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在北宋嘉佑三年，一位改变北宋历史的人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所写的《万言书》带动了一场革新，他自己也因为朝中大臣的反对，再加母亲新世的噩耗，辞官了。他是北宋革新派代表人物——王安石。王安石辞官后到熙宁元年才回来。那时宋神宗即位，这位神宗从小立志收复沦陷国土，使国家富强。他曾想让元老重臣们辅助。当时的那些大臣曾支持过范仲淹的“万历新政”，但年纪大了，地位高了，财产多了，一个个都死气沉沉，他转来想去，决定重用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便收效颇丰，但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御史中丞吕诲气冲冲地在皇上面料历数王安石的十大罪状。面对吕诲强辞，王安石并不在意。小人之见，何足挂齿。便让王安石寒心的是友人司马光的指责与反对，司马光在推行新法后接连写下三封公开信，面对老朋友的指责，王安石写下了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时每不会，所操述多异故也......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司马光与王安石彻底决裂。后来变法失败，王安石去世了。而司马光成为宰相，新法被彻底废除了。
友人的不信任到最后的决裂，王安石与司马光昔日的友情早已不复存在。也因为这样，王安石开始反击了。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新法免受非议，写下了《答司马谏议书》。这篇文章笔锋
指向了矛头，批判司马光与他所代表的大学士传统派。为了国家，为了新法继续施行，他断绝了近三十年的友情，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友情，王安石所做的一切让我感慨，他的不畏强势，不思情谊，让我惊叹。今日再读王安石的这篇佳作，我也明白了他为新法能付出怎样的心血。之前，我读到许多王安石与苏东坡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抗争，也相互嘲讽的诗与故事，总认为王安石与那么多人对立完全不自量力，但今天读完这篇文章，我明白了王安石的背后的心酸与他对新法，对理想的不限追求，他的精神让我敬佩。
篇二：
近日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对宋朝为官那些熟知的人，比如苏东坡、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也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喜欢宋朝的历史，最初就是因为喜欢苏东坡，一生跌宕起伏依然能够宠辱不惊，泰然处之，让我敬佩，不过多了解一些宋朝的故事，就会感觉我所敬佩的坡仙，其实也就算是个懦弱的宋朝官员，并不是政治才能非常出类拔萃的那种，甚至不如他弟弟苏辙，当然了，文学成就是谁也比不了我坡仙儿的。
从何说起呢，就说宋朝的为官者吧，基本分为这样几类。一是自诩君子的官员。这一类人，对人对己都有着很高的道德标准，凡事不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一律划分为小人，无论该小人有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意愿。这一类官员，为政期间不研究宏观的国际形势等一些实际问题，有没有外敌入侵啦？国家经济是不是面临危机呀？而总揪着皇帝的行为举止啦、某大臣的礼仪规范啦等一些细枝
末节没完没了的争吵，在我看来，为人是好人，为官却不见得是实干派，属于书生意气比较重的官员，真正遇到难题的时候，指不上这些人。范仲淹就有点这个劲儿，当然了范仲淹也是可以干实事的，当地方官是相当称职的。
二是自诩为士大夫的官员。比如司马光、比如苏轼、苏辙、韩琦，他们都有着很传统的思想理念，认为阶层是理所应当存在的，当然他们也心系百姓，为民生疾苦奔走，但他们骨子里是认为自己是士大夫阶层的，应该有身份、有姿态，有风骨，不应该等同于平民百姓，所以他们发声很多是为某一阶层发声。我个人很喜欢苏轼，但是在读苏轼给皇帝的一些早期奏章的时候，能感受到他的保守和胆小，治理国家的思路不开阔变通，因循守旧，他是一个非常光辉灿烂的文学家，但不一定是一个聪明实干的为官者。
三是真正研究实事儿的实干派官员。比如王安石，他是有新的思路和想法去想要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的，但是可惜积重难返，他的想法有一些是好的，也是很强干的实干派，但是他不足够有人格魅力到让人们聚到身边来，跟他一起干这些变法的事，也就导致法度到了执行者那里就走了样，百姓也跟着遭了罪。于是王安石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孤身一人，成为人们眼中的拗相公，也并没有真正的实现自己的理想。
读着宋史就对为官产生了一些思考。
做一个王安石一样的实干派？通常来说一个单位里这样的实干派，是领导会选择性忽视的一类人，因为工作在实干派的手里能够四平八稳的运行，不给领导填麻烦，这类人宁可自己得罪人，也要保证工作有力的推进，工作都处理到最根本了，也都打好了提前量了，往往不会有引人注意的事件发生。就像一个地方官治理好，根本没有饥荒、没有造反、没有棘手的事儿发生，这样也根本就没有给领导看到治理饥荒、暴乱等大事儿的机会。领导会注意那些跟领导关系走得近的，或者能哭会闹的，往往会觉得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领导能够看到。
做一个会唱高调会造舆论会叫苦叫类的君子？就像君子派那种，不研究实际事儿，就专门研究拔高理论，工作都浮在面子上，再深层的事儿都不揪。就像《答司马谏议书》中说的：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天天就争这点脸面上的事儿，而不去看国家内忧外患的实际问题。凡事领导要求的一律做到位，自己也苦也累也得让领导知道自己苦与累，不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这些其实也能够做到。当然了，这一类人也能够严格要求自己，面子工程一定都会干到位，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凡事认同这一套理论体系的，都可以成为自己人。就像那句话说的，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难道符合道德的就一定有利于国家的利益吗？就好像王安石回复司马光所说的：议事不合的原因，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术”就是办法，不是所有符合道德标准的术都有益于事，也不是所有不太符合道德标准的术都无益于
事。王安石能够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术，虽然最后失败了，做人做官也算不上成功，但是值得敬佩。
做一个习于苟且的士大夫？《答司马谏议书》里有一段：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为善。我想着应该是官场中的众生像。随大流，不出头，不改变、不发言，看着是一个城府很深的官员，但是没有什么自己的思路和看法，也不想尽太多的力、得罪太多的人去改变工作中不好的现状，使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果。而是自保为先，中庸之道，遵循前人的脚步不会出错。
经过思考，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人生也好，为官为政也好，本来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历史也不见得有一个真实的真相，一切之不变中都有着变，只能一边改变一边去适应新的时代。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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