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的价值的被毁灭是最大的悲剧，《红楼梦》就是一出最大的悲剧。 可以说，《红楼梦》 整部书始终都笼罩在悲剧的氛围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 红楼梦》 中描写了各种悲剧，而爱情、婚姻悲剧又是其中最主要、最普遍的一种，从宝黛之间刻骨铭心的真挚爱情，到司棋与潘又安之间的真情表露、双双殉情；从张金哥与守备公子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到尤二姐对柳湘莲的一往情深，可以说无一不是令人痛惜的爱情悲剧。即使象小红与贾芸之间的遗帕相思，贾蔷和龄官之间的情意缠绵，也都带有淡淡的哀伤。其他如尤二姐的爱情婚姻悲剧，薛宝钗、元春、迎春、李统、平儿、香菱等的婚姻悲剧等等，不胜枚举。《红楼梦》 正是通过这些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青年女子的爱情、婚姻悲剧，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自由恋爱”的不可能成功的必然性及封建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封建礼教等给妇女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同时也说明了这些青年女子的爱情悲剧是历史的悲剧，在那个时代她们的爱情之花是必然要枯萎的。
我们知道，《 红楼梦》 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悲剧，而各个悲剧又构成《 红楼梦》 整个的大悲剧，因而《红楼梦》整部书都充满悲剧气氛。从第一回甄家的衰败，就预示了后来贾府的衰败。这种悲剧气氛在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全书最早出场的〔 尘世）人物身上都有所体现，并且，这两个人物本身都是悲剧性的。比如，第一回在甄士隐家还很富足的时候就笼罩着一层悲剧气氛，书中说士隐“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从当时“人丁兴旺”的角度来看，甄家已显出后继无人的荒凉景象来了，几偏又遇上一僧一道说了些“疯话”，就更觉不祥。后来，甄家遭火灾败落，甄士隐落了个出家的结局。甄家的这个悲剧，全面预示了贾府的悲剧，甄（真）就是贾（假）、贾（假）就是甄（真）。 贾雨村也是如此，“因他生千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因而进京求取功名，却“又淹蹇住了”。虽然他在“大比之期”“十分得意”, “己会了进士，选入外班”并升任了知府，然而儿经沉浮之后，坡终还是被“被籍为民”，回归本初。就贾雨村一生迫求功名，想施展自己的才干并有所作为而到头来仍一无所获来说，他同样是悲剧性的人物。和甄士隐一样，他作为人的价值最终没有
得到实现。
《红楼梦》的这种悲剧气氛不仅人现在对于可悲事物的描写具有悲剧感，更重要的是在欢乐中也透着一种悲凉。这种悲凉是无形的，它不是通过作者直接描写出来的，而是读者通过作者的描写读出来的，并在欢乐的背后渗透出来的。如第二十九回，贾母等到清虚观去拈香，本来是热热闹闹，说笑不绝，但当贾珍在神前拈了三出戏后，回说“第三本是《南柯梦》 ”, “贾母听了便不言语”。再如第二十二回 ，贾府制灯谜庆元宵，但并没有使人感到元宵佳节的轻松快乐，相反，倒给人一种冷冷清清，“悲之将至”的感觉。又如元女己省亲，虽然描写得热闹非常，贾府上下人人面带喜色，但我们从这热闹之中却感觉不到轻松、欢快，而只有沉重、凄凉，特别是元妃与贾毋、王夫人、贾政等人相见的描写，简直不象是贵妃省亲，而是在写生离死别 。那么，为什么作者在写这种本应该欢乐、愉快的场而时却没有使人感到欢乐而反倒使人感到悲哀呢？其原因很明显，这就是在那种压抑、毁灭人性的环境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欢乐、愉快，即使像元春那样贵为皇妃，也还是没有人身自由（就这一点来说，她同大观园中的下层奴脾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还不如）, 就连最起码的天伦之乐也不能得到，诚如她自己所说的，“田舍之家，虽裔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己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裔盐布帛的田舍之家虽可享天伦之乐，但生活没有保障，苦楚不堪，更谈不上有人格的尊严；富贵已极的贾府虽呼奴使婢，威风无比，但“骨肉各方”，饱尝分离之苦，不能共享天伦之乐，同样是可悲的。可见，这种人性的被压抑、被毁灭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的，这是整个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毁灭。《红楼梦》所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里，人失去了最起码的尊严，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我。对于女性来说，它更是无底的深渊和可怕的地狱。在这个社会里，要想平平安安地生活都是不可能的，到处都是黑暗的深渊，人的自我、自由完全被剥夺了，人已象牲畜一样只能被牵着走。
《 红楼梦》 中处处体现着悲剧意识，充满悲剧气氛，还表现在《 红楼梦》 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的，都是悲剧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红楼梦》 中所有的人物的“人的价值”不但没有得到实现，反而都被压抑、被毁灭了。金陵十二钗及下层奴婢们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不用说，即如贾雨村、贾政、贾母、王夫人等，其作为人的价值也没有得到实现，而且其人格也为社会所异化、
所扭曲，以致迷失了本性，丧失了自我，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悲剧性的人物。比如贾政，在自己的女儿面前竟自称为“臣子”、“鸡群鸦属”等等，在忠顺王府的人面筋，他也只有陪笑相迎，没有一点儿“老爷”的威风了。又如贾母，她在贾府中虽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当身为贵妃的孙女元春省亲归来时，她也不得不早早地迎出大门之外，并且当元春“欲行家礼”时，“贾母等俱跪止不迭”，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贾政也好，贾母也好，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或者说他们认为本应该如此，他们是不自觉地按照封建伦理道德所规范的去做的，这时的他们，头脑中没有自己的上体意识，有的只是既定的规范。这正是他们的可悲之处。贾母、贾政等人对于元春、忠顺王府的态度，固然也说明了封建伦理道德在他们思想意识中渗透之深，同时一也表现了他们对于皇权存有一种畏惧心理。这种畏俱心理一方面说明他们身上也具有奴性（只不过这种奴性不十分明显罢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封建礼教和制度的严酷无情及对人的精神的压榨和摧残之深重。
当然，我们说《 红楼梦》 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的，是从特定角度、就特定意义来说的，并不等于说《红楼梦》中每个人物都能构成人物悲剧。因为有些人物只是在整个《 红楼梦》 的悲剧组合中才具有悲剧性，离开整个《 红楼梦》 的悲剧组合，单就其形象来说，则不具有悲剧性，更不会产生悲剧效果。但是，《红楼梦》中几乎每一个人物又都不是游离于整个悲剧结构之外的孤立形象，而是与之有着内在联系的。例如，薛宝钗的贴身侍婢莺儿，这一人物形象可以说其本身不具有悲剧性，她不象晴雯、司棋等人可以说是悲剧人物。但是，若将她与整个《 红楼梦》 的悲剧组合联系在一起，她的前途、命运，也难免是悲剧性的。试想，在那个时代等待莺儿的除了象其他女奴一样最终“配个小子”继续为奴或者当“通房大丫头”、姨太太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命运吗？她也下过是属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那类人，但“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比“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其命运不见得好多少，他们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因此说，在《红楼梦》这个大悲剧中，象莺儿这样的人物形象也具有悲剧性。又如王一帖 , 张道士等，虽然是－闪即逝的人物，但其形象都很鲜明、突出，特别是王一贴这个人物，他的油嘴、圆滑，又不乏幽默和真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他们都不能算是悲剧人物，王一贴甚至还可说是喜剧人物，但我
们仍能从他们身上看到深深的悲剧印记。可见，在《红楼梦》 中，所有的人物都可以说是悲剧性的，都可以说是悲剧人物。
鲁迅先生曾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要想不被这最大的痛苦所毁灭，尚有一条路，那就是在无路可走时再给自己构画出一个梦。曹雪芹的《红楼梦》 可以说就是作者在无路可走时为自己构画的一个梦：一个描绘人生悲欢、社会沧桑的人生之梦，一个感叹人生无常、生命如幻觉的“无可如何”之梦，一个人性理想的幻灭之梦。 《 红楼梦》中提出了些“关于人的合理的幸福的生活的梦想”⑦ ，并展示了这种理想的光辉，即建构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但他又感到自己的这种设想也下过是一种梦想而已，这种梦想也最终会象梦幻一样归于破灭，不可能实现；他看到人性中美的品格，特别是在青年女性身上看到了人性中这种美的品格，然而他同时也看到了这种美的继续毁灭，“千红一哭”, “万艳同悲”。他不能不为之而悲掉、而伤心、而悲愤。在悲愤、伤悼之余，他又深深地感到，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他实在找不到一条理想的出路，只有借《红楼梦》 这部千古奇书来“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红楼梦》 正是由于抒写了人性、人性之美，发泄了“儿女之真情”，才会具有如此之大的艺术魅力，也正因如此，她才会得到不同民族、不同阶级阶层的共同赏识，并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珍贵遗产。 总之，《 红楼梦》 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和剥夺，写出了当时人被“异化”的现实，并在客观上对其进行了批判。曹雪芹通过《红楼梦》 而表现出的他对于人性中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于人生理想的寄托，虽然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是进步的、合理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在当时却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这只能归结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了。曹雪芹也感到了这种理想的不可能实现，于是他便把这种难以追求到的美好的理想视为如梦一般渺茫了。所以我们说，《 红楼梦》是人性的梦，是对那些美好事物的追求之梦，是对人性中美好东西的迫求之梦，是《 红楼梦》 的作者在人生之路上感到无路：走时为自己构画的一个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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