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笔下的各种妇女形象
作者：陈晓光 指导教师：卢庚松
[内容提要] 赵树理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既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又是这种制度的维护者；第二类，受封建宗法思想、私有制观念毒害至深的妇女形象；第三类，劳动妇女的先进人物。
论文着重对前两类人物，即作品塑造的那些还没有觉悟的落后妇女形象作了论述，批驳了持否定看法的评论者，认为赵树理之于下层劳动妇女也正如鲁迅之于下层劳动人民，这种批判和揭露，是满腔热情的批判。眼含热泪的揭露，是殷切希望她们觉悟起来。论文也评述了作家创造的新女性形象，指出作家是在为广大妇女的彻底解放摇旗呐喊。
[关 键 词] 赵树理 妇女 婚姻制度 封建礼教
赵树理笔下成功的妇女形象被讽刺、嘲笑、批判的居多，肯定赞扬的则少。几十年来对赵树理刨作中的这一现象，有的评论工作者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兴笔问罪。
对于赵树理笔下的妇女形象进行认真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在今天，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了。
一
如果说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的妇女形象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的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只有“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①社会得不到解放，无论是祥林嫂坚韧而执着的对于命运的搏斗，对于生括的追求。还是爱姑对于封建家庭、封建礼教的大胆而激烈的反抗．都只能以失败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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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赵树理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则阐明这样一个主题——新制度的诞生，旧制度的灭亡，只是为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即为这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先决条件。要使广大妇女彻底从“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②中解放出来，还有待于广大妇女进一步的努力奋斗！
如果说鲁迅为妇女的解放，在他的小说创作更多地揭示了旧中国妇女不幸的悲惨遭遇以及她们淳朴善良的美德，唤醒民众，为争取社会解放而奋斗。那么赵树理在他的创作始终站在妇女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高度．着重描写了广大劳动妇女因袭的重负和心灵的创伤，激励她们为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因此，作家在社会解放的欢乐浪潮中，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封建思想、封建礼教使广大妇女心灵上受到创痛的严重后果，通过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向时代敲起警钟！
二
一提起赵树理笔下的妇女形象，第一个闯进我们记忆中的恐怕就是《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米烂了”的忌讳。“吃鲜果”的痴想，“三仙姑许亲”，区府上丢丑„„这一连串令人难忘而又饶有风趣的故事好象走马灯似的在眼前浮现。
其实少女时代的三仙姑也是一个美丽端庄的姑娘。十五岁嫁给于福，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注定的婚姻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③三仙姑这个年轻美丽的姑娘虽然投有能力抗拒父母之命，但她却不愿尽这“客观的义务”，于是．慢慢就和自动来的年轻人玩得“十分哄火”，以填补她精神上的空虚和寂寞。以前的一些研究文章对于三仙姑的评价，只是看到她放荡、轻薄、不正派的一面，而忽视了促成她如此做的社会原因，恐怕有失偏颇。在封建社会中．偷情与勾引男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常常是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相联系着的。由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原因，天下的有情人难成眷属，得不到封建法律的承认．只好用所谓“非法”的私通方式进行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方式是个人的，不自觉的，但仍具有社会的意义。当然，笔者这里并不认为三仙姑的放荡、轻佻是一种美德，但她毕竟“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④因此，作家的批判、讽刺的笔锋并不指向这里，而是指向兰仙姑不但自甘堕落，而且又反过来利用毒害过她的封建婚姻制度毒害青年一代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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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的婆婆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家长，她统治媳妇的“老规矩”，就是封建统治思想束缚奴役广大下层妇女的形象而又通俗的代名词——
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的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象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
孟祥英的婆婆不但有一般人都有的“老规矩”，而且还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自己的“老规矩”。譬如“她脑筋里”的“媳妇样子”：
头上梳个笤帚把．下边两只粽子脚．沏茶做饭、碾米磨面、端汤捧水，扫地抹桌……从早起倒尿壶到晚上铺被子，时刻不离，唤着就到：见个生人，马上躲开，要自己不宣传，外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媳妇。
封建的伦理道理，宗法观念，在她脑子里不但根深蒂固，而且还那么系统缜密。 作者在孟祥英的婆婆这个形象中，着重刻划了在封建家庭中她作为封建阶级的帮凶的凶狠残暴的性格。她压迫虐待媳妇，还不允许媳妇向别人诉苦。有一次媳妇孟祥英把自己的苦水向一个本家叔吐了吐，就引起了婆婆的一连串的报复。作者紧紧抓住“老规矩”这个关键，并以压抑不住的愤怒，多次强调这个“老规矩”，因为它是婆婆的理论支柱，是套在媳妇头上的紧箍咒。它象幽灵一样在年轻媳妇的心头徘徊，禁锢、统治者年轻媳妇的思想。而把这一切付诸实际的便是婆婆！“在每一时代里，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本身代表着社会底统治的物质生产力量的阶级，同时就是这个阶级底统治的精神力量。”⑤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光辉论断在《孟样英翻身》中被作家用典型形象阐发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三仙姑的淫荡行为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一种变态的反抗的话，那么小飞蛾的婆婆虐待媳妇则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驯服与投降。她挑唆儿子张木匠用小锯粱子把小飞蛾打得皮开肉绽，痛不欲生。岂不知她“年轻时候也有过小飞蛾跟保安那些事，后来是被老木匠用这家具打过来的。”作家虽说对小飞蛾的婆婆着墨不多。但这个人物却刻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她的愚昧落后不觉悟，正揭露了封建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毒害广大劳动妇女的程度这甚，这种“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⑥历史的现象的一再重复，实在是令人可悲叹的！
赵树理塑的三仙姑、盂祥英的婆婆、小飞蛾的婆婆这一组落后的妇女形象，虽然她们的生活道路不同，性格特点不同，但实质却是相同的——她们既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又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维护者。她们的命运具有极大的概括力，它深刻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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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千百年来封建婚姻制度对劳动妇女的肉体和精神的严重摧残和扭曲。作家通过这组形象的塑造．也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表现在家庭婚姻方面的问题常常渗透着阶级压迫的内容，即使一般农民家庭中的家长（父母、公婆），他们的一言一行，也是由封建阶级的封建思想在支配着。尤其在经历了二千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其对妇女毒害之深．在世界上也是罕见。
三
在封建社会，广大妇女不但有“夫权”这条绳索的束缚，而且还同男子一样“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作为一个执着探寻妇女解放道路的现实主义作家，就不能不注意到，除婚姻问题外，其它精神桎梏也紧紧束缚着广大的劳动妇女。赵树理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塑造的另一类便是受封建宗法思想、私有观念、旧的习惯势力毒害至深的落后的妇女形象。
《传家宝》中李成娘是一个新社会的“九斤老太”，她用旧的跟光看待新事物，这也“不顺眼”，那也“不满意”。她认为“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因此她对儿媳妇金桂“当干这个事早就有一大堆不满意”。为了把金桂局囿在家庭生活的小圈子里，婆媳俩经常发生摩擦。你看，就是新正初二，婆媳俩又是一场冲突：
李成娘一看见金桂这些举动就觉着不顺眼：第一、她觉得不象个女人家的举动。她自己两只手提起个空水桶来，走一步路还得叉开腿．金桂提满桶水的时候也才只用一只手；她一辈子常是用碗往锅里舀水，金挂用的大瓢一瓢就可以添满她的小锅：这怎么象个女人？第二、她洗一棵白菜只用一碗水，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她觉得这也太浪费．
李成娘这口气，这理由，与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常说伊年轻的时候，天气没有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的牢骚何其相似！
赵树理在谈到他对李成娘的态度时说：“我不否定她的话，我就不会去写她。”[7]但有的评论者却认为作家对“农村妇女老一代的代表人物”持“一味的否定态度是和现实有一定距离的，是不吻合的”[8]笔者认为这是没有真正了解当时农村的社会现实状况，没有真正理解作家笔下的李成娘是一个充满着象征性的形象。如作品中写李成娘“传家宝”的失传。领导权的丧失。婆媳斗争中婆婆的失败。这一切都象征着——新的战胜旧的，狭小的私有生产方式必将为新的公有生产方式所代替。这是历史的新陈代谢。笔者认为作家这样写李成娘正是他的慧眼卓识。
《传家宝》以洗炼、朴素的笔触，刻划了李成娘这个墨守成规、安于旧业、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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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思想僵化的旧式的农村中的落后的妇女形象。从生活习惯到生活方式，从家庭琐事到婆媳关系，无不反映了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表现了她们人虽然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思想仍然停留在旧时代的现实。她（他）们“并不会因为革命开始变成圣人”[9]。这种思想在《三里湾》中，作家则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这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中，作家并没有正面地直接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尖锐斗争，倒直接而又真实地描绘了农村中的封建宗法观念、宗族势力在顽固退守中与新的生产关系的抗争。
三里湾中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常有理、惹不起、能不够恐怕早为读者熟悉。在《有没有面》一章，常有理与三儿媳陈菊英的辩论，才真正让我们领略了她善辩的口才：
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媳妇自然也都是我的媳妇．哪一根骨头也是自己的骨肉，我也犯不上偏谁向谁。可是咱们这庄户人家，不到过年过节，每天也不过吃一些家常便饭．我吃了这么大也没也赚坏。大家既然都吃一样饭．自然也没有给媳妇另做一锅的道理——我和孩子他爹这么大年纪了，也没有另做过小锅饭。
先说自己不偏不党，后说陈菊英嫌饭坏意在找事。“常有理倒说得端端有理”。岂不知她这里首先玩了个花招：回避了事实本身。下面为按自造的“自然”之论推下去，事实也只好服从她的需要了——
今天的晌午饭是黄蒸和汤面。男人们在地里做重括，每人有两个黄蒸，汤面管饱。女人们在家里做轻括，软软活活吃顿汤面也很舒服，我和大伙家吃了没意见，不知道我们的三伙家想吃什么!人和人和心事不投了，想找碴儿什么时候都找得出来！象这样扭扭别别过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呀？
事实本来是．常有理她们让陈菊英从早上开始磨面直到下午，“早饭只喝了一碗稠粥”，上午给陈菊英娘俩只留一点面汤（并非汤面）„„可是经常有理巧舌一拨，事实被推到哈哈镜前还不说．倒好象她这个“宽厚待人”的婆婆受了天大的委屈，是陈菊英故意“找碴儿”。她把一套瞎话编的那么圆圆展展，又那么有条有理．有板有眼，最后又加一句“我也不会说什么！请你们大家评一评吧！”其神态是何等维妙维肖，活灵活现！
而惹不起则是农村中那种“母老虎”的形象：蛮横、刁赖、撤泼。在《惹不起遇一阵风》中，本来是自己八岁的男孩十成欺负了陈菊英的四岁的女孩，王满喜好心出面调解未遂，反把十成惹得“又哭又骂，又躺在地上打滚”。作母亲的理应哄劝自己的孩子，惹不起不愧是惹不起——
‚十成！你这小该死的！吃了亏还不快回来．逞你的什么本事哩？一点眼色也不认得！人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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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女有妈！还有‘爹’!你有什么？‛
‚你这小死才怎么还不出来？不怕人家打死你？人家男的女的在一块有人家的事，你搅在中间算哪一会哩！‛
惹不起果然名不虚传——恶语伤人，指桑骂槐，胡搅蛮缠，倒打一耙。
常有理巧舌如簧，惹不起难緾。能不够使乖弄巧。她们虽然性格不同，各有千秋，然而一旦纠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股旧的封建宗法势力的逆流。《三里湾》中这三驾马车式的三个妇女形象，便是作为一个集合体活动在三里湾的这个大舞台下，其意义便超出了她们各自形象的本身。例如她们精心策划的用“亲上加亲”联结宗法势力的手段，打击进步力量，对抗合作化运动的发展的妙计，正如恩格斯早就揭露的那样：“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⑩。然而，尽管常有理她们代表的农村中的封建宗法势力在当时还很强大，但是时代不同了，她们苦心经营的“新的联姻”终于在“有翼革命”中坍塌，能不够“做媳妇的经验”在新一代的王玉生身上试验失败，都是历史的必然——生产关系的改变，也改变着社会关系，因为“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⑾
如果说作家在五四年创作的《三里湾》揭示了农村中封建宗法观念与旧的习惯势力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对抗还处于隐伏状态，而在五八年，作家写的《锻炼锻炼》则反映了这种顽强的封建残余和宗法势力利用我们党的当时农村经济政策的“左”的错误，破坏和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斗争已比较明显。因此，作家写的小腿疼、吃不饱与《三里湾》中的常有理等人有着一定的历史联系。小腿疼、吃不饱是常有理、惹不起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她们都是以损人利已，刁钻尖刻。极端自私为荣．而且在新形势下利用政治上的保护伞避风避雨。小腿疼是“主任王聚海，支书王镇海，第一队队长王盈海的本家嫂子。有理没理常常也到社房去闹”。她在干部兄弟面前倚老卖老，无理取闹；对其他干部则有恃无恐，撒泼耍赖；对群众则仗势欺人．为所欲为。
而吃不饱没有小腿疼那样的“硬牌子”，所以她在大庭广众面前就不也像小腿疼那样嚣张，她精于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常借东风不误。
无论是《三里湾》还是《锻炼锻炼》中所塑造的落后妇女典型．并不象有些人所评论的那样。是歪曲了妇女的形象。笔者认为这正是作家敢于正视现实的结果，在这些不觉悟的劳动妇女形象的背后，隐蔽着作家的真歌哭，真哀恸。如果用政治家的眼光看这两篇小说，就应该从常有理到小腿疼等落后人物的行为中．更加深刻体会毛泽东同志教导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赵树理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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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劳动妇女也正如鲁迅之于下层劳动人民。赵树理对其落后和不觉悟，进行了批判和揭露，但那是满腔热情的批判，眼含热泪的揭露，殷切期待着她们觉悟起来，跟上时代的步伐。因为作者清楚地看到她们身上的缺点，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封建思想多少年来对她们奴役的结果。因而与其说作家批判挪揄的是她们个人，倒不如说批判挪揄的是各种封建思想更为贴切。
四
也正如看病郎中用“泻药”是为了治病，用“补药”同样是为治病一样，赵树理不但对代表着封建势力的各种落后妇女给以批判与嘲讽，而且还满腔热情地对劳动妇女的优秀品质和先进力量进行讴歌，为广大妇女的彻底解放摇旗呐喊。
在《登记》中，塑造了小飞娥这个在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的呻吟到反抗（虽说还不十分得力）的妇女形象。年轻时代的小飞蛾要求婚姻自主，但是，命运之神——封建的婚姻制度却把她分配给一个与她素昧平生的人。对于“父母之命”的播弄，她又未有那种为了追求坚贞的爱情“甘冒很大的风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⑿的勇气。虽然丈夫婆婆的虐待和世人的冷眼并没有完全扑灭她心中爱情的火种，可是她的反抗是软弱无力的。她在没有爱情的婚姻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是以抑郁，而无谁语”。只有把罗汉钱当作情人的象征，将一片痴情全部抛向一个无生命的东西——
小飞蛾只好一面伺候婆婆，一面偷偷地玩她那个罗汉钱，她每天晚上打发婆婆睡了觉，回到自己房子里关上门，把罗汉钱拿出来看了又看．有时候对着罗汉钱悄悄说：‚罗汉钱，要命也是你，保命也是你！人家打死我我也舍不得你！咱俩死活在一起！‛她有时候变得跟小孩子一样．把罗汉钱暖到手心里，贴到脸上，按到胸上，衔到口里……
这是中国女人特有的爱的大 ，爱的悲剧。对于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的虐杀．恩格斯曾愤怒抗议：“一个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为负完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义务。”⒀因此小飞蛾为她“娘儿俩的命运为什么这么一样”而不满，哀怨那“一辈传一辈”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小飞蛾由觉醒到反抗，最后支持女儿婚姻自主，结束了自己不幸的爱情在女儿身上重演的悲剧。作家对于小飞蛾对“不道德行为”进行道德的反抗，寄寓了强烈的感慨。
在争取恋爱自由，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方面，于小芹、艾艾、燕燕等较之小飞蛾有着更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她们较少保守思想，大胆、热情、泼辣、开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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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地追求婚姻自主，构成了这类追求美满幸福爱情生活的新女性的基本特点。
而孟祥英、金桂则是作家笔下另一类的新女性。孟样英在党的领导下与封建家长作斗争，金桂则是在紧跟时代，走向社会的道路上，与具有封建思想和传统的旧观念的老一代作斗争。如果说小芹、艾艾、燕燕等争取恋爱自由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那么孟祥英、金桂的冲出家庭，走向社会则是争取妇女解放的根本保证。（因为妇女倘不能真正获得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妇女的真正解放将是一句空话，所以，赵树理在《传家宝》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妇女们想真得到解放，就得多做点事、多管点事、多懂点事”。）而《卖烟叶》中的王兰既有小芹等追求恋爱自由的泼辣，又不仅于此，因为恋爱自由在小芹等是为争取这种合法权力而力争，在王兰则已是运用这种合法权力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王兰与金桂等比，她的一切言行，也已不再单纯是为妇女的解放而言行了。她已随着时代潮流，同男同志一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真正取得了“男女都一样”的平等地位。王兰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有文化知识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完全崭新（那一时期）的妇女代表，她也正代表了中国妇女彻底解放的方向，恐怕也是作家彻底解放妇女的理想境界。
可是，现实中的王兰毕竟还不多见。生活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李成娘、常有理、吃不饱、惹不起等。从而可以看出作家对于中国劳动妇女解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是有足够认识的。这并非作家故意猎奇和耸人听闻，因为中国的实情的确如此。列宁谆谆告诫我们：“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⒁为我们今天现实中还大量存在着这种现象。说到这里，顺便应指出的是．作家笔下先进的妇女形象较之落后的妇女形象则显得单薄，有些概念化。这原因诚如作家所说：“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得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⒂但熟悉新人新事需要有个过程，作家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创造出血肉丰满的真正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令人痛惜的是，这一切都成过去！这一切都成憾事！人逝作品在。功罪自有论。不管怎么说。赵树理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对中国社会的深邃的真知灼见，尤其是他对中国劳动妇女命运深切的关注及其彻底解放道路大胆而执着的探索，应该是长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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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的解放》189页： ②《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31页。
③⑩⑿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④鲁迅《坟·我之节烈观》。
⑤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 ⑥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
参考文献：
[7][8]转引自《西北文艺》51年第l卷第6期沙驼铃《谈赵树理的传家宝》 [9]《列宁全集》第28卷《给美国工人的信》53页。 [1l]《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共产党宣言》270页． [14]《列宁全集》第27卷407页。 [15]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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