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草——关于屈原作品香草描写的两点认识

诗意的草——关于屈原作品香草描写的两点认识

嗅觉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远逊于视觉和听觉，但由于受楚国地理环境、社会风气及个人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影响，屈原作品中嗅觉审美超越视、听等感官审美，处于异常重要的地位，因而，用“惊采绝艳”这种以视觉审美为中心的语汇来概括屈原作品的特征，就不能充分揭示出作者的艺术个性。《诗经》和屈原作品都用了许多草木意象来比兴，两种比兴在内涵及历史命运上的不同也是显然的，一般认为这种不同是两部作品产生时代相差约三百年，人的思维水平发展了的缘故。其实不然，这种不同是由两部作品的作者分别处在不同的方位立场造成的：一个是民间立场，一个是士大夫文人立场。

标签：惊采绝艳；嗅觉中心审美；民间立场；士大夫文化

屈原作品涉及许多香草，研究者亦复不少。从它们的象征意义、象征机制到实用价值(包括食用、装饰、医用、巫术辟邪等方面)都有人细致地探讨过了，但笔者总感到有未尽之意。这里就屈原作品以嗅觉审美为中心和香草意象与《诗经》草木意象在形成原因、内涵和文化命运上的不同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阐述，以期就正于方家。

一、是“惊艳”还是“惊芳”?

“浴兰汤兮沐芳，华彩衣兮若英”，“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檫，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榜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等诗句，生动地描写呈现出一个令人陶醉的艺术境界，似乎一个深呼吸，就会将两千多年前楚地那种醉人的芬芳吸入你的肺腑。

在《诗经》中，人们常常用草木的色彩和姿态的美好来起兴和比喻，气味的芬香很少提到。比如《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之实，蕃衍盈掬；彼其之子，硕大且笃”，主要赞美花椒的子实多且大，并没有写到它的馨香；只在《周颂·载芟》中写祭品时提到“有椒其馨”。写荷花(菡萏)也是强调花的大而美好，对它的芳香只字未提。而这两者在屈原作品中被大力渲染的都是它们的芳香。也就是说，《诗经》中对嗅觉的表现与嗅觉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是一致的，没有被突出；是屈原第一次将草木芳香的描写大量地引入诗歌，并将之作为审美的中心加以突出表现。对于这一点，人们并未注意到。

香草意象是屈原作品最著名的意象之一，但人们重视的往往是香草在诗教中的规定性内涵——以香草比喻美德、人格，而对屈原着力渲染的嗅觉审美和其中蕴含的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缺乏深刻的揭示。

嗅觉不如视觉、听觉惯用，嗅觉对象(气味)不直观，即使能挥发，其扩散范

围与视觉、听觉对象的可感觉范围也无法相比。黑格尔就认为嗅觉与触觉、味觉一样，都不是“艺术欣赏的器官”。倘若不是特殊偏爱，人们不会将嗅觉对象作为审美焦点；更进一步说，即使有这样的文学作品，人们也不惯欣赏。

由于视觉和听觉在日常生活和审美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的语言也带上了这种“非嗅觉中心主义”(这是套用西方文艺批评中“立场理论”认识论的一种表达方式。下文的“视觉中心话语”表达方式与此同)痕迹。比如，形容某事生动用“有声有色”，形容全新的感受用“耳目一新”。在讨论屈原作品的艺术特征时，人们也往往习惯使用视觉和听觉中心话语概括，“惊采绝艳”是刘勰对屈原作品艺术特点的经典概括，而这个概括恰恰是以视觉为中心的定势思维的结果。

“惊采绝艳”主要是指令人惊异和叹为观止的色彩给人的视觉印象(“采”和“艳”都是视觉感受)，“是一种繁富、艳丽、鲜明、强烈的美。它如鲜花，如翠羽，如云霞，如彩虹，如光华炫目的美女”。当然，“惊采绝艳”也可以是各感官都调动起来的一种综合审美感觉，如《西厢记》中“惊艳”的描写就不仅写了莺莺的容貌装饰、声音、步态，还写了她的芳香，但张生的视觉感受是重中之重，可见，这个“惊艳”即使不是单一的视觉概括，至少也是以视觉为中心的。

但屈原作品中渲染最多的是嗅觉审美，视觉、听觉则是次要的。写人，“浴兰汤兮沐芳，华彩衣兮若英”，第一感觉是美人的芳香，其次才是观感；“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刚能影影绰绰看到一个人影，首先注意到的是她芳香的装束；“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彰”，这一句虽然先写饰品，最后还是落实到浓郁的香味上。屈原诗歌中的居室、车船、服饰、饮食、信物也无一不是芳香的。尤其场面的描写(如开头所引)更显示出诗人对嗅觉美的偏爱；即使庄严的祭祀场面，也没有使用鼎、簋等贵重器皿，只用蕙、兰为藉，自有一种圣洁的芬芳。对一般人来说，“美”也是一个以视觉感受为中心，兼及听觉和嗅觉感受的词(尽管嗅觉很次要)。即便是包含了嗅觉审美在内的“美”，在屈原作品中出现的频次也不及描绘纯嗅觉感受的“芳”字出现的频次高。在《离骚》、《九歌》、《九章》、《招魂》的22篇作品(关于其中个别作品是否归属屈原，此从多数人意见)中，“芳”字先后共出现40次，而“美”字只有27次(不包括与“美”和“芳”近义的词)。因此，应该说屈原作品中的嗅觉审美居于中心位置，而视觉、听觉审美则要等而下之了。所以，刘勰“惊采绝艳”的概括并不能揭示出屈原作品以嗅觉审美为中心这一特点。

如前所说，不独刘勰受到视觉中心习惯的干扰，一般人观察事物时也都是视觉、听觉先于嗅觉。只有屈原作品表现出异于常人的重视嗅觉的特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屈原对于芳香之美如此醉心，或者说为什么屈原在嗅觉上具有独特的天赋?

一是与楚地自由开放的风气有关。生物解剖学证据表明，香味往往存在于雄性动植物的性器官中。处在楚国这样一个两性生活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屈原享受着“美丽”的孤独，男女交往中芳香而得不到女性青睐的情感体验与政治生活中忠而见弃的经历极其相似，屈原对此不能不感慨良深。

二是受地域风物的影响。江南气候湿润温和，绿色植被丰富且持续时间长；自然界丰富的审美对象尤其是香味可以自动挥发的芳草鲜花，培育着人们的审美感觉，丰富着人们的审美经验。屈原的灵感源于自然环境的触发，源于生活中惯常对香味的美感体验。

三是屈原在这方面有独特天赋。对嗅觉审美的偏爱与屈原的洁癖密切相关。《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渔父》“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都表现了这一点。王逸《(离骚)传叙》评价他“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屈原的身殉理想的举动和他死的方式，都带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洁癖特征。洁癖使屈原对香味有很高的鉴赏力和一种出乎本能的崇拜。

洁与芳香具有共生性，如人们往往“清香”连称；二者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基于洁的芳香更沁人心脾，在洁净环境的衬托下，芳香的气味显得更纯正，更浓郁；而芬芳的气味则赋予洁净的环境以温馨感。屈原将二者结合起来体现了他独特的美感体验和对香味很高的鉴赏能力。

二、一样草木两样情：《诗》《骚》草木意象的不同内涵与文化效应

《诗经》与屈原作品都涉及许多草木，屈原作品的草木意象数量上远不如《诗经》多，用草木作喻也不如《诗经》早；屈原用香草花卉喻美德和圣君贤臣，并不符合一般人的习惯，“男子树兰，美而不芳”，为什么香草意象却不胫而走，源远流长?一般人认为是时代发展了三百年，人的思维水平提高了，事实并非如此。两相对比，或许能够明白其中的原因。

(一)民间立场与文人趣味的差异

《诗经》作为封建圣经，在读书人中曾经有过规模宏大的普及和宣传，但其中的草木意象，除个别的有些影响外，更多的被湮没不闻。因为诗歌大多被附会到与普通百姓相去甚远，而与士大夫息息相关的政治教化上了。从接受的角度讲，《诗经》及其草木意象与文人的习惯不接轨，只在民间有市场。比如《诗经》、屈原作品都有很多地方写到采草木。《诗经》中有采藏、采蘩、采葛、采薇、采芹、采卷耳等。与此对应的屈原作品中有采杜若、搴木兰、折琼枝、揽宿莽、揽木根等。这里的搴、折、揽也都是采的意思，不过变换动词避免重复罢了。

虽然都是采，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首先，《诗经》中的采是劳动，不胜其繁重，大多是写实的赋；屈原作品中的采是审美，是一种美的享受，而且这种采只是象征，不是实际的动作。其次，采的东西不同。一个是具有实用价值的禾麻黍麦，一个是只有审美价值的芳草鲜花。

更进一步说，《诗经》作者与屈原在用同一草木作比喻时，关注点不同，比体也各不相同，即民歌中的关注点和比体往往更带有现实功利性，而屈原只取精神愉悦的一面。如前所说，两者都提到“荷”“椒”，它们在屈作中因芳香而被重视，比喻为人格、美德；《诗经》中突出的是荷花(菡臼)的美丽，喻为人的容貌，“椒”在《诗经》中首先被重视的是它的果实“蕃衍盈升”、“蕃衍盈菊”、“硕大无朋”，

喻多子多孙等，最后才提到“有椒其馨”，但这也仅仅是芳香的愉悦作用，并没有与人格、美德发生联系。

这是由于作者身份不同，一个是劳动者，一个是文人士大夫。屈作中的草木意象与表现方法，与孔子的“松柏后凋”相同，与《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相同，更与后代的梅兰竹菊“四君子”、松竹梅“岁寒三友”的象征相同；而《诗》中的草木意象，与汉代乐府的“上山采蘼芜”、“罗敷喜蚕桑”、“江南可采莲”相同，与南朝乐府的“采莲南塘秋”相同，与今天的《采茶舞曲》一脉相承，也与现在村姑的采桑、采莲、采菱、采茶无甚区别。自然的美，只有在移入欣赏者的感情时，才能成为欣赏者眼中的美。芳草之“芳”与温饱无关，与人的生老病死无关，它只提供一种精神满足，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劳动者关心的是与温饱生存息息相关的事，只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大夫们才有精神追求的闲情逸致。

(二)香草意象

具体到屈原作品中的芳香意象，它之所以流传乃由于屈原的追求与文人士大夫的追求一致。即不是因为芳草是美的自然物象，而是因为它负载了道，成为道的载体，在传统诗教中具有了规定性指向，它才具有了离开文本独立流传的可能。

屈原之志是建功立业流芳千古，他倚重的是自己正道直行，对外不向邪恶势力妥协，对内不自我苟且的人格。“屈原赋予个体人格以至高的价值。为坚持完美的人格，蒙受苦难也在所不辞。……实际上，历史上社会的法则与个体人格的法则并不总是合二为一的，个体人格完善化了，个人可以以仁心诚意来处理生活了，整个现实世界并非就好多少。”屈原最终演绎了至诚至善的君子却忧心愁悴，孤苦无告，以生命捍卫峻洁人格的悲剧。屈原这样的追求和遭遇在后代知识分子中具有普遍性。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向“以天下为己任”，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可以说修身只是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甚至有时连必要条件都不是；中国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王朝“杀害了它本赖以生存的社会中坚，一批真诚拥护它的根本利益的优秀分子，而依靠一批社会渣滓，一批本不该飞黄腾达的最腐败力量”。在这个时候，不愿“枉道而从势”或“曲学以阿势”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屈原的芳洁白比，自我标榜、自我激励也自我排解。“使味飘飘而轻举，情哗哗而更新”，薪尽火传。

所以，《诗经》和屈原作品中的草木意象的差别，并不完全是时代发展了三百年，人们的审美水平提高了，主要是民歌与文人诗的区别。

(三)不同的影响

《诗经》与屈作一个是民间创作，一个是文人士大夫作品，但两部作品的接受者都是文人士大夫，这也导致两部作品中的草木意象命运不同。

1．《诗经》虽然原来是民歌，但后来成了文人派的研究对象，研究者没有体验过作者的生活与情感，不能很好产生共鸣。如果历代农民都能研究古诗的话，

《诗经》与乐府的影响恐怕要远胜于屈赋和唐诗宋词。

2．芳草的影响大，也是一种放大效应。由于它暗合了士大夫们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使用者就多了起来。经过了这么多代表主流文化的文人的重复和发展，它的影响才越来越大。在应用的过程中，它的喻意有所增加，外延也有扩大，含义还有迁移，形成规模庞大的系列，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3．我们在说芳草的影响远远大于《诗经》中的草木意象时，还是站在文人的立场上来考量的；同时，这个影响，即使直到现在，还只在文人中，而非在民间存在。

《诗》《骚》中的草木意象，一个是古老的采集农业的遗留，一个是新兴的士文化的标志；一个与将要过时的生产方式发生联系，一个与具有无限发展前途的、处于上升时期的文化现象联系。两者不仅有着新旧交替、衰落和兴盛的不同发展趋向，而且两者分别适应于不同的阶层，因而在主流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