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橐驼其人，不知原名什么。他患有伛偻病，行走时背脊高起，脸朝下，就像骆驼，所以乡里人给他取了个“驼”的外号。橐驼听到后说：“很好啊，给我取这个名字挺恰当。”于是他索性放弃了原名，也自称橐驼。
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城西边。郭橐驼以种树为职业，长安城的富豪人家为了种植花木以供玩赏，还有那些以种植果树出卖水果为生的人，都争着接他到家中供养。大家看到橐驼所种，或者移植的树，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长得高大茂盛，果实结得又早又多。别的种树人即使暗中观察模仿，也没有谁能比得上。
有人问他，他回答说：“我郭橐驼并没有能使树木活得久、生长快的诀窍，只是能顺应树木的天性，让它尽性生长罢了。大凡种植树木的特点是：树根要舒展，培土要均匀，根上带旧土，筑土要紧密。这样做了之后，就不要再去动它，也不必担心它，种好以后离开时可以头也不回。栽种时就像抚育子女一样细心，种完后就像丢弃它那样不管。那么它的天性就得到了保全，从而按它的本性生长。所以我只不过不妨害它的生长罢了，并没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诀窍，只不过不压制耗损它的果实罢了，也并没有能使果实结得又早又多的诀窍。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种树时树根卷曲，又换上新土；培土不是过分就是不够。如果有与这做法不同的，又爱得太深，忧得太多，早晨去看了，晚上又去摸摸，离开之后又回头去看看。更过分的做法是抓破树皮来验查它是死是活，摇动树干来观察栽土是松是紧，这样就日益背离它的天性了。这虽说是爱它，实际上是害它，虽说是担心它，实际上是与他为敌。所以他们都比不上我，其实，我又有什么特殊能耐呢？”
问的人说：“把你种树的方法，转用到作官治民上，可以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而已，作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见那些当官的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好像很怜爱百姓，结果却给百姓带来灾难。早早晚晚那些小吏跑来大喊：‘长官命令：催促你们耕地，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割，早些缫你们的丝，早些织你们的布，养好你们的小孩，喂大你们的鸡、猪。’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一会儿鼓梆召集大家，我们这些小百姓放下饭碗去招待那些小吏都忙不过来，又怎能使我们人丁兴旺，人心安定呢？所以我们既这样困苦，又这样疲劳。如果我说的这些切中事实，它与我的同行种树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
问的人说；“真好啊！这不是很好吗？我问种树，却得到了治民的方法。”于是，我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作为官吏们的鉴戒。
《种树郭橐驼传》赏析
本文题目虽称为“传”，却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效果却适得其反，照样使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如果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知道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则能体会到这篇文章的进步意义。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的。
本文共六个自然段，每两个自然段又可合为一大段。第一大段是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第一小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这里面要注意三点。一、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
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二、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三、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这类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同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对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二大段的两小段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上下两节是正文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它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三大段。
第三大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孔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孔子说：“不要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就不敢讲了。（你们）平时常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假如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做呢？”
子路急忙回答说：“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加上外国军队的侵犯，接着又遇上饥荒；如果让我治理这个国家，等到三年功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听了，微微一笑。 “冉求，你怎么样？” （冉求）回答说：“一个纵横各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那就只有等待贤人君子了。”
“公西赤，你怎么样？” （公西赤）回答说：“我不敢说能做到什么，只是愿意学习。宗庙祭祀的工作，或者是诸侯会盟，朝见天子，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
“曾点，你怎么样？”
（曾点）弹瑟的声音渐渐稀疏下来，铿的一声，放下瑟直起身来，回答说：“我和他们三人的才能不一样呀！”
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 （曾点）说：“暮春时节（天气和暖），春天的衣服已经穿着了。（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到沂河里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唱着歌走回家。”
孔子长叹一声说：“我是赞成曾点的想法呀！” 子路、冉有、公西华都出去了，曾晳最后走。曾晳问（孔子）：“他们三个人的话怎么样？” 孔子说：“也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晳）说：“你为什么笑仲由呢？” （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讲理让，可他的话却一点不谦让，所以笑他。难道冉求所讲的就不是国家吗？怎见得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难道公西赤所讲的不是国家吗？宗庙祭祀和诸侯会同之事，不是诸侯的大事又是什么呢？如果公西华只
能给诸侯做一个小的赞礼人，那谁能来做大的赞礼呢？”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赏析
本文是《论语》中较富有文学色彩的一章。它通过孔子与其弟子坐而言志的描写，表现了四位弟子不同的性格以及师生对话时融洽的气氛。
文章一开始，交待了谈话的人物和方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这四位弟子环坐于孔子身旁。孔子最先发话，启发大家各言其志，起到了打消顾虑、缓和紧张气氛的作用，这符合孔子作为师长的身份，表现了孔子随和的性格特征。在孔子的启发下，子路不加思索，抢先回答。“率尔而对”，反映了子路急躁、坦率、爽快的性格。这种毫不谦让的积极态度与他那充满自信的回答内容相一致。他志向远大，声称能将困于战争和饥荒的大国治理成勇而知义的礼义之邦。这种谦虚不够、自信有余的态度引起了孔子的微笑。这微笑中，有善意的理解和宽容，也有不以为然的轻微批评，表现了孔子豁达的态度。冉有的回答显得彬彬有礼。他可能意识到孔子对子路不够谦让的批评，说起话来谨慎得多。他愿意治理一个小国家，先是说六七十里见方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小国，并将礼乐方面的治理让诸君子，表现了他极其谦让的态度。公西华的回答更加谦虚。他不自诩能治理国家，而委婉地表示，愿意作为一名学生，学习怎样治理国家。他们的回答符合孔子的道德规范，思路相同，但个性各别。在四位弟子中，曾皙的回答最为出色。他的出场就不同于别的弟子，子路等人坦陈志趣，而曾皙一边聆听孔子与他们的对话，一边悠然自得地鼓瑟。这一举动恰好反映了当时和谐对话的气氛。孔子提问时，曾皙鼓瑟正近尾声，他铿地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回答。这些似乎很平常的动作描写，生动地显现了曾皙洒脱而又知礼的形象。曾皙的答辞不同一般，他没有直接用理性的语言述说他的志向，而是以形象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太平盛世的和乐景象。在他那充满诗意的理想蓝图中，人们潇洒自得，乐趣天然。这一蓝图既符合儒家礼义之邦的治国理想，又符合孔子晚年隐含的出世隐居的心态，深深地打动了他，因而喟然而叹。这喟叹既表现了孔子对曾皙言志的赞许，又表现了孔子对曾皙构画的理想境界的向往，师生之间得到了感情上的交流与共鸣。
文章以孔子启发大家言志开始，以弟子们的言志而展开，最后又以孔子的评价而结束，结构完整，对话简短生动，人物富有个性，在先秦散文中算得上佳作。
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圆序》 大地像万物的客站，时间像百代的过客，飘浮不定的人生，如同一番梦境，得到的欢乐，能有多少呢！古人夜间持着蜡烛游玩，确实是有道理啊！况且春天用艳丽景色吸引我，大自然把绚烂的色彩提供给我，大家相聚在桃花飘香的花园中，畅叙兄弟间的天伦之乐！弟弟们人品俊秀，个个都有谢惠连那样的才情，而我当哥的吟咏诗歌，却很惭愧唯独没有谢灵运那样的才华。清雅的赏玩兴致正雅，高谈阔论又转向清言雅语。摆开筵席来坐赏名花，举怀痛饮以醉观月色，没有好诗，怎能抒发高雅的情怀?倘若有人作诗不成，就要按照当年石崇在金谷园宴客赋诗的先例，罚酒三杯。
《春夜宴从弟桃花圆序》赏析
这篇散文小品，洋溢着诗情画意，像一首优美的诗，长期以来，家弦户诵，脍炙人口。明代大画家仇英还把它转化为视觉形象，绘成图画，流传至今。
从题目看，这是一篇记事文。记事文，一般要包含六个要素：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Why(为何)。题目即回答了四个要素：什么人？作者与诸从弟。什么时候？春夜。什么地方？桃李园。干什么？宴饮。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泄露了主题。一看题目就知道文章的基本内容，又怎能引人入胜呢？然而一读全文，就立刻被那强烈的艺术魅力所吸引，陶醉于美的享受。原因在于：作者结合剩下的两个要素，对已见于题目中的四个要素作了进一步的、独特的回答，从而展现了情景交融、景美情浓的艺术天地。
全文是以议论开头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古文观止》的编者说这是“点‘夜’字”，即回答了“何时”。这固然是对的；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在于回答了另一个要素：“为何”。白天满可以“宴”，为什么要“夜”宴呢？就因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所以要及时行乐，连夜间都不肯放过。及时行乐的思想在我们看来是消极的，但在封建社会的某些知识分子和达官贵人中却是普遍存在的。《古诗十九首》有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曹丕《与吴质书》有云：“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作者在行文上的巧妙之处，就表现在他不去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夜”宴，只说明“古人秉烛夜游”的原因，而自己“夜”宴的原因，已和盘托出，无烦词费。
“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这是万口传诵的名句。《古文观止》的编者说它“点‘春’字”，即与第一段“点‘夜’字”结合，照应题目，回答了“何时”。这当然不算错；但不仅如此。它用一个表示进层关系的连词“况”承接第一段，进一步回答了“为何”。“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因而应该“夜”宴；更何况这是春季的“夜”，“阳春”用她的“烟景召唤我”，“大块(天地)”把她的“文章”献给我，岂容辜负！因而更应该“夜”宴。其所以成为名句，就由于它的确佳妙。第一，只用几个字就体现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阳光，暖烘烘，红艳艳，多么惹人喜爱！“春”前着一“阳”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人身上感到一阵温暖，眼前呈现一片红艳。春天地气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绡戴觳，分外迷人。那当然不是绡觳，而是弥漫于空气之中的袅袅轻烟。“景”前着一“烟”字，就展现了这独特的画面。此后，“阳春烟景”，就和作者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所创造的“烟花三月”一样，成为人们喜爱的语言，一经运用，立刻唤起对春天美景的无限联想。至于把天地间的森罗万象叫做“文章”，也能给人以文采炳焕、赏心悦目的感受。第二，这两个句子还把审美客体拟人化。那“阳春”是有情的，她用美丽的“烟景”召唤我；那“大块”也是有情的，她把绚烂的“文章”献给我。既然如此，作为审美主体的“我”又岂能无情！自然主客拥抱，融合无间了。
“会桃李之芳园”以下是全文的主体，兼包六个要素，而着重写“如何”。这一点很重要。试想，与诸从弟夜宴，如果是为了饯别，那就会出现“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白居易《琵琶行》)的场面，或“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的景象，未免大败人意。如今幸而并非如此。“会桃李之芳园”，不是为了饯别，而是为了“叙天伦之乐事”。这一句，既与第一段“为欢几何”里的“欢”字相照应，又赋予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这不是别的什么“欢”，而是“叙天伦之乐事”的“欢”。看来，作者与从弟们分别很久了。作为封建社会里的“浮生”，难得享天伦之乐啊！如今，不但相会了，而且相会于流芳溢彩的桃李园中，阳春既召我以烟景，大块又假我以文章，此时此地，“叙天伦之乐事”，真是百倍的欢乐！当然，“天伦之乐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叙”法。那么，作者和他的从弟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的族弟谢惠连工诗文，擅书画，作者便说
“群季(诸弟)俊秀，皆为惠连”。以谢惠连比他的几位从弟，不用说就以谢灵运自比了。“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不过是自谦罢了。人物如此俊秀，谈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赏未已，高谈转清”，虽似双线并行，实则前宾后主。“赏”的对象，就是前面所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和“桃李芳园”；“谈”的内容，主要是“天伦乐事”，但也可以包括“赏”的对象。“赏”的对象那么优美，所以“赏”是“幽赏”；“谈”的内容那么欢乐，所以“谈”是“高谈”。在这里，美景烘托乐事，幽赏助长高谈，从而把欢乐的激情推向高潮。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两句，集中写“春夜宴桃李园”，这是那欢乐的浪潮激起的洪峰。“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李”之花。兄弟相会，花月交辉，幽赏高谈，其乐无穷，于是继之以开筵饮宴。“飞羽觞”一句，实在写得好！《汉书·外戚传》引班婕妤赋云：“酌羽觞兮销忧。”颜师古注采用孟康的解释：“羽觞，爵也。作生爵形，有头，尾，羽翼。”爵，是酒器的名称；而在古代，“爵”字又与“雀”字相通。所谓“作生爵形”，就是其酒器的形状像活的雀儿，有头，有尾，有羽翼。正因为有羽翼，所以又称“爵”为“羽觞”。班婕妤独自借酒浇愁，“觞”虽有“羽”，却只能“酌”，不能“飞”。李白从“羽”字着想，生动地用了个“飞”字，就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
痛饮固然可以表现狂欢，但光痛饮，就不够“雅”。他们都是诗人，痛饮不足以尽兴，就要作诗。于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怀”等句结束了全篇。《古文观止》的编者说：“末数语，写一觞一咏之乐，与世俗浪游者迥别。”是相当中肯的。
开头以“浮生若梦”等句引出夜宴，在今天看来，思想境界当然不高，但在李白却有其社会原因。况且，开头一段，不过是为了引出下文；而其中的“欢”字，又为全文定下了基调。“况”字以下，写景如画，充满着春天的生机；叙事如见，洋溢着健康的欢乐。意境是崇高的，格调是明朗的。诵读全文，并不会滋生“浮生若梦”的消极情绪，却能于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提高精神境界，热爱自然，热爱人生。
结尾的“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用的是石崇《金谷诗序》(《全晋文》卷三三)的典故。李白的这篇序，从体裁、题材上看，也与《金谷诗序》相似。而《金谷诗序》却说“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情调很悲凉。其他同类作品，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前面虽说“仰观天地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结尾却“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发出“悲夫”的慨叹。孙绰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全晋文》卷六一)也说“乐与时去，悲亦系之”，与王序如出一辙。陶渊明的《游斜川诗序》亦然：“悲日月之既往，悼吾年之不留”，调子是低沉的。直到初唐的游宴诗文，仍跳不出这种老套子。王勃的《滕王阁序》，不是也有“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的感慨吗？李白同样写游宴，却完全摆脱了“既喜而复悲”的陈套，给人以乐观情绪的感染。与古人的同类作品相比，本篇确是别开生面，“自是锦心绣口之文”。
归有光《项脊轩志》
项脊轩，就是原来的南阁子。室内面积仅一丈见方，可容一人居住。由于是一间百年老屋，灰尘和泥土常从屋顶上漏下来，（尤其是）下雨时雨水往下直灌。每次移动桌子，环顾四周没有可安置的地方。又加上屋门朝北开，不能得到阳光照射，太阳一过中午，屋里就暗了下来。我稍微加以修补，使屋顶不再漏雨。室前就开四扇窗户，院子四周砌上围墙，用来挡住南边射来的阳光，经日光反射，屋子里才明亮起来。（在庭前）又种上兰花、桂树、竹子等，旧时的栏杆，也增加了新的光彩。借来的书堆满了书架，我在这里生活悠然自得，有时长啸或吟唱，有时静悄悄地独自坐着，自然界的声响都能清晰地听到；庭前阶下异常寂静，小鸟不时飞下来啄食，人到它面前也不离开。在农历每月十五的晚上，明亮的月光照在墙上，
月光下桂树的影子疏疏密密，微风吹来，花影摇动，煞是可爱。
可是我在这里居住，喜悦的感受多，悲怆的感受也多。在这以前，院子南北相通，是一个整体。等到伯父、叔父们分家以后，院内外小门多了，隔墙到处都是。东家的狗对着西家叫，客人得越过厨房去吃饭，鸡在厅堂内栖宿。庭中开始用篱笆隔开，后来又用墙隔开，变动过好几次了。家里有一个老妈妈，曾经在这里住过。这位老妈妈，是伺候我死去的祖母的仆人，在我家做过两代人的乳母，母亲在世时待她很好。轩的西边和内室相连，母亲曾经到轩中来。老妈妈时常对我说：“这地方，是你母亲曾经站过的。”老妈妈还说：“你姐姐小时候，我抱在怀中，（她）呱呱地哭着；你母亲听见了就用手指敲着房门说：‘孩子冷吗？想吃东西吗？’我从门外一一向你母亲回答。”（老妈妈）话未说完，我（感动地）哭了，老妈妈也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从童年起就在轩中读书，有一天，祖母来看我，她说：“我的孩子，好长时间没见你的影子，怎么整天默默地在这里？真象个女孩子呀？”临走时，她用手轻轻地掩上轩门，自言自语地说：“我家的读书人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功名，这孩子有指望，就可以等待（他）了。”不一会儿，拿了一个象牙做的手板来，说：“这是我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间拿着去朝见皇帝时用的，日后你应当用它！”回忆往日的这些事，好象昨天刚发生的，真叫人禁不住要大哭一场。
轩的东边以前曾做过厨房，人们到厨房去，必然从轩前经过，我关着窗门住在里边，时间长了，能根据人们走路的脚步声辨别是谁。项脊轩共遭过四次火灾，竟然没有焚毁，大概是有神灵保护的缘故吧。„„
我已经作了上面这篇志，又过了五年，我的妻子嫁到我家来，她时常到轩中，向我问到一些古往的事，有时靠着桌子学写字。妻子回娘家去省亲，（回来后）转述她的小妹妹们的话说：“听说姐姐家里有阁子，那么什么叫阁子呢？”从那以后又过了六年，我的妻子去世，项脊轩逐渐破败，也不修理。此后又过了两年，我卧病在床，在闲暇无聊的时候，才派人又修理了南阁子，那形式和以前稍有不同。然而此后我长期羁留在外，不常回家到轩中居住。
院中有一棵枇杷树，是我妻子去世的那一年亲手栽种的，今天已经是干直叶茂，象把打开的巨伞一样了。
《项脊轩志》赏析
以斋室为描写对象，展开叙事抒情，前已有刘禹锡《陋室铭》。《陋室铭》用韵文形式，主要抒发个人情志，体格短小。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虽也有近似的感想（“项脊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陋室”)，但作者却用散文形式，多叙家常，故别具风味。作者因远祖归道隆住在太仓(今属江苏)的项脊泾，遂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项脊轩”。《项脊轩志》这篇文章，是分两次写成的。前三段写于十九岁时，是本文；“余既为此志”以下一段则是十余年后，作者览旧作而续写的。故全篇合为四段。
从篇首到“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为第一段，记项脊轩修葺前后的情况。是文中着意描写轩室环境的部分。先记项脊轩的“前身”，旧时南阁子破旧的情景。一是很小：“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二是很旧：“百年老屋，尘泥渗漉”。三是漏雨：“雨泽下注”。四是昏暗：“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总之，是一间不折不扣的陋室。经作者添窗检漏，一番修葺之后，始得不漏不暗：又由于花木之置，小小轩室，居然成为胜境，成为幽雅的书斋。此节在全文最具文采：“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月明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于景可爱，于情则可喜。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一句承上段，同时又是一个转折，进入第二段。从写环境转入写人事的变迁，由可喜转入可悲。又分数层。先一层写庭院的几经变故，即诸叔伯分居前后，庭院由通到隔(“始为篱，已为墙”)的经过，“东犬西吠”、“鸡栖于厅”等句
写分居后的凌乱。客观的叙说家庭琐事中，寓有人世沧桑之慨。此可悲一也。进而通过家有老妪说亡母旧事，写家庭人事变故。须知作者生母去世时，他年龄尚小，所以母亲的形象在他是记不分明的(参《先妣事略》)。而那位老妪既是祖母的婢女，又作过两代人的奶妈，通过老妪来追忆旧事，是自然入妙之笔。她所说的，不过是先前母亲曾在何处站过，曾有过一些什么对话，然而就是这些平淡处，最为关情。“儿寒乎？欲食乎？”短短的两句，就维妙维肖地刻画出一个闻儿啼而动了怜爱的年轻母亲的形象。这种追忆，无疑会引起过早地失去母爱的作者的伤心。此可悲二也。再有便是作者自己对祖母的追忆。那段往事似乎也很平常，却同样洋溢着淳厚的人情味。“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的垂问，和“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自语，以及持象牙朝笏的一段勉励，生动地表现了老祖母对孙子的疼爱与厚望。以上回忆，看来不过是家庭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一枝一叶总关情”，而且是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所决定的至深之情，即人子之思和伤逝之痛，难怪作者说“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以下又带过一笔叙轩中幽静与轩屡遭火而幸存，均关题意。其中轩中关门读书，闻足音而辨人一节，不但善写日常细微感觉，而且还写出了一个耐得寂寞的读书人形象，为下段议论伏笔。姚鼐说：“震川之文，每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本段即其例证。
第三段即项脊生(作者自称)的一番议论。作者以守丹穴的巴寡妇清和高卧隆中的诸葛亮，与处败屋寒窗之下的自身相比附，既自慨局促，又有自矜抱负之意。故语末虽以“坎井之蛙”自嘲，又未尝不含有对凡夫俗子的反讽与孤芳自赏的意味。
最后是若干年后的补记。续写项脊轩在妻死前后的变化，寓有新近的悼亡之情。文中记妻生前琐事，亦平淡中见隽永，与前文格调毫无二致。“不常居”三字似可收束全文，然文末又摇曳生姿，写到亡妻手植的一树枇杷“亭亭如盖”，寓睹物怀人、悼亡念存之思，较之“墓木已拱”之类成语，尤觉余味无穷，饶有新意。
总之，此文在叙事上以白描见长，抒情亦以素朴为本。老老实实地回忆，平平常常地叙述，其淡如水，其味弥长。恰如王锡爵所说：“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归公墓志铭》)这种以口头语说家常事的意境与笔墨，乃是归有光在唐宋八大家之后的一种创造。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是可以移评归文的。行文散漫，似随口道来；然而无论写景、叙事、抒情，均围绕“项脊轩”这个中心，故能形散而神聚。虽总以素笔为主，但也有变化。如第一段稍具文采，与后文的质朴不同，却正与可喜可悲的情感变化、对照相吻合。故不能说作者在写作时毫无“匠心”。
苏轼《游沙湖》
黄州东南三十里有个乡镇沙湖，又叫螺蛳店。我在那里买了几亩田，因为去看田地好坏，得了病。听说有个麻桥人庞安常医术高明但耳朵聋，就去他那里请他看病。庞安常虽然耳朵聋，可是聪明领悟超过一般人，用纸给他写字，写不了几个，就能够懂得别人的意思。我和他开玩笑说：“我用手当嘴巴，你用眼当耳朵，我们两个都是当代的怪人。”
病好之后，和他一同游览清泉寺。寺在蕲水县城外两里多路，那里有个王羲之的洗笔池，水很甘美，池下方有条兰溪，溪水往西流。我作了一首诗歌：“山下短短的兰芽浸在溪水中，松林里沙子路土干净没有污泥。晚间萧萧细雨里子规啼鸣。谁说是人老了不再年青，你看那流水还能向西，白发的老人还能作报晓的公鸡。”这一天，喝得大醉了回去。
《游沙湖》赏析
《东坡志林》中的《游沙湖》，是一篇很出色的文学随笔：
了解苏轼身世的人，对于“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的黄州，不会感到生疏。宋神宗元丰三年春，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岗县)，谪居四年多。到黄州的第三个年头，苏轼惊魂稍定，广交乡野父老，“蓑衣箬笠，被荡于东坡之上”（《东坡志林》卷四《卜居》），于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七日， “求疗”庞安常，游沙湖，写下了这篇作品。
这是一篇记游随笔，也就是兼有随笔和游记两种特色的散文。文章开头以简约的笔法交代了沙湖的地理位置和作者此行的因由。接下去写人。这个人名叫庞安常（字安时），是位名医，有多种医学著作传世。《东坡志林》卷三《技术》一节中两处提到他，一谓“庞安常为医，不志于利，得善书古画，喜辄不自胜。”一谓“予来黄州，邻邑人庞安常者，亦以医闻，其术大类骧（名医，蜀人单骧），而加之以针术绝妙。然患聋，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寄论于目睫也耶？骧、安常皆不以贿谢为急，又颇博物通古今，此所以过人也。元丰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肿，安常一针而愈，聊为记之。弦对庞安常的为人和医术是极为赞赏的。
宋代杂记见闻的随笔很多，往往写得杂沓堆砌。苏轼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记人而论，不是罗列平生事迹，常常是选取一二典型事例点化成文。作为文学随笔，在《游沙湖》中，作者没有写庞安常“不以贿谢为急”的人品和“愈人之病”的高招，只写了他俩分别“以手为口”和“以眼为耳”的“异人”特征。这样的笔墨，不仅幽默，富于情趣，而且还包含着一种隐情和感慨。
我们知道，苏轼一生不仅在政治斗争中，常常被诬陷，以至贬官、坐牢、流放。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遇到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有一次，他因身体不好，几天没露面，一时风传他死了，弄得亲戚朋友很紧张，甚至还传到了朝廷。真相大白以后，苏轼慨叹道：平生所遇大抵如此！是啊，如果一些人的口能象苏轼的手那样，用来传达心声，不是用来造谣中伤，苏轼的命运不至于如此坎坷。如果另一些人能像庞安常一样，以眼睛代替耳朵，不轻信传言，他苏东坡也不至于长期蒙冤受屈。幽默不等于滑稽，它常常被称为智慧的火花，能给人以良知的启迪和美的享受。苏轼的幽默当然不是为了使人开心，逗人发笑。有的即使写得令人忍俊不置，可能在笑脸上也要挂着泪花，感到心酸。不是吗？庞安常和苏轼，一个是“针术绝妙”的神医，一个曾被仁宗皇帝夸赞为为儿孙寻得的“相才”，都是难得的“一时异人”。然而，他们都很不幸。庞安常身居一隅权充村医，作者则被流放成了罪人。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苏轼不是，也不可能是心无介蒂的。次年其妾朝云生子苏遁，苏轼写了这样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此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如果把上述苏轼的一系列感慨联系起来看，似乎还包含这样的意思：人再聪明，如果生不逢时，倒不如作一个“以手为口”的哑巴和“以眼为耳”的聋子，或者干脆作一个“愚且鲁”的痴子为好。这是多么沉痛的感喟。
我们这样分析苏轼的上述诗文，有没有引申附会之嫌呢？可以说没有。因为类似的感慨，在苏轼的作品和言谈中是随处可见的。在他的《初到黄州》一诗里，有“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的句子。“为口忙”三字，含有为生计奔忙和祸从口出的双重意思。苏轼因上谢表和写诗言事招惹了许多是非，吃尽了苦头，他怎么能不感到忿忿不平呢？但他却并不疾言厉色地发泄不满，反而用“为口忙”这种诙谐的口气，以咎由自取这种自嘲的语调，在指顾谈笑间表现出来。这正是一个具有宏大的气度、深沉的思想的作者的笔墨。诗的最后两句：“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实际上也是一种语含幽默的牢骚话。
但苏轼毕竟是善处穷厄的智者，而且他这时已在黄州东坡筹划造屋开荒，安于“识字耕田夫”的生活，疾病亦已痊愈，故这次与庞安常同游清泉寺，心情特别开朗。当看到王羲之
(字逸少)的洗笔泉，又看到“溪水西流”的兰溪，使他领悟到一种新的哲理，产生新的意境，对人生萌动了一种积极美好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向往和追求鲜明地体现在他《游沙湖》随口唱出的《浣溪沙》一词中。
对于这首小令，注家一致认为，作者是用自居易《醉歌示伎人商玲珑》一诗的反意。白诗有云：“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全唐诗》卷四三五）所表现的是一种消沉情绪。苏词的基调积极多了，他蕴蓄着一种催人向上的人生哲理。表现了对于美好生活前途的憧憬和对于高尚精神境界的追求，所抒发的感情是积极的，乐观的，也更为人喜爱。
从艺术上看，作者以极朴素、自然、清淡的语言写出了非常丰富复杂的感情，并且有层次地表现了感情的发展变化——由寓慨于谐，发展到开朗、积极、乐观，由萧疏简淡的叙述到朗声高唱，思想感情的抒发越来越浓烈，读时令人情不自禁地也要伴随作者歌唱起来。
文章的另一特点是用笔经济，全文只有一百七十二字。写游览所见景物，只简略点出逸少洗笔泉、兰溪水西流。而对兰溪景物的具体、生动、形象的描写，则留到词中表现。歌词把静谧幽雅的景色、积极乐观的情绪和精警深刻的人生哲理，浑然无迹地融合起来。在短小的篇幅中，有人物，有事件，有自然景色，有诗情哲理，这一切又似乎是信手拈来，漫笔写成，充分体现了苏轼随笔小品文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特点是作者善于用深邃的眼光观察自然景物，并赋予丰富的想象，把思想性和哲理性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这种高度的艺术技巧，也是值得借鉴学习的。
刘基《苦斋记》
苦斋，是章溢先生隐居乡野的房舍，有十二间，是用茅草盖成的，坐落在匡山的顶上。匡山在处州府的龙泉县城西南二百里，剑溪就从那儿发源。匡山的四面，象墙壁一样陡峭的山崖高高耸立，岩石都是青色的，外面高，中间低，像个臼似地。山的下面只见白云，山顶上常刮北风。风从北面刮来的，大都不可能甜美而多带苦味，因此植物受北风吹刮，它们的味道都是苦的。但物性苦的植物也乐于生长在这里。
于是，鲜支、黄蘖、苦楝、侧柏这类树木，黄连、苦扶、亭历、苦参、钩夭这类杂草，地黄、游冬、葳、芑这类野菜，槠、栎、草斗这类果实，楛竹这类笋子，没有一种不一丛丛地到处分布，在这里罗列生长。野蜂在它们中间作窝，采集花汁酿蜜，味道也很苦，山里土话称它作“黄杜”，开始吃的时候很苦，难于下咽，久了就更觉得它甘甜，它能够消治积热，清除燥热心烦的病症。那里的茶也比一般的茶要苦。那里的瀑布都是从石缝中冲刷而出，源流腾涌激荡，水势湍急，弯弯曲曲，流入巨大的山谷。水里盛产有花纹的小鱼，形状如同吹沙，味道苦，而且有点辣味，吃它可以醒酒。
匡山距离人居住的地方较远，只有章溢先生喜欢去游玩，但跟随的人大多认为先生早去晚归太艰难，因此就选择匡山低洼的地方，把居舍修建在那里。先生带了几个年岁小的仆人，清除脱落的笋壳，种植些粟豆，就吃那草木的嫩芽和果实。有时就踏着木鞋攀登山崖，靠着大树吟咏高歌，或者往下走，来到清凉的溪边。听到打柴人的山歌飞出树林，就拍击着石头随着唱起来。人们没有谁能理解他那种乐趣。
章溢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乐与苦，是互相依托转化的；人们只知道乐是乐，却不知道苦也是一种乐，人们只知道把自己的乐当作乐，却不知道苦会从乐中产生出来，那么乐与苦之间，相距能有多远呵！如今那些富贵的人，安闲地坐在华丽的厅堂上，口没有尝过苦菜蓼辣的味道，身没有从事过农田的劳动，睡觉一定要铺上双层的垫褥，进食一定要精美的食品，出外一定要带上服侍的仆役，这些就是人们所认为的乐，有一天福运完了，困顿的
生活在意外的灾祸中降临，却不知道那醉饮美酒、饱食肥肉的肚肠，不能装下粗劣的饭食，那垫惯了柔软的垫褥、盖惯了温暖的被子的身躯，不能穿上蓬草藋茎编制的衣裳，(这时)即使想要如同山野的农夫，卑贱的仆役，慌慌张张地奔逃隐藏．在草木丛中苟且求生而不可得，这难道不是以往的乐成了今天的苦吗？所以孟子说：‘上天将要把重大的责任落到这个人身上，一定先要使他的心意匿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身体饥饿。’赵子说：‘好荮虽然使口感到苦，却对疾病有利，忠诚正直的话，虽然刺耳，却有利于修养德行。’他们的所谓苦，正是我的乐；而他们的所谓乐，却正是我的苦啊。我听说井因为水甜美容易被汲干，李子因为味苦无人采摘而能保存，吴王夫差因为沉缅酒色而灭亡，越王勾贱因为尝胆刻苦而兴盛起来，不也如同这个道理吗？”
《苦斋记》赏析
写一般名山胜水的游记，有雄奇瑰丽之观可以描绘，如“巴陵胜状”之“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范仲淹《岳阳楼记》)，泰山奇观之“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姚鼐《登泰山记》)，皆足以使人心驰神往。而这里所写的“苦斋”，非有林壑之美，台榭之观，往古之胜迹，可以引人入胜，供人凭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足之所至，无往而非“苦”也。山里的植物，“其味皆苦”；水里的斑文小鱼，亦“味苦而微辛”；甚至那里的野蜂所酿的蜜，“味亦苦”。而且“山去人稍远”，“四面峭壁拔起”，人们“多艰其昏晨之往来”，有什么可以令人赏心悦目、忘忧怡情的呢？作者巧妙地擒住一个“苦”字，作为贯串全文的脉络，化景为趣，化趣为理，使人从中领略无穷的佳趣与妙谛。他在写“苦”时，或将“苦”隐于语言之外，或将“苦”显于记叙之中，但无论其或隐或显，都没有忘记“苦”的对立面是“甘”与“乐”。如蜜虽苦，可“久则弥觉其甘”，而且可以“已积热，除烦渴之疾”；鱼虽苦，但“食之可以清酒”；爬山虽苦，但可以倚修木而啸，临清泠而与樵歌相和答。可见苦往往隐藏着乐，亦犹乐往往潜伏着苦一样。作者在这里运用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看待艰苦的环境，坎坷的人生，这便是“化趣为理”。他并未把注意力放在写景上，去模山范水，传神写照，让人们领略“苦斋”周围的山光水色，但往往寥寥几笔，却把那里的山之高、水之秀描绘得有声有色。如说“其下惟白云，其上多北风”，则云绕山下，风啸山脊之状，宛然在目，不言高而“连峰际天”的景观毕见。又说那里的水“皆啮石出，其源沸沸汩汩， 滵曲折，注入大谷”，则泻出于岩石之间的水，激起如沸的浪花，纡徐曲折地注入谷中的情景尽入眼帘。本来是极其寻常的景色，一经作者点染，便成奇观，使人联想到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写水则曰“如鸣佩环”，写鱼则曰“皆若空游无所依”。在《钴 潭西小丘记》中，写“石之突怒偃蹇”，则曰“若牛马之饮于溪”，“若熊罴之登于山”，不愧为巧夺天工的丹青妙手。这是他“化景为趣”的艺术手段。
“记”这样的文学样式，往往由两个大的部件构成。前一个部件，或记人，或记事，或记游，以叙事写景为主；后一个部件，或发感慨，或说道理，以抒情议论为主。所谓“情缘景生”、“景与情会”者，既是艺术的追求，又是艺术的规律。没有前一部分的事和景，则后一部分的情和理便无所依附；没有后一部分的情和理，则前一部分的事和景便没有概括成理论，没有概括出主题。所以两者是有机的结合，是统一的整体。《钴 潭西小丘记》，如果仅仅写了石的“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而没有后面的“噫！以兹丘之胜”，置之通都大邑，则价值千金；置之穷乡僻壤，则“农夫渔父过而陋之”，借以抒发自己长期被贬、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能够如此脍炙人口、传诵不衰吗？同样，《岳阳楼记》如果没有后面一段议论，抒发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游褒禅山记》如果没有后面的那段“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的议论，借以阐明要想攀登光辉的顶点，实现伟大的理想，就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石钟山记》如果没有后面的“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领悟，借以阐明一切结论都应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而仅仅停留在
前面的叙事和写景上，其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又将如何呢？刘基《苦斋记》的价值，也在于他所发的那段“乐与苦相为倚伏”的闪耀着思想光辉的议论，极其通俗而深刻地阐明了“苦之为乐”和“苦生于乐”的道理。人们的“苦乐观”，往往由于精神境界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有的人只晓得“乐之为乐”，而不晓得“苦之为乐”；有的人则善于从“苦”中去发现“乐”，倚木而啸，临流而歌，啖草木之荑实而怡然自得，都有至乐存焉。正像作者所说的：“彼之苦，吾之乐；而彼之乐，吾之苦也。”其对待苦乐的态度，其对待生活的态度，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当然，作者的苦乐观，是从前人的思想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的。苏轼在《超然台记》中，不是说自己善于以超然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逆境吗？当他丢掉了杭州那里的“舟楫之安”，“雕墙之美”和“湖山之观”，到密州去过着“斋厨索然，日食杞菊”的艰苦生活，面对“盗贼满野，狱讼充斥”的政治环境，人家都怀疑他不堪其忧，而他在那里生活一年之后，“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就是因为他善于化苦为乐，善于“辞祸求福”。苏辙在《黄州快哉亭记》中也说：“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则何适而非快？”苏轼之超然，苏辙之快哉，虽然只是对仕途坎坷、政治失意的人的一种慰藉之辞，但它对人生的乐观，对生活的热爱，足以提高人们生活的勇气，启迪人们对苦乐的认识和选择。刘基的“苦乐观”，显然和苏氏有着思想上的继承关系，而苏氏又是从老庄思想中汲取营养的。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老子》第十二章)，庄子的“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至乐》)，不正是苏氏的“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的观点么？不正是刘氏的“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践以尝胆兴”的思想么？不过刘氏更多地发扬了老子的朴素辩证的思想，而苏氏则更多地接受了庄生的“齐万物，一生死”的相对主义观点，此其大同中之小异耳。
第六单元 文无定格 贵在鲜活 三维目标：
1、认识古代散文中杂文、小品文一类文章的性质，特别是其不拘固定格式、灵活多样、新颖生动的特征，体会这类文章的写法。
2、引导学生感受文章的生活气息和情趣，提高鉴赏能力。 教学方法
诵读法 合作探究 教学准备 CAI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文无定格 贵在鲜活 教学要点
1、 引导学生把握散文的灵活性和趣味性这些特点，培养学生对古代经典作品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2、 把握欣赏散文的方法
3、 整体感知本单元课文内容及重点 教学步骤
一、教学内容分析
散文在我国，与诗歌同样历史悠久，样式多样，风格众多，写作手法更是屡翻屡新。
就笔法而言，前人就有“对偶” “借影”“写照”“进步”“虚托”“巧避”等说，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属于“旷达”一类，《种树郭橐驼传》则是带有寓言性质的“无中生有”一类，树立这一形象明理以托讽，《侍坐章》“一字立骨”，《苦斋记》“就题字生情”，《游沙湖》“奇异”，《项脊轩志》则为“感慨”不一而足。
从体裁上看，有传、语录、序、志等样式。记人记事、抒情、议论、描写都有，既有散体，也有骈体。就内容而言,有的重形象美和文辞美；有的侧重于情；有的侧重于理；有的则情理兼用，互相渗透；有的则是表现一种趣味。文虽短小而情味隽永，形式新颖生动，不拘一格，贴近生活，富有情趣的篇目，值得反复研读品味。
前面已经学习了从“创造形象、诗文有别”（理解散文的形象性）、“散而不乱、气脉中贯”（把握散文的逻辑性和抒情性）两方面把握古代散文的方法。本单元鉴赏角度是 “文无定格、贵在鲜活”，目的是引导学生把握散文的灵活性和趣味性这些特点，同时也利用这一点来培养学生对古代经典作品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编写者的意图是想将古代散文相对集中编排，有助于学生通过学习来认识散文的文体特征，这样能够从大处抓住与散文文体本质属性有关的主要之点，避免过繁过细，有助于初学者掌握运用。 二、自主赏析类作品内容分析
《侍坐》算是《论语》中少有的长篇了，学生在学习必修一时，已经对《论语》有个大致的了解，对孔子很多思想言论已有一个粗浅的了解，可在此时联系本文加以适当梳理。而本文的特点是师生对话，以“言志”为中心组织材料，思路清晰，极有层次，不枝不曼，故事情节简单但起伏有致，人物描写简略但生动逼真，学习时可以仔细体会。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是一篇记宴游的小序，文章紧扣题目“春”“夜”“桃花园”“宴”，不偏不离，篇幅短小，却比较全面地记叙了游赏的缘由、游赏过程、自然的景物、同游人的情况和思想情绪，文字凝练、结构紧凑、艺术手法高妙。李白诗文风格相通，尤其是这篇文章视野开阔，意境旷达，思绪翻飞，从宇宙人生入笔，转而写一次春夜宴饮，一句一转，一转一意，尺幅中具有排山倒海之势，真有海阔天空、高瞻远眺之概。令此小小燕集足以与金谷园、兰亭之会相比肩。学习时着重从这两方面加以体会。
归有光是标举唐宋散文来与“文必秦汉”的口号相对峙的唐宋派散文家，时人谓之为“今之欧阳修”，《项脊轩志》借“百年老屋”的几经兴废，回忆亲切的家庭琐事、琐谈，表达了人亡物在、三世变迁的感慨，以及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深厚感情，随事曲折，自然动人。即事抒情，纡徐平淡，亲切动人，所谓“无意于感受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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