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

记忆深处

作者：刘青松

来源：《宁夏画报·时政版》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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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从世景到人心大转型的30年，那些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新语词、流行语词、语录、民谣、顺口溜等，浓缩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折射了一幅鲜活的改革图景。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将争取当正式工人。”

美联社1985年11月21日北京报道：一位卖服装的个体商贩说，“我们相信改革。”他说，他以前是一个油漆工，他是放弃正式工作来从事个体经营的。

这个商贩说：“我之所以从事个体经营，钱是一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我自己的。当这是你自己的时，意义就不同了。”

25岁的傅铁向（音译）和他的弟弟经营了一个饭馆。他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一切都在变，改革十分普及。”

他说，他和他弟弟每月收入700元，相比之下，一个城市工人的每月平均收入为90元~100元。

但是，傅说，他和他父母亲对个体经营的不稳定感到担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将争取当正式工人。”他解释说，个体户没有国家的医疗保健、住房和其他福利。

“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购买君子兰，领导干部养殖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 1985年长春市政府《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中说。

1984年夏，长春一家报纸上刊发了一则公安干警庆功的消息：他们刚刚破获了一起重大抢劫案，四名歹徒全副武装，抢劫的目标却是一盆小小的花卉——君子兰。

其时，长春人大炒君子兰，价格狂涨，最高时20万元一株。有人找到花卉养殖者郭凤仪，提出拿皇冠轿车换他的一盆君子兰，未能如愿。 长春市政府提出发展“君子兰产业”。 君子兰一度取代了烟酒，成为行贿之物。

直到1985年夏，《吉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发文给君子兰大泼冷水。 君子兰价格狂跌，从5万跌到3万、2万，最后跌到2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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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最高的楼上竖起外商广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吗？”

1985年11月底，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物上海国际饭店，亮起了霓虹灯，“东芝TOSHIBA”几个大字，赫然耸立在楼顶。1949年以后上海第一个外商广告出现。

这件事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的争论。信件像雪片一样寄往上海市委、市政府。有人说，“在上海最高的楼上竖起外商广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吗？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特有手段，在上海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有的人“感到忍无可忍”。

1986年4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有感于一则广告的争论》一文，文中说：“让外商到中国来做广告，并不涉及国家主权这样的政治问题；民族自信心的强与弱，同外商广告的多与少、突出与否，并无必然联系，如果连一则外商广告都接受不了，又怎么能采取灵活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外资来上海呢？” 带功报告

1980年代中期，全民气功热。到处是练功者，到处是气功协会，“功率”很大，“超级”马达。

清华大学陆祖荫、李升平做出了“气功影响分子结构”的实验，《光明日报》等媒体广泛报道。当时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科学家钱学森对有关报告进行了推荐。 1987年，气功热达到顶峰，时兴“带功报告”——台上气功师“发功”演讲，台下听众一起进入状态。听众纷纷表示：感觉到了，眉心热了，更有人边听边手舞足蹈，残疾人也扔掉拐杖站起来了。

当年最热门的气功师是严新。夏天，严新在首都体育馆、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处举办多场带功报告。甚至有传说，他发功帮助扑灭了春天时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一些出版社争相出版介绍他的书。

此后数年间，气功热渐渐退潮。气功大师们隐退，留下一个盛产“大师”的气场。

“不演出才是耽误青春。”

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对成方圆保定演出风波的调查以及由此引起的关于“走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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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谷建芬认为“走穴”风容易使青年演员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但她也谈到助长“走穴”的一个原因是剧团臃肿，几百号人没事干。

几位在京的青年演员则认为，“不演出才是耽误青春。”她们说：“什么叫私演？你们记者晚上回家给外报写稿难道也要向领导汇报？在业余时间多干些事为什么就不行？”在谈到为什么外出演出不通知团里时她们说，“谁不愿走正当手续？可是外面来借人，十次有九次被打回去或变相不同意。”

有人建议给“穴头”以合法身份，国家照章收税，但马上有人反对：如果是这样，国家养活的3000多个剧团就成了为“穴头”培养挣钱人的培训班，国家培养好一个，“穴头”请走一个。 安乐死

1988年1月，邓颖超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谈论安乐死。她给节目组写了一封信：“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这是我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同年秋，一位名叫李永胜的医生，在身患绝症的老父再三请求下，对他实施了安乐死。尽管父亲签有“死亡协议书”，但因同胞弟弟的告发，李永胜入狱8年。

1989年10月，邓颖超委托工作人员转告李鹏：“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

“《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

《红高粱》捧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中国电影报》上一篇作者署名秋田草的文章说。

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信给西安电影制片厂和中央，要求禁演这个电影，认为“《红高粱》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还有人写批评文章说：“《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赏识。” 影片拍摄地山东高密的农民上访，抗议电影里的“剥皮”情节丑化中国老百姓。 差额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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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常委会组成人员，共135个席位，提出了144名候选人。日本《朝日新闻》1988年2月2日以《中国式政治民主化徐徐进行》为题，报道了中国政界的新气象：差额选举。

1988年初，北京市人代会在选举副市长时，第一次采用了差额选举，在10名候选人中选出7名。候选人都与人大代表直接见面，并发表竞选演说，这也是第一次。时任燕山石化总公司党委书记的吴仪作为副市长候选人，穿着工作服发表演说：“如果我当选，我将按照鲁迅先生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如果选不上，我将回到哺育我成长20年的燕化那块土地上，由60年代的拓荒牛，成为80年代开拓奋进的牛。”代表们被吴仪打动了，她的人气一路走高，成功当选。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邓小平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说，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去唁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1975年蒋介石逝世时，新华社发的消息是“国民党反动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死了”。

“接市政府通知，本片嚴禁少年儿童观看。”

1989年2月2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上有一篇文章：《〈寡妇村〉——“儿童不宜”的诱惑与思考》。文章说，由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王进导演的《寡妇村》此前在全国各地公演，影院门庭若市。电影界倾向于认为《寡妇村》是一部不错的影片，但它名声大噪，却是由于“儿童不宜”四个字。记者在北京一些影院门口观察，影院广告牌上概无例外地标上“本片儿童不宜观看”“本片没有学生票”等字样；北京儿童影院的告示牌上写着：“接市政府通知，本片严禁少年儿童观看。”

据记者了解，中国的电影审查机关——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从未对此片的发行与放映作出任何限制性建议，北京市也并未以市政府的名义发过这样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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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说，这部影片通过三对夫妻两个晚上的故事反映解放前后福建地区惠安女的奇特婚俗，他坚持认为：“这类内容的影片确实不宜于少年儿童观看，因为他们无法理解。” 文章最后说，“大概这就是‘儿童不宜’的原始出处。香港报纸率先登出此说，《寡妇村》儿童不宜之说也就如一股风由南到北刮遍中国。这是一次新闻界推波助澜、发行部门欣然接受的‘造风’行动。”■（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