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老”、“杜少陵”等。汉族，巩县（今河南巩义）人。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备受推崇。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之因

“沉郁顿挫”一词首见于杜甫中年所作的《进雕赋表》中的 “……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遮可企及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是杜甫临终前对自己作品带有总结的哀叹。

杜诗如此“沉郁顿挫”的风格是怎样形的呢？这除了与他个的丰富坎坷的生经历、固有的天才、不懈的追求有关之外，更是与他所的急遽变化的时代、中文学的阶段发展密不可分。

“风格形的主要根基是：作家丰富的生活和对生的崇高愿望。丰富的生活迫使他有话可说，作品充实；崇高的愿望指导他的作品为生效力。”

杜甫出在“奉儒守官”的家庭，早年就受到封建正统的思想教育和家庭诗学的熏陶，使得他“七龄思即壮，开咏凤凰”（《壮游》），在“远行不劳吉出”（《忆昔》）的开元十九年，杜甫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长期的漫游，使诗感受到祖河山壮美，开阔了视，陶治了，发了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诗对泰山的歌颂，也是诗对自己的鞭策和自许。天宝五年，有志于“致君尧舜，再使风俗淳”、怀着“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的杜甫再度入京，次年参加所谓的“有一艺，诣彀下”的“制举”，在“无遗贤”的称贺声中，杜甫在仕途又一次遭受挫折。如果说开元二十三年的失败，“忤下考官第，独辞京尹堂”（《杜游》），他还不介意的话，这一次则大不相同了，不但抱负不得施展，生活也开始落拓，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悲辛的生活。诗天真的幻想破灭了，冷酷的现实迫使他正视现实，看到了层统治者的腐败和广大民的悲辛，接近了民。安史起，诗和广大民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任左拾遗期间，为谏议政事，竟险致死，诗对现实认识得更加深刻了。逃亡到家。“妻孥怪我在，惊写还拭泪”（《羌村三

首》其一），可见诗一路风尘，恍如隔世。漂泊西南，“荷锄先童稚，入仍讨求”，诗人变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夫。诗始终没有忘记家和民的苦难，仍然希望“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为效力，至死还“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食舟中作》）。是的，杜甫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疾病缠，穷愁潦倒，奔衣食，但仍意志弥坚，矢志不渝，这些磨砺了杜甫，也玉了杜甫。因此，诗丰富的生活和救救民的崇高而强烈的愿望，是形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特点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沉郁”和“顿挫”，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清吴瞻泰在他的《杜诗提要》中说：“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意至而法也无不密。”也就是说，沉郁与作品的内容主题有关；顿挫与作品的谋篇、结构、遣词造句等表达方法有关，而两者之间又是统一的。纵观杜甫的作品：思想内容博大精深、韵味深远；感境界凝重深沉、忧郁悲壮；表达方式百转千回、复咏叹。

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像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

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

杜甫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

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影响

历代的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古典诗人在内，莫不向他拜倒，把他的诗歌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同时，历代还出现了许多搜集、注解和研究杜诗的著名学者或选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诗人，曾经像杜甫拥有这样多的追随者。如果把杜甫的所有影响都说出来，几乎要涉及唐代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部历史。这里，仅能从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来简括地说明杜甫的影响是如何的广泛而深刻。

杜甫的为人民歌唱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首先对唐代诗歌的发展，直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唐代中叶，以白居易为首的一群诗人所倡导的“新乐府”，就是在杜甫诗歌创作的启发下所形成的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

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由白居易而后，又一直贯注到唐末的皮日休、曹邺、捏聂夷中、杜苟鹤等人的创作中去，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放射着光辉。除此以外，杜甫诗歌在艺术表现方面，也给唐代诗人以深刻的影响，如韩愈、李商隐等都是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受到杜甫创作艺术的影响，并建立起自己的风格。

唐代以后，杜甫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增长变得日益广泛深入。宋代的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追步杜诗奇峭的一面，而形成“江西诗派”。又如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以及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李萝阳，清代的杜浚、屈大均、沈德潜等等，也都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情况下受到杜甫的影响。当然，有些诗人（如陆游等）能够学到杜甫的好处，也有的仅是得其皮毛甚至加以歪曲的继承。 杜诗引起历代人们的酷爱，不仅是由于艺术，更是由于思想。如陆游就曾在诗中说：“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文天祥被俘后，在燕京狱中

每天读杜诗，集杜诗的五言句，他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民族英雄的话，有力地证明了杜诗所具有的崇高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