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读书报告

《乌合之众》读书报告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日语1602 李澜

很有幸，在大学伊始就接触到了这本《乌合之众》。

在漫长的阅读与思考中，我慢慢了解到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学者勒庞是个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反对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他生活在法国革命不断的年代里，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于是，勒庞在他的传世名作《乌合之众》中总结道：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用想象来判断，模仿他人行为，简而言之，民众是盲从的。

然而这种说法经常被人攻击、批评。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群众愚昧是真理，可谁说出这个真理，谁就会触犯愚昧群众的感情。这些愚昧的群众掩耳盗铃的不愿意承认自己愚昧，所以他们就会攻击你、批评你。”

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关于“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的论断是对的，同时承认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关于“群体在心理学上是幼稚、无知、无理性且容易被利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明白为什么某些人总是强调“这是人民的选择”或者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了。

其实在读这本书前，我对于马克思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话是比较相信的。也许我这种相信恰恰是如乌合之众中所说的那种身处于“无知的群众”中的一种无理

性的被绑架的相信。因为从历史的大趋势来讲，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确实是在向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方向发展，这不正好说明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么》？

但是事实是我们在历史上几乎看不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方向有什么明确的利己性倾向。群体可以在某一个时段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府扶植上台，同时又可能因为一些根本无法确定的谣言立刻将这个政府踢下台去。而在历史上起着决定性的把握历史方向的关键因素并非群众的意见，而是那些能够引导群众力量的个人或至少一小群保持头脑冷静和清醒的人。

也不一定保持清醒，有的时候这些领导者本身也并不清醒，他们可能耽于自己美好的政治信条或宗教信仰之中。但关键的是，需要这么一个核心似的“英雄”将这一切的信条、理念、信仰化为一种不可量化的“情绪”，才能使之最终被“群体”所接受。

根据庞勒的理论，在讨论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响的时候，理性是放在最后一位的。几乎没有人能够在一个群体中以个人智慧为整个群体智慧添光增彩。群体智商一定且永远是低于组成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智商的，且这种差距随着组成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的智商的增高会越拉越大。

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历史中，即便是在现代，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法庭上，在陪审团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之后，陪审团中的单个成员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如果重新让他选择的话，他不会给出这样的结果。

虽然庞勒对于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像的排列并不完全可信，比如他将“种族”排在第一位，同时他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但是我仍然认为他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成立的。比如教育、理性这类因素对群体的影响非常之低，群体永远对最简单最直观最感情化

的口号做出积极的反映(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但是对长篇大论式的论述报以消极的态度(懒得去支持或反对)。

基于此观点，庞勒同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普及度越高，对社会本身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好事，甚至可能对社会生产有阻碍作用。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家，在这一点上，庞勒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当时逐渐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找一个邪恶的理论支持。他认为正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才导致马克思这类“讨厌的人”的出现，然后最后导致一群工人被“煽动”进行罢工最后导致了社会生产的停滞。

抛开阶级，我们可以认为庞勒的着个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在历史上，成为群众并没有门槛，但是成为引导群众的“英雄”或负面作用的“反英雄”是有门槛的。一个英雄或反英雄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与个人道德情操、教育水平、家庭环境等许多“个人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成为“英雄”或“反英雄”的能力。如果是在一个动荡的战乱年代还好，如果在一个和平的稳步发展的社会下，成为“英雄”的机会很少，那么这类人中就有很多选择去做一个“反英雄”，按照庞勒的话说就是成为“马克思”。

而事实上，在战乱动荡的年代因为客观原因不可能做到普及高等教育。所以普及高等教育这个命题就等于制造反英雄。

在论述这一观点的时候，庞勒还准确的预言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学历歧视。

架设我们有一个前提，社会中的高等职位永远少于低等职位。而且我们也永远不能想出一种使得扫地工人必须掌握微积分和概率统计才能扫地的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仅仅是精英教育，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获得高等教育。且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数量刚好等于社会需要这些人才的数量。那么一切安好，社会和谐，没有人会因此而产生什么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变成了普及教育，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获得与其知识结构相符的高等职业。而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去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同干那些不需要高等知识结构的职位，他们必然心有不甘，这种不甘最终可能导致某种很严重的后果。同时，那些从事高等职业的高等受教育者因为同情，会人为地提高那些低等职位的进入门槛，最后会造成大量的社会浪费，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

另外，由于高等教育的相对普及，高等受教育者会对低等受教育者进行学历歧视。随着社会高等受教育者的比例增高，这个歧视会越来越严重。

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的结果就是高等教育越普及，社会矛盾越大(高等教育者与低等教育者)，且会出现越多的不稳定因素(闲置的高等教育组合)，且越来越少的实干者(缺少的低等教育者)。

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庞勒这个帮助“资本家”剥夺工人学习权利的理论支持最后会得出一个完全正确的结果。而且，我们现在的社会还确实就在他的预言下继续前行着……

但很不幸，我们也是“乌合之众”，我们也会盲从。全球化信息化的年代里，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与全球化的信息爆炸使我们愈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开始追求信仰的庇护和权威的支持，两者共同的结果，就是解释古典人生哲学的于丹教授的走红。

《地球是平的》一书预见了一个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未来。我以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政府将失去左右舆论的能力，民众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民主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国际间竞争使政府必须拥有更高的效率，民众必须赋予政府更多权力，集中也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将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权威民主双向加强的模式，即民众选出强力领袖，由他来行使巨大的权力。这一切，正如勒庞所言。

勒庞曾预言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必将是艰苦的过程，也曾预言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必将迎来更加极权的专制。他的“乌合之众”心理学认为：民众为了追求幸福，会愿意牺牲自由，追随强力领袖，赋予他绝对权力，并为他所宣扬的理想牺牲一切。令人不安的是，这个片面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有力映证—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民众哪一次不盲从？哪一次不为疯狂的理想而疯狂地杀人？

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心理学，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盲从，如何克服盲从，从而确保一个稳定发展的幸福未来。

在连续读了佛洛伊德批判继承勒庞思想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和当代学者写的讨论群体盲从行为的《影响力》以及一些研究催眠术的书籍后，我倾向于用“催眠”与“同步”（synchronization）理论来解释“乌合之众”的盲从。

“催眠”是指个人意志被他人意志所战胜和控制。强大的群体意志战胜和取代了个人意志，个人被群体催眠了。

无论是否被催眠，人都有模仿他人的倾向，心理学上称之为“同步”。由于人天生都是自恋的，所以爱屋及乌，会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即“认同”。为了让其他人喜欢自己，以便搞好关系实现合作，人会模仿其他人，即“求同”。“认同”与“求同”合并在一起，

就是一种“同步”，它仿佛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写入自己DNA里的基础核心程序，是一种不是本能的本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代律法正是对这一本能的总结。别人馈赠我，我就回赠他；别人攻击我，我就回击他。商家就很懂得利用“同步”赚钱，超市里那些免费品尝的甜点，在“同步”作用的帮助下，总是能让消费者乖乖地买下自己本不必买的东西。此外，销售人员千方百计地与消费者套近乎，也正是为了博取一种“同步”。

乌合之众的盲从，正是“催眠”与“同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催眠使我们变成了盲目之辈，而极端强化了“同步”效应，使得我们不受理性与道德的约束，做出不可理解的事情来。“自信”是抑制“催眠”的良方，“谨慎”是把握“同步”分寸的要领。希望大家能在大学生活中经常提醒自己，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