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唐代世俗社会关系初探

佛教与唐代世俗社会关系初探

【摘要】唐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发晨的黄金时期，也是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期，佛教分为众多宗派，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转变，并对社会各阶层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随着印度佛教的衰落，中国此后渐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

【关键词】唐朝；佛教；宗派；本土化；世俗社会

1 佛教初传中国

关于佛教初传中国，众说纷纭。有秦始皇四年室利防等十八人来化说，有汉武帝元

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安置于甘泉宫之说，还有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之说。然在诸说之中，以“汉明感梦、永平传法”之说最为著名。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汉明帝梦一金人于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情、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情等于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邀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洛阳门白马寺也。”因此，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并被后世佛教弟子尊为“祖源、释源”，而《四十二章经》也就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虽然此说不能证明佛教传人的最早时间是否是汉明帝永平十年，但根据史料记载，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因此，现在学界也大都倾向于佛教是在两汉之际传至我国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传入我国是指传入中原汉族地区。实际上印度佛教至少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就向北经大夏、大月氏等国，再东愈葱岭而传到我国西北部的龟兹、于阗等地区，并由这些地区进一步向中原内地传播。

2 隋以前的佛教

笔者以为。在隋唐以前，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模式还主要停留在译经层面上，还未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从东汉末年至隋朝的几百年间，涌现出了一大批以译经传教而著名的佛学大师。如东汉末年，安息国僧人安世高于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经西域来到洛阳翻译佛经，二十余年间共翻译出《安般受意经》等小乘佛教经典95部115卷。月支国僧人支娄迦谶也来到洛阳，于东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译出《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等14部27卷。三国

时期，来自天竺、安息、康居的僧人，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支谦、康僧会等，分别来到洛阳和建业弘法、译经，并翻译制定佛教戒律，为汉地佛教走向规范化开了先河。

东汉末年，佛教刚刚传入，只在上层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传播，未在民间兴盛。这是由于当时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风尚武，加之又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佛教只被看作是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的同类，并没什么差别。《弘明集后序》中说：“汉魏法微，晋代始盛”。意思是说，汉魏时期，佛教在中国内地影响薄弱，到了晋代，佛教才开始兴盛起来。这是由于魏晋时期，尤其是东晋，士大夫提倡清谈，尚老庄的“贵无”思想，而佛教又是宣扬“四大皆无、一切皆空”思想的，与当时玄学不谋而和。很多清流名士与名僧交友往来，共同探讨玄学与佛理，从而促进了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隋朝时期是佛教发展史上的承前启后重要时期。文帝、炀帝均大力提倡佛教，广建寺院和佛塔，佛教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也日益紧密，佛教中的很多观念也得到加强。比如对于儒、佛、道三者之优劣，《隋书》卷七七《李士谦传》中“谦日：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在隋朝处于中心地位，这与统治者的重佛轻儒，大力提倡佛教是分不开的。

3 唐朝在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

唐代即隋之后，很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观唐朝各帝，除武宗在会昌二年到五

年，命令拆毁庙宇，勒令僧尼还俗外，其他各帝均对佛教加以扶持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太宗即位之后，十分重视佛经翻译事业，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发展。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大量佛经、佛像等，由于文成公主在藏族同胞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她所带去的佛经、佛像更是被藏族人民视为圣物，极大促进了藏地佛教的发展。贞观十九年，玄奘取经归国，得到太宗的礼遇，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武后为神化自己代唐建周、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在全国各地建立佛寺，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

正是由于帝王们的支持，加之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繁荣，中外交流频繁，人们思维活跃、积极进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佛教在唐朝迅速达到了它的极盛时期。而且唐朝佛教的兴盛，不仅仅只是对以前佛教发展的总结和升华，更有对最新外来佛教的吸收和借鉴。此时期，佛教的本土化已基本完成，而且分为众多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慈恩宗、律宗、贤首宗、密宗、禅宗等。宗派分立，极大促进了佛教的传播。由于唐朝时期，地域广阔，风俗各

异，而且社会分层严重。因此分立宗派对佛教扩大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4 佛教对唐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4.1政治方面。任何一种宗教如果想在社会上立足，必须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否则，就永远难以在全社会普及、发展。佛教在唐代一度达到鼎盛，由此推知，它在统治阶层的影响也一定是不容小觑的。再加上佛教叫人们重业报、行善果，对疏解人们的情绪、缓和社会的矛盾方面意义非凡，最高统治者当然深知其中的道理。

严耀中先生指出：“唐代内侍省官员奉佛者甚众。其中不乏巨珰。”由于宦官主要负责皇室的饮食起居，与皇权关系密切。因此其对佛教的信仰自然对皇室甚至当时政局都有着重大影响。如起于玄宗朝，宠遇于肃宗，且在代宗朝立有军工，死于德宗贞元五年的宦官孙常楷，不惜耗费巨资于泾阳县建立伽蓝。不过，由于唐朝各帝大部分都奉佛，因此宦官奉佛也有邀宠的目的。

4.2经济方面。寺院经济在唐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大寺院都拥有大量的田产和财物，通过田租、免税和高利贷每年都能获得大量的收入。《天童志》卷八卷九载，浙江天童寺田产达13000亩，“跨三都五县，有庄三十六所”。因为寺院田产是免收国家租税的，所以大量普通百姓租种寺地，逐渐沦为寺户。世世代代为寺院从事经济生产活动，而寺院也可从他们身上收取较大的租额。此外，寺院的经济活动还包括出租农具、粮食加工机械、借贷农作物、农产品等，并出售人们衣食住行等生活所需的各种物资等

隋唐时期，官府的赐给和信徒的布施仍然是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而且笔者以为，寺庙田产主要都是依赖于统治者的赏赐。唐高祖在武德八年一次就赐给少林寺地40顷。唐玄宗逃难城都时，也一下子赐给大圣慈寺1000亩。《旧唐书)卷一百一《辛替否传》载道：“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之过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因此，武宗的灭法也就不仅仅是因为他宠信道教，实是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与世俗地主阶级的利益产生矛盾，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