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丹溪和张景岳的阴阳观

李永亮;张亚萍

【摘 要】元代医家朱丹溪提出著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主张滋阴降火;明代医家张景岳反对朱氏\"阳有余\"之说,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重视命门元气,倡导滋阴养阳.在对阴阳的认识方面,朱氏从阴阳的对立制约立论,而张氏从阴阳的互根互用立论,两者都强调了治病求本,辩证论治.中医学的发展需要学术争鸣,而学术争鸣扎根于辨证论治.

【期刊名称】《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年(卷),期】2011(017)007 【总页数】2页(P710-711) 【关键词】朱丹溪;张景岳;阴阳观 【作 者】李永亮;张亚萍

【作者单位】广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南宁,530001;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南宁,53001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R226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的重要哲学基础，元·朱丹溪和明·张景岳对阴阳的认识颇有独到之处，下面作一简要探讨。 1 朱丹溪倡导“阳有余阴不足”

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等，提出著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倡导“滋阴降火”，是后世“滋阴派”的奠基人。朱丹溪生活的年代，时医由于受到《太平惠民合剂局方》(简称《局方》)的影响，用药多偏温燥。朱氏因有感于时医以《局方》杀人者众、活人者少，乃潜心研究医学，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意在警醒时医不可盲从、滥用辛燥之剂，对于补偏纠弊有着重要的影响。

朱丹溪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开篇便明确地提出了“阳有余而阴不足”的观点，并从多个方面来进行论证。其一，自然界普遍存在着阳有余阴不足的情况。朱氏引《黄帝内经》“阳气者天也，主外;阴气者，地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认为天地、日月普遍存在着阳有余阴不足的状况。其二，人与自然界相应，受天地之气以生，因此也存在着阳有余阴不足的情况。朱氏说:“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1］”其三，人身之阴气难成而易亏。朱丹溪认为“人之情欲无涯，易耗伤阴气”。总之，朱丹溪从自然界天人相应论述了阴气的难成而易亏，从而论证了其“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并用此来指导临床疾病的防治。在方药运用上，朱丹溪还创立了大补阴丸、虎潜丸、补肾丸等一系列滋阴降火的名方，并善用黄柏、知母等药物。 2 张景岳主张“阳非有余阴常不足”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著有《景岳全书》、《类经》、《类经附翼》等，重视命门元气，注重“滋阴温阳”治法，是“温补学派”的中坚。张氏针对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提出了著名的“阳非有余阴不足论”。金元之后至明代初期，时医承袭刘完素、朱丹溪之说，株守成方，滥用寒凉攻下之法，流弊甚多。张景岳的“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纠正时弊的作用。

张景岳重视阳气对人体的重要性，反对滥用寒凉。《类经附翼·大宝论》说:“阳道常实，阴道常虚，故丹溪引日月之盈亏，以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而立补阴，

大补等丸。独惜以黄柏、知母为神丹，致家传户用。殊不知天癸之未至，本由夫气，而阴气之自半，亦由乎气。是形虽在阴，而气则仍从乎阳也。［2］”张景岳说，此乃“死生之机，不可不辨”。张氏认为，黄柏、知母之类药物性味苦寒，戕害阳气，不可滥用。同时，张氏还从形气、寒热、水火3方面论述了“阳非有余”的观点。第一，以形气而言，形多于气;第二，以寒热言，寒强于热;第三，以水火言，水中有火，为火所主。另外，张景岳认为，阳气乃人体生生不息之根本。他说:“夫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而况于无阳乎?”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阳来则生，阳去则死。在疾病的防治中，张景岳重视命门元气，创立了左归丸、右归丸、大补元煎等一系列滋阴温阳的名方，善用熟地等甘温厚味药物。 3 “阳有余”与“阳非有余”

“阳有余”和“阳非有余”是朱、张二人“阴阳观”冲突的焦点之所在。朱丹溪主张阳有余阴不足，而张景岳认为阳非有余阴不足。笔者通过考证《格致余论》、《丹溪心法》及《景岳全书》诸书，认为两者各有道理。朱氏论阴阳是从阴阳的对立制约关系出发来论述的，而张氏论阴阳乃是从阴阳的互根互用关系来论述的，兹分述如下。

3.1 朱丹溪的“阳有余”

朱丹溪的“阳有余”其实是病理状态下的阳有余，而其临证治疗疾病并非一味地滥用寒凉，而是强调治病求本，辨证施治。读《格致余论》可以了解到，朱丹溪有感于时医滥用《局方》辛燥之品，易致机体阴气耗伤，不能制阳，阳相对亢盛，乃以滋养降火之品治之。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朱氏是从阴阳的对立制约方面来论述阴阳的有余和不足。其实，他更强调的是辨证论治，兹举2例以说明之。

《格致余论·治病必求其本论》说:“病之有本，犹草之有根也。去叶不去根，草犹在也。治病犹去草。病在脏而治腑，病在表而攻里，非惟戕贼胃气，抑且资助病邪。［1］”从这里可以看出，朱丹溪强调治病当求本，寻找病源之所在，对症下药，

乃可治愈，而非一味地滥用寒凉之品。朱丹溪在“治病必求其本论”中列举了3例涩脉患者，治法各不同。1例以吐法治愈，1例以食疗而愈，而另1例则以当归龙荟丸加减而愈，这3例患者充分体现了朱丹溪辨证论治的思想。正如他所说:“彼三人者，俱是涩脉，或弦或不弦，而治法迥别。不求其本，何以议药?［1］”再如《格致余论·豆疮陈氏方论》中对于小儿豆疮的治疗上，朱丹溪认为陈氏(即北宋医家陈文中，著有《小儿痘疹方论》)的方对于肺寒脾湿而兼有虚者疗效甚好，而时医不详细辨证，对于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豆疮，动辄滥用辛燥之品，误人匪浅。朱丹溪说:“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湿而兼有虚也，量而与之，中病即止，何伤之有?［1］”而时医则不然，“徒见其疮之出迟者、身热者、泄泻者、惊悸者、气急者、渴思饮者，不问寒热虚实，率投木香散、异功散，间有偶中，随手获效。设或误投，祸不旋踵”［1］。朱丹溪认为，临证之时应当详细辨证，辨清虚实寒热，不可滥投而犯寒寒热热、虚虚实实之诫。正如《格致余论》所说:“予尝会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实未敢据其成方也。”另《丹溪心法》列有大补丸，以炒黄柏1味组成，朱丹溪用之去肾经火，燥下焦湿，治筋骨软。但是在用法上朱丹溪说:“气虚以补气药下，血虚以补血药下，并不单用。［3］”而补肾丸以干姜、黄柏、龟板、牛膝、陈皮组成，他认为此药用于治痿厥之重者，但是在用法上同大补丸。黄柏性味苦寒，归肾、膀胱、大肠经，有清热燥湿、泻火除蒸之功。朱丹溪以黄柏来滋阴降火乃是取黄柏苦寒入肾，能清热燥湿，退虚热。根据阴阳对立制约理论，热去则阴无伤。因此，他认为黄柏有滋阴降火之功并非全无道理。在补肾丸的运用上，朱丹溪认为“此冬令之正药，春夏去干姜”，又充分体现了他“因时制宜”的思想。 3.2 张景岳的“阳非有余”

张景岳倡导“阳非有余”，主要指的是人体的“真阳不足”，与朱氏所说的阳有着不同的涵义。《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说:“火为水之主，水即火之源，水火原不

相离也。［4］”由此看来，张氏所论的阴阳，乃是从阴阳的互根互用关系出发来论述的。张景岳认为，人体的阴阳既有有形之阴阳，如气血、脏腑、寒热等，又有无形之阴阳，即元阴、元阳。《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说:“元阳者，即无形之火，以生以化，神机是也，性名系之，故亦曰元气;元阴者，即无形之水，以长以立，天癸是也，强弱系之，故亦曰元精。元精元气者，即化生精气之元神也。［4］”由此可见，张景岳所论的阳不足，其实指的是真阳、元阳不足，强调人们不可恣意攻伐。元精、元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之所在，张景岳认为“生气通天，惟赖乎此”。然而自金元以来，刘河间和朱丹溪的寒凉滋阴降火学说盛行，后世医家纷纷效仿，不详加辨证，医病动辄就投以寒凉之药，戕贼元阳。张景岳说:“自河间出，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伐此阳气，为害已甚……而丹溪复出，又立阴虚火旺之论，制补阴、大补等丸，俱以黄柏、知母为君，寒凉之弊又复盛行。［4］”《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真阳，也就是元阳，是人体生命的根本。《类经附翼·大宝论》说:“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孰谓阳常有余，而欲以苦寒之物伐此阳气。欲保生者，可如是乎?［2］”

虽然张景岳认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但是在疾病的治疗上他也非一味地滥补，其强调的也是辨证施治，兹举1例以明之。《景岳全书·杂证谟·虚损》列有虚损发热的治疗。张景岳说:“虚损夜热，或午后发热，或喜冷便实者，此皆阴虚生热，水不制火也，宜加减一阴煎。若火在心肾，而惊悸失志者，宜二阴煎。若外热不已，而内不甚热，则但宜补阴，不可清火，宜一阴煎，或六味地黄汤。其有元气不足，而虚热不已者，必用大补元煎，庶乎久之自愈。［4］”一阴煎由生地黄、芍药、麦门冬、丹参、熟地黄、牛膝等组成，有养阴清热之功;二阴煎由生地黄、麦门冬、酸枣仁、玄参、黄连、茯苓、木通等组成，有清心泻火、养心安神之效;大补元煎由人参、山药、熟地黄、杜仲、当归、山茱萸、枸杞、升麻、鹿角胶等组成，功能

大补气血、救本培元。同样是虚损发热，由于表现不同、治法各异，体现了张景岳的辨证施治思想。 4 小结

朱丹溪和张景岳作为我国古代“滋阴派”和“温补派”的代表人物，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乃是针对宋时《局方》盛行、时医滥用辛燥之剂而设;而张景岳的“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乃是针对明代以前时医因循河间、丹溪寒凉之说，不详加审证，滥用苦寒泻火之药，戕贼阳气而设，两者在纠正时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两者所形成的时代背景不同，立论的角度也不同，因此有着不同的论断。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是从阴阳对立制约的方面入手进行论述的，而张景岳的“阳非有余阴不足论”是从阴阳互根互用关系入手来立论的。但是，在临证用药上，两者都强调辨证论治思想的运用，并不存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两位医家都为中医学阴阳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笔者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需要学术争鸣的，而学术争鸣应当扎根于辨证论治。 参考文献:

［1］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 ［2］ 明·张介宾.类经图翼［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439. ［3］ 元·朱震亨.丹溪心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68. ［4］ 明·张介宾.景岳全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