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传统译论 展望翻译未来

回顾传统译论 展望翻译未来

【摘 要】回顾中国翻译家的理论观点，较成型的理论当自安世高等人的佛经翻译观开始。至上世纪80年代钱锺书的“化境”翻译观，中国传统译论一脉相承，凸显中国译论特色：语文式、随感式、经验式。随着翻译学科在我国的建立，翻译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翻译研究也将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在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中西合璧的翻译观将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关键词】传统译论；中西合璧；繁荣发展 0 引言

翻译活动在我国由来已久，历来有“翻译始于周代”之说。伴随着翻译活动的进行，人们对翻译方法、策略、性质和原则加以总结、升华，进而形成独特的翻译理论。然从佛经翻译大师安世高开始，至上世纪80年代的大文学家、思想家、翻译家钱锺书先生，中国翻译家的译论多呈现语文式、经验式、随感式特征。钱锺书先生“化境”观的提出，将我国传统译论推向了顶峰。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学者将视角转移到当代西方系统科学译论，以奈达、巴斯奈特、勒弗维尔、霍恩比、韦努蒂和图里为代表的翻译理论家的译论如一股新风，为我国译学研究打开了新局面。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应运而生。如今，我国学者不断开拓，勇攀高峰，力求走在国际翻译学科的前沿，在继承发扬我国传统译论的基础上，汲取西方译论中的精华，建设属于中国自己的译论。

1 传统译论初见端倪——安世高、玄奘等人的佛经翻译观

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是佛经翻译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汉译佛典别具特色，但总体看来偏重直译。这种严格遵循原文，丝毫不加修饰和润色的翻译手段对后世的翻译观产生了极大影响。支谦在代表作《法句经序》中提出的“因循本质，不加文饰”翻译观便属一例。

东晋时期道安翻译佛经，提出了自己的译论：“五失本，三不易”，将具体的翻译活动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的著名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将佛经翻译推向新阶段。“改梵为秦，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1]罗什主张“依实出华”，即在不违背原文意义的基础上注重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这种将原文与文体相照应的翻译观的提出，对现代翻译文体学的建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另一位佛经翻译家彦琮提出译经八备，最早阐述了译者应具备的素质问题。其论著《辨证论》不仅强调译者的语言功底，而且重视译者思想道德修养方面，从而为后来翻译建设中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些启示；巨星玄奘提出“五不翻”，他的“直译”加“意译”的翻译观被后人称为“新译”。通过“新译”的翻译方法，玄奘将老子部分著作译成梵文以期介绍中国文化，这足以见证其让国粹走向世界的远见卓识。

2 传统译论逐步深化——马建忠、严复、林纾等人的西学翻译

清末时期马建忠在其代表作《马氏文通》中提出了“善译”之说。在论及翻译标准的问题时，他说：“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2]可知，马所持观点强调译文读者反映与原文读者反映相似的观点，颇具远见，论时间先后而言，马的议论亦在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之前。遗憾的是，此时他对翻译的见解缺少科学、系统的理论作支撑，只是停留

在感悟、经验层面而已。

继马建忠之后的著名翻译家当推严复了。严复所在的时代——晚清决定了严复选择译文的条件和明确目的：介绍西方先进政治和科技文献以强大清王朝。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言简意赅、意义深刻。李莉[3]说：“严复的译事三难说在客观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开创了中国近代翻译学说的先河。”马会娟、管兴忠[4]也指出，“严格地说来，中国的翻译理论是从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信达雅”开始的。的确，时至中国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对严复译论研究，如译事三难、译者修养、翻译态度等，仍不乏其人。

翻译家林纾以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黑奴吁天录》（今通译为《大卫 ·科波菲尔》）、《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而广为人知。尤其是《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该部小说以其反封建的主题和哀感顽艳的爱情故事打动了中国读者的心，享有“外国《红楼梦》”[5]的美誉。它一经出版，即“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外”[6]，“不胫走万本”[7]。林纾主张译者带着真情实感走进作品，与原作者及原作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心灵相通，融为一体。在林纾看来，通过翻译，虽然原作外形似乎是不存在了，但是其灵魂还在，而灵魂重于外形。与先前的直译、意译、新译和——译事三难“信、达、雅”相比，林纾较多地注重原作思想内涵即“灵魂”的传递，笔者认为，林译论的形成与其翻译作品的类型相关，文学作品才会更多地强调“灵魂”。另外，他也更加强调译者在传递文化中的桥梁和枢纽作用。

3 传统理论渐趋顶峰——鲁迅、茅盾、傅雷、钱锺书等人的翻译观 现代史翻译大师鲁迅对于翻译事业一贯的热忱、严肃、认真的态度诚可谓是“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8]，令人心生敬佩。在翻译理论上，他始终坚持“直译”，反对林纾的删节、漏译、增译现象。“宁可信而不顺”、“保留洋味儿”是鲁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一贯坚持的原则。他主张直译但是并不赞成拘泥；他尤其欣赏“潜心研究”的意译。对于翻译目的和翻译宗旨，鲁迅先生将其比喻为：一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二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9]。翻译是一项传递“火种”的“神圣”任务，它能给绝望中的人们带来生机，使人们充满动力，同时翻译面临挑战，稍有不慎便不能忠实地传递原意，掉入“陷阱”形成“错译”。

大文学家兼翻译家茅盾也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做了极大贡献。他的译论主要集中在翻译目的与功能论述、翻译工作者自身条件和道德修养、翻译艺术要求上。在茅盾看来，当“神韵”与“形貌”不能兼顾时，应舍“形貌”而保留“神韵”。同时他还提出文字的功用在于感召人，而在感人方面，“神韵”要比“形貌”重要的多[1]。

受鲁迅、茅盾影响，翻译家傅雷提出了“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观点。在作品《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傅雷讲到：“翻译应该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俗，在其内而忘其外。”[10]可以说，他的“神似”说将翻译理论上升到美学的高度，与信达雅、忠实、通顺、美等相比，“神似”论更胜一筹。但是值得我们思索的是，“神似”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换言之，究竟什么程度上的相似才能称得上是“神似”呢？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神似”的进步性。当代大文豪钱锺书先生的译论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化境。在1964年出版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老先生具体阐述了翻译的“化境”之境界。他指出：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外一国文字，既能

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致依然故我[11]。

“传神”不易，“化境”更难[4]。如果说“神似”是一种升华，那么“化境”便是极致。可见，钱先生的“化境”比傅雷的“神似”更胜一筹。就传统译论而言，“化境”论将之推向顶峰。笔者看来，“化境”观给人以无限遐想，令人回味无穷。

4 中国译论迎来清风——对以奈达为代表的西方译论的引介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译论，如“信达雅”、“忠实、通顺、美”、“直译、意译”、“神似”、“化境”等一直是翻译界学者们研究的焦点。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经验、随感式的译论在学者们中间渐渐乏力。20世纪50年代末，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带来了翻译的变革。西方译论以一种较为系统、科学的姿态进入我国，为我国翻译理论的丰富提供了新视角。这些理论中，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影响最大。自奈达的理论被介绍到中国，谭载喜曾撰写《奈达论翻译》一书，系统介绍奈达翻译理论；金隄先生和奈达合著《论翻译》，探讨汉英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另有林克难教授发表《动态对等译论的意义与不足》，指出奈达理论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后期，王东风即撰文表达对奈达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从“言必称奈达”到“言必称奈达之缺陷”[4]转变，反映出中国学者对于奈达翻译理论研究的介绍推崇、慎重反思至理智批评的精神状态，勾勒出中国学者探索翻译理论的艰辛路程。自此以后，我国翻译研究似乎进入短暂的停滞时期，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既不愿重新回到“神似”、“化境”的轨道，更不知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道路上走向何方。

5 中国译论不断繁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学科建设日趋成熟 奈达翻译理论一统中国译论天下的局面得以告一段落。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掀起了新一轮的翻译研究热潮，拓展了翻译研究领域。20世纪后20年，我国学者相继引进了后殖民翻译观、解构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Andre Lefevere的操纵说、Toury的描写与规范翻译论等西方具有学科前沿性质的翻译精髓，有效地开阔了我国学者研究的视野，迎来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高潮。同时翻译探索也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结合，迎来了跨学科研究的新风。

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应享有独立发展的学科地位，但长期以来翻译学却一直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处境。随着人们对翻译认识的不断加深，“翻译学属于一门科学”的观点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要求建立翻译学的呼声愈演愈烈。杨自俭认为：中国的翻译学理论体系已经在1988-1989年两年间初步形成[4]。刘宓庆教授于1990年出版的书籍《现代翻译理论》标志着我国传统译论的结束，现代翻译理论的开始。新世纪举办的译学建设研讨会，北外上外高级翻译学院的成立乃至翻译学科被纳入本科教育体系等一系列具有号召意义的大事件表明了翻译学在我国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学者们建设好翻译学的坚定信念。

6 总结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将以更加自信和宽容的姿态走向世界。诚然，我们要向世界展示的不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而且也要全方位展示我们独具特色的精神文明，翻译及翻译研究正是中国将特色推向世界的动力。近几十年，我们曾凭借西方系统的理论来实现自身理论的丰富和飞跃，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并没有将西方译论与本国译论巧妙结合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我们只有继续以谦卑的态度虚心学习，不断提升自身高度，优化我们的知识结构，深入挖掘我们的宝贵资源才有可能实现中西合璧，实现我们翻译研究事业的大繁

荣、大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6）. [2]马建忠.适可斎纪言纪行.张岂之等点校本[M].中华书局，1960. [3]李莉.析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6（3）. [4]马会娟，管兴忠.中国翻译理论五十年：回顾与展望[J].文化文学研究，2006（02）.

[5]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6]寒光.林琴南[M].1935年中华书局本.

[7]陈衍，林纾传.福建通志文苑传[M].1973，9：26.

[8]郭建忠.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9]王林利.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与中国翻译理论发展[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7（5）.

[10]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A]//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11]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