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性研究：外宣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
历时性研究跟共时性研究相对，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已广泛运用到众多現代学科研究中。论文探讨历时性研究对于外宣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析外宣翻译历时性研究中的上下范畴及阶段的划分，以及具体方法的运用，同时对今后的外宣翻译研究做出预期，强调历时性研究将在今后的外宣翻译研究中得到强化，是外宣翻译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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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性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提出的语言学术语，跟共时性相对，是语言研究的一种方法，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发展变化及规律。
历时性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最初应用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迄今已广泛运用到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如文学、史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该方法的优势显而易见：任何一门学科或学术研究都不是静态的、孤立的，无一例外都是发展的、前进的，惟有在变动的发展过程中对其展开时间维度上的纵向研究，才能发现其历史规律、发展特点及前进趋势。
当前的外宣翻译研究方兴未艾，而外宣翻译的性质决定和凸显了历时性视角和方法在该领域的价值和作用。
一
探讨外宣翻译，首先要涉及到外宣，即对外宣传。从本质上说，对外宣传是一种交流，一种传播，也是一种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Joseph S.Nye Jr.）。翻译作为“人类思想文化交流最悠久的实践活动（许钧，1998：1）”，是对外宣传不可或缺的途径和渠道，“翻译工作是对外宣传的一部分”（沈苏儒，1992：59），二者的交叉融合诞生出一种特殊类型的翻译——外宣翻译。张健曾给外宣翻译作过以下定义：“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为对象的交际活动。”（张健，2010：363）
外宣翻译的对象涵盖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大到国家政策宣传、经济交流、文化推广，小到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对外活动，甚至到各行各业、群众生活的对外推介都可包含在外宣翻译的服务领域。外宣翻译几乎扩展到了当前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及文化范畴。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攀升，中国的对外宣传也不断加强，在外宣翻译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
跟外宣翻译实践相比，当前的外宣翻译研究仍不能令人满意，可以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1.翻译实践广博丰富，理论研究相对滞后；2.具体操作探讨详尽，理论提升仍有欠缺；3.零散研究多见、整体性研究不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近几年来，特别是从2009年前后到如今，在我国的外宣翻译研究界，出现了多部研究专著，如《对外传播·翻译研究论文集》（沈苏儒，2009）、《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刘雅峰，2010）、《对外宣传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市外宣用语现状与规范》（衡孝军等，2011）、《外宣翻译导论》（张健，2013）、《传播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卢彩虹，2016）、《跨文化公关视域下的外宣与外宣翻译研究》（吕和发等，2016）、《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袁卓喜，2017）等。另外，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多位应届博士毕业生以毕业论文的形式也作了较多的外宣翻译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是一定时期来外宣翻译研究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产物，是可喜可贺的，但跟丰富而悠久的外宣翻译实践相比，理论研究显然还是滞后、不足的。另外，从当前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者较多选择某单一视角展开共时性研究，历时性研究显然匮乏，而历时性研究恰恰是外宣翻译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
二
外宣总是跟具体的时代相关联，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宣传都有一个传承性、延续性问题，绝非静止的、僵化的、孤立的事物。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历时性研究对于外宣及外宣翻译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当前的外宣翻译历时性研究比较缺失，除了在有限的著作和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泛泛提到一些过去某些时期的翻译实例和典故外，几乎见不到任何分时期、分阶段的系统性研究。这就使得我们无法全面、动态地了解过去在外宣翻译领域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不足，难以厘清外宣翻译演进和发展的脉络并掌握其规律，也造成当前外宣翻译的研究缺少历时性的比对和参照，不利于进行翻译理论的建构和提升。相反，如果在该领域做一些历时性研究，则可以全面了解不同时期和阶段的对外宣传政策、方针和重大活动等对翻译的影响；总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外宣翻译所呈现出的总体特征和面貌，便于我们把握外宣翻译的历时性演化和发展；对不同时期，尤其是对当前的外宣翻译理论研究进行剖析、归纳和提升；从而对外宣翻译的理论体系进行整体性建构。通过历时性研究，可以让外宣翻译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拥有更灵动的视野、更深刻的剖析力，并从战略高度展开外宣翻译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
历时性研究首先要有一个时间范围的划定。外宣翻译一般认为始自新中国的建立，下迄于当今。原因有二：第一，新中国建立前的国民政府，再上溯至军阀割据时期，甚至在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时代，从广义上讲不能说没有任何的对外宣传活动，但外宣终究是一个时代概念，旧时代的宣传跟现代意义上的对外宣传很难画上等号，外宣翻译的政治性及历史性决定了那种不考虑历史阶段及政治情境的研究并无实际意义。第二，对外宣传是当今我们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要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它、研究它。历史很重要，但当今更为重要，毕竟研究历史要为当今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做历时性的外宣翻译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当前及今后的外宣翻译服务，所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宣传与翻译的互动以及它们通过联姻而诞生的外宣翻译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跨越（近）七十年的历时性研究，并将其下迄时间定位在当下是非常必要的。
对外宣翻译历时性研究进行阶段性划分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对外宣传的性质决定了外宣翻译的国别性、政治性及历史阶段性，也自然而然地将其自身划归到
了应用翻译的范畴。从发展角度看，外宣翻译的发展也遵循着所有应用类翻译的发展规律：在起初相当长的时期内强调实践至上，理论研究几乎无从谈起，过渡到翻译实践不断深化拓展、理论研究得以萌芽并得到长足进步，再到后来实践及理论并行、理论研究逐渐系统化、宏观化、学科化。纵观我国的外宣翻译及其理论研究发展过程，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建国到文革前，这一阶段是我国经济文化全面建设的初创期，纵有诸多反复和波折，但社会整体的、全方位的进步是不容否认的，外宣翻译领域也出现了众多成就，但理论研究几乎乏善可陈；二是整个文革时期，虽然各类文化活动遭受重创和破坏，但对外宣传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外宣翻译实践也就没有终止，相反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理论研究仍然几无成绩可言；三是改革开放后到2009年前后，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特别是进入新千年后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及对外宣传的拓展进步，外宣翻译进入了一个全面快速发展的阶段，成就斐然，引人注目，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四是从2009年前后到现今，这个阶段，外宣翻译实践不断向纵深发展，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出版及若干博硕士论文问世，标志着外宣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应该说这样一个四阶段的划分有的一定规约性，把国家发展阶段跟学术发展融为一体也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毕竟为我们进行外宣翻译的历时性研究提供了便利，规约与描写各有其长，厚此薄彼并不可取。如何对外宣翻译进行具体的歷时性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要涉及到一些宏观及具体的内容、策略及方法，比如不同时期和阶段的国家路线、方针和政策对翻译实践的影响的对比研究；对外宣翻译主体（包括翻译者的心理、思维、情感需求等）的历时性研究，特别是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点；翻译过程和方法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如早期的忠实观，以及后来的功能论的不同影响）；翻译受众的接受心理变化，甚至跟其他国家的历时性研究的比对研究等等，这些问题远非一篇短文所能涵盖，有待今后进行更多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历时性研究跟共时性研究并非相斥难容，两者实为一体两面，不可分割。比如在某一个时间点或历史事件上的描述必然涉及共时性分析或比对，但从总体看，在历时性研究中时间维度上的趋向和脉络应该是凸显和强调的。
三
外宣翻译的研究趋势从当前的研究现状已经可以看出端倪：首先，外宣翻译的理论性研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过去以强调技术性操作（比如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的探讨以及翻译实例、个案分析等）为总体特征的外宣翻译研究将会更大程度上的转向，即由技术性的研究转向具有较大理论深度和广度的研究过渡。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外宣翻译将由对自身的微观性研究向跨学科性宏观研究过渡（如前文提到的一些研究）。外宣翻译的研究视角将不断增加，除了当前已出现的生态学视角、传播学视角、建构主义视角等，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将会出现更多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其中，历时性研究必然会得到强化，并将带动外宣翻译史的研究，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宣翻译的整体研究和探索。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对外宣传与翻译——外宣翻译的历时性研究”[11YJC740047]资助。）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衡孝军.对外宣传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市外宣用语现状与规
范[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3]刘雅峰.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0.
[4]沈苏儒.关于中译英对外译品的质量问题[M].北京：中国对外翻
译出版公司，1992.
[5]许钧.翻译思考录[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6]张健.外宣翻译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7]张健.英语新闻业务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孔祥立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20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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