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静
来源：《语文学刊》 2014年第8期
郭静
（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010110）
［摘要］柳宗元济世安民的美好初衷随着“永贞革新”的失败破灭了，随之而来的贬谪给他带来的是身心的双重折磨。柳宗元通过文学创作，将满怀幽郁舒泄出来，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其寓言作品高度关注了朝廷政事、讽刺和鞭挞了政敌，赞美了革新派并表明了自己的斗志。
［关键词］柳宗元；贬谪心态；寓言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4）08-0031-02
［作者简介］郭静，女，内蒙古医科大学教师。
一、诗人生命历程中的重大转折——永贞革新
中国文人对政治的热衷是古已有之的传统。他们不甘以文人自居，而欲于政治舞台上一展才华。这在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以儒家济世安民思想为本的柳宗元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理想是“励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他在贞元九年（793）中进士，贞元十九年（803）为监察御史里行，受到王叔文赏识。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参加了王叔文，王伾领导的志在打击权奸，进用贤能，减免赋税，革除弊政的政治革新运动，史称“永贞革新”。但这次革新仅进行了一百四十余天便夭折了：支持改革的唐顺宗被逼让位给李纯（唐宪宗）；王叔文被杀、王伾被逼死；柳宗元等八人被贬远州司马，他先被贬邵州刺史，途中又改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改贬柳州刺史。他参加“永贞革新”，是欲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济世的美好初衷随着“永贞革新”的失败破灭了，随之而来的贬谪给他带来的是身心的双重折磨。下面就简析贬谪给他造成的折磨及其对永州寓言创作的影响。
二、贬谪生活对诗人的影响
贬谪给士人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折磨。“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涉野有蝮虺大蜂…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且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与李翰林建书》），这里的自然环境相当恶劣。“至则无以为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先太夫人县归袝志》），生活条件也很差。这使柳宗元的身体状况极为糟糕，“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与李翰林建书》）。“百病所集，疙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寄许京兆孟容书》）除了身体所遭受的折磨外，就是心灵的磨难。“竞夕与谁言，但与竹素俱”（《读书》），没有一个能谈到一起的人，孤独感时时萦绕着诗人。柳宗元在永州的职务是“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这个职务一般只是个闲员，用他自己的诗形容“俟罪非真吏”（《陪韦使君祈雨口号》），即不是真正的官吏，而是被流放的囚徒。可见地位是不高的，其心理痛苦可以想见。此外，还得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他在《答问》中说：“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友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籔泽。”他被贬后为人所诽谤，冷落。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但他最无法释怀的心灵折磨是抱负无法实现的苦闷。前所言，诗人参加“永贞革新”，本欲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实现政治抱负，可贬谪却把他推入了生命的低谷，无法施展才华。退一步讲，如果能在贬所才尽其用也是不错的，但诗人面对的现实却是长期生活在远离社会政治中心的贬所且在贬
所所任官职是闲职且无权，满腹经纶无处施展，英雄无用武之地。眼看着自己短暂的生命就要白白耗费在这穷山恶水中，任时光飞速流逝而无能为力，诗人的被抛感日益加重且生发出生命荒废的苦闷。
“宗元无异能，独好为文章……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栗，尤未能去之，时时举首长吟哀歌，舒泄幽郁”。（《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柳宗元便通过文学创作，将满怀幽郁舒泄出来，获得了心灵的慰藉。
三、贬谪时期的寓言创作
永州十年，柳宗元的文学创作取得辉煌的成就。寓言创作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贬谪对柳宗元来说是一种无计可消除的，心里无法治愈的伤痛。痛定思痛，身心的所遭受的痛苦的根源何在？——“永贞革新”的失败，——“永贞革新”又何以会失败？——与权臣佞悻从中作祟有很大关系。所以，诗人寓言中的很多篇章都是对政敌的讽刺和鞭挞。
如《骂尸虫文》，柳集韩注说：“公此文盖有所寓耳。…当时之谗公者众矣，假此以嫉其恶也。”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末路阨塞，事既雍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在文中，柳宗元以及其痛恨的语调骂尸虫：“以曲为行，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陷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这些尸虫正是现实中谗毁诗人的“射利求进者”、“强暴失职者”。作者以极端憎恶和蔑视的感情，形象生动的语言，深刻揭露了他们丑恶的灵魂及其卑劣的伎俩。同时，把皇帝比作“天帝”，指出那些“尸虫”所以能够横行无忌，是因为有天帝的包庇和纵容，从而对唐宪宗进行委婉的讽刺。在《序》中，柳宗元很愤恨地问：“安有比阴秽小虫，纵其狙诡，延其变诈，以害于物，而又悦之以飨？”同时，又发出无奈之叹：“余既处卑，不得质之于帝，而嫉斯虫之说，为文而骂之”，怨愤之情溢于表。
柳宗元更将政敌比作蝮蛇、王孙，他们“蓄怒而蟠，衔毒而趋，志蕲害物，阴妒潜狙”，“缘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摇风动，百毒齐起，首拳脊努，呐舌摇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己”（《宥蝮蛇文》）；“跳踉叫嚣兮，冲目宣龂。外以败物兮，内以争群。排斗善类兮，哗骇披纷”（《憎王孙文》）。而造成尸虫、蝮蛇、王孙般的小人横行的是“末代淫巧”之世，这世道“欹形诡状，曲程诈力”，“人道甚恶，惟曲为先。” （《斩曲几文》） “上之人不明，弃直而用曲”（《柳集韩注》），对黑暗的社会及最高统治者进行了揭露、抨击。
在抨击政敌的同时，柳宗元还在文章中表明自己的斗志及对革新派的由衷赞美。如在《瓶赋》中，柳氏把盛酒的鸱夷比作圆滑守旧的官僚，认为他们不但巧为邪曲，而且拿酒（比喻名利）来“陷诱吉士”，弄得他们美丑颠倒，黑白不分，将会产生“败众亡国”的严重后果。把汲取井水用的瓶比作包括自己在内的革新人士，歌颂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终不媚私”，
“清白可鉴”的高贵品质；对于那些“视白成黑，颠倒妍媸”的腐朽势力极为的鄙视。《牛赋》就将他自己和同道比作“利满天下”而“常在草野”的牛，把那些宦官和腐朽官僚比作“不耕不驾”、趋炎附势而“当道长鸣”的瘦驴、驽马，并发出“牛虽有功，於己何益”的感慨。
诗人虽然被贬，满怀激愤，但他还是不能忘怀国事，他在寓言中对朝廷政事给予高度关注。柳宗元生活的中唐贞元、元和时期，各地藩镇拥兵割据，对中央政权构成重大威胁。在“永贞革新”中，柳宗元曾与王叔文等一起采取抑制藩镇的措施。但“永贞革新”失败后，面对居心叵测的藩镇力量，朝廷却“以藩制藩”，柳宗元认为，此举是养虎为患，《罴说》的寓意正在于此，“鹿畏豹，豹畏虎，虎畏罴”，猎人能吹虎的声音而吓走豹，学罴的声音而吓走虎，但
却无以抵御罴而最终葬身罴口，难逃可悲的下场。这正是朝廷的“以藩制藩”政策及结果。文末“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是对朝廷的强有力的警告。
诗人谪居贬所，却没有忘记发生在永贞元年的那场曾使政治廓然一清的政治革新运动；依然忧国忧民，用手中的笔继续斗争。他的用世之心，政治抱负，贬谪之痛在他永州十年所作的寓言文中无一例外的表现出来。透过一篇篇寓言，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中唐社会的政治图画，感受到一个无法在政治中心施展才华却仍心怀天下的斗士的满怀悲愤。
【 参 考 文 献 】
［1］柳宗元. 柳宗元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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