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非常重视道家、道教对于古
代科技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曾经说过：“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
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东亚
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然而，李约瑟也充
分肯定儒家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他甚至明确指出：“天文和历法
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笔者以汉代儒家对天文历法的研究为例予以说明。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
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
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西汉时期，天文学上有所谓浑、盖之争。关于宇宙的结构，中国古代早就有
天圆地方之说。西汉初，有《周髀算经》提出所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
各中高外下”的盖天说；另有一种盖天说则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棊局”，
“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盖”，也就是说，天有所倾斜地盖着地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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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认为，“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
牵之以西没”；与此同时，浑天说也已出现，这就是后来张衡在《浑天仪注》中
所说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
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
半绕地下”。然而，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盖天说。
天文学上的浑、盖之争引起了当时儒家的注意。两汉之际，桓谭与扬雄就浑、
盖问题曾多次交锋。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
徽淮北市）人。他“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
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著作有《新论》。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
他曾经在主管刻漏时，发现刻漏的度数随着环境的燥、湿、寒、温的变化而不同，
因而在昏、明、昼、夜的各个时候，刻漏的度数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还参
照了晷影，在晚上还参照了星宿，从而得到了正确的时间。此外，在宇宙结构问
题上，他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博
学多才，在语言学、文学和哲学方面较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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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作《法言》。
扬雄重视对自然的研究，他曾经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
曰技。”扬雄认为，儒家学者应当“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进一步“通人”。
显然，在他看来，儒家也包容科学，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轻视科技。
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起初相信盖天说，后来因多
次受到主张浑天说的桓谭的责难而发生了改变，接受了浑天说，而且，还提出“难
盖天八事”：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
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
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
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
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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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
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
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
也？”
其八曰，“视盖橑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
十八宿为天橑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
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桓谭对于盖天说的责难以及扬雄的“难盖天八
事”，实际上促进了浑天说的发展，对于后来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
365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
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方案中选定了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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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 365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
29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
他集六艺群书，撰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
数术略、方技略。西汉末年，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
书》皆立于学官，移书责备太常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反对。王莽执政时，刘歆
任国师，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而自杀。
《三统历》的主要内容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刘歆说：“三统者，天施、
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黄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
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
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
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
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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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
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
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43/81日
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
(19×12＋7)×2943/81÷19＝562120/1539=365385/1539日
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
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说：“并终
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
1,539×3＝4,6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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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562,120除以60，余数为40，
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
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
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
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
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
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
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3×3)×(2×4)×(9＋6)]×8×8}×2＝138,240
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
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
与太极上元”。用算式表达：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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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理论，有节气、朔望、
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
《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设置
闰月的方法，即以没有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起，奇数的为中气，如大寒、
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三统历》还提出以135个朔望
月为交食周期，其间有23次月食，并且给出了月食发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
外，《三统历》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都较前有明显提高。《三统历》
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
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
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訢、李梵等综校其状”，并下诏改行四
分历。在修订东汉四分历的过程中，任左中郎将的贾逵与治历者进行了多次的讨
论。因此，东汉四分历实际上是贾逵会同编訢、李梵等人集体讨论修订的。
贾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刘歆
弟子贾徽之子，东汉重要的经学家，撰有《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等。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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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诏贾逵指出《左氏传》大义长于《公羊》、《谷梁》二
传者。于是，贾逵摘出了明显义长者三十事，受到嘉许。后来，汉章帝又“诏诸
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
于世”。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了
显著的进步。另外根据《续汉书·律历志中》中的“贾逵论历”，贾逵在天文学
上的贡献还可归结为三点：其一，明确否定了冬至日在牵牛初度的说法，确定冬
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这为后来岁差（冬至点逐年西移）的发现作了准
备。其二，主张用黄道坐标测算日月运行的轨道，认为以赤道坐标测算会出现误
差。该建议被采纳，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七月，“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
其三，认为当时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迟
疾意”，明确提出月行速度有迟疾；并且还认为，月行迟疾“乃由月所行道有远
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儒家学者蔡邕、陆绩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蔡邕（公
元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经学家。东汉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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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公元175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并自书册于碑，镌刻立于太学门
外；史称“熹平石经”。蔡邕曾于东汉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受诏与刘洪一起
补续《律历志》。他认为，在宣夜、盖天和浑天三家中，“宣夜之学，绝无师法。
《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有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他还试图根据史
官所用铜仪，推断其中的道理。陆绩（公元187～219年），字公纪，吴郡吴县（今
属江苏）人。博学多识，星历算术无不应览。著作有《周易注》、《太玄注》。陆
绩也极力推崇浑天说，造浑象，著有《浑天图》，试图推断浑天之意。
注释：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75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第2页。
以上参见《晋书·天文志上》。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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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在《新论·离事》中说：“余前为郎，典刻漏，燥湿寒温辄异度，故有
昏明昼夜。昼日参以晷景，夜分参以星宿，则得其正。”
扬雄：《法言·君子篇》。
参见桓谭：《新论·离事》。
以下引自《隋书·天文志上》。
见《汉书·律历志上、下》。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1430页。
《续汉书·律历志中》。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1433页，注④。
《晋书·天文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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