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年表

陕西朝邑、大荔交界 约10000多年 8000B.C

沙苑文化是中国科学院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于1955年冬在大荔南部的沙丘地带发现的，当时仅发现了石器。1973年又组织人员进行了调查，在此发现了人头骨化石，以后又进行了几次调查，除发现大量石器外，未见地层关系。这些石器分散在地面上，以石片石器和细石器为主。细石器有石核、石叶、小石片、尖状器、石镞、刮削器等。石片石器是它的典型产物，又是细石器文化中所罕见的。 根据已发现的资料，国家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研究认为：石器属中器时代遗物，人头顶骨化石属同时期的遗物。具体时间约在万年左右。以后把这里统一称作“沙苑文化”遗址。现属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仙人洞文化 江西一带

约14000－9000年 12000-7000B.C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年代为距今14000─9000年。遗址位于江西万年县大源仙人洞洞内，1962以后作过数次发掘。洞内的上层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石器中既有打制的，也有磨制的。已发现陶器，但数量很少，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二厘米，陶泥既夹炭也夹砂，是中国目前所知最原始的陶器。最重要的发现是一些水稻壳，其中既有普通的野生稻，也有栽培稻。

后者集野、，粳稻的特徵，是一种由野稻向人工栽培稻演化的稻种。这一发现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一万年前。不过，遗址中也发现了多处火堆遗迹，以及大量的动物碎骨、蚌螺介壳和少量的鱼骨等，但未发现饲养家畜和种植谷物的迹象，看来人们还主要依赖于渔猎和采集经济。

贾湖文化

河南省汝河、洪河、沙河流域 约9000-7800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东，沙河与泥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平面呈近圆形，面积约55000平方米，1983年至200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在此发掘7次，计27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灰坑336座，墓葬445座，瓮棺葬32座，埋狗坑10个，以及濠沟、小坑等。出土陶、石、骨等各种质料的遗物达数千件，特别是七声音阶骨笛，9000年酿酒技术,成组随葬内装石子的龟甲及其契刻符号，动物训化家养,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梗稻尤为引人注意，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经碳14测定，贾湖遗址年代范围为BC7000—BC5800年。

考古工作者将发掘资料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一期文化面貌不同于目前发现的河南省其它同时期遗址，第二、三期与裴李岗、峨沟等大体同进，第一期年代约为BC7000—BC6600年，第二期为BC6600—BC6200年，第三期为BC6200—BC5800年，文化内涵既与裴李岗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也存在许多差异和独有特征，呈现出淮河上游地区的独特面貌。因之，发掘者将其命名为“贾湖文化”。目前与贾湖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遗址还有舞阳大岗、郭庄、漯河翟庄、郏县水泉等，主要分布于汝河、洪河、沙河流域。

贾湖遗址是河南省同时期文化遗存中保存最好、面积最大、文化面貌最丰富的遗址，具有中心聚落性质，对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早期聚落形态、农业尤其是稻作起源、家畜起源、全新世环境气候变迁、音乐起源、汉字起源、卜筮起源等许多重要学术课题均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七声音阶骨笛的材料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之后，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反响，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甑皮岩文化 广西一带

约8950－7450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年代为距今8950－7450年。遗址为洞穴，位于广西桂林独山。出土的陶器主要是夹砂红陶、灰陶，烧成温度较低，纹饰有绳纹、划纹、席纹和篮纹，器物中以罐类为最多，其他有釜、钵、瓮等。石器中打制和磨制者各占一半，磨制石器以斧、锛为大宗。洞穴内发现有成堆的石块，其中有不少石器半成品，说明这里是制造石器的地方。此外还发现有骨鱼镖、骨镞和石矛等渔猎工具。

居洞内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麂、梅花鹿以及鱼、龟和螺蚌壳等。家畜已经出现，仅有猪骨一种，说明当时的经济仍以渔猎、采集为主。洞穴内也曾作为墓地使用，已清理的墓葬有十八座，均无墓穴，墓主葬式以屈肢蹲葬居多，这可能与布袋装尸的习俗有关。随葬品很少，至多有二件蚌刀。

彭头山文化 长江中游地区 约8200－7800年

彭头山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澧阳平原中部。主要文化堆积为彭头山文化时期遗存， 是长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距今约8200－7800年。 考古发现遗迹有地面式、浅地穴式建筑遗迹和以小坑二次葬为主的墓葬。出土遗物中石器大多数都是打制石器，既有大型砾石石器，也有黑色细小隧石器，与本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传统区别不大。陶器制造古朴简单，全部为原始的贴塑法制成，胎厚而不匀，大部分陶器的胎泥中夹有炭屑，一般呈红褐色或灰褐色。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痕迹——稻壳与谷粒，为确立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础。 彭头山遗址的文化面貌与以往所发掘过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完全不同，已被命名为彭头山文化。

昂昂溪文化 嫩江中游 约8000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的昂昂溪遗址命名。1930年发现。该文化分布于齐齐哈尔为中心的嫩江流域地区。其主要特点是细石器发达，古人用压制法制造了一些个体小、形状规整的镞、刮削器、尖状器。磨制石器也有，但数量很少。

陶器比较原始，多是手制，陶土未经洗涤，含有沙及蚌壳粉末。烧成火候低，大部分陶器呈褐色。器类简单，仅有筒形罐、钵、杯和瓮等。渔猎工具发现较多，有骨枪头、骨鱼镖等，遗址也出有不少鱼骨、兽骨，说明渔猎经济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滕家岗子遗址，还发现了昂昂溪文化的墓葬、房址与灰坑。

裴李岗文化

河南一带

约7950年以前

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1977年首先发现于中国河南新郑裴李岗而命名。年代距今8000～7000年。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境内。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粟等作物，以磨制带锯齿石镰、石锄、鞋底形石磨盘与石磨棒等作为农具。制陶业比较原始，采用手制；三足钵、月牙形双耳壶、三足壶和鼎等陶器在造型上别具风格。住房是方形与圆形的，都是半地穴式建筑。有储藏东西的圆形窖穴。人死后埋入氏族公共墓地，皆长方形土坑墓，多有陶器与石器作随葬品。该文化与磁山文化关系密切。其发现填补了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缺项。

裴李岗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较早遗存，裴李岗文化自七十年代首先在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村发现以来，便使人们认识到了仰韶文化之前的中国远古文化的独特面貌。分布于河南一带的这种使用红陶、以壶盛水盛粮、用三足钵烧饭的早期文化，居然还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在裴李岗文化中发现的种植稻、龟骨上的契刻符号等一系列前所未见的内容，使学术界不得不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水平作出重新的评估。

磁山文化 河北一带

约7950－7350年

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武安市西南20公里磁山村东南台地上，北靠红山，南临洺河，占地近14万平方米，现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遗址于1972年兴修水利时发现，1976年开始发掘，至今挖掘出面积6000平方米，主要发现有房基、粮窖400多个，出土各种文物、遗物5000余件，有石器、陶器、骨器和粟的碳化物、野生动物及家禽骨骼标本等。这些文物证明，早在7300多年前，先民们已经居于半地穴式的房子之中，过着以原始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可见，邯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据专家考证，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三项“世界之最”，一是粟的发现，证明我国黄河流域是世界上由人工培植粟类最早的地方；二是家鸡骨的发现，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鸡的国家；三是出土的炭化核桃，纠正了核桃是汉代张骞通西域时传人中国的说法，将中国产核桃的记载上推了5000多年。

磁山文化的发现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它把新石器仰韶文化考古年代上溯了1000多年，浓缩了新旧石器时代之间的一段距离，为研究原始社会提供了新的重要佐证。

李家村文化

关中地区、甘肃东部 约7950－6950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年代距今约7900－6950年。因最早发现于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址而得名，分布于关中地区和甘肃东部。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居多，但也有不少打制石器、细石器。

陶器制造技术还很原始，手工制作，器物胎薄，烧成温度低，颜色大部分是红色，其中有些陶器里面黑色外面红色，最有特点。纹饰也很简单，只装饰一些绳纹、锯齿纹和剔刺纹。彩陶已经出现，但数量很少，只是在钵的口沿外壁绘一些简单的宽带纹。

大地湾文化 黄河中游地区

7800-4800

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在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发现而得名。但该遗址内涵贫乏，后来发掘了规模较大、同类遗存内涵丰富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般改称老官台文化为大地湾文化。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省境内的渭河流域。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种植黍等作物。生产工具有石刀、石铲和石斧等。制陶业很原始，采用泥片敷贴法。陶器以圈足碗、彩陶钵与筒腹三足罐最具特点。住房是圆形的，为半地穴式建筑。储藏东西的窖穴亦是圆形。居民死后埋入长方形土坑墓，随葬陶器等物品。该文化的发现，对了解渭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有重要意义。

天水是中华文明的多源生发地之一，距今78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遗址所展示的天水远古文明，时间跨度越3000年，内容异常丰富。其在原始建筑、艺术、农业起源、文字和宗教等多方面，均是中华文明悠久、博大和先进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文明火花的最初闪现，故而被称之为“大地湾文化”。由于大地湾1期文化早于中原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文化千年以上，两者在文化原貌上又有延袭承传的密切关系，因而，她上开中原仰韶文化之先河，下启陇右马家窑，齐家文化之滥觞，对探索中华文明的线索和原生面貌，揭示陇右与天水古代文化的考古编年和文化序列，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大地湾遗址、师赵村遗址发掘房屋遗址200多座，最早的是深穴窝棚式建筑，距今7000至8000年间，这是标志着人类的居住方式从穴居向半穴居迈进的一个新起点。到晚期，已发现平地起建、居住面多以白灰面涂抹或青灰色料礓石渣和细沙混合筑成。屋前有与住室相通的“凸”字形门斗。尤其编号为F901的房址，是我国目前为止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最具中国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建筑”，距今5000多年。代表了仰韶建筑的最高成就，其一是建筑规模巨大；其二是工艺精良，方法进步；其三是布局规整，平衡对称。它由主室、东西两侧室和后室、门前附属物构成，总面积420平方米，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典型代表。并在墙壁、门、灶台的设计布局上还增加了防火保护层。是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宫殿建筑雏形，而且开创了后世我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先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建筑丰碑。 天水史前遗址出土的陶器，不仅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陶器，而且陶器口沿上多绘有红色宽彩带，是我国最原始的彩绘图案。以这一独特风格为标志的大地湾一期遗址，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大地湾文化”。 这些陶器以生产、生活用器为主，形状有圆底钵、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小口瓶、尖底瓶、口足鼎、平底釜、条形盘、深腹罐等。大量早期彩陶制品以绘有变体鱼纹和鸟纹相结合的花纹为主。大地湾遗址的彩陶是中国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彩陶之一。由此说明包括甘肃东部、南部的渭河、西汉水等是我国彩陶的故乡。自此，彩陶在甘肃久盛不衰。加之大地湾晚期F411房屋的大型地画，距今5000年，更是迄今我国最早且保存完整的绘画作品，这对研究中国绘画的起源和原始社会的绘画艺术有重要学术价值。

中国的文字，到商朝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但产生的年代不可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10多种刻划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以直线和曲经相交的形纹等。这些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朱彩符号，在年代上早于半坡的刻划符号千年以上，又与仰韶时代种类逐渐增多的刻划符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基至有些刻划符号与半坡的完全一致，这无疑为中国的文字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和线索。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在大地湾一期灰坑中，采集到已碳化的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其中黍的碳测年代距今约7000多年，是我国同类作物中时代最早的标本。说明陇原大地最早的垦荒者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成功地将野生黍培养成裁培黍，纠正了国际农史界通行多年的中国黍源于国外的谬误，进而确立了中国黍源于陇西黄土高原的说法，证明了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中国最早的粮食和油料作物的种植地，也是中国旱作农业黍、稷的发祥地，这两种植物距今已有7800年左右，较之于半坡早了1500多年，两种植物种子的出土毫无疑问地

认定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河谷是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天水史前文化，对中国文明起源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许多遗迹证明了城市发生的前奏及父权制时代。所有这些“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大地湾仰韶晚期文化无疑处于文明的前夜。

兴隆洼文化 西辽河流域

约7500－6900年

以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的兴隆洼遗址命名。1983年开始发掘，陶器全部呈褐色，大部分的表面有装饰的字纹，器类简单，主要是斜壁敞口筒罐和曲腹钵，特点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相近，但年代要早，距今约7500－6900年，是西辽河流域与内蒙古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房屋按西北－东南方向排列，井然有序。一般的房子面积为几十平方米，中心的两座大房子，面积达一百四十平方米。在许多房子里还有墓葬。在村落的四周是宽二米、深一米余的壕沟。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直腹罐有蟾蜍、蛇衔蛙泥塑，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首次发现。出土的玉器也不少，种类有斧、锛、匕形器、管珠等，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

仰韶文化 黄河中游

约6950－4950年

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期时代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它的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今天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是仰韶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的名称来源于其第一个发掘地—河南省渑池仰韶村。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

仰韶文化的农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除此之外还有骨器。除农耕外仰韶文化的人显然还进行渔猎。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开始出现轮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文化有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在发掘的动物骨头中除猎取的野生动物外还有大量狗和猪的骨格，羊比较少。

对仰韶文化墓地的发掘为对它的认识带来了许多贡献。墓地的随葬品和下葬的方式为当时的生活方式、信仰、生活条件带来了许多启发。

对于仰韶文化的内部分类、时间上的分类以及各个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学术界还有争论。对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今天认为它主要是一个父系社会，早期的母系社会的论点现在只有比较少的人支持了。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早期有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论点。1960年左右在陕西的考古发掘对这个论点提出疑义。现在一般认为陕西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继老官台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按时代顺序可以分为半坡类型、庙底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龙山文化被看做它的继承文化。

半坡文化

黄河中游

约6800－6300年

半坡文化属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位于陕西省西安半坡村。 年代距今约6800─6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村落。半坡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原始社会。居住区有壕沟围绕，以防野兽侵害。房屋为地面和半地下式的，呈方形或圆形。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可能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多种农具、鱼猎工具的出土，反映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等。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其中最着名的半坡出土单体鱼纹陶盆器纹是用人的脸和鱼的身体结合而成的人面鱼纹盆，赖以为生的鱼被看做氏族部落的保护神，人们栽种谷物，只有需要时才捕鱼。 从陶器上发现二十二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後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遗址有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两个男子和四个女子，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表明当时对女孩的爱重。

半坡文化属于黄河中游的原始文化，显示出北方地理环境的特色。

河姆渡文化 宁绍平原

约6950－5330年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文化内涵、主要特色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

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耜耕农业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

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4个基本要素，这里指的是人类凭借自己智慧所创造的较为高级的生活方式，它们在人类社会中出现和齐全的时间并不早。“衣服”的时间可能早一些，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穿上树皮（叶）或兽皮做的“衣服”，考古工作者曾在“北京人”的洞穴中发现1枚距今10万年前的带孔骨针。吃上谷类食物则是新石器时代的事，距今约1万年前。居住房屋又晚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湖南玉蟾岩人、江西万年仙人洞人还住在山洞之中；在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河南许昌的“灵井人”和陕西大荔的“沙苑人”则住宿于露天之中。最早的建筑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华县老官台、宝鸡北首岭和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中发现一些营造技术比较落后的圆形半地穴式的窝棚，室内面积很小，只有5－7平方米。交通工具是在氏族或社团的人口扩大，经济需求增加，对外生产活动需要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首先出现在原始农业比较成熟，手工业发展而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桨是国内目前最早的实物资料。据说最近肖山跨湖桥遗址新发现距今8000年前的独木舟，但是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省考古文博界还有争议。牛和马作为家畜出现还较早，河姆渡遗址中发现好多水牛头骨，但先民饲养牛、马主要为了食用，作为畜力运输要迟得多。《史记夏本纪》记述大禹出巡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撬，山行乘 ”，在此以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帝、炎帝、尧、舜出巡、作战都无乘车的描述，所以牛、马作为交通运输、畜力使用比较迟。衣、食、住、行人类社会生活四大要素在河姆渡遗址中都已齐全，反映河姆渡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利用已经比较全面。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河姆渡氏族中已有了社会分工，但是象“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等精美工艺品的创作并不是人人都会的，象“鱼藻纹陶盆”、“猪纹陶钵”、陶 等极易破碎的东西，发掘出土时，基本保持完整形状，看来在当时已有专人保管，很可能它们是祭祀专用的贵重物品。从中可以推测，从这个时候开始，人类已摆脱蒙昧状态，开始迈向文明社会的门槛。河姆渡遗址发现发掘，取得的成果是全方位的，文化内涵这样丰富的遗址在全国1万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从而奠定了它在人类发展史上里程碑式遗址的地位。1982年国务院公布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被编入中学历史教科书，2001年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在国外，英国剑桥大学编的《百科全书》、日本《考古学事典》都用较大篇幅介绍了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把它编入自己《东亚史讲义》中。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落成开放以来的10年间，已接待了70多万海内外游客，许多人看了出土文物陈列以后强烈感到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与五六十年代偏僻的山区、农村相近，特别是西部地区省分的领导反应尤其强烈，进而提出7000年前河姆渡人为什么有较高智商的问题，许多外国游客也提出过同样的疑问。众所周知，人的智商与环境、营养和教育相关，在原始社会决定人的智商水平主要是营养。过去我从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量的鱼、龟鳖类动物残骸的现象推测这是河姆渡人大量膳食水产品的结果，这恐怕多少受“龟鳖丸”、“脑黄金”等保健品宣传的影响。但是近几年阅读一些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材料后发现，大量膳食鱼类、龟鳖类和蚌、螺是先民普遍现象，除了味道鲜美，容易捕捞恐怕是主要原因，象玉蟾岩、仙人洞，甑皮岩等遗址中都发现大量的鱼、龟鳖和蚌、螺的残骸。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更是以海产品为主食，以致丢弃的大堆贝壳形成贝丘遗址。从考古资料上看，他们的生产水平还停留在渔猎、采集阶段。也就是说以水产品为主食的先民智商并不怎么样突出，所以河姆渡人较高智商原因需要重新思考。最近看了美国著名营养学家阿德勒·戴维斯《吃的营养科学观》、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等著述后，才明白均衡的膳食才是人体包括大脑健康发育的重要条件。所谓均衡的膳食是指人体摄取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三大类食物的结构达到6:3:1要求。三大类食物在这个比例下，能够共同协调，达到最佳的吸收状态，从而满足人体运转的需要。如果缺乏、缺少某一种，其它二类食物的分解、吸收就会受到影响，造成营养不良，人就会变得迟钝。象

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长年以鱼为食，仅能活到30岁左右。过去寺庙中的尼僧终年食素，脂肪、蛋白质不足，虽然体力消耗较少，但脸色铁青，弱不禁风。只有少数方丈因为植物油、豆制品吃得多，身体较为健康长寿。碳水化合物含量最丰富的是谷类食物，占自重的80%，其次是豆类、薯类，约占自重的50%，水果、蔬菜中含量较少，在10%以下。河姆渡遗址发现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稻谷遗存，根据相关研究，河姆渡人年人均占有稻谷量已达164公斤，与中国营养学会1992年调查的中国城市成年人年人均消耗食粮164.6公斤的数量十分接近。而后者摄入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占总能量的58.8%。河姆渡人人均占有稻谷164公斤的数字可能有误差，但误差率不会很大，推测河姆渡人的膳食结构已接近或达到6:3:1的科学要求，因此河姆渡人才有强健的身体和较高的智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说河姆渡人已懂得了科学膳食的道理，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巧合。 纵观国内早、中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环境，不难发现原始人群总是选择山水之间的高地、孤丘作为居址。靠近水边既方便饮用洗涮又有利下水捕捞采集，而居址建在高处就能免除洪涝水害的冲击，也能使室内保持干燥和通风的良好环境。与高山峻岭保持适当距离可以利用高地、孤丘与高山之间的平地挖掘壕沟，防御猛兽的骚扰，同时又可以从独木桥上走出去，上山砍伐、狩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只能尽可能地选择优良的环境以有利自己的生存。环绕遗址的濠沟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已经出现，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为城墙和护城河，我国已发现20多座这样的古城，这就是传说中的炎黄尧舜时代。

用这个择居标准对照河姆渡的地理环境，业内人士很自然会对河姆渡遗址的年代发生怀疑。现在的河姆渡一带是姚江平原地势最低洼地块，五六十年代以前这里更是污水横流，洪涝灾害不断的沼泽区，姚东有民谣说，“大水泼，毛蟹爬，200斤一亩连根拔”。显然河姆渡的地理环境与7000年前相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为寻找河姆渡高地，破解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疑问，“河姆渡文化兴衰与水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课题小组开展为期2年的专题研究，终于发现河姆渡一带具有非常特殊的“工字形”地貌环境。河姆渡南面的四明山，北面姚江平原中部的慈南山地和东面南北走向的乌石山、羊角尖山、云山等低山丘陵三组山系构成硕大的工字，这种地貌尤如今天围海造田工程上抛筑的丁坝和顺坝，具有很大的促淤成陆功能。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时，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从长江口顺潮而下的泥砂搬运到这里后，受工字形地貌的阻挡而沉积下来，使河姆渡一带的淤积快于其两翼，当海退开始后，河姆渡一带自然最先出露成陆。根据低塘镇西村地下31米处发现的贝壳层的年代8020年，推测海退发生在距今7500年左右，所以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确实是四明山前的一块高地。研究过程中委托南京大学所作的河姆渡遗址地质土样古代微生物、孢粉、土壤粒度和含盐量的检测结果印证了课题组的研究结论。 根据河姆渡遗址孢粉资料和考古发掘材料分析，7000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热，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4℃，年降雨量比现在多500毫米左右，与现在的广东、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相似。在地理方面最大的差别就是遗址南面还没有姚江阻隔，只有芝岭溪水在遗址的西南流过。遗址的东面是一片平原，西面、北面濒临河姆渡——丈亭——二六市大湖，河姆渡处于湖泊沼泽、平原、草地、丘陵、山冈多种地貌的复杂环境，所以这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非常有利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当河姆渡成陆时，“工字形”地貌两翼，即现在的余姚城区以西、宁波市西郊以东地区尚处于浅海之中，海水涨落有规律地推动湖水升、降，为河姆渡人的稻田创造了自灌条件，使河姆渡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稻谷。因此河姆渡人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更多劳力去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有时间去发展纺织、漆木器生产。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河姆渡文化繁荣的关键因素，而河姆渡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利用则是决定因素。

文化的定义（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

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

稻作起源问题 1973河姆渡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遍全世界。因为还有大批农具、加工工具和炊用器共同出土，所以随即掀起一股水稻起源研究热。与媒体的热情相反，少数顶级考古和农业专家认为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比较成熟，在它的以前还应有较长的发展阶段。1995～2000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连续发掘后，发现上下叠压的距12000年前的几粒野生稻谷和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接着又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土样标本中检测到人工栽培稻谷的孢粉，从而找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和它从野生稻驯化而来的科学依据。玉蟾岩古稻的发现，说明亚洲东部的人工栽培稻、粟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大小麦、南美洲的玉米都是差不多时候出现的，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结果。 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失的问题

环境说 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结束，大沽塘古海岸线形成（今329国道南侧），并在海潮作用下不断淤高。这样四明山北麓的雨水北排渐渐困难直至堵塞，河姆渡高地的优势逐渐丧失。姚江平原西部的曹娥江口北伸后，排泄流程增加，导致部分洪水东泄，加重了姚江腹地的内涝，河姆渡终于成为水涝灾害频发地区，当遭遇风、暴、潮结合的天文大潮时，河姆渡难免遭受没顶之灾，从而形成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我们可以从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主要器物数量对比上发现环境恶化严重地影响氏族的生存。距今5000年前，全球范围又一次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这就是古籍《尚书·尧典》记载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西方的《圣经》上也有诺亚方舟拯救人类的类似传说。从考古上，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淤泥层，北面最厚处达2.5米。这次特大洪水最后浸蚀了河姆渡——大隐之间的平地，姚江改道东流，河姆渡出露，海水上溯，从四明山下来的河姆渡人不得不退出这个地区，向南迁徙。

河姆渡遗址各层主要器物表

名称 第四层 第三层 第二层 第一层 石器 385 木器 328 283 13 119 9 90 92 不见 不见 66 骨器 2064 1015 50 陶器 1143 252 外来文化入侵说 河姆渡遗址第一、二层文化与杭嘉湖平原的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有较多的共性，三、四层文化相对比较独立，所以学术界对河姆渡文化的分期存在1－4层都是河姆度文化和3－4层是河姆渡文化，1－2层是马家浜文化的两种看法。后者认为距今6000年前太湖流域曾遭遇特大水灾，马家浜文化举族迁向宁绍平原，与当地文化融合后形成以马家浜文化为主、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新文化。

笔者以为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失的原因上述二者的因素都有。河姆渡文化的繁荣进步得力于当初优良的环境，当环境恶化时，便衰落下去。由于交通闭塞，对外交流很少，原先的进步文化也难免落后于交通方便地区的原始文化，所以当太湖流域的马家浜、崧泽文化进入时，河姆渡人除了退让、接纳外别无更好的办法。河姆渡第一文化层以后，姚江平原上代而起之的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说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也没能守住这块土地。

大溪文化

长江中游

约6350－5250年

位于瞿塘峡东口长江南岸与大溪河交汇处的三级台地上，距奉节县城15千米。国家文物部门于1958年、1975年和1976年进行过三次发掘，发掘面积达570平方米，清理墓葬208座，出土珍贵文物1200多件，有生产工具石斧、石锛、蚌镰、骨针等，有饰品玉石、璜 等，有艺术品空心石球、人面浮雕、悬饰等，以及内外朱色陶、戳印文和朱绘黑陶、曲腹杯、筒形瓶等器物。

该文化遗址距今约五六千年，属母系氏族晚期至父系氏族的萌芽阶段，是我国著名的原始社会古文化遗址之一。从出土物器看，其文化是以当地为主，外来文化影响为辅。它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长江上游地带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极珍贵的史料。 马家浜文化 太湖地区

约6250－5150年 马家浜文化，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始于公元前5000年，到前4000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及其后续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表明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自成系统，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发现和命名，1957年发掘的浙江吴兴邱城遗址，下层是以红陶为主的遗存。1959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在嘉兴马家浜遗址发掘，发现有与邱城下层同类的遗物并有房基、墓葬等遗迹。同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发掘的吴江梅堰遗址中，也含有这一类遗存。60年代，有人把它归属青莲岗文化。后来，有人进一步定为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的马家浜期。70年代起，有人把它与青莲岗文化相区分，提出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现已普遍得到承认。经发掘的主要遗址，除马家浜、邱城外，还有浙江桐乡罗家角、江苏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等。

文化特点和分期 主要文化特点有三：①盛行俯身葬。有些死者头骨用陶器覆盖，或是把头骨另放在陶器内，这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葬俗。②陶器主要是红陶，以外红里黑或表红胎黑的泥质陶为特色，多素面，外表常有红色陶衣，器形以宽檐釜（或称腰沿釜）、喇叭形圈足豆、牛鼻形器耳的罐、圆锥足鼎等具有代表性。③使用玉璜、玉玦等装饰品，这类玉器后来成了中国的传统饰物。 根据圩墩遗址的地层堆积，结合罗家角、马家浜、草鞋山等遗址的地层关系和陶器演变的排比资料，目前可将马家浜文化分为3期。早期:为马家浜下层和罗家角第4层。陶器以灰黑陶和灰红陶为主，绳纹较多见，器形以釜为主。中期:为马家浜上层、罗家角第1、2、3层、圩墩下层和草鞋山第10层。陶器以夹砂（包括夹蚌）红褐陶为主，仍有一定数量的灰黑陶和灰红陶，以素面的为多，绳纹基本消失，器形仍以釜为主，出现少量的鼎和较多的豆，还有牛鼻形耳的罐。晚期:为圩墩中层和草鞋山第8、9层。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衣陶为主，主要器形是釜、鼎、豆。

社会经济 农业生产是马家浜文化居民定居生活的基础。在圩墩发现一件残木铲，仅存铲身，两面削成扁平状，刃部较薄，应是掘土工具。收获用的石刀数量较少，而且制作也较粗糙。作物主要是水稻，在罗家角、草鞋山和崧泽遗址下层都发现稻谷，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罗家角第3、4层出土的粳稻，年代在前5000年左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粳稻遗存。同时，在罗家角遗址还发现有籼稻。从粳、籼稻粒的数量比例分析，当时籼稻的种植比粳稻要发达。同时，还饲养猪、狗、水牛等家畜。

渔猎经济也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发现的骨镞，以柳叶形的居多。在马家浜、崧泽、圩墩等

遗址的下层，都有大量的兽骨堆积。如马家浜有的兽骨堆积厚达二、三十厘米。圩墩的野生动物骨头经过鉴定，有梅花鹿、四不象、野猪、獐、貉、蟹獴和鸟类、草龟、鼋、鲫鱼等。其中，梅花鹿、四不象和野猪的数量较多。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野生的桃、杏梅的果核和菱角等，这些是人们从事采集活动的例证。

石器的磨制技术较高，器类以锛为主，体型较厚，有孔石斧大都呈舌形，体也较厚。这种磨制精致的锛、斧，主要应是加工木器的工具。在圩墩遗址发现有铲、喇叭形器等木器。在喇叭形器的下端，还有暗红色或黑色并略带光泽的涂料。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均为手制。一般陶色不甚纯正。器表以素面的为多，纹饰有堆纹、弦纹、镂孔、圆窝纹、刻点纹、绳纹、篮纹等。主要器形有釜、鼎、豆、罐、瓮、盆、钵、盉等。还出土有陶质炉、箅、三足壶形器等为其他文化所未见的器物。大都火候不高，陶质较软，制陶技术还处于较低的阶段。在草鞋山遗址发现了前4000多年的3块残布片，经鉴定，原料可能是野生葛。系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密度是每平方厘米经线约10根，纬线罗纹部约26～28根，地部13～14根。花纹有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组织结构属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这是中国目前最早的纺织品实物。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有人认为，马家浜文化由河姆渡文化发展而来。持此意见者把河姆渡遗址第3、4层定为河姆渡文化，将其第2层归属马家浜文化，并认为由地层叠压和器物演变上，这两种文化是先后承袭发展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河姆渡遗址第1～4层均属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则另有来源，需再作探索。持此意见者指出，马家浜文化的中、晚期，与河姆渡遗址第2层的年代大体相当，而分属于两个考古学文化，存在相互影响交流的关系。例如，河姆渡遗址第2层的泥质外红里黑陶、牛鼻形耳的罐等，与马家浜文化的有相似之处，是河姆渡文化晚期受马家浜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一件作为马家浜文化代表性陶器的残宽檐釜，明显是在马家浜文化影响下产生的。 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与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见北阴阳营文化）相比较，器物的差别是主要的，但也有部分近似的器物，例如扁平穿孔石锄、有孔石斧、扁足釜形鼎、敛口矮圈足豆、单耳罐和带流圈足罐等，这说明了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曾在江苏北部淮安青莲岗遗址发现有个别的宽檐釜，当是在马家浜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至于马家浜文化的去向，在草鞋山遗址第7层发现6座墓葬，头向、葬式与叠压在其下的第8、9层马家浜文化墓葬相似，而陶器的陶质和大部分器形，又具有崧泽文化的特点，因此，有的意见把这层作为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过渡的例证。通过普遍发现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的上下层叠压关系，以及从整体上分析这两种文化遗存的内涵，可以确定从马家浜文化演变发展成为崧泽文化。

崧泽文化 长江下游地区 5800-5300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上海青浦崧泽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环太湖地区。该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后继是良渚文化，年代约公元前3800～前3300年。生产工具有穿孔石斧、扁石锛、条形石锛、石凿、骨镞、陶纺轮等；晚期出现石犁状器。居民从事稻作农业，在陶器的羼和料中经常发现稻壳和稻草末。制陶工艺进步，用慢轮修整陶坯的技术已经普及。陶器有鼎、豆、壶、罐等，所采用的压划图案、镂孔和彩绘装饰，十分醒目和美观。流行各种玉石璜，当时作为项饰使用。公共墓地以青浦崧泽和吴县草鞋山的为代表。这两处墓地各分为南北两区，可能分属于两个氏族。墓地中多单人葬，死者一般随葬工具和陶器，有少数墓还随葬作为财富标志的猪下颌骨。晚期阶段出现成年男女合葬墓，透露出当时已产

生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

大汶口文化

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 约6250－4350年

大汶口文化是因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最具代表性而命名。主要分布区是山东、苏北、皖北和豫东的汶河、泗河、沂河、淄河、淮河下游的广大地区。是本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县呈子、日照县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等遗址。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距今6000—4000多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

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鱼业。已发现许多大小不等的村落遗址。村落遗址所选择的地点，有在靠近河岸的台地上，也有在平原地带的高地上。农业以种植粟为主。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曾发现1立方米的碳化粟。还发掘出大量牛、羊、猪、狗等家畜骨骼。

房屋多数属于地面建筑，但也有少数半地穴式房屋。在呈子遗址中曾发掘出一座大汶口文化近方形的房屋，房基东西长4.65米，南北长4.55米，房门朝南。筑法是先在地坪上挖0.5米的基槽，槽内填土夯实。墙基内有密集的柱洞，室内有四个柱洞。在大墩子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还出土有陶房模型。一件立面呈长方形，短檐，攒尖顶，前面开门，三面设窗，门口及周围墙上刻有狗的形象。一件立面呈三角形，前面开门，左右及后墙也开窗。另一件横断面呈圆形，上有一周短檐，攒尖顶，有五道肾，无窗。这些陶房模型，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形象的大汶口文化房屋形状。

大汶口文化的灰坑有圆形竖穴和椭圆形竖穴，原先的用途可能是储藏东西的窖穴。也有口大于底的不规则形灰坑。

大汶口文化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石器有铲、锛、斧、凿、刀、匕首、矛等，有的石铲和石斧钻有圆孔。还有一些带柄石铲和有石锛。骨器有镰、鱼镖、镞、匕首和矛。角器有锄、鱼镖、镞、匕首。蚌器有镰和镞。另有少量的陶网坠和陶纺轮。石器、骨器和角器都有一些变化，根据它们的出土层位可分早、中、晚3期。

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彩陶上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其中有白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有白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

大汶口文化的雕塑工艺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多数是墓内的随葬品。雕塑品有象牙雕筒、象牙琮、象牙梳、雕刻骨珠、骨雕筒、骨梳、牙雕饰、嵌绿松石的骨筒、雕花骨匕、穿孔玉铲、玉珠，以及陶塑动物等。这些雕塑品，制作都相当精细，造型优美，是大汶口文化中颇具特色的艺术作品。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多埋于集中的墓地。每一墓地的墓葬排列有序，死者头向一致。墓室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的仅有棺，但也有棺椁皆备的。葬式一般为单身仰身直肢葬，也有二人合葬或多人合葬的。多人合葬，少则三人，多则达二十三人。二人合葬墓有同性合葬，也有异性合葬。且有一次葬或二次葬的合葬墓。此外，还发现了一些无头葬、无尸葬和“迁出葬”（即将墓内部分骨骼迁移它处，而在原葬墓内仍保留死者的部分骨骼）。葬式有屈肢葬、俯身葬和重叠葬等。墓内多数无任何随葬品。凡有随葬品的墓，随葬品的多少十分悬殊。少者1、2件，多者百件以上。如大汶口M10是1老年女性墓葬。墓坑东西长4.2米，南北宽3.2米，墓底有二层台和涂漆棺椁。随葬品有装饰于头和颈部的3串77件石质饰品，玉臂环、玉指环各1件，腹部置玉铲1件，还有象牙雕筒2件、骨雕筒1件、象牙梳1件。陶器达90多件（其中白陶、磨光黑陶、彩陶共38件），还有猪头、兽骨、鳄鱼鳞板等。随葬品的悬殊，反映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日趋严重。

关于大汶口文化的类型问题，目前考古界看法不一。有人提出可划分为“青莲岗”、“刘林”和“花厅”3个类型。也有人认为可以划分为“大汶口”、“大墩子”和“三里河”3个类型。现将后一种划分的3个类型，简介于下：

大汶口类型：包括山东中南部的泰安、济宁等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经过发掘的有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等遗址。该类型的特点，表现在陶器器形上，以釜形鼎、大镂孔编织纹高柄豆、背壶、筒形杯、盉、尊形器、圈足瓶、袋足鬶、带耳杯等较有代表性。墓葬以头向东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并有少量仰身屈肢葬和俯身葬。死者手中多握有獐牙器。王因早期墓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同性合葬墓。 大墩子类型：因最初发现于江苏北部的邳县大墩子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经过发掘的遗址有邳县刘林、新沂花厅、连云港二涧村等遗址。陶器以鼎、鬶、豆、背壶、带把三足罐、簋形器、钵、觚形杯、高圈足杯、罐等较有代表性。葬式也以头向东或东北的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死者手中也多握有獐牙器。有的墓中的死者两眼处还放有石环。 三里河类型：因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具有代表性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山东潍坊地区和日照等县。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日照东海峪、安丘景芝镇、诸城呈子等遗址。陶器以釜、罐形鼎、鬶、单耳长颈壶、双耳长颈壶、细长瓶、大口折肩尊、单耳杯、高柄杯、折腹钵等具有代表性，背壶、豆、筒形杯较少。葬式以头向西和西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在呈子遗址中还有较多的合葬墓，并有重叠葬，死者手中也多握有獐牙器或蚌器。有的死者手臂处放有石鉞、蚌器、黑陶杯和海螺等。有的死者口中还含有玉琀。用猪下颌骨随葬比较普遍。 根据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墓葬的发掘，对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目前有3种不同看法。

一种认为私有制已经确立，一夫一妻制已得到巩固，应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阶段。 另一种认为墓内随葬品悬殊很大，并已出现文字，应是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

再一种是根据大汶口墓葬材料，认为应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 红山文化

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 约6000－5000年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它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经济形

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并向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大型碧玉猪首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中国出土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 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 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多与猪、龟、鸟、蝉、鱼等 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发现 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这是我国最早的龙之一。龙，是中华民 族古老文化的象征，也是中国历化封建帝王极权的化身；那么， 红山龙，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怎样的关系？这一课题把古文 明探索者的注意力引向了东北的辽河流域。

庙底沟二期文化 黄河中游

约5900－4780年 庙底沟遗址，中国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陕县东南的庙底村西。面积约24万平方米。1956～1957年黄河水库考古队安志敏主持进行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了考古报告专刊《庙底沟与三里桥》。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较正，仰韶文化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3900年左右，早期龙山文化为前2780年。该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主要阶段之一的庙底沟类型，提示了它的丰富内涵和特征；由这里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属于早期龙山文化的范畴，它为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首次集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从而使中原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传承关系开始明朗。

在仰韶文化遗存中，发现房子2座，窖穴168个，墓葬1座。房屋作方形半地穴式，面积约40余平方米，门向南，有窄长的斜坡形门道，屋内迎门处挖筑圆形灶坑，穴壁四周有数十个小型柱洞，室内中间分列4个较大的柱洞并埋放石础，墙壁和地面用草拌泥掺红烧土末涂抹，屋顶复原呈四角攒尖形。窖穴多圆形，有的埋有人骨架或猪、狗的骨架。工具以打制的盘状砍斫器、圆饼状刮削器、两侧带缺口石刀、磨制的长方形单孔石刀、心形和舌状石铲等最有代表性。陶器约90％为红陶，以曲腹碗、曲腹盆、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斜沿罐、釜、灶等最具特征。纹饰主要是绳纹、线纹和彩纹。彩纹除象生性的蛙纹外，大量的是以圆点、曲线、涡纹、弧线、三角涡纹、方格纹组成的繁杂富于变化的图案。 (见彩图) 在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房址和窑址各1座，窖穴26个，墓葬145座。房屋是圆形袋状竖穴白灰面建筑，底径2.7米，有阶梯式门道，坑沿周围排有整齐的柱洞，室内有一大柱洞。复原起来是座尖锥顶的房屋。陶窑是叶脉状火道、箅上有火眼的竖穴窑，窑室作椭圆形，结构比早先的横穴窑进步（见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制陶工艺）。墓葬排列整齐，为长方形竖穴头向南的单人葬，绝大多数仰卧直肢，除2座墓各出1件小陶杯外都无随葬品。工具以长方形和半月形单孔石刀、石镰以及双齿木耒（发现的是印痕）最具代表性。陶器中97％为灰陶，还有很少的细泥红陶。篮纹发达，仍有极少的彩陶。器形以罐、盆类为多，大口筒状罐、小口折肩平底罐、小口折肩尖底罐(瓶)、大口深腹盆、盆形鼎、斝等都很有特点。总

的看，在这种早期龙山文化遗存中尚保留有仰韶文化的一些因素。当时的家养动物猪、狗、羊、牛和鸡，无论数量和种类都比这里的庙底沟类型显得发达。

马家窑文化 黄河上游

约5750－3950年

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因最早在甘肃省临洮县瓦家坪马家窑遗址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在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也有遗存。马家窑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晚期在甘肃的继承和发展，故又名甘肃仰韶文化。在时间／顷序上，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马家窑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一一前2050年。

马家窑文化在我州境内均有分布，蕴藏量十分丰富，文化遗址星落棋布。从二十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我州多次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几百处，并在广河县半山、瓦罐咀，东乡县林家，临夏县张家咀，永靖县马家湾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临夏的马家窑文化遗存，在马家窑文化内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马家窑文化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一般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分别代表三个发展时期。有些考古者在马家窑类型前插入一个石岭峡类型，我州考古工作者在康乐边家林遗址发掘后，提出边家林类型，介于马家窑与半山之间。 马家窑类型因首次在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而得名，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公元前3300一一前2900年。马家窑类型主要分布在陇东陇西，北至宁夏南部和青海西北部，西至甘肃武威。马家窑类型在我州各县均有分布，省级保护单位有东乡县林家遗址，永靖县小茨遗址，临夏县杨家河遗址，临夏市工坪遗址，县级保护单位有积石山三坪等更多。 马家窑类型彩陶在马家窑文化最为精美。马家窖彩陶为泥质红陶，质地细腻，呈橙黄色和土黄色，主要器形是盆、钵、碗、瓶、罐、壶等。马家窖彩陶以明亮的黑彩，在打磨光滑的陶底上绘出草叶、旋涡、波浪、圆点、平行风格等纹饰。无彩陶主要是罐、瓮、甑、砂锅等，其中泥质陶多为素面，夹砂陶多饰绳纹和附加堆纹。

临夏地区马家窖类型彩陶遗存虽然不甚丰富，但也出土了一些珍品。1954年在积 石山三坪发现的彩陶瓮，其造型优美，花纹精细，称之为“彩陶王”，现保存在中国历 史博物馆内。在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许多马家窑彩陶，也是难得的精品，现成为甘肃省 博物馆珍品。此外，在我州博物馆和各县文化馆也保藏着许多马家窑彩陶。马家窑彩陶 从体型和纹饰上，明显地可以看出，早期器物是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脱胎发展起来 的，晚期器物呈现着半山类型过渡的倾向。

半山类型因首次在我州广河县南山乡半山村发现而得名。它是继马家窑类型之后发 展起来的，经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900年一一前2350年，分布于陇西河谷和盆地， 河西走廊以及青海东北部。半山类型在我州广泛遗存，除广河首次发现的命名地半山遗 口双耳鼓腹小底罐为最多。半山彩绘壬要以黑红两种相间的锯齿纹构成各种图案，常见 的有漩涡纹、水波纹、葫芦纹，菱形纹，网格纹等；夹砂陶肩部多饰附加堆纹。

半山彩陶造型宽厚，纹饰繁密，是马家窑文化的繁荣与兴盛的标志。二十年代瑞典 安特生在广河县征集了大量的半山彩陶的珍品，尤其以彩绘人头陶盖造型最为奇特，现 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解放以来，我省考古工作者在广河地巴坪等遗址进行发掘和调查 中，取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使这一类型文化内涵有了全面的认识，彻底否定了半山类 型仅为墓葬品的错误观点。

马厂类型，因首次在青海省民和县马厂遗址发现而得名，它是马家窑文化序列最后 一个类型，经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年一一前2050年，分布区域与半山类型相仿， 西至

延伸到酒泉，玉门一带。马厂遗址与我州隔河相望，马厂类型的遗址在我州大量遗 存，其中省级保护单位有永靖杏树台等，县级保护单位更分布全州；在我州珍藏的彩陶 中，五分之三为马厂类型彩陶。

马厂彩陶多为泥质红陶，表面常涂一层红色陶衣，体型基本脱胎于半山类型，而马 厂罐体型上长下短，腹部上移，耳部变大，以撇口短颈高腹小底罐为其特色。彩绘用 黑、红两色，以四大圆圈为典型纹饰，另外还有蛙纹、回纹、几何纹、波折纹等，早期 常用黑边紫红条带绘制图案，晚期以粗黑线条构成简单的表意纹样。马厂夹砂陶多饰附 加堆纹。 马厂彩陶纹饰相比马家窑、半山类型彩陶制造粗糙，纹饰简单，往往以抽象化的简 单图形，表现想象中的具体实物，由此可见马家窑文化逐渐衰退。马厂类型晚期出现的 菱形纹、编织纹，与后面的齐家文化彩陶纹饰相近。在我州永靖发现的马厂素陶，与齐 家文化更为相似，从而孕育一种新的文化即将在临夏这块地方产生。

居住在临夏原始地域，创造马家窑文化的原始居民，据人骨鉴定，属于蒙古人的东亚类型，与中原仰韶文化创造者同属一个种族。从瑞典人安特生从广河半山征集的陶塑 人头壶盖观察，也是圆脸，面部较平，颧骨较高，鼻梁较矮，系蒙古人种。另外，在临夏市博物馆保存的一件陶塑人头壶盖上可明显看到，此是一位马厂女郎，脸部平展，头部有黑彩线条饰披散状。马家窑文化的前身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陶塑人像也为披发， 两者是相一致的。而历史记载古代西域戎羌人都是披发。马家窑文化居民已经养羊，而羌的本义就是牧羊人，所以，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当是戎、羌族系的祖先。

马家窑文化的原始先民，已经进入农业种植时代，据东乡林家遗址发掘发现，有粟 和麻籽的碳化物，反映了临夏农业发展历史。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临夏先民也制造原 始生产工具石铲、石锄等，同时，伴随原始手工业的兴起，制作了木作工具石斧、石 凿、石锛等。这些石器一般打磨精细，常有穿孔，工艺精细。纺织工具有陶纺轮，从遗 址出土的麻籽的情况来看临夏先民身着的当是麻布一类的衣服。另外，有些骨珠、骨 针、骨簪之类的日用品，其手工精细程度相当高。从有些墓中随葬的猪、狗和羊的情况看，家畜饲养也有一定的规模。出土的骨镞、石镞和石弹丸，表明了狩猎水平。

在东乡林家遗址中，发现的一把铜刀和若干铜器碎块，经鉴定为青铜，这是中国历 史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降中国青铜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多年。由此提出马家窑文化 已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不过这仅仅是孤证，也有人推测可能是用含锡石的铜矿石冶炼 的，不一定是人工合金的产物。

从彩陶的数量和质量的推测，临夏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是十分发达的，在我州境内 发现许多制陶窖场。常用的制造方法是泥条盘筑后用轮盘转动修正。马家窑类型彩陶打 磨比较光滑，马厂彩陶常涂一层红陶衣。在陶底上用矿物颜料绘制图案，尔后烧制而成。

马家窑文化的村落遗址，一般位于黄河及支流两岸的马兰台地上，接近水源，土壤 发育良好。房屋遗址平面呈方形，圆形和分间三大类，以方形房屋最为普通。在永靖西 河马家湾遗址发掘中，发现方形和圆形房子两种。方形房屋是挖入地下约一米的半地穴 建筑，平面呈方形和长方形，屋内有圆型的火糖。圆形房屋挖一浅坑，平面呈圆形，进 门有火糖，旁边立一中心柱，复原起来当是圆锥形的屋顶。在东乡林家遗址发掘中，还 发现分间式房屋，在地面建起的主室中间设一火糖，侧边分出隔间，门外旁侧又建小屋 一间。这种分间房屋的出现，应与家庭成员组成和家庭生活内容的变化有关，反映了马 家窑文化氏族生活的繁荣程度。

马家窑文化的墓葬是公共墓地，一墓地常有数百座墓，与居住地相邻，位于较高的 山岭山坡上，墓葬的方向多为东或东南。墓均为土坑墓，墓的形状不太规则，有近长方 形，方形，圆形等。葬式因时期和地区不同有仰身直肢，侧身屈膝，扰乱葬，二次葬 等。绝大多数为单人葬，也有两和多人合葬。在我州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墓葬也不少，有广河地巴坪，

康乐边家林，广河半山等遗址。

随葬品常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等，少数墓葬粮食和猪、狗、羊等家畜。一般男性多随葬石斧、石锛和石凿等生产工具，妇性随葬纺轮和日用器皿。随葬品数量 晚期的比早期的多，而且质量也好。在广河地巴坪半山墓地随葬品主要的是陶器，各墓 一般出土七八件左右，随葬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不多，仅有少量的石斧、石锛、石凿、石纺轮，陶纺轮和骨珠等。而在康乐边家林墓葬中，发现男性多随葬生产工具，并随葬 品比较较大；而女性随葬品少，生产工具为骨针和陶纺轮等，另有880枚装饰品骨珠，可见男女分工已很明显。

临夏先民进入马家窑文化时代，进入了一个原始艺术繁荣的时代。原始手工业的逐 步发展，制陶工匠相对独立成为专业化，这就彩陶艺术的成熟创造了条件。马家窑文化 原始艺术主要体现在繁丽多姿的彩陶纹饰上，使中国彩陶艺术增添了光彩的一页，纹饰 之多，绘制精美，图案规整，达到彩陶艺术的高峰，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马家窑彩陶纹饰艺术地再现了原始社会生活，如水波纹、旋涡纹、网格纹、草叶纹 等，反映了原始农业和渔猎的生活。在写实的基础上，又有了审美艺术的升华，用几何写意表达形象，对称和等分大量应用在彩陶的体形和纹饰中，如陶器上的四大圆圈纹，从正面看是左右对称的两个图案，从上面俯视又是均等的四个连续图案，符合对称和等分审美的法则，同时又是四大旋涡的抽象表现。

装饰华美的纹饰，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艺术的追求，也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人类本身的崇拜敬仰心理。广河半山人头陶盖令人深思的是，绘在脸部上各种线条。不知是纹睑的习俗，还是图腾崇拜。然而在马厂彩陶中，出现的不同形状的娃纹、或神人纹图案，难产不是对水族崇拜，祖先的崇拜的遗迹吗?还有那些葫芦纹，蝌蚪纹，草叶纹等，可能是对葫芦文化，蝌蚪文化，植树崇拜的怀念。有些陶器那些奇形怪状的符合，如“十”“米”等，最早作为记事符合留下来，后来成为原始文字的祖先。

屈家岭文化 江汉平原

约4950－4550年 屈家岭文化，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屈家岭文化后期约为公元前3000～前2600年。

1955～1957年两次发掘屈家岭遗址，揭示了一种崭新的遗存。1959～1960年间，开始普遍把这种遗存称为屈家岭文化。1959～1961年发掘的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中层为屈家岭文化，下层和上层分别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相当，由此明确了屈家岭文化的相对年代。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湖北钟祥六合、京山朱家嘴、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枝江关庙山、松滋桂花树(中层)、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安乡划城岗、华容车轱山，河南淅川下王岗和黄楝树等（见关庙山遗址、三元宫遗址）。

文化特征与分期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圈足器发达。凹底器较多，这是同时期的其他文化所缺乏的。常饰凸弦纹和缕孔，还有少量朱绘陶和彩陶（见彩图），尤其是薄胎晕染彩陶最具特色。主要器类有鼎、甑、豆、罐、壶、盂、盆、碗、三足碟、杯、缸等。石器习见的有斧、锛、凿、镞。石斧平面多呈长梯形或长方形，侧边较齐平。石凿以方柱体的为代表。石镞主要为两面起脊或扁平的带铤柳叶形。还有少量穿孔石斧、穿孔石铲、石镰等。有的地点发现有较多的打制石锄。彩陶纺轮是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一般先在两面涂抹橙黄陶衣，再在单面绘以红褐色或红色花纹，彩纹图案主要有同心圆纹、漩涡

纹、对顶三角纹、平行的短直线或短弧线纹、卵点纹等。有为数较多的篦点纹空心陶响球和极少的彩陶球。屈家岭文化中出现的连间式住房，既有自身的建筑特点，又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同类建筑形式相近似，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房屋建筑 屈家岭文化的住房多属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一般筑墙先挖基槽，立柱填土，再以粘土或草拌泥掺加烧土碎块培筑墙壁。居住面下部铺垫红烧土块或黄砂土，以利防潮，表面敷“白灰面”或涂抹细泥并经烧烤。在室内中部或偏一角处筑火塘，有的火塘附近还遗留保存火种的陶罐。室内的柱洞大体排列有序，有的洞底以碎陶片垫实，起着柱础的作用。单间房屋的面积一般10平方米左右。出现了以隔墙分间的较大住房，有的是出入一个大门的里外套间式房子；有的是长方形双间、多间的连间式房子，各间分别开门通向户外，其隔墙上无门或还设门相通，甚至有多达二、三十间成排相连的。青龙泉的一座双间式大房子，南北总长14米，东西宽5.6米，室内面积合计70多平方米。这种隔墙连间式住房，形式新颖，建筑结构有了明显进步。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在父系家庭生活的背景下产生的。 墓葬 在六合、屈家岭、关庙山等地，均发掘了屈家岭文化的墓葬。成年死者多实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无葬具。曾盛行于大溪文化中的下肢甚为踡曲的屈肢葬，在屈家岭遗址也发现一例。大部分墓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前期多小型明器，后期有个别墓随葬猪头骨。划城岗墓地的90多座墓葬分南北两区，土坑竖穴墓与少量的瓮棺葬交错分布。土坑墓的墓向比较一致，大部分为东西向。随葬品一般为4～8件，但少数墓十分丰富。位于南区墓地西端首排的3座并列土坑墓，随葬器物分别有77、50、65件，均有多件朱绘陶器，两座墓内各随葬一件“风”字形穿孔石钺，其中一件还朱绘卷云纹。这三座墓死者生前可能在氏族中居于重要地位。

关庙山遗址有专辟的儿童瓮棺葬墓地，通常用大型圜底陶罐再扣一件鼎或盆、钵作为葬具，竖埋在小土坑内。一般无随葬品。有的葬具底部中心特意凿出一孔，可能是作为儿童灵魂出入的孔道。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屈家岭文化的北部外围分布区，已到南阳地区伏牛山南麓一带，这里原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后来屈家岭文化扩展及此，并与黄河流域腹地的末期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先后发生接触和交流。例如，在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河南禹县谷水河第三期和郑州大河村第四期文化遗存中（见大河村遗址），分别出有双腹豆、高领圈足壶、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都与屈家岭文化的器形相同或近似，显然是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在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和青龙泉中层、屈家岭，又都存在喇叭口红衣小陶杯、圜底罐形鼎等相似的器物，反映了相互间的联系。 关于屈家岭文化的来源，一种意见认为，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在部分地区互相重合，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陶器有承袭、演变的因素，因而是直接继承大溪文化发展来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应是探索屈家岭文化渊源的线索。有的更进一步提出，由螺蛳山遗存直接演变为典型屈家岭文化，而大溪文化则发展成具有地区特征的屈家岭文化。这一问题有待于通过积累更多资料和深入研究来解决。

屈家岭文化的发展去向现已明确，是郧县青龙泉上层（即第三期文化）、房县七里河、天门石家河、当阳季家湖下层、松滋桂花树上层一类文化遗存，目前暂统称为“青龙泉三期文化”。青龙泉遗址上层出土的小口高领罐、圈足盆形甑、直口缸、喇叭口杯等器形，都直接继承晚期的屈家岭文化而来;仍然沿用的少量彩陶，特别如彩陶纺轮、外表涂饰红衣后施以错乱黑彩的陶器等，也都与其前身屈家岭文化有密切联系。目前暂归入“青龙泉三期文化”范畴的遗存，分布地域较广，延续时间较长，其年代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部分器物上也有若干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南北相毗连的鄂西北、豫西南两地区，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有人把江汉地区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这类遗存，称作“湖北龙山文化”。也有人把湖南地区

与之相当的遗存都包括在内，泛称为“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今后，应通过发掘有代表性的遗址和深入分析研究，将此类遗存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另行正式命名。

华南印纹陶文化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一带 约5000－3000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南方的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出现了一种很有特色的陶器。这种陶器烧制坚硬，犹如瓷器，故名硬陶。陶器表面拍印一些方格纹、圆圈纹、曲折纹等几何形纹饰。由于它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因此人们把出有这种陶器的古代文化称为印纹陶文化。它的延续时间也很长，一直到商周时期的遗址还有发现，而且流传到北方中原地区。它们往往是作为珍贵的器物埋藏在帝王贵族的大墓中。

良渚文化 太湖地区

约5250－4150年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 因 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 距今约5300－4000年。

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专用墓地的发现，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显示出良渚遗址 已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并将成为东方文明圣地。 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遗址已成为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

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的前奏。 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文化遗址群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群，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它范围广阔，内涵丰富，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诸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剌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

石家河文化 长江中游

约4600－4000年

石家河文化是江汉平原继屈家岭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又一考古学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的石家河遗址而得名，距今约4600—4000年，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地区，其分布范围与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同。

本地区经过考古发掘的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有荆州阴湘城遗址、石首走马岭遗址、天门肖家屋脊、邓家湾、谭家岭遗址等。

石家河文化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其次为红陶，另有少量黑皮陶，陶器器表以素面为主，有纹饰的多见篮纹、方格纹和堆纹，绳纹较少，陶器制作方法中快轮制陶占一定比例，手制也较多。圈足器发达，三足器较多，凹底器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平底器较少。器形有豆、鼎、高领罐、腰鼓罐、擂钵、红陶杯等。另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塑小动物及陶塑人像，多捏制而成，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天门邓家湾遗址的一个灰炕内就出土了数以千件的陶塑小动物，兽类有猪、羊、狗、牛、象等，禽类有鸟、鸡、鸭、鹅等。 石器通体精磨，器类有斧、锛、凿、箭头、刀、镰等。 玉器制作精细，有玉雕人像和各种动物雕刻。

在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碎铜块、炼渣及与冶铜有关的孔雀矿石，足以说明石家河时代的先民已能够人工冶炼铜。

墓葬有土坑墓和瓮棺葬两种。瓮棺葬多先挖一圆形土坑，然后放置葬具，葬具以陶瓮为主，另有陶缸、罐或两碗对扣。瓮棺葬葬成人和小孩，有的瓮棺内出土有大量的玉器。土坑墓多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式多仰身直肢葬，多单人葬，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也有玉石器随葬。

石家河文化发现有大型的城址，南北长1100—1200米，东西宽近千米，面积达百万平方米。城墙为夯筑，城墙外有围壕，东有河，西、南有围沟，防御性能较好。

石峡文化

北江、东江流域 约4500年

中国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广东曲江石峡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北江、东江的中上游地区。年代约距今四五千年。石器工具普遍磨光，有弓背两端刃、有段石锛、有肩石锛、凿、钺和镞等。稻作农业发展程度较高，发现较丰富的粳、籼稻遗存。陶器中三足器、圈足器发达，有少量曲尺纹、漩涡纹几何印纹陶。在石峡遗址发现墓地，多数墓坑经过烧烤，均单人葬，盛行二次迁葬。迁葬墓有两套随葬品，一套是同人骨一起迁来的残破陶器，另一套是二次埋葬时新放入的。晚期大小墓差别明显，反映出贫富分化和社会已出现特殊阶层。大墓随葬品多达数十件至百余件，包括成批石器及琮、瑗、璧等贵重玉器，往往还伴放稻谷米粒作为祭奠食物。石峡文化与岭南地区土著文化明显有别，少数陶器具有良渚文化特征。与北邻的江西赣江流域樊城堆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有人将两文化并称为樊城堆-石峡文化。

龙山文化 黄河中下游

约4350－3950年

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1928年首先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而命名。对龙山文化的内涵、性质、分布的认识曾几经变化，现已细分为几个考古学文化，但同时习惯上仍沿用广义的龙山文化这一称谓。

1930～1931年对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发掘。其下层突出地存在轮制漆黑光亮的黑陶和蛋壳黑陶，所以最初称为“黑陶文化”，被认为是起源于东方而与仰韶文化不同系统的遗存。不久即被命名为龙山文化。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第一次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 3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明确了三者的相对年代关系。在30年代，归属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不仅有黄河中、下游的，还包括了杭州湾地区，当时根据地区差别，划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 3个区。又有人提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并认为后冈的龙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直接前驱。

1949年以后，大量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原先的所谓龙山文化，其文化系统和来源并不单一，不能把它视为只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现在，根据几个地区不同的文化面貌,分别给予文化名称,以资区别。一般的分法是：①山东龙山文化，或称典型龙山文化，即最初由龙山镇定名的那种遗存。其分布以山东地区为主。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续是岳石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2000年。②庙底沟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属于中原地区早期阶段的龙山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前2900～前2800年。③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或相当这个时期的遗存，发展为中原地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前2600～前2000年。一般还分为王湾三期、后冈二期和造律台 3个类型。④陕西龙山文化，或称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泾、渭流域。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前2300～前2000年。⑤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以新发现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前2500～前1900年。目前这些文化暂多冠省名加以区别，今后通过深入对比研究，有条件的当以代表性的遗址地名单独定名。至于30年代所称的杭州湾区龙山文化，已经另行命名为良渚文化。

齐家文化 黄河上游

约3950年以前

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最早发现于古河州的太子寺，公元前300年左右大夏人活动的中心。据史载广河县在东晋十六国时设置大夏县，经历北魏、周、隋、唐，县址在今县城西北约5公里处。广河古称太子寺。太子寺有着各种神奇美妙的传说。相传秦王赢政太子扶苏曾监军驻此修了座寺院，后来民间称太子寺。清设太子寺城州判。广河县东有洮河水环绕，西有大夏河、广通河，南接茂密的太子山森林。公元1924年，考古工作者在洮河西岸的广河县齐家坪惊奇地发现了旧石器时期文化，并命名为“齐家文化”。齐家文化的颁布范围，比马家窑文化诸类型分布广泛，东起泾、渭河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已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有360多处，主要有甘肃广河齐家坪、阳洼湾、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张家嘴、姬家川、武威皇娘娘台、兰州市青岗岔、宁夏固原县海家湾、青海贵南尕马台、大通上孙家、乐都柳湾等。齐家文化的遗址一般位于河旁台地，秦安寺嘴坪、皇娘娘台、临洮马家窑洞、永靖大何庄等遗址发现房屋遗址。房屋遗迹大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层内大多有白灰面铺设的居住面，房屋中间有一个圆形的灶炕，门一般朝南。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铜器，以石器为主。石器有斧、锛、铲、刀、镰、镞、刮逍器等。石器大多为磨制，打造的很少。石器中石刀和石镰大多穿孔磨光。骨铲系用动物的肩胛骨和下颔骨制成，有的还带弯曲的柄，刃宽而锋利。冶铜的发展是齐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铜器的种类有斧、刀、镰、匕首、镜、指环、锥等。齐家文化的铜镜，

是迄今年代最早的铜镜。齐家文化已出现的纯铜器和青铜器，说明齐家文化时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并向青铜器时代过渡。陶器是齐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生产生活体现。齐家文化彩陶分为六组类型。第一组为常山遗址，分布于甘肃和宁夏的泾、渭河上游。第二组为靳家坪遗址，分布于甘肃中部的渭河上游和洮河流域之间，此类陶器中彩陶较多。第三组为齐家遗址，分布于洮河和黄河流域，以广河县齐家坪为代表，这组文化遗存中多为素陶，彩陶比例较少，彩陶都用褐红色彩绘，多以匀细的线条构成图案。彩陶器形以双肩耳低领圜低罐为特色，陶质为含有细石英砂粒的粗红陶，圜底的底部饰有很细的绳纹，以领部内外绘倒三角网纹为特征，绘于卵形或球形的腹部上的花纹一直画到底部处，以平行线将图案横分为二至四层，以各层间绘正倒相间的重叠三角线纹，这种纹样的角尖为实体三角，很象木纹，也是齐家彩陶的特征花纹之一。其次在耳部和下侧多饰回纹、凹凸纹样等。大部陶器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类。制作有手制和轮制两种，以手制为主，轮制较少。纹饰有绳纹、篮纹、划纹、印纹、附加锥纹等。齐家文化陶器器形主要有鬲、斝、甑、罐、盆、盉、碗、豆等，其中以罐的数量最多。罐有单耳、双耳、三耳，其中最具特征的体形为双大耳罐，侈口高颈深腹双耳罐、侈口鼓腹罐。第四组为柳湾遗址，分布于洮河下游及黄河、湟水流域。第五组为皇娘娘台遗址。分布于河西走廊东段兰州以西，以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为代表。这类齐家彩陶器有黑和深褐色彩绘，花纹变化较多，彩陶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相似，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继续和发展。第六组为洛门、朱家沟文化。齐家文化墓葬大都为长方形竖穴，头向西或向北。大部分有木棺；葬式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俯身葬等。齐家文化墓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成年男女合葬墓和殉人墓，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屈肢面向男性。奴隶殉葬较为普遍，随葬的多悬殊，贫富分化及阶级对立十分显著。齐家文化时代的人们过着相对定居的村社生活。主要从事畜牧和农业生产活动。人以食为天，他们早已从原始获取中懂得了粮食耕种和收割能得到无限的发展扩大，进而增强了家庭意识和农牧业生产意识。农作物发现的有粟和小麦，家畜有狗、牛、羊等。从事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镰、骨铲等。可见这个时代人们逐步摆脱原始与愚昧，向文明生活开始迈进。齐家文化木炭测定的年代为距今4130±1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