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安娜与繁漪悲剧原因异同
摘 要：安娜与繁漪分别是俄国十九世纪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
中国现代剧作家曹禺笔下的悲剧性人物。她们虽各居异国，生不同时，却都不满贵族社会的虚伪和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勇敢地追求个性解放，争取真正的爱情。她们的悲剧成因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她们虽生活于不同的国度，但都曾处于一个新旧社会的转型时期。她们都拥有自己的“幸福”家庭，但在那里都没有获得丝毫的真正爱情。她们都努力寻求自己的理想爱情，却都演绎了一场爱情悲剧。她们拥有各自的生活圈子，但自身却具有共同的局限性。她们的悲剧给读者深远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启示。
关键词：安娜·卡列尼娜；繁漪；悲剧；比较
Abstract：Fan Yi and Anna are well-known Russian 19th century writer Lev critical
realism Tolstoy and modern Chinese playwright Cao Yu described by the tragic figures. Although they all Habitat exotic, the Health and not at the same time, none dissatisfied with the aristocratic society and the hypocrisy of the feudal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unreasonable, courageous personality in pursuit of liberation, the fight for true love. Their differences in the causes of the tragedy are the sam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ame. Although they live in different state, but once faced a new old society's reforming time. They have their “happily” the family, but has not obtained the ideal love slightly. The ideal love let Anna and the numerous ripples respectively has deducted a love tragedy. Anna and the numerous ripples have the respective life circle, but themselves actually has the common limitation. Their readers have the tragedy of far-reaching aesthetic feelings and aesthetic inspiration.
Keywords: Anna. Karenina ；Fanyi ；tragedy ；compa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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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这句名言的作者托尔斯泰大概没有想到，他笔下的安娜与曹禺笔下的繁漪却表现着如此惊人，如此相似的不幸命运。安娜与繁漪可以说是世界文苑中的一对姐妹奇葩。安娜是俄国古典文学中最具艺术魅力的妇女形象之一，繁漪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富有叛逆精神的妇女典型。她们都以各自的内在美和叛逆精神而著称于文学史。尽管她们处于不同的国度，生活环境各异，但是，共同的遭遇和不幸，共同的反抗和斗争甚至共同的弱点和局限，却把她们这两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妇女形象紧紧地连结在一起。这两个复杂而又丰满的艺术形象像两座丰富的宝藏，吸引着人们不断地去探索，去挖掘。
1 社会文化与女性婚恋
爱情作为社会人生活中一种最基本的关系，它是神圣的，令人痴恋的。婚姻本应是美好、幸福的。然而翻开历史的那一页页，却留有众多在婚恋方面失败的女性形象。她们编织着幸福的梦，一心想拥有自己的真正幸福婚姻。然而却又为这份美好的梦想在极力地挣扎着，有的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在中外文学作品中，也少不了关于女性婚恋的描写，其中有令人羡慕的，有让人反思的。《诗经·氓》中的女子尽管纯洁、善良、热情、勤劳，在追求婚姻方面大胆而执着，全身心地为自己编织着爱情的美梦，然而最终却不得不为自己唱一首被人遗弃的悲歌，我们为她叹息。她的不幸向人们展示了女性“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社会重压与命运的悲哀。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十九世纪，《玩偶之家》中的娜拉，面对着比“氓”要温情得多的丈夫，仍不甘于做一只笼中的金丝鸟，毅然决定离家出走。在历史的长河中，像娜拉这样叛逆、不甘沦为封建婚姻牺牲品的女性并不少见，她们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但最终却遭到了世俗的谴责，其结局让人痛心、怜悯。女性在婚恋方面的诸多悲剧形象体现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褒贬倾向，并在隐秘和象征的层次上满足了男权中心的社会心理，因为传统文化是无形的。千百年来，这样的文化意识一直积淀在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心理建构中，并通过无意识的言行表现出来，进而给那些在恋爱、婚姻上大胆追求自由、独立、幸福的女性造成极大的心理重压，甚至形成思想上、观念上和心理上的束缚与羁绊,使她们很难彻底冲破罩在她们思想上的无形之网。正如恩格斯所说：“女性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委身于别的男性，藉以获得自己的个体婚姻的权力。” [1]封建家长制就是女性的地狱，它居于家庭的核心和领导地位。它将永远限制女性的自由，女性将永远处于它的掌控和管制之下。所以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秩序中，女性会受到来自自身和他人的约束与禁锢。女人的存在注定被传统文化所遮蔽，成为男性思想和意识的载体，成为失去主体意识的他者。这就是传统文化摊派给女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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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娜与繁漪悲剧原因比较
2.1 悲剧的土壤——社会
任何一幕悲剧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植根于时代，来源于社会。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曾这样说到：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2]安娜和繁漪都生活在一个新旧意识交替的时代，一个新思想、新道德、新观念与旧思想、旧道德、旧观念正进行着激烈较量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一方面呼唤起她们对人生幸福的大胆追求，但同时也让她们饱尝追求幸福的磨难。 托尔斯泰把安娜放置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俄国，当时的农奴制改革导致俄国贵族一步一步地没落，而资本主义经济却在迅速增长，这样的形势冲击着封建阶级所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家庭、婚姻制度以及道德伦理观念，使得整个贵族阶级的“一切都混乱了”。[3]正如小说中描写的，那些名门望族不得不向出身低微的商人低价拍卖田产，或者转向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商人、银行家和企业主发展的势头咄咄逼人，俨然成了“新生活的主人”。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婚姻由父母作主，中间人做媒的俄国传统风俗受到人们的嘲笑。年轻人希望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女性都坚定地相信选择丈夫是她们自己的权利，与她们的父母无关。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向往美好爱情生活的安娜，内心与情感被烙上了时代的印痕。安娜最终勇敢地发出了“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的呼声并行动起来。一方面，她在新兴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思想的鼓动下，努力寻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之路，另一方面，她又受到了来自封建农奴制残余势力的阻挠。她不怕丈夫的威胁，公然与渥伦斯基同居、生育，她在法律上没有离婚的情况下，离开卡列宁和谢辽沙，带着新生女儿与渥伦斯基到国外度假。然而上流社会不能原谅她公开与丈夫的决裂和不顾“体面”的行为，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对她永远关上了大门。她去剧院看戏遭到侮辱，无奈只得避居乡下；她要求离婚，却遭到卡列宁的拒绝。上流社会更给她以精神上的折磨，掼她以“抛夫弃子”的罪名。
繁漪和安娜一样，虽然身处于不同的国度，生于异时，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同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俄国一样，都是一个病态的、畸形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在潜滋暗长，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取代这个病态、畸形社会的历史性过渡期。繁漪生活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于人民的压榨和剥削日益深刻，人民群众没有人身自由，享受不到人权，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潮使追求个性解放、爱情幸福成为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面对时代的变化和影响，繁漪这个所谓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她那被压抑的意识觉醒了。在她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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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起了一股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激起她追求自由的热望，对现实处境的不满，可以增添摆脱束缚的信念和力量。然而，在她的时代里，虽说有“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但封建势力十分根深蒂固。封建等级、家长制、门第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观念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使繁漪在灰暗、矛盾的生活中痛苦地扭曲着，在文化与人性的冲突中过着“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生活。封建习俗相互交织，编织成一张庞大的、无边的、结实的网。而繁漪则是这张网上一只小小的幼虫，等待她的是被“蜘蛛”吞噬的悲惨结局，但是她自己却并不知道，仍怀着满腔热血与希望进行拼命的、无力的挣扎。其最终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必然的。
社会是安娜与繁漪悲剧产生的土壤，她们彼此都面对相类似的险恶环境，都只能“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4]罪恶的社会，罪恶的封建文化无情地吞噬了安娜与繁漪，给人留下动人心魄的悲哀旋律。 2.2 悲剧的直接酿造者——婚姻
如果说，幸福的含义指的是高贵的门第，优越的地位和舒适的生活，那么安娜和繁漪的家庭堪称为十分相似的幸福家庭。然而正是这所谓的家庭幸福，造成了她们终生的不幸。在某些人的道德规则中她们都是伤风败俗的典型。她们出身于上流社会，嫁给了显贵势要，她们并不放荡却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做了“不贞”的妻子，导致了“幸福”家庭的破裂，最后在爱情的幻灭和痛苦的挣扎中完成了各自的悲剧。
安娜在还不懂得什么叫爱情时，十七岁便由她的姑妈作主嫁给了比她大得多的丈夫——卡列宁。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5]卡列宁是一位只知道升官、追求功名利禄的官僚机器，虚伪、冷漠、僵化，是一个毫无情感的冷面人。他从未想到过安娜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有血有肉的女人，以致在作品中安娜这样说到“他不是人，他是木偶。”“他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不感觉。”然而在外人或仆人面前，他却表现得极度的虚伪。他紧握安娜的手，亲吻她，拥抱她，全是为不失体面，不让别人笑话。当安娜与渥伦斯基一见钟情后，想向卡列宁公开这一切。为了名誉和地位，卡列宁采取了在安娜看来“比她所能设想的任何事情都可怕”的决定：继续瞒住世人，用一切手段去断绝他们的私情，去惩罚她。他做的正是他肮脏灵魂和卑劣性格所长于做的事，他所需要的只是虚伪和体面，一切都是为了升官，为了功名。如果说，安娜与卡列宁的结合是一个错误，那么，她后来与渥伦斯基的关系则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她满以为渥伦斯基的出现会让她获得真正的爱情，生活也会因他而变得绚丽多姿，然而她的想法全错了。最终，渥伦斯基的怯懦、自私，让安娜重又回到那“虚伪与欺骗”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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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当渥伦斯基的爱消失后，安娜绝望地走向了铁轨。幸福爱情的最终幻灭，让她最后发出控诉的声音：“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生活在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的周公馆的繁漪，在婚姻上与安娜有着相似的一面。为了门当户对，她不得不嫁给一位能做她父亲的有名望的大资本家周朴园。周朴园曾在德国留学，是个有着封建主义和德国容克地主双重性格的专制主义者。他冷酷、自私、专横虚伪。繁漪在周朴园身上根本得不到爱情，生活在仿佛与世隔绝的周公馆里，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昔日的“金丝鸟”也在渐渐地变成“石头样”的人，究其实质则更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家庭奴隶。
比起安娜，繁漪一方面要面对着周朴园摧残人性的凶蠢与强暴，要容忍那种难以容忍的、可恨而又可笑的“秩序”。安娜却可以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与渥伦斯基亲密交谈，可以用一封信来表示对丈夫的决裂，可以到家庭外去寻找和等待自己的幸福。而这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繁漪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在周公馆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周朴园的话就是法律，任何人都不能有丝毫的违背。因此，繁漪表面上看似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却必须在子女们面前做出“服从的榜样”，以维持那“最圆满的，最有秩序的家庭”和虚伪的“体面”夫妻关系。尽管“五四”新风在当时的社会中吹荡，然而却无法吹入阴森森的、封闭的、像监狱一样的周公馆。时间一长，繁漪只是安安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她变得自私、乖戾、疯狂，成为人们所不能理解的疯女人。更为可悲的是，繁漪在得不到周朴园的爱的同时，还要容忍他毫不掩饰的、对另外一个女人的思念。对于一个渴望幸福，追求爱情的女人来说，这样的生活给她精神、情感带来的折磨和伤害是致命的。
安娜与繁漪她们虽娇美动人，风韵妩媚，但她们的婚姻都是不幸的。在情感上她们不能获得自由，她们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幸产儿。然而，比起安娜，繁漪还要饱尝周仆园的专制压迫，过着没有自由的生活。婚姻是安娜与繁漪悲剧的直接酿造者，剥开婚姻的表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不幸婚姻是当时社会留下的烙印。对于安娜与繁漪的婚姻我们感到惋惜，对于当时的社会我们感受更多的是无奈与悲哀。 2.3 悲剧的内在驱动力——爱情
如果说不幸的婚姻，使安娜和繁漪受尽了欺侮和折磨的话，那么不幸的爱情，则彻底摧毁了她们对生活的热望。安娜和繁漪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都始终表现出了大胆、主动、执着的特点。爱情天平发生倾斜后的安娜不惜牺牲名誉、地位甚至是心爱的儿子来爱渥伦斯基。她不愿意像莉姬娅伯爵夫人那样偷鸡摸狗，在她看来，只有大胆而强烈地表达这种爱才显得真诚，不虚伪。然而渥伦斯基是俄国上流社会的宠儿，是“社交界花花公子的标本”。他追求安娜的最初动机，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心。在他看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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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追求一个已婚的女人，而且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去引诱她到手”，这个男子的地位就很有几分优美和伟大。虽然安娜的爱情曾经净化过他的爱情，但在他那被上流社会腐朽生活毒化了的灵魂面前，纯洁真诚的爱情却显得那么无助。他是虚伪的，是虚伪的社会的产物。他虽然不满上流社会对他们爱情的压制，但也从未有过与上流社会彻底决裂的决心。他不是屈服于上流社会的压力，而是抗拒不了上流社会对他的吸引力。当虚荣心得不到进一步满足的时候，他强烈感觉到：“女人是男子前程上一个大障碍。”当爱情填补不了精神空虚的时候，重新涉足社交界的欲望便紧紧抓住了他。与其说他爱安娜，还不如说他更爱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面对社会各方面给他施加的种种压力，面对灯红酒绿的社交对他的诱惑，他的内心对安娜的不满和一种“内在的恼怒”便日益增长起来，以致对安娜日渐地冷落。他的出现，他的爱给过安娜短暂的幸福，但同时又给予安娜致命的一击，使安娜的爱情美梦破灭。安娜在临死时才真正看清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他的虚荣心，不要说爱情，就是免于痛苦，都是不可能的。”“爱，对于我有太多的意义，远非你所能了解的。”正如刘慧英在《走出男权的藩篱》中指出“安娜不晓人生的广阔和深邃，更不觉自己的意愿，在男权的目光中的廉价她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投之于对渥伦斯基的爱。”[6]从这可以看出，安娜悲剧的原因有婚姻不幸的缘故，也有过高看重爱情而造成的理解的差异。
繁漪和安娜一样，她要面对的是周萍的爱，当“儿子”周萍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唤醒了她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渴求后，她便背负着“乱伦”的罪过。这种人性的觉醒与现实伦理秩序之间的冲突对繁漪和周萍来说充满了巨大的讽刺与嘲弄。她真心地爱着周萍，她曾经坦率地向周萍表达她自己的爱“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我是你的。”当她得知周萍爱上丫鬟四凤，要抛下她带着四凤离开周公馆时，繁漪甚至可以挣脱一切拘束，在半疯狂的情况下对儿子周冲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正活着的女人！” [7]由此可知，繁漪对周萍的爱是多么地强烈，以致她把“乱伦”这个词语抛向脑后，全然不顾周冲的感受和自己为人母的形象，在女性应当遵守的贞洁、忠诚、专一等行为规范和道德伦理的背叛的煎熬中拼命挣扎。而周萍却是一个缺乏意志，空虚无聊，卑怯软弱，冷酷自私的人。他唤起了繁漪，又冷落了繁漪，他点燃了繁漪的爱情，又千方百计要扑灭这种爱情。当繁漪的爱对他维护自己的“声誉”和在父亲心目中的形象构成威胁时，他甚至发展到了以封建礼教来压制繁漪的地步，诬蔑繁漪是疯子。他的背信弃义彻底把繁漪抛进悲剧的深渊，让繁漪在对情爱生活的追求和热切向往与打破伦理秩序的痛苦中扭曲着：在文化与人性的冲突之中，过着“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乱伦生活。这种变态扭曲的生活无疑又加剧了她内在的压抑与痛苦。情与性原本是人类最起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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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需求，而繁漪对这一需求的获得却如此艰难而扭曲。在传统文化和世俗观念当中这种变态扭曲的生活更被千夫所指。因此，他们的爱情只能存在与阴暗、幽闭之中，难于浮出水面。
安娜和繁漪都勇敢地寻求自己的爱情，她们为了自己的幸福，都敢于与社会伦理道德相抗衡。安娜选择了红杏出墙，繁漪选择了“乱伦”。她们的爱情是崇高的，是抵住封建势力羁绊的重压去苦苦寻求的。 2.4 自身潜存的悲剧因素
繁漪与安娜的悲剧命运，还有她们自身的因素。安娜在追求个人幸福的道路上进行了勇猛的斗争，但由于受到贵族传统和宗教的影响，她又承认自己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堕落女人”，表现了她在反抗性格掩饰下的脆弱性。与此同时，她的不幸婚姻也与经济上的依附密切相关。安娜虽然离开了丈夫，表面看是与家庭决裂了，但那也只是从吃丈夫的面包变成了用情人的钞票，其性质相同。同样，繁漪勇敢地追求爱情自由，她对周朴园的禁锢和摧残感到痛苦，却从来没有想过与冷落了自己十八年的周朴园彻底决裂。她虽然把爱情视为生命的全部内容和最高理想，也希望以私奔的方式获得自由和爱情，却从没有过以自己独立的意志飞出周公馆这令人窒息的牢狱，从而寻找新的生活出路。正如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中指出：“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男人和女人，才会消失叹息和苦痛。” [8]
3 悲剧美
掩上书卷，我们知道安娜与繁漪的爱情成为“飞蛾扑火”的悲剧，其结局是悲惨的，安娜在绝望中选择了卧轨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繁漪成为囹圄中的“疯女人”。但她们的追求却显示了她们身上惊人的勇气和毅力，热烈而又执着，坚定而又热情，真挚而又深沉，自觉而又清醒。她们是掠过长空的闪电，是残酷宇宙深井里的一枚炸弹，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是妇女觉醒的火焰和人类进步的号角。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家凡·提格亨所说：“一个心智的产物不是孤立的，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雕像，一个奏鸣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 [9]安娜与繁漪虽处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背景中，但作为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们都是家庭中的最不幸者。然而她们又都是“勇士”，敢于争取自己的真正爱情。
安娜至今留给我们的感觉是她的精神气质——真挚、热烈、丰富而旺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10]她是那么的庄重、美丽、气质高雅、勇敢、善良，而又执着地追求自己想获得的真正的爱情，对爱情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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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那么地真挚，那么地执着。她在佛雷德花园与渥伦斯基会面时向他说道：“你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我的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有了它，我就感到这样高尚，这样坚强，什么事对于我都不会是屈辱的。”爱情给安娜带来希望，也给她造成灾难。安娜有对抗上流社会的勇气，上剧院看戏就是她对抗上流社会，进行拼死战斗的最高体现。但她又无彻底挣脱传统观念羁绊的力量。出身于高等贵族的安娜，是皇族的后裔，从小受到典型的俄国贵族教育，深受贵族传统和宗教的影响，她对真正爱情的追求破坏了宗法制度家庭，破坏了妇女应是贤妻良母的道德原则，在安娜的家庭中母爱和爱情是对立的，家庭义务也和爱情是冲突的。因此她又承认自己“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堕落的女人。”这种不可解脱的精神矛盾，注定了她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繁漪是曹禺满怀激情塑造的人物，她聪明、美丽，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要求。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美狄亚的影子，她有着古希腊美狄亚的野性和蛮力。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当她冲动的时候，她的热情，她的欲望，就像潮水般地涌上来，当她反抗起来时也会像一团火那样把人烧毁。她拥有“不在爱中同生，就在爱中同葬”的念头。正如曹禺所说“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一切都是走向极端，更如电如雷地轰轰烈烈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中的路，代表这样性格的是繁漪.....”诚如剧中繁漪对周萍所说的“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11]繁漪极端而又坚强的性格是 “自身的丰富人性产生的”，更是那个畸形社会在人物身上留下的难愈的伤痕，曲折地表现出当时社会对人性的压制与不正常。
安娜与繁漪都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真正爱情幸福，然而当时的社会却竭力地羁绊，当时的世人也不理解她们的勇敢，是当时的社会让她们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充满了无尽的艰辛。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安娜与繁漪悲剧原因异同，从“社会文化与女性婚恋”出发，以“悲剧的土壤——社会”、“悲剧的直接酿造者——婚姻”、“悲剧的内在驱动力——爱情”、“自身潜存的悲剧因素”四个部分为主体来阐述她们的悲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定的审美感受。关于安娜与繁漪的悲剧原因比较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笔者希望通过该论文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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