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载，一次，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行至中流，他看着吴起说：“美哉山河之固，这是魏国之宝啊。”吴起当即说：“在德不在险。”
接着，吴起列举事实：过去，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被大禹消灭。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被汤放逐。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看出，国家的稳固，在于德政而不在地势的险要。如果德政不修，舟中之人都可以成为敌人。武侯听了他的话，连连称善。
吴起所说的这些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
古代帝王定鼎，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欲据形胜，占王气，扼险要，制万国，立子孙万世不拔之基”。周朝的时候，定都洛阳。到了汉朝，娄敬议论周衰亡的原因，说是洛阳广衍平夷，没有名山大川之限，四面受敌，有德则容易兴盛，无德则容易灭亡。因此之故，他建议汉高祖从洛阳迁都到关中，并且说，关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左殽函，右陇蜀，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猝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他的这番议论，受到当时及后世许多人的批评。吕祖谦在《东莱博议》中指出，娄敬议论周朝的地理形势已经很荒谬了，他论周朝的德行就更荒谬了。他认为，娄敬是把德政和地形割裂开来看了，“形势与德，夫岂二物耶?”地理形势就像人的身体，德行就像人的精气。没有人倚仗着精气充沛而把身体放置在容易死亡的境地，也没有倚仗着德行高尚而把国家放置在容易灭亡的地方的。王者要兴盛，他们的德行必定有超过天下的，他们的地理形势必定有超过天下的。“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把肩和背剖开，把手和脚砍断，还自以为能守住精气，我是不相信的。
很快，又有人驳斥说，周王朝数百年，而秦二世而亡。前者没有山川的阻隔，而后者有险峻的屏障，这原因难道在于有没有金城天府吗?再拿秦代与汉代相比，两朝的都城都在关中，秦之山川险要，与过去没有什么变化，其统治却不如汉之长久，推此而言，帝王之保世永业，不尽由于定鼎在什么地方。
今天的南京，古称建康，昔人称“钟山龙蟠，石城虎踞”，谓王气之所在，东南一大都会。然而，六代偏安，不能统一天下。到了明朝，朱元璋从这里开始，统一了天下。史学家张岱指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六朝的偏安，端的在主人无远略，并不在于地形的限制。
后来，明代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都城雄坚，皇居壮丽，北控沙漠，南带青徐，山川增奇，基业永固，烈矣盛矣”。然而张岱却认为，北平虽称天险，世沦胡虏。现在边界堡寨，与虏庭接近，胡骑长驱，朝发夕至，居近虎穴，地邻龙湫。当其全盛时，虏敌进贡纳款，不敢生心，万一奸谋叵测，能无肘腋之患吗?
明朝的命运，不幸而被张岱言中。其末年政治腐败、制度废弛，雄关险隘没能阻挡住八骑铁骑。作为明代的遗民，张岱怀着沉痛的心情编撰明史，在《地理志》一节中写道：
大都帝王有道，纲纪修明，威令宣布，则虽奋迹徒步，不阶尺土，可以肇造鸿基。僻处遐陬，全无形势，可以弹压疆宇。不然，揭竿斩木，可摧殽函，攀树缘崖，可度蜀道，险不足恃也。历代帝王，其祖宗以徒手取天下，而其子孙往往以天下输他人。
他最后说，古云“在德不在险”，一句话道尽了古今的道理。
唐代汪遵《长城诗》云：“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需要审形势、熟地理。但作为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最终决定因素仍在于人，在于人心向背、德行薄厚。德不修、政不明，输掉的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还可能是整个政权、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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