１４．天文方面
日月风雨气
１５．地理方面
土邑山厂石阜
１６．宫室方面
宀广尸门户
１７．衣服器用方面
衣巾 革韦系网弓矢戈矛刀斤皿缶瓦
１８．金玉财宝方面
金玉贝
１９．水部火部
２０．植物之类
草木竹禾米食酉
２１．动物之类
马牛羊豕鹿犬鸟虫鱼黾鼠
这２１类，包含了９４个部首。占到《说文》部首的六分之一，占现代常用部首的几乎一半。把它列出来正是为了显示相关部首相关字形之间相通的意义范畴。这２１个部首类，也就是２１个义类。
三、词义的宏观结构
汉语词义的宏观结构是建立在中观结构之上的。从上面的中观结构的论述中已经可以窥伺出汉语词义宏观结构的构架。有不同的理论支配，凭不同的建构线索，在词义的不同层次上可以建构出不同的词义宏观结构。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它全书以类编排的体例就可以视之为一个词义宏观结构。现代汉语的类义词典已经出了几部，它们都有一个宏大的词义体系。前面介绍到的《同义词词典》在宏观结构的最上层分出的十二大类是：“人”、“物”、“时间与空间”、“抽象事物”、“特征”、“动作”、“心理活动”、“活动”、“现象与状态”、“关联”、“助语”、“敬语”。林杏光先生编了三部义类词典，《简明汉语义类词典》《四字语分类写作词典》《汉语多用词典》，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个不同的词义分类系统。在第三部词典中所划分出的词义分类系统在最上面一层分出了“天然世界”和“人的世界”两大类，前者下属九个中类，后者下分“个体”“社会”两个中类，在“个体”类中分出躯体、内心活动、体外活动类，在“社会”类中分出物质生活、社会关系、精神生活类等。
这一种词义分类总体上都体现出明显的概念之间的从属关系。对词义研究者来说，对词义与概念之间的同异问题总是小心翼翼的。
朱星先生在《汉语词义简析》也勾勒了一个词义系统的框架：
┏词音系统 ┏近义词系统
词汇系统┃词形系统 ┏基本词汇 ┃同义词系统
┗词义系统━┗非基本词汇━┃类义词系统……个别词的多义系统
┃ ┏对义词系统
┗━┗反义词系统
这种词义系统与正统的词汇学的理论构成相当贴近，尽管它尽量想反映出词义系统的完整性，但由于它的基本条块未能显示词义系统的层级性，而基本词汇和非基本词的划分并不是主要着眼于体系的划分，因此它还很难说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汉语词义系统。 力图突破概念系统重迭的阴影，又尽量摆脱正统词汇学着重条块分割的框框，而在词义的基本单位━━义位的基础上建构汉语词义系统的尝试，有下面两位先生的研究较有特色。 宋永培先生对《说文解字》的词语作了系统的归纳整理，他以词义系联法为基本方法，以全书所有的词语为材料，以词的义位为基本单位，以先秦古汉民族的哲学观、伦理观、认识观为参照背景，致力于词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勾通，描绘出了先秦时期的古汉语词义的全貌。在他的词义系统中建立了义位、枢义位、普义位、义系、义区的几级词义单位：
义位代表词的一个义项。它作为词义系统中最小的意义单位，是词义 整体联系网络的一个环节或枢纽。例如《说文》的词义训释‘穿、通也’ 代表‘穿孔’这一义项，‘穿孔’即是‘穿’这个词的义位。
枢义位是词义系统中充当普义位、义系、义区的联系枢纽的义位。例 如在‘穿通’义系中，‘穿孔’这一义位是各个普义位联系的核心，因而 ‘穿孔’是‘穿通’义系的枢义位。
普义位是词义系统中除枢义位之外的义位。普义位的数量多于枢义位。
义系指普义位以枢义位为核心所作的同义类聚。它代表词义系统的最 小子系
统。
义区指义系以枢义位为联系中介所作的相关类聚。义区代表词义系统 的子系统。 [28]
宋永培先生对词义系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规模及结论上都有独到之处，他的研究对认识先秦时期的汉语词义面貌有特殊的价值。
李亚明先生则以词义引申过程中概念的中介作用为基础，归纳出了一个古汉语的词义范畴。如“甫”由指“男子刚刚成年的美称”引申出“始”义；“班”由指“分瑞玉”引申出“序、次、列、别”义；“徒”由指“步行”引申出“无所凭籍地”义；“臭”由指“（动物）嗅气息踪迹”引申出“气息、香臭之息”义。由此而归纳出了最上层分有七大类的词义系统，这七大类是：时间、空间、活动、形貌、性质、程度、功能。[29]这上面的大类有点象概念系统的分类，但它的连结纽带却是词的引申义。以引申义为基本单位，既细致又灵便，由于带来所分出的义类构成也会相当灵活。
汉语词义系统是汉语词义研究的一个重点，它的成功将是汉语词义研究中的一个重大成果。
第四节 《尔雅》词义系统研究
一、《尔雅》全书的分类体系
《尔雅》成书于西汉之前，是我国第一部以义分部编排的词典。但《尔雅》并不是一部自觉意义上的分类词典，“《尔雅》之书，《五经》之训故”[30]，“《尔雅》所以释六艺之
旨”[31]。《尔雅》是古代的训诂专书，非深悟词语分类之旨而作。但它数千条词以义分立，成十九篇传世，则实际上起了将词语分门别类的作用。
所谓概念分类词典，指的是全书的编排，是从词的意义出发，按概念的从属关系，将词语分门别类，立篇列章的。它的作用，是帮助读者选择词语，准确表达思想。这些特点《尔雅》均已粗具。《尔雅》全书十九篇，前三篇收一般词语；后十六篇收名物之词，其中又可分两部分，即表示人的关系和生产生活类词语（如《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畜》等），和表示自然界各种事物的词语（如《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等），每篇为一个概念范畴，命名署题，或标总类，或举其要。１６大类内再分３９小类，共释１５８０事。故谓《尔雅》为概念词典当属无疑。遥在两千年前，《尔雅》就这样明确地将词语按意义分门别类，编辑成书，自成体系，可见我国古代词汇分类研究之早，成绩之著。而西方的分类词典以罗各特的《英语词库》（１９８２）为始的话也才一百四十余年。《尔雅》对后世影响巨大，一系列仿其而作的雅书系统即是明证。
但细观全书，十九篇并未用统一的分类标准。从第四篇的《释亲》到第十九篇的《释畜》为专释名物之词，这里运用的是语义概念的分类标准。而前三篇则用的是另一标准，释的是一般性的语文词语。把前三篇作为与后十六篇有明显差别的一个整体，再细辨它们之间的异同，前人已有过不少的论述：
孔颖达《毛诗》篇题疏引《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 ，古与今异言也，释训则言形貌也。”孔云：“诂者，古也；古今异字通 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
郝懿行云：“言与诂异，诂之为言古也，博举古人之语，而以今语释 之也，言
之为言衍也，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也。言即字也，释言即 释字也，古以一字为一言。释训云者，多形容写貌之词。故重文叠字，累 载于篇。”（《尔雅义疏》）
俞樾云：“《释诂》所说，皆字之本义。《释言》所说，则字之本义 不如此，而古人之言有如此者。《释训》一篇，则直是后世笺注之祖，所 以解释经文，本篇所释皆重言，多本经文，并有举全句而释之者。此释训 所以异于释言也。”[32]
黄侃云：“《释诂》顺衍而下，如云古者所谓初，今所谓始也。《释 言》逆溯而上，如云今所谓中，古所谓般也。又，《释诂》字大氐非本义 而引申。”[33]
洪诚云：“以结构而论，这一篇（指《释训》）都是以双音词或词组 作为解释的对象。《释言篇》全是单字，《释诂篇》中则杂有重言词，… …这反映释诂之作最早，在当时还没有把这些词语看作特殊的一类。”[34]
以上说解对《释训》的看法比较一致，对《释诂》《释言》则有说其同者，有言其别者。言别者多从词语的来源着眼，或古今词不同，或本义引申义不同，或方言通语不同。亦有言是三篇语词结构之不同者，但无一言及它们是象后十六篇那样进行的是概念上的分类。
前三篇收的是一般词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及副词等。大概其余各篇所不收的，都归入这三篇。这就使得这三篇和后十六篇的分立，用的不是统一的分类标准。从语义分类原则来看，这当然是一大缺弊。笼统称《尔雅》为古代同义词词典或概念分类词典，均不够确切。前三篇之分主要着眼于词语的来源，其释词方式为“某、某，某也”。谓《尔雅》为“同义词词典”当指这三篇。《释亲》等后十六篇才为“概念词典”，每一篇目即一主题。《尔雅》应当细分为前三篇和后十六篇两部分，才能在探讨其词汇分类方法特点时有所确见。
后十六篇的分类，亦有疏漏。有归部不当者，《释丘》《释山》当合而为一，《释天》中的“讲武”、“旌旗”两类当入《释器》，《释兽》中的“豕属”当入《释畜》等。
对语义分类的“概念词典”来说，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怎样科学地划分类别。近现代的概念词典无一不在这上面下了大功夫。从分类体系的完整性来看，《尔雅》还相去甚远，只能说是初具规模，属草创性质。
二、《释诂》的同义词性质
《尔雅》的前三篇已不属于事类的归纳，而是属于同义词语的意义联系。从前三篇来看，古代对同义词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一个词对一个词的简单训释上，而是有着更高层次概括的。前人的论述已不可见，但从这三篇的分析入手可以寻见古人的分类思想和方法。对了解古人关于同义词群的认识水平来说，《释诂》篇更有代表性。《释言》《释训》基本上是一词释一词，许多保留着原始诂训的面貌。而《释诂》篇有词组１８８组，释了９６３个词，平均每组释了４个词，最大的“弘，大也”竟释了３９个词，这对窥伺古人的归纳方法、观点颇有说服力。
《释诂》中的同义词条是经过编著者概括归类的。用现代同义词的标准来看，其分类组合有很多讲不通。例如，现代同义词理论认为只有实质意义一致的词才能成为同义词，而“落，始也”是反训，它们的概念义并不相同，只因“始终代嬗，荣落互根”才走到一起了。
又如“陪，朝也”，郝疏：“陪者，《说文》云重土也，《玉篇》云贰也，随也，加也，助也，益也，是陪有加益之义，朝亦所以助益人君。”这里取的是远引申后的比喻色彩的义近。
“务，侮也”，郝疏：“务者，侮之借音也”，这时取的是以声相借的假借字。
“师，人也”，郝疏：“人者，统词之称也”，这里是以上下位的隶属词来同义相训。
“谋，心也”，郝疏：“《管子·心术篇》云‘心者，智之舍也。’然则智藏于心，心住于思，思与智即谋虑所从出矣。”“谋”是动词，“心”是名词。
《释诂》训释的多是古代词语，它所收的同义词是处于历时的范畴，当然也就不能相互替代了，而要求能相互替代又往往是现代同义词理论的一项基本要求。
从以上的简单举例可以看出，《尔雅》前三篇的同义词与现代意义的同义词大不一样。它的同义词性质、特别是《释诂》篇的同义词，严格说来应该“是注重文字运用中代用通用的实际，充满历时语言色彩的古代同义词”。[35]
注释：
[1] [13] [17] [18] [21] [25] [26] 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第８７页，１９８页，２２６页，１４页，２２６页，１７页，２１１页。
[2] [11] [23] 黄景欣《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刊《中国语文》１９６２年第３期。
[3] 朱星《汉语词义简析》。
[4] 《聚合关系与词义描述》，刊《辞书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5] 《词典的广度、深度、词义层次及其体系》，刊《辞书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6] 《词义的系统特征》，刊《北京师院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7] 详见其博士论文《〈说文解字〉词义系统研究》（１９８８）。
[8] [29] 详见其硕士论文《古代汉语词义范畴》（１９８８）。
[9] 《建立独立的系统的古代汉语词汇学》，刊《上海青年语言学》１９８７年８月号。
[10] 周国光《概念体系和词汇体系》，刊《安徽师大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12] 郝懿行《尔雅义疏》。
[14] 见《词义的系统特征》，刊《北京师院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15] 《简明同义词典》张志毅，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16] [22] 王理嘉、侯学超《怎样确定同义词》，刊《语言学论丛》第五辑。[19] 周祖谟，见《语文学习》１９５６年第２期第３９页。
[20]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０５页。
[24] 张志毅《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刊《吉林大学学报》１９６５年第１期。
[27] 刊《辞书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28] 宋永培《论古汉语词义的系统辨析》，刊《语言学和汉语教学》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８月。
[30] 王充《论衡·是应篇》。
[31] 郑玄《驳五经异义》。
[32] 《尔雅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名义说》。
[33] 《尔雅·郝疏》批语。
[34]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
[35] 参见苏新春《＜尔雅·释诂＞同义词词义特点考论》，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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