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文学思想浅探

李商隐文学思想浅探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商隐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骈文家而享誉后世的，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李商隐的文论观点也是特立独出而值得重视的。纵览樊南文集和玉溪诗集，不少诗文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示出他自己的文学思想。本文经过对这些零散诗文的分析总结，概括成三大点分别进行介绍和论述。

一、反对独尊周孔，儒道释兼取

儒家是在周公和孔子的言论主张中创始和发展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已是诸子百家学说当中最重要的一枝，西汉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成为一国的统治思想，并一直延续到后世。儒家周孔的权威可谓不可撼动，而李商隐却明确表示了对其的非议。

他在《上崔华州书》中说：“始闻故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同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他认为“道”不该是周公孔子专有，人人都可创造自己的“道”，抒发自己的情志，也不必非从儒家经史中寻章摘句，各家典籍自有其妙，不应置于儒学之下。他这样的言论无疑是大胆而惊人的。

同样，在《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中李商隐更是批判了孔氏之道：“论者徒曰：‘次山不师孔子为非。’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涂中耳。次山之书曰：‘三皇用真而耻圣，五帝用圣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嗟嗟此书，可以无书！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李商隐对元结十分敬重和喜爱，他为元结编次了文集并作了此序。序中对论者非议元结不以孔子为师不以为然，认为元结的思想不在

孔子之下，并引用了元结评价儒家学说的话。认为随着社会发展，至德渐丧，三皇讲真淳，故以圣德为耻，五帝讲圣德，故以英明为耻，三王讲英明，故以洞察为耻，越到后世，道德仁义的要求越多，这便是儒家“强生道德”于“强毁纯朴”之后的证明。

显然，李商隐接受了元结的思想，而元结的思想正是受到道家影响的结果。《老子》第18章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元结之意，与此如出一辙。在这篇序文中，李商隐还称赞元结之文：“次山之作，其绵远长大，以自然为祖，元气为根，变化移易之。太虚无状，大贲无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职……若大厌然，不觉其兴。若大醉然，不觉其醒，其疾怒急击，快利劲果，出行万里，不见其敌。”《老子》中说：“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亦云：“道不游太虚。”种种形容都可看出商隐对老庄的喜爱与推崇之情。

当然，李商隐对儒学之说周孔之道并不是绝对地批判打压的，“孔氏固圣矣。”他在其他作品中，尊儒之说也时时有之，如《赠刘经映三十四韵》云：“建国宜师古，兴邦属上庠。从来以儒戏，安得振朝纲？”《奠相国令狐公文》曰：“圣有夫子，廉有伯夷。”承认以儒学振朝纲，尊奉孔子伯夷为圣贤。李商隐对儒学的批判毕竟也是有为而发，不是对其全面否定的。

在唐代，儒道释三家都是十分流行的，前面的论述中可大体看出李商隐对儒家道家的看法，那对佛家又是怎样呢？作为文人，得意失意的不同境遇下，对此三家会有不同程度的倾向。佛教通常都是文人们痛苦心境的投宿之所，李商隐更是如此。他一生困于党争郁郁不得志，而又经历过中年丧妻之痛，本是深情之致敏锐之致的诗人，自然少不了哀怨喟叹之作，并且不在少数。这些作品中，佛教思想的融入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题僧壁》诗云：“舍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

隐针锋。 蚌胎未满思新桂，琥珀初成忆旧松。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玉溪生诗集笺注》此诗下清冯浩注曰：“义山好佛，在东川时于常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剙石壁五间，金字勒妙法莲华经七卷。”《樊南乙集序》亦自云：“三年已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都表达了舍身求道的愿望。李商隐诗歌的一个根本追求便是主情，对人生痛苦的体验，对爱人的相思寄托，对爱情逝去的追慕都是其诗歌中普遍的情怀。而佛理禅宗就是为了消解这些爱欲憎恨，“未必明时胜蜯蛤，一生长共月亏盈”（《城外》），“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槿花》），“大执真无力，多情岂自由”（《即目》）。有求皆苦，诸行无常，李商隐对此感受颇深，熔铸在诗句中，浑化无迹。

二、追求偶对文饰的语言美

“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耒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旧唐书》本传）。《新唐书》本传亦云：“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新旧唐书都指出李商隐由古文转写骈文，并且在骈文写作上获得了很大成就。“文思清丽”，“偶俪长短，而繁缛过之”，李商隐对形式美是有着明确要求的。

骈文兴起于东汉之初，在南齐永明时沈约等人的声病说的提倡下得到发展最终成形，在梁陈北齐北周时徐陵庾信等人将其发挥到极致。它的特点就是重骈俪对偶、属事用典、华丽藻饰。

自有今体以来，文学的发展总是在今体古体、律体散体的斗争中进行，有唐一代，从

初唐陈子昂的复古论调主张刚健气骨，到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提倡诗歌反映现实通俗畅达，再到韩愈等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今体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只是科举应试、章奏公文都规定用典雅庄重的骈文，才使其虽多受褒贬亦能稳站作文之主导地位。而李商隐却是从内心喜爱骈文律体的。他自编的文集《樊南甲集》和《樊南乙集》，前者皆为骈文，后者大部分是骈文，甲乙集有个共同的名字《樊南四六》，将骈文命名四六始于李商隐，骈文发展在他手中是一次新变。

他在《樊南甲集序》中说：“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防）、范（云）、徐（陵）、庾（信）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任范徐庾都是齐梁宫体的大家，李商隐直言对他们的喜爱，自己也每每作“好对切事”之文。《漫成三首》其二云：“沈约怜何逊，延年毁谢庄。清新俱有得，名誉底相伤”，赞叹齐梁骈体作家之“清新”。

《献侍郎巨鹿公启》中云：“夫元黄备采者绣之用，清越为乐者玉之奇，固以虑合玄机，运清俗累，陟降于四始之际，优游于六艺之中……自鲁毛兆轨，苏李扬声，代有遗音，时无绝响，虽古今异制，而律吕同归。”追求五色之彩、清越之声，讲究音韵之美。《献相国京兆公启》中还言：“远则邶、鄘、曹、齐以扬领袖，近则李、苏、颜、谢用极菁华。”他把颜延之、谢灵运的诗歌与诗经国风和李陵苏武并论，“菁华”一词也备集精致华美之意。

三、提倡抒情言志的创作

李商隐作文写诗固然注重形式语言之美，但对内容的强调更不在其下。《漫成五首》其一：“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表达了对沈全期、宋之问和王勃、杨炯只识声律属对之能的不满。

《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外界事物对内心产生的影响形诸笔下，作文都是由于心生情动。

李商隐的闻名后世基本上是由于他的诗歌创作，而他情致深婉、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及其他抒发个人情怀之作更是广为人知。重视文学抒发个人真情也是他极为显著的文学思想。

《献相国京兆公启》云：“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故阴惨阳舒，其涂不一，安乐哀思，厥源数千。”认为人自有天地所禀之灵气，有七情六欲，喜悲安乐之思各种各样，都需要进行咏叹抒发。所谓“声势物景，哀上浮下，能感动人”（《樊南甲集序》），能感动人心是文学创作至关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篇《献相国京兆公（杜悰）启》中说：“顾筐箧以生尘，念机关而将蠹。其或绮霞牵思，珪月当情，乌鹊绕枝，芙蓉出水，平子四愁之日，绣文八咏之辰，纵时有斐然，终乖作者。”评说自己的创作，终是以情为主。

试看看李商隐的深情绮思之作：“初生欲缺还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七夕》）“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阳楼》）他是将一片痴心衷肠融入诗歌中了。他把文学存在的基础从“载道”“雅正”的传统转移到抒写个人性情上，他对人情隐微、心灵暗涌在文学上的体现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探索。

然而，爱情诗等抒情之作远远不能代表他的文学创作，他还有许多反映时事政治家国民生之作。对于诗歌言志的要求，他说道：“况属词之工，言志为最……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献侍郎巨鹿公启》），缘情绮靡固好，但

不可为甚，学李杜之怨刺固好，但不可偏于一端，可见李商隐对内容形式并重的文学观。

他对贾谊的敬重可看出其对文学反映社会时政的重视，《城上》云：“有客虚投笔，无憀独上城。沙禽失侣远，江树著阴轻。边遽稽天讨，军须竭地征。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贾生》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赞美了贾谊以文章论军事的才华和爱国爱民之心。

综上所述，李商隐的文学思想是丰富而全面的，诗文并举、文质兼备、儒道不偏废，敢于挑战权威，看重自身之道。他的创作也体现出和文论的一致性，作为晚唐成就最高的文人，他的文学思想同样也是值得重视和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