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苏轼儒家思想的主导因素

琼州学院学报

JournalofQiongzhouUniversity

Vol.16.No.3June.2009

影响苏轼儒家思想的主导因素

顾勤

（江苏省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摘要：本文对儒家思想影响苏轼的主导因素加以论述。关键词：儒家思想；苏轼；担当精神；使命意识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22（2009）03—0096—02

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就在他犹豫之时，神宗突然去世，年幼的哲宗继位。随着司马光等旧党人物的重新起用，苏轼又被召回政坛。哲宗元祐元年苏轼再度入朝，他寄子由的诗中说：“白发未成归隐计，青衫倘有济时心。”回朝后，他在其他政务之外又曾兼任了经筵侍读，就是给幼帝做老师。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与厚爱，让苏轼不敢有半丝懈怠。苏轼与弟弟早年有“夜雨对床”、功成身退的约定。但是在漫长而坎坷的仕途中，这个愿望迟迟没能实现。“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反映出苏轼忘身险恶的政治旋涡而不隐退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帝王的某种“知恩图报”心理。

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汪圣铎《宋儒的公私观》一文中分析了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中逐渐形成了“公天下”的社会理念。他们对北宋统治者提出的“与士大夫治天下”之“天下”有了新解。宋仁宗时，著名学者石介曾对宰相提出要求说：“夫庙堂之上，举制度，出教化，施诰命，行赏罚，进百官，退百官，宰相之任也。一言得失系四海之安危，一令臧否系社稷之休戚，举一制度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举出，一教化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出施，一诰命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施行，一赏罚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行，况进百官退百官耶。”（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4，《上王沂公书》）这里明确了“公”与“私”的分别，提出了宰相“公天下”之职责，这是宋儒思想上的一大进步。苏辙在应考对策中更加直接表达：“夫为天下国家惟刚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刚服天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司马光也说：“爵禄者，天下之爵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罚者，天下之刑罚，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传统意识中的“天下”概念已经发生变化，由帝王之天下转变为天下人之天下。宋代士大夫在自身主体意识觉醒的同时，“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空前高涨，他们对自身以外的现实世界的关注热情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一大批锐意求新的革新派人物成为这一时期士大夫们学习的楷模。范仲淹更是提出了儒家理想人格的道德标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苏轼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的熏陶下走上政坛的。苏轼一生抛却个人功名利欲，“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事功精神正是北宋广大士人的普遍

无锡214028）

苏轼从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八月，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第三的成绩列入御试最高等级从而开始步入仕途到公元1101年去世为止，宦海沉浮四十载，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政治风浪，即使处在人生低谷时，都未曾舍弃儒家事

功的信念。这除了与苏轼融通三教，能用佛道哲学与儒家思想互补、平衡之外，还有哪些因素真正主导了他这种百折不回的的儒家政治信念呢？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家庭熏陶

家庭教育以尊奉儒家道德传统为主，在幼年苏轼的心中播下了儒家思想的种子。父亲苏洵自己爱好先秦古文和韩愈的文章，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他对儿子的教育相当严格，父子三人经常一起探讨古文，剖析古今朝政的得失成败。苏轼从这些作品中不仅学到写作的方法，也学到了干预现实的精神。在儒家“立德、立身、立言”问题上，苏洵教育儿子：“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心。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苏辙《历代论》，《栾城后集》卷七）他肯定，“士”首先当要事功，其次是治身，最后才是立言。当苏洵常年游历在外的时候，母亲承担了教育孩子的责任。苏轼的母亲是一个善良仁慈的人，她信奉佛教，充满爱心。但是在教育儿子的时候，她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以儒家为主。在给儿子讲解《后汉书・范滂传》时，她感叹道：“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和苏轼本人的博览儒家典籍，塑造了他儒家的政治人格和务实精神，从而奠定了今后政治生涯中的立身基石。

二、图报君恩的心理

当年苏轼兄弟由欧阳修的提携步入仕途，被仁宗皇帝看作是宰相之材，之后又得到神宗皇帝的特别赏识。为了报答皇恩，无论仕途坎坷，苏轼都没有知难而退。熙宁四年通判杭州时，他写下了：“眼看世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苏轼贬谪黄州又被重新起用时，神宗发去诏令：“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这让受尽苦难的苏轼感动不已。一边是忠君报国的儒家事功世界，一边是准予常州居住的隐逸诱惑，他在《满庭芳》一词中表露了这种矛盾徘徊心情：“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

收稿日期：2009－4－28作者简介：顾勤（1973－），女，江苏无锡人，江苏省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研究唐宋文学。第3期

精神风貌在他身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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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为了纠正这样的社会乱象，经过几代北宋士人的不懈努力，新的儒家道德秩序逐渐得以重建。欧阳修除了在政治上积极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主张，在文坛上他延续唐代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提出“文必以道俱”的古文理论，在思想上对“道”进行了新的阐释，重新定义“道”的标准。欧阳修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解释“文必以道俱”中的“道”：“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即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之道。他强调文人不可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文士”，要用实际行动去践行所谓的“道”，或者说是“圣人之道”。刘方在《文化视域中的宋代文论》中分析认为欧阳修提倡和恢复的“圣人之道”是落实于“古圣人”的百事。何谓“百事”呢？刘方认为“就是指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礼乐刑政之事，人类自身求生存、求发展的生产劳动之事。”即古代圣人所做的“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教人树桑麻，畜鸡豚”；行“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等等。欧阳修要求学者要“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这种倾向于“道先文后”的文道观是与欧阳修强烈的务实精神、与北宋的社会现实相适应，为矫正和提振北宋士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苏轼在《居士集叙》中高度评价欧阳修的历史功绩：“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苏轼是欧阳修“付子斯文”的接班人，成为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上又一掌门人。苏轼对欧阳修的重托“不敢不勉”，牢记恩师之训。在欧阳修去世二十年后，苏轼在文中自云：“虽无以报，不辱其门。”事实也是如此，苏轼在其一生的宦海沉浮中始终没有逃避。他在朝时，“不俯仰随俗”，忠于职守，直言极谏；他外任时，学“古圣人”行“百事”，造福一方百姓。顺境中，他保持着“胸中廓然无一物”的清醒；逆境中，他不沉溺消极，而是通过更高层次上的修身完成生命的超越。苏轼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之道，在精神上则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家理想人格为自己的最高追求。文章是经国之大事。苏轼没有忘记恩师的教诲，他从“为时”“为天下”的高度为国家选贤纳才，对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青年文人寄予厚望并加以提携：“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付任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在苏轼的影响下，“苏门诸子”文人群成为北宋文坛上一支主导力量，从而保证了自“欧门”之后的文学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作为文化的传承者，苏轼著述不辍。《宋史・苏轼传》中：“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他用笔实践了儒家“三不朽”中之“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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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36岁通判杭州，40岁知密州，42岁知徐州，44岁知湖州。他停留过的每一站都留下了斐然的政绩：在杭州，他疏浚六井，为民造福；在密州，遭遇蝗灾，他以儒家悲天悯人的气度，为民请命；在徐州，他身先士卒，奋战在抗洪

前线。贬官黄州以后，他在苦闷孤独中痛定思痛，他认识道“平生文字为吾累”，他也决心“不复作文字，唯时作僧佛语”。但是，他在写给好友李常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我们看到，“乌台诗案”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并不是致命的，更不能消灭他“尊主泽民”的决心。

结束黄州贬所的生活，苏轼又得到重用，“华灯飞盖寓京华”期间，集荣宠于一身。他以不愧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出身的态度侍君为国，以“再入都门万事空”的超然对待功名利欲。当统治集团内部纷争再度风起云涌时，苏轼选择主动退出。当侍君不得的时候，他选择了以利民之方式实现儒家经世治国之理想。他曾在送给苏迈的砚台上题诗：“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迈砚铭》）这是他对儿子的教诲，也是对自己的要求。他在地方上努力工作，用充满人性温情的儒家淑世精神实践人生抱负。远谪惠州，无权签书公事，他也依然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协助地方官员治水、办医药院等。即使在“地狱”般的蛮荒海岛上，他仍然不舍儒家本色，充当着文化使者的角色。

我们还可以从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角度去考察他的“天下”观。变法初期，苏轼曾激烈的上书指陈新法的不合理处。但是到元丰年间，他在《与滕达道》中写到：“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正是在实际工作中，他重新认识新法，对于自己以前的错误观点，他毫不隐晦，敢于自我否定。当旧党专政后，苏轼也批评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劄子》），成为免役法的大力维护者。苏轼没有固守个人偏见，而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评价新法利弊，只要是有利生民的政策，不管是哪个利益集团，他都支持。就是这种“不能俯仰随俗”的性格使他不容于世。尽管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是相同的。苏轼入狱期间，已经退隐的王安石上书营救苏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对苏轼的获救起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苏轼还是王安石，他们都是正道直行的君子，他们的共同追求都是通变救弊，振时兴治。所以，个人的利害得失可以被报国利民的共同理想所包容。北宋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会良知和国家责任感远远超越前代士人。

四、传承儒道的使命意识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描述了唐末五代之世风：“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

第3期浅谈数码钢琴集体课的教学91

奏；第三步从短小的作品开始，逐渐扩展为较大的音乐作品；最后从通俗易懂的乐曲逐渐过渡为难度较大的经典作品。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的音乐兴趣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教师对小作品的严格要求也有利于学生形成较为扎实的音乐知识和表现技能。

三、数码钢琴集体课的教学过程

课前要经过细致周到的备课，设计好实施教学的具体步骤和运行操作各种环节。数码钢琴集体课的新授课（不包括欣赏课）课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一）回课——检查作业。让学生齐奏上节课学过的曲目，齐奏前，教师要确定恰当的演奏速度，以保证节奏稳定统一，齐奏完毕，教师重点指出学生回课中的优点和缺陷，让学生更加明确演奏要求。再进行分组演奏，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演奏，另一组聆听观察，而后通过分析讨论，找出不足，亦可指定学生个别演奏，分析典型范例，促进共同提高。回课后即导入新课，体现新旧课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衔接。

（二）讲授新课。讲授新课可以是以下几个基本环节：作新课题的理论讲解及课题技术示范；提出要求并指导学生进行练习；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调整等，主要讲课程序亦可分成几步：首先进行手指练习、音阶和琶音练习、键盘和声技术练习.其次在完成基本技术练习基础上布置学习新的课题曲目，指导学生运用课题理论对作品曲式结构、调式调性、和声布局、伴奏手法一一分析，作出相应的标记。第三步采用不同手法范奏新的课题曲目。第四步转入学生当堂练习，以便暴露并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矫正。对学生练习中

提出的各种疑问或要求，可以运用典型，给予集中或个别解答。

（三）小结本课，布置作业。每次上完新课教师对全课教学过程进行总结评价，对学生的回课表现情况当堂打分记录在案，作为综合考评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依据。统一布置课后作业，明确提示作业要求，布置新课题的预习。

四、结语

教育，是研究“人”的学问，而人是世间最复杂的事物，随着人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教育的内涵也会有新的延伸与突破，因此，对教育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对数码钢琴集体课课题研究也同样如此。在不同的时空背景条件下，学生个人的发展条件、学科自身的研究体系、社会的需求等都会有所差异，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同样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而我们所能研究的也一定是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问题，随着新因素的加入，理论的研究也会发生新的变化。所以说，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开放性的，而抱有不断学习、思考，努力完善和丰富学科理论研究的观念则是十分必要的。参考文献：

[1]郭淑君.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数码钢琴集体课教学

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7

[2]蔡爽.对编写普通高校钢琴集体课教材的思考[D].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2007

[3]史晓风.高师钢琴基础教学的美育课题研究[D].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2004

[4]李和平.《钢琴集体课课程在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下》[J].

北京：《钢琴艺术》，2005.1

OntheTeachingofDigitalPianoLessons

TangLingTangQi-lin

（Musicdepartment,Hun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uzhouHunan412000）

Abstract:ThisarticlediscussestherelatedissuesontheteachingofdigitalpianolessonsKeywords:digitalpiano;classteaching;playing;skills

[2]王水照

2008年.

[3]汪圣铎著.宋代社会生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年.

[4]刘方著.文化视域中的宋代文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6年.

[5]曾枣庄著.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6]沈松勤著.北宋文人与党争(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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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诸葛忆兵著.宋词说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崔铭著.苏轼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上接第97页）

以上分析的四个方面是有关苏轼终生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的主导因素。苏轼毕竟是一位集封建士大夫、文学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他的思想充满着复杂性。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佛道思想在苏轼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因为正是佛道哲学与儒家思想的互补才成就了完整的苏轼，才使得苏轼在儒家的现实世界中得到精神的拯救，他的灵魂才能在艺术的殿堂里诗意地栖居。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著.苏东坡传[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DominantFactorsInfluencingSuShi'sConfucianism

GuQin

(WuxiHigherProfessionalandTechnicalSchoolofMachineryandElectron,Wuxi,Jiangsu,214028)Abstract:ThispaperdiscussesthedominantfactorsinfluencingSuShi'sConfucianism.Keywords:Confucianism;SuShi;spiritofplay;senseof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