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苑猎京都大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

第３２卷第５期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Ｖｏ１．３２　Ｎ０５　２　０　１　２年９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ｏｆ　Ｎａｎｄｕ（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ｅｐ．２０１２　．试论苑猎京都大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　蒋文燕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９）　摘要：作为一代文学之主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苑猎京都大赋无疑最能够代表和反映　汉代雄壮堂皇的时代风气与精神面貌，其主要写作内容则是苑猎与京都。由于国力昌盛，帝王需　要宣扬盛世伟业，于是自上而下“命赋”成为苑猎大赋的写作方式，而京都大赋则在“迁都”争议　的影响下，以“献赋”为其写作方式，并在宫廷中诵读传播。所以，“命赋”和“献赋”的写作与传播　方式使得苑猎京都大赋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帝王喜好、舆论风潮以及时代精神的承载体．　达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关键词：汉代；苑猎大赋；京都大赋；命赋；献赋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６３２０（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６２—０３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学体式都不是孤立的存　在，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其中既有时代精神的　影响和制约，也有作家性情经历的抒发与传达，还　有读者的阅读与反馈。如果把这些归结起来，其　实就是“为什么写”、“写什么”和“谁来读”的问　题。“为什么写”是指写作动机，当一个作家无论　是出于外部因素的要求和激发，还是来自内心情　可食”　∽。一片太平盛世之景象。而汉武帝　本人由守成转为积极有为，对外整军建武、开拓边　塞，对内提倡儒学、奖励文艺，文治武功，盛极一　时。所以，声色犬马之享乐、宫殿别馆之富丽、田　猎巡狩之壮观等诸多现实生活场景就为一种以内　容夸饰和形式铺衍为特色的文学体式的产生提供　了充分必要的创作条件、合情合理的孕育土壤。　志的驱使与推动，他都会用一种适合的文学体式　对此加以表现，于是相应就有了“写什么”——思　此外经过前代文学形式的积淀与培育，《子虚赋》　和《上林赋》的出现既是呼之欲出，又是水到　渠成。　想内容的表现与传达，“怎么写”——创作手法的　选择与运用，以及“谁来读”——作品的传播与影　响。所以，写作动机就好比是一粒种子，种下怎样　的种子，才会开出什么样的花，形成如何一番景　致。对于汉代的苑猎京都大赋来说亦是如此。从　时间顺序来看，汉代苑猎大赋的产生早于京都大　赋，这也是囿于时代风潮的影响，酝酿出一代文学　之主体，所以先从苑猎大赋开始说起。　一其次，帝王的性情与喜好也成为苑猎大赋出　现的一个直接推动力。汉初“质木少文”，文、景　二帝不好辞赋，所以当时的辞人或在梁，或在吴，　以诸侯游士的身份散居于各诸侯门下，藩国文学　由此兴盛。而梁孝王门下的邹阳、枚乘、严忌之徒　引来司马相如的好悦，以至于他宁愿放弃中朝的　武骑常侍，以病免之由而客游于梁。但到了武帝　时期，藩国势力得到了相当的抑制，当然这并不是　、苑猎大赋与“命赋”　在汉武帝时期一蹴而就的，《汉书・诸侯王表》　云：“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　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　以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为代表的　苑猎大赋的出现似乎有些不早不晚、刚巧赶上的　味道，但这个“巧”中其实蕴含着诸多的机缘。首　先，汉武帝时帝国的财富和声威经过汉初七十余　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　析。……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　年的蓄养积累，已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　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　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２８　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　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　所以，无论出于　是形势所迫，还是由于民心所向，再加上武帝迫切　基金项目：北京外国语大学“２１ｌ工程”三期子课题“中国赋学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与影响”，项目编号：０４０３Ｂ０６。　作者简介：蒋文燕（１９７１一　），女，湖南省益阳市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蒋文燕：试论苑猎京都大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　的求才心理、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使得士人纷纷　从诸侯门下归至帝王身边，诸侯养士由是变成了　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为定都长安派辩　护。赋序非常清楚地表明其当时的创作动机，　“窃见司马相如、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　帝王养士。而“辩知闳达，溢于文辞”　之士　似乎尤得武帝的赏识，这也是因为武帝本人非但　之，伏作书一篇，名日《论都》”　‘　％　。杜笃　好辞赋，还能自作赋。《汉书・淮南王传》云汉武　帝每与淮南王刘安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　之论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后汉书・循吏传》云：　“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　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　昏莫然后罢”。《汉武故事》亦云：“汉武好词赋，　每所行幸及鸟兽异物，辄命司马相如等赋之。上　亦自作诗赋数百篇。”　《汉书・艺文志・诗赋　略》记武帝“自造二赋篇”　’　。而帝王之临　望。”　Ｊ（　这离班固在明帝时期作《两都赋》已　历时２５年，但争论仍未结束。而班固《两都赋》　则是为定都洛阳派张目，其赋序云：“海内清平，　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诸事对于汉武帝来说亦是常　事，所以面对蒸蒸日上的国势，再加上个人的喜　好，好大喜功的武帝张扬帝国声威亦是情理之欲，　这其实是历史上每一个朝代、每一位君主不可避　免的事实。因此武帝对铺陈田猎之乐、苑囿之大　的《子虚赋》和《上林赋》自是一见倾心、甚合心　意，甚至恨不能与司马相如同时。　所以，苑猎大赋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既负载　着时代精神，又标示着舆论风潮；既附和着帝王的　喜好，又记录着帝王的行程。这就必然决定了其　写作方式是以“命赋”——命题作文为主，这也是　当时赋作最主要的写作方式。关于这一点史书多　有记载，如《太平御览》卷八十八皇王部十ｊ三载　《汉武故事》云：“汉武好词赋，每所行幸及鸟兽异　物，辄命司马相如等赋之。”　’《汉书－枚皋　传》亦云：“（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　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　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　而且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　多”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枚皋　赋百二十篇”２ｌ　，但可能篇幅不长，质量也不　高，所以至今亡轶不存。汉宣帝时亦不废田猎苑　囿之事，轶才王褒与高材张子侨等数从“放猎”，　“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　帛”　。扬雄的苑猎大赋——《羽猎赋》和　《长杨赋》则是随汉成帝　行时所作；班固也常常　“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　儿　”　。正是因为有如　上的创作契机，才有了相应的写作内容，所以苑猎　大赋是以夸张的文学笔墨描绘着汉代社会的历史　画面，展现着君主的生活场景，传达着帝王的倾向　喜好。　二、京都大赋与“献赋”　京都大赋的写作方式与苑猎大赋有些不同，　其创作的起因是由于西京旧家故老对光武帝刘秀　定都洛阳心生不满，从而引起了朝野之间的争论。　赋家以京都大赋的创作加入其中，杜笃的《论都　赋》为其首唱，他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　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备制　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睹顾，而盛称长　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　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　。。　《文选》题　注云：“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　悦。”　由此可见，京都大赋所论是汉朝定都之　大事，反映着当时的舆论风向，而赋家献赋之本意　多少有些谏书的味道，只是与谏书不同处在于它　是以韵文的形式发表政论，因此可以把这种写作　方式称为“献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东汉　赋家的创作有一定的自主性，京都大赋的写作除　了夸耀帝国声威、娱乐君王之外还传达出一些个　人的政见，其描写也因此能够展现一些都市生活　的画面，方式也不仅限于微讽，像《东都赋》就是　以大量说理的形式对苑猎大赋“劝而不止”的职　能进行了改造。　京都大赋写作方式至东汉发生的这种改变与　当时的社会背景亦是息息相关。光武、明、章时期　政治清平、社会稳定、文化繁盛，虽然此时并未改　变前朝“王霸杂用”之治，但君主毕竟以其身体力　行的积极提倡与热情实践使得儒家思想开始向现　实政治全面渗透。《后汉书・儒林传》总论东汉　经学之盛状云：“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　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　庠序，聚学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　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干百，其耆　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　莫或讹杂。”　¨　由此可以想见经学在东汉初　期士人中的普及与深广。于迎春在《秦汉士史》　提出东汉社会的进一步经术化也影响了士人经行　上的观念与实践　‘　。　所以，虽然这一时期的赋家仍是陪伴君主左　右的“言语侍从之臣”，但与武帝时期的赋家相　比，其学养中却普遍多了一层经学背景。像京都　大赋的两大赋家班固和张衡自是深通经术，班固　曾参与白虎观经学大会，并撰著《白虎通义》。张　衡青年时代曾游学京师，“通五经，贯六　艺”　¨　”’。与班固几乎同时的崔驷不但“善属　南都学坛　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文”，而且年十三时就“能通《诗》、《易》、《春秋》，　言，“命赋”是其写作方式的基本形态，完成之后　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４］（Ｐ１７０８）。　再献予君主，是为“献赋”。班固《两都赋》序云　班固之妹班昭也是博学高才，节行有度，经学大师　武、宣之世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马融还曾伏其阁下，受读《汉书》，她还被和帝“数　而公卿大臣亦“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　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日大　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如此之盛况，相信并不　家”　¨　。　。其余之人还有光武帝时期的夏恭，　是每一篇赋作都由帝王自上而下“命之”，其中肯　既“善为文，著赋、颂、诗、《励学》凡二十篇”，又曾　定亦多有从下向上的主动“献赋”者。而这些写　“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　作与传播方式也恰是赋家身为宫廷文人的又一　人”　ｍ　。明、章时期作《洛都赋》、《反都赋》　明证。　和《舞赋》等赋作的傅毅亦是“少博学。永平中，　那么汉代是否有“献赋制度”？学界对此有　于平陵习章句”　Ｊ（　ｍ　。章、和时期作《九宫赋》　不同意见。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　的黄香“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日　结论是肯定的，并认为“献赋制度”对汉赋的发达　‘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㈣　”　。这样的学养背景　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　。万光治《汉赋　使赋家的身份还多少带有些谋士的味道，地位与　通论》则认为汉代并无“献赋制度”，赋家所以能　前朝相比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所以京都大赋的写　做官，并非因为辞赋，而是有经术取士、举荐取士、　作方式中就带有一层以“献赋”来表达政见的意　阀阅赀产取士等途径　¨　。汉代史籍的确　味，赋作的功能由此得到了扩展。这就与西汉赋　没有“献赋制度”的明确记录，但因赋而得官之事　家有了区别。对于西汉的赋家来说创作大赋是一　却屡见不鲜。司马相如“请为天子游猎赋”后，武　种进身之阶，所以在“宣上德”与“通讽谕”之间自　帝“大悦”…　ｏ０　，“以为郎”…　。枚皋被武　然要颇费思量。相形之下，京都大赋虽然同样要　帝“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２¨　。宣帝　持颂扬与讽谕之二端，但其表达政见的意味有了　时令王褒、张子侨等侍诏，每次出猎所幸宫馆，　空前的增强，所以东汉的京都大赋都与此意有关。　“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跎　。章帝　当然，东汉时期“命赋”的写作方式同样存　时，每行巡狩，辄命班固“献上赋颂……赏赐恩宠　在，像汉章帝每行巡狩，辄命班固“献上赋颂……　甚渥”…　”　。和帝时，“侍中贾逵荐（李）尤有　赏赐恩宠甚渥”　¨ｎ”　。汉明帝时神雀群集，冠　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　羽呈五彩色，辄诏百官上爵颂，其中以班固、贾逵、　史”　‘　’。这种风气是否呈渐趋益盛之势，蔡　傅毅、杨终、侯讽之作辞最高。汉和帝时也是朝廷　邕《陈政事七要》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中或能略见　每有异物贡献，辄诏班昭作赋颂，其《大雀赋》序　一斑，其云：“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　云：“大家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　古训风谕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　令大家作赋。”　¨哪∞可见，文士的御用身份其实　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　并没有彻底改观，赋作的娱乐性质也还同时存在。　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　但由于时代社会背景的改变，还是有赋家从自己　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加。不可复使理人，及任　的社会角色出发，以其经学修养，用说理的方式对　州郡。”［　］‘　大赋进行着改造。所以京都大赋在写作方式、赋　其实，“命赋”和“献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作功能、作品风貌上与苑猎大赋都有不同。　面，一方面天子有炫耀帝国财富、声威之心理，因　三、结语　此命而赋之；另一方面臣下有表达政见、仕进求官　之目的，于是进而献之。由是观之，代表着权力话　以上是对苑猎京都大赋写作方式的基本描　语的汉代苑猎京都大赋亦是观察汉代社会的一条　述。其实对于除抒情言志赋以外的大部分汉赋而　“正途”。　［参　考　文　献］　［１］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６］于迎春．秦汉士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班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７］费振刚，等．全汉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李防，等．太平御览［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４］范晔．后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　社．１９７３．　［５］萧统．文选［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９］万光治．汉赋通论［Ｍ］．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９．　［责任编辑：李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