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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赏析

2021-07-29 来源:乌哈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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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赏析

跑沙

元杂剧的创作、演出之目的,本来很大程度上为着愉悦观众,故元杂剧往往重视唱词的优美精致与插科打诨的诙谐效果,甚至在折与折之间穿插诸般歌舞杂耍,作用仿佛今天的篮球宝贝,在激烈紧张的比赛中娱人耳目,以调节观众的心理,并使比赛本身更具游戏的性质。尽管某些内容游离剧情,有时会产生淡化情节甚至削弱主题的消极作用(如《琵琶记》中赵五娘“琵琶上路”,弹些行孝曲儿挣钱追荐公婆,净丑却当着她的面脱衣脱袄,“蒿媷”一番,博取观众哄堂,大大冲淡了剧情的悲伤意味),却成为元杂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究其起源来说,元杂剧与传统的负有载道功能的文学样式不同,它是娱乐性的,正如王国维所说:“元剧最佳之处,往往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元人作剧,“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这是元杂剧的一个重要特色。但由于元朝一大批优秀作者的涌现,他们既具高超的创作才能,丰富的人生阅历,又往往有满腔热血,一身傲骨,困顿偃蹇一生而不忘情于尘世,故元曲中依然相当多并相当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现实生活的矛盾。这一类作品中,又以关汉卿《窦娥冤》最为突出典型,最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窦娥冤》取材于汉以来民间广为流传的东海孝妇故事,而具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描写流氓无赖无恶不作,横行乡里;贪官污吏昏庸腐败,吏治废弛;善良百姓遭欺压凌辱,无处申诉,而世事之荒谬乖错,可见一斑。偶然性的情节,反应出造成这种冤案的必然的社会原因,其深刻沉痛之处,使《窦娥冤》在元杂剧中标然秀出,光采灼灼。而尤须注意的是,与现代着力表现阶级斗争的革命文学不同,关汉卿于作品所要反映的矛盾无意于夸张渲染,他只是如王国维所说,“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这一点,不但不足以削弱作品的思想意义的价值,相反,使作品显得更为真实,也更为深刻感人。

接下来具体分析作品:

楔子非常简洁地交待了故事的源起开端。窦娥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个“幼习儒业,饱有文章”的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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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剧中“读尽缥缃万卷书”云云,不过是元曲中写书生秀才的套话,不无夸张,而窦天章在剧中也并未表现出如何了不起的学问才干,但他是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则无疑问。窦天章因家境贫困,忍痛把窦娥卖给蔡婆作童养媳以抵偿债务。窦、蔡双方关系的描写,是颇为真实,颇有分寸的。作者很尊重生活的本来面目,于此处,我们很能体会到元曲“自然”的特点。作者没有把蔡婆写成强夺民女的黄世仁,蔡婆的出场诗:“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也是戏曲小说中常用的套话,但还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蔡婆的性格,她虽“家中颇有钱财”,以放高利贷为生,而并非穷凶极恶之人,虽好利而并非唯利是图之辈,只是一名老实本分,但求生活安乐的普通市井妇人。窦天章欠蔡婆四十两银子无力偿还,她见端云“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欲娶她作媳妇,虽不无趁人之危之嫌,也是市井人物正常的心理,与恃强豪夺者不同。事实上,端云到蔡家后,蔡婆对她也是颇为疼爱的,两家的关系中,确有温情脉脉的一面,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因家贫而以女抵债,在窦天章来说,毕竟是一桩难堪而且难过的事儿,所以他难免有“这哪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他一般”的牢骚。他临走时嘱咐窦娥的一段言语,面面俱到:肯求蔡婆看觑女儿,告诫女儿小心在意,表明自己的万般无奈,真是写得舐犊情深,催人泪下。

剧中人物的取名则是戏剧化的。天章者,天章云锦也。端云义含祥瑞,本皆美好之事物,而此后其人命途多舛,受尽磨难冤屈,则是谁之过欤?

第一折,戏剧开始展开情节冲突。

赛卢医因欠蔡婆二十两银子,无钱还债,便起歹心,将蔡婆骗至荒郊,欲行凶杀人,恰遇张驴儿父子,救下蔡婆,得知蔡婆家中只有婆媳二人守寡,便欲乘机霸占婆媳二人,谋夺家产。

赛卢医是个行医为生的江湖骗子,其绰号纯用反讽的手法,是杂剧中常用的搞笑手段。卢医原指战国时名医扁鹊。他人称赛卢医,医术如何?他的上场诗有两句:“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让人哑然失笑。医术既如此,又无医者该有的济世救人之心,到常有为非作歹之念。他欠蔡婆若干银子,被催逼不过,便顿生恶念,“若不来便罢,若来呵,我自有个主意。”写得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到底是什么主意?原来不过意欲行凶杀人而已。如果说赛卢医还不过是骗子无赖,因被债主催逼才偶起杀人之心,则张驴儿父子两个,就是彻头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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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氓恶棍了。驴儿一名,讥其是畜牲也。有人猜想,张驴儿是以蒙古人章闾为原型。元朝把百姓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森严。蒙古人、色目人享有特权,故行凶作恶,肆无忌惮。张驴儿父子,实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此说自有道理。在纲纪败坏、法律废弛的社会,泼皮无赖混帐横行的现象司空见惯,如《水浒传》里的没毛大虫牛二之流,人见人怕,更何况有一等二等人身分背景的泼皮?

这一折中,窦娥的性格也得到初步展现。前人解读窦娥,常强调窦娥的反抗精神,大可不必。固然,窦娥不是逆来顺受的懦弱女子,但要看到窦娥反抗现实的力量源泉在哪里,才能把握其真实的个性。窦娥的性格两个词可以概括:本分,善良。她是一个弱女子,不过是一个有原则,有教养的弱女子,而非中国的美狄亚。本分者,规矩也,知其所当为,知其所不当为也。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严格按照儒家礼教的标准处世作人,是理所当然之事。她自幼与父亲分离,卖入窦家作童养媳,十七岁结婚,丈夫随即去世,年轻守寡,她遭遇悲惨命运,虽忧愁悲苦而能坚强面对,“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一半是相信灾祸命中注定,一半是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的结果。从一而终的观念在她心里根深蒂固。故尽管她孝顺婆婆,而当婆婆许诺改嫁时,她坚决不从,甚至出言讥诮,言辞锐利。(窦娥讥讽婆婆的唱辞,还包括了戏曲中无处不在的搞笑因素,如“梳着个霜雪般白髢髻,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之类,这一类唱词须从元杂剧本身娱乐性的特点去理解,勿谓是窦娥尖酸刻薄也。)面对张驴儿的威逼,也绝不屈服让步。反抗的力量与其说来自她刚强的性格,不如说来自她根深蒂固的节操观念。在她的节操未受到威胁时,我们看窦娥实在是一个柔弱多情的弱女子。这一折窦娥出场唱的几支曲子《点絳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写孀居女子的愁苦忧思,细腻缠绵,皆是绝妙好辞。像《点絳唇》:“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元曲白话版,《混江龙》“催人泪的是锦烂漫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圆月色挂桩楼。”几句以乐景写哀情,因心情悲苦寂寞,故良辰美景,触目伤心,是传统惯用的手法,而以口语出之,愈觉动人。《油葫芦》追述自己伶仃孤苦的身世,自伤自怜,黯然泪下。但柔弱善良的窦娥不知道,她一生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呢。

第一折中,在关目上还有个小小的破绽。窦娥卖入蔡家是七岁,过去了十三年,应是二十岁;据窦娥交待,是十七岁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则似是刚结婚丈夫就死了,守寡三年,刚好也是二十岁。但据前文蔡婆交待,则是窦娥成亲之后,不上两年,儿子害弱症死了,媳妇守寡,又早三个年头,则窦娥应近二十二岁了。以关汉卿之才,在并不复杂的剧情中出现如此明显的漏洞,似乎可以从侧面证明王国维的观点,元曲“以意兴之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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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

在第二折中,戏剧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

张驴儿因窦娥不肯随顺,趁蔡婆患病之际,妄图毒杀蔡婆,霸占窦娥为妻。谁知阴差阳错,倒药死了自家父亲。张驴儿扬言告官,想迫使窦娥就范,窦娥不愿屈服,遂一同见官。糊涂太守桃杌不问情由,屈打成招,酿成冤案。

楚州州官名桃杌。桃杌者,梼杌也,古代传说中的四凶之一,是食人凶兽。以民之父母而以食人凶兽命名之,殊失官体。桃杌的上场诗云:“我作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兼写其贪婪与玩忽职守。而下文审案一段,只写其糊涂,并未实写其贪婪。须知这算不得破绽,而只是因戏曲与小说有不同的特点。至于州官见告状者而下跪,称之为衣食父母,当然是情理所无之事。戏剧中多有此漫画式的笔法,引人发笑之余亦令人深思。而后文桃杌动辄逼供,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且只凭口供,一审定案,不复三推六问,其法律之野蛮,制度之疏漏,官员之草菅人命,就的确是写实的了。

以桃杌为州官命名,与赛卢医、张驴儿同意,关氏要控拆的是整个社会。故其取名往往符号化,用以指称一类人。换言之,在当时社会,无医不是赛卢医也,无官不是桃杌也,无流氓恶棍不是张驴儿也。是类型化的写作,个人的性格不是写作的重点。即包括窦娥亦是如此。盖当时无良善百姓不可以遭受冤屈也,遭受冤屈者无不面临毁灭之命运也,危如累卵,战战兢兢,正是当时百姓平民的生活写照。窦娥的反抗,也更多不是在于展现窦娥的性格,而在于表现善良百姓的愿望。

蔡婆把张驴儿父子接回家中管待,甚至有意下嫁,虽事出有因,仿佛也不完全是被动的。作者这样安排,而并未详细描写人物的内心动机、原因,这也是由戏曲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盖戏剧虽是写实之作,因限于体裁,固不能如小说之模范现实,纤毫毕现,而重在写意传神。我们可以理解成情节的需要,如果不是蔡对张驴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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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不无情意,则下文推让羊肚汤,误杀孛老的情节就无由生发。从这个角度来说,窦娥唱《贺新郎》一段:“一个道你先吃,一个道婆先吃,这言语听也难听,我可是气也不气。”云云,则不无作者自泯痕迹之意。所谓裁就天衣浑无缝,莫把金针度与人也。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内容的需要,盖赛卢医惫懒,张驴儿恶毒,桃杌昏愦贪婪,蔡婆糊涂软弱而水性杨花,则举世坚贞清白者,固唯窦娥一弱女子也。举世坚贞清白唯一窦娥,是何世道也,有一坚贞清白之窦娥而必遭毁灭之命运,是何世道也。而不管作者到底是何用心,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并未显得牵强、不合情理,并未违反生活的真实。要之自然二字,实乃元曲最根本的特色,读者不可不知。因其人情物理,自然贴切,故其文章词翰,亦本色当行。如此一折中窦娥唱《斗虾蟆》,王国维大为赞赏,谓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这种极为口语化的作品,在其它时代的文学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折,全剧矛盾发展到高潮。

在第二折中,窦娥遭受严刑,抵死不愿招认,因其胸中有浩然正气也;而为救婆婆,又不惜自污,以其心中有满腔柔情也。对赃官恶棍则金刚怒目,对婆婆则菩萨低眉。大孝大义,至刚至柔,方是窦娥。英诗人萨松有句云:“我心中有猛虎细嗅蔷薇。”斯窦娥之谓也。

描写行刑场面,是全剧的高潮,不但情节矛盾到窦娥之死趋向尖锐化,这一折唱词,如繁弦促调,风雨骤至,也是全剧中最为悲悼爽俊者。《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没来由、不提防六字,写尽在黑暗社会中,平民百姓生活的缺乏安全感,举步遭戮,动辄得咎。动地惊天,写冤屈之深,写反抗之强烈。《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日月喻君临天下的皇帝,鬼神喻掌握生杀大权的官吏,官者牧民,为人民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是其本分,反而成为残害百姓的凶手,窦娥呼天抢地的哭喊,实是对黑暗社会提出的最有力的控诉。《倘秀才》、《叨叨令》、《快活三》、《鲍老儿》数曲,则银瓶乍破,铁骑突出之间,夹入间关莺语,幽咽泉流,《倘秀才》、《叨叨令》写窦娥临刑之前尚顾念年迈的婆婆,“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孝心拳拳,令人泪下,《快活三》、《鲍老儿》写窦娥与婆婆决别,既自伤身世,又劝慰婆婆,善良美好如此,却不得善终,本身就是对罪恶社会强烈的控诉。至窦娥罚下三桩誓愿,反抗趋于高潮,“血溅白绫”、“六月飞雪”、“三年大旱”,绝无可能之事,一一得以实现,与其说是浪漫主义,毋宁说是表现主义。感天动地的“感”与“动”,实是关汉卿与天地对话的具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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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他希望天地遵循公理正义。从作者与观众的主观意图看,桃杌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的,作家必须给观众留下一个释放情感的渠道,留下一个“长吁”的空间,如同郑板桥《沁园春》里写恨:“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第四折写窦天章一举及第,官授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终为窦娥洗涮冤屈,报仇雪恨。这个结尾本身并不高明,如前三桩誓愿,仍是人民大众良好愿望的反映而已。到是窦天章的身分及翻案的过程颇有意味,令人深思。以窦天章承担平反的责任,当然就戏剧形式来说是人尽其用,顺理成章之事,但窦天章以父亲的身分为女儿平反,好像也暗示了作者并不相信清官的存在;窦天章必须身居高位,势剑金牌,先斩后奏,才能为女儿平反,仿佛也表明作者并不相信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之必然。换言之,如果窦天章不是与当事人有特殊的关系,如果他不是手握大权,这桩冤案可能有昭雪的一天么?显然对于大多数含冤者来说,是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的。如此安排,实可见作者对于元朝吏治腐败黑暗的重重疑虑,他在剧本时可以一浇胸中块垒,报仇雪恨,大快人心。但面对牢不可摧的现实,只怕关汉卿也是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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