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判断加工机制理论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道德判断加工机制理论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作者：曹晓君

来源：《中国德育》2015年第03期

摘 ; ;要 ; ;传统的道德判断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道德推理导致了道德判断，随后，研究者们又逐渐认识到情绪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性。之后，由于学者们对情绪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贡献问题产生争议，相继出现了一系列道德判断加工机制的新理论。几种理论为学校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思路。

关 键 词 ; ;道德判断;社会直觉模型;双重加工理论;Moll理论;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 ; ;曹晓君，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教研室副主任，讲师

长期以来，道德心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道德判断上。道德判断是对一个人的行为或特性的评价（好或坏），而这种评价是在考虑到一系列由文化或亚文化所限定的美德基础后做出的。传统的道德判断理论由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等心理学家建构，其基本观点是道德推理导致了道德判断。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情绪情感同样在道德判断中起到重要作用。之后，由于学者们对情绪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贡献问题产生争议，相继出现了Haidt等人的社会直觉模型、Greene的双重加工理论和Moll理论等一系列道德判断加工机制的新理论。本文在充分阐述和比较上述新理论的基础上，为学校的道德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一、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

2001年，Haidt提出的社会直觉模型向传统道德判断理论发起挑战。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道德判断是由快速的道德直觉产生的，如果需要的话则伴随一个缓慢的、依据过去发展情形进行分析的道德推理。该模型认为，在道德判断过程中包括几个连续过程：一是直觉判断过程;二是随后推理过程;三是对他人的推理说服过程;四是对他人的社会说服过程;五是推理判断过程;六是自我反应过程。[1]由此说明道德判断不是发生在个人头脑里的单一行为，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在社会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在社会直觉模型中，道德判断受两个独立且分离的加工过程的影响，一个是理性加工，另一个是情感加工，且道德判断的情感加工比理性加工更为重要。

二、道德判断的双重加工理论

鉴于道德直觉在道德判断中的主导作用，研究者们想知道人们在做出道德判断的过程中，直觉是如何发挥其功能的。Greene在社会直觉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重加工理论，[2]认为人类的道德判断受到情绪情感和认知两个方面的影响，已具备对道德情境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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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反应的能力，并且能够根据情境进行更加深入、抽象的推理。人们的道德思维不是一种过程，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作用，即大脑中不同区域的社会情绪反应过程和道德推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随后，他用3个实验来验证双重加工理论。

第一个实验是“个人的”与“非个人的”道德判断。采用两个经典的道德两难故事：一辆失控的电车朝5个行人冲去，如果按此发展，这5个人将会被车撞死，现在唯一可以救这5个人的方法就是，转动电车的方向盘，使它向另一方向开去，但这样会撞死另一个人。你会转动方向盘吗？另一个故事则是电车和这5个人之间有一座桥，你和一个陌生人站在桥上，现在要阻止电车撞到这5个人的唯一方法是你把身边这个陌生人推下桥，挡住电车的去路，但这个陌生人会因此而死去。你会把他推下去吗？大部分人对第一个非个人道德两难故事回答是“yes”，这是典型的功利判断（赞成杀死1人救5人），是由受控制的认知过程来判断的，与事情结果和成本利益相关;对第二个个人道德两难故事回答是“no”，这是典型的道义判断（反对杀死1人救5人），是由自动情绪反应所驱动，与个人情绪直接相关。与此同时，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表明，被试在思考两类道德两难情境下的神经反应有差异。在个人的道德两难反应中，与社会-情绪加工相关的脑区（额中回、后扣带回和角回区域）活动明显增加;但非个人的和非道德的两难情境加工时，与工作记忆相联系的脑区（背外侧额叶和顶骨区域）活动增加。

第二个实验是“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与“容易的个人道德困境”。Greene等人假设情感反应和认知理解之间存在着竞争，[3]根据被试的反应时间把个人的道德困境细分成两个类别。结果发现，“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中涉及高度的社会认知，被试用了较长的时间做出判断;“容易的个人道德困境”中不涉及社会认知，被试所用时间很短。行为实验的同时进行fMRI扫描，发现在“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中，被试完成测验任务时，与认知冲突相关的脑区，即前扣带回（ACC）和背外侧前额叶（DLPFC）的活动增强了。当对“容易的个人道德困境”做出反应时，ACC和DLPFC脑区的激活程度明显减弱。另外还发现被试面对“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时，与情感、认知相关的脑区都被激活了，并且，情感和认知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是存在竞争的。 第三个实验是“功利主义的困难的个人道德判断”和“非功利主义的困难的个人道德判断”。Greene等人根据道德判断主体的情感和认知竞争的结果，又把被试对“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的判断分为“功利主义的困难的个人道德判断”和“非功利主义的困难的个人道德判断”。如果被试能够克服负面的情感反应，就会做出功利主义的回答。[4]在类似的案例中，一个功利主义（损失/收益）分析对于做出功利判断是最常见的基础。因此，在这样的判断中，需要有抽象推理的参与，同时，也要有认知控制参与其中以反对任何与之相反的压力（如阻止被试做出功利主义判断的情感压力），这些认知过程会导致人们优先做出功利主义判断。

最后，Greene等得出结论：道德判断是认知和情绪相互竞争的结果，如果情绪情感优先于认知过程就做出道义判断，而如果认知过程优先于情绪情感则做出功利判断。 三、道德判断的Moll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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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l 和de Oliveira-Souza以对病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损伤数据的解释挑战了双重加工理论。[5]319-322他们的研究以一组VMPFC受损的病人为被试，发现VMPFC损伤的病人在道德两难问题中做出非正常的“功利”判断。

在此之前，Koenigs等人研究已表明，VMPFC是正常产生情绪特别是社会情绪所必要的大脑边缘，VMPFC受损的病人显示出相当明显的精神病特征，如失去社交技巧和礼貌，随意的性行为和攻击行为，还表现出像羞耻和内疚这样的亲社会情感的明显减少及对他人同情心的缺乏。总之，VMPFC受损的病人在社会情绪方面存在缺陷，他们仅仅依靠功利化的社会规范作判断，相比正常人，他们更可能作出违背道德的功利判断。因此，Moll和de Oliveira-Souza把VMPFC损伤病人的功利判断归因于社会道德情感的减少，产生于情感和认知机制之间的整合。如果依照Greene的双重加工理论，道德判断是认知控制和情绪情感相互竞争的结果，那么只有当认知战胜了情绪情感才能做出功利判断。然而，Moll等人认为情绪情感的减少也可以做出功利判断。

另有证据支持情绪情感的减少也可以做出功利判断的观点。Greene的fMRI研究表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和额极皮层（FPC）是与认知推理相关的脑区，FPC大部分是由功利选择来激活的，这两个脑区损伤的病人在道德两难问题中做出非正常的“道义”判断。而在Koenigs等的研究中，病人的FPC大部分侧面范围有损伤，但他们也做出了功利判断。[6]Ochsner等发现由FPC调节的直接注意能减少或加强情绪体验。[7]Allman等认为VMPFC、FPC与颞叶边缘基部前脑系统在亲社会情感体验中起重要作用，[8]在个人两难问题中减少亲社会情感可以增加功利判断。[9]可见，FPC损伤病人仍能做出功利判断，只能用情绪情感体验的减少来解释。这一结论的解释再次挑战了双重加工理论，间接说明了情绪情感在被试做出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5]323-324另外，Greene理论中的“个人的”“非个人的”概念和“功利的”“非功利的”选择的具体认知成分是什么？认知控制和冲突监控受到损伤后如何影响道德认知？双重加工理论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进行清楚地解释和说明。

因此，Moll等认为单一的过程——某一具体情绪的减少，将足以解释VMPFC和FPC损伤病人增加的功利判断，[10]即道德判断只是情绪情感反应的结果，情绪增多做出道义判断，情绪减少做出功利判断。

综上所述，双重加工理论和Moll理论是在社会直觉模型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对社会直觉模型的深化和加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都肯定了情绪情感加工在道德判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们之间的分歧在于道德判断中情绪情感加工与认知加工的关系问题和情绪情感的贡献问题。社会直觉模型认为道德判断中情绪情感与认知是独立的、相互分离的两个加工过程，其中情绪情感加工占主导。双重加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中情绪情感与认知是相互竞争的加工过程，在情绪情感与认知的竞争过程中，情绪情感战胜认知做出道义判断，认知战胜情绪情感做出功利判断。情绪情感在道德判断过程中的作用大小因情境而定，即在关于个人的、道德的两难情境下，个体做出道德判断时，情绪情感起主导作用，而在关于非个人的、非道德的两难情境下，个体做出道德判断时，认知起主导作用。Moll理论认为道德判断中情绪情感和认知是相互整合的加工过程，道义判断与功利判断中都受到情绪情感与认知的影响，情绪增多做出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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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情绪减少做出功利判断。不管在何种情境下，个体做出道德判断时，其情绪情感都在发挥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

今后的研究要重点探讨情绪情感与认知对道德判断的交互作用机制，检验情绪与认知是如何动态地影响道德判断的，从而验证三种理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事实上，道德判断理论和一般的评价判断理论不谋而合：双方已经从以前的侧重于有意识的推理发展到更侧重于目前的意识思维和其他的意识或无意识过程（如情感、直觉）的相互作用。鉴于它们研究领域的重叠，整合研究可能是颇有成效的。

四、三种理论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上述三种道德判断加工机制理论虽然在观点上有所差异，但对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社会直觉模型和Moll理论都强调了情绪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主导作用，而道德判断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应试教育一直以来教导学生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各种事物和问题，忽视了对学生非理性因素（情感、兴趣、需要、动机）的培养，而素质教育的宗旨就是尊重学生的主动性，发展学生的非理性品质，最终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特征。可见，道德情感的培养不仅是道德判断能力提高的迫切需要，也是学校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鉴于此，教育工作者在实际教学中就应注重学生道德情感的体验和培养。那么，教育工作者该如何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切实做到对学生的情感教育呢？

首先，在知识传递过程中渗透道德情感教育。目前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课堂上思想品德知识的传授来实现的。道德知识的最直接效果就是提升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文章中介绍的三种道德判断加工机制理论都一致肯定道德判断是在认知和情绪情感的共同作用下产生，据此，教育者绝不能忽视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对于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和道德信念的重要性。然而以往在德育过程中，教育者大多采取课堂上强制性灌输道德行为规范的方式让学生被动接受和服从，但学生缺乏主动的情感共鸣，难以把具体知识和规范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行为。从这一点来看，道德情感应该在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只有通过德育过程中学生主观上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才能使道德情感的中介作用见成效。按照Moll理论的观点，在受教育者认知和情感实现相互整合的情况下，道德判断才能做到准确客观，进一步指导自身积极做出合理的道德行为。

其次，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渗透道德情感教育。道德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于其践履性。道德情感的培养绝不能完全依赖于封闭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也不能仅凭受教育者自身的直觉或素养，它的产生离不开相应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背景。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在各种学生道德情感培养途径中，“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道德情感培养的影响最深刻。“班级活动”和“两课教学”这两种培养途径的支持率仅为16%和14%。[11]可见，各种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将是培养道德情感的最直接、有效方式。学校应多组织学生开展并参加社会便民服务和爱心服务等公益活动，通过此类活动，让学生真切地体验到高尚的道德情感，更深刻地理解课堂中所学的道德知识与规范的内涵，学会如何尊重他人、关心他人，以宽容、友善的态度对待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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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良好的学校道德环境中渗透道德情感教育。学校的道德环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校园文化生活、与道德教育相关的奖惩制度及教师自身的道德情操等。道德秩序是良好的校园文化生活的积极向导，如校园网络、图书馆、校园广播、宣传标语等大众媒介的传播和引导，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抵制各种破坏集体利益的不良行为及懒散作风;通过对先进人物及事迹的大力宣传，充分利用榜样的道德感染力，建立健康的学校道德氛围，使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能感受到校园道德文化的熏陶，达到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丰富道德情感的目的。但是，舆论和宣传有时因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甚微而无法引起学生的关注，如果制定一些道德相关行为的奖惩制度，让道德活动与学生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对于积极做好事的学生，学校要给予精神上的鼓励与适当的物质奖励;对于道德修养低下，经常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学生要严厉批评教育，并对其进行阶段性再教育，每个阶段结束后学校派专人对其进行道德素质考察。此外，教育工作者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学校在选拔人才时应把师德放在第一位，再去考核个人专业素养和综合技能，这样的教师才能真正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德育人，更好更快地全面推进我国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徐平，迟毓凯.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述评[J].心理科学，2007，30（2）： 402-405. [2]Greene J D，Sommerville R B，Nystrom L E，Darley J M.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J].Science， 2001（293）：2105-2108.

[3]Greene J D. Why are VMPFC patients more utilitarian？ A dual-process theory of moral judgment explainst[J].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7（11）：322-323.

[4]Valdesolo P，DeSteno，D.Manipulations of emotional context shape moral judgment[J]. Psycholo Sci，2006（17）：476-477.

[5]Moll J，de Oliveira-Souza R.Moral judgments，emotions，and the utilitarian brain[J]. Trends in Cognition Sciences，2007（11）.

[6]Koenigs M，Tranel D.Irrational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fter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damage： evidence from the Ultimatum Game[J]. Neurosci，2007（27）：951-956.

[7]Ochsner K N，et al.For better or for worse： neual systems supporting the cognitive down-and up-regulation of negative emotion[J]. NeuroImage，2004（23）：483-499.

[8]Allman J A，et al.Two phylogenetic specializations in the human brain[J].Neuroscientist，2002（8）：33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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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oll J，et al.The self as a moral agent： linking the neural bases of social agency and moral sensitivity[J].Social Neurosci，（2007）.（2）： 336-352.

[10]Moll J，Zahn R，de Oliveira-Souza R.et al.The neural basis of human moral cognition[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2005）.（6）：799-809.

[11]袁红林，李霞.社会实践是培养大学生道德情感的重要途径[J].社会科学论坛，2005，（9）：64-65. 责任编辑/江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