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论述题部分 （考博复习题）
1、中国传统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任务、目标
学习与研究文化，最终的落脚点是要建设文化。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文化的作用，并建设现代新文化。因此，我们要明确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努力完成社会转型的伟大任务。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封建制度为依据、以地域环境为载体的特色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特色使得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繁衍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有对传统文化\"吐故纳新\"的过程，都必须在更新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抛弃了传统文化，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而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运动，它不能脱离该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依托，是在自己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可见，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运动，传统文化也必然走向现代化，这二者是一致的。未来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应该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或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资源，并且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而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共同构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这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转变的主要任务有以下方面：
1、以农耕为主的文化转换为以工商为主的文化。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现代化社会基础的转变将是农业人口的大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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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农业经济比重下降，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农民教育素质提高和现代农业文化取代旧式的农村文化，立足于现代工商经济基础的文化将占据主流。这一转变的难点在于改造农民和改造农业。我国还有大量农业人口，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指数都比较低，大部分地区的农业还停留在家庭经济的分散状态，向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工商文化转变还需要体制支持和时间保证。
2、人治文化转变为法治文化。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官僚等级制度，形成了几千年的人治文化传统。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法制建设历史，但缺乏守法、执法的传统，法律一直受制于专制等级和宗法伦理，有法制而无法治。现代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实现从传统的人治文化向现代的法治文化转变。这一转变的难点在于，一是制度文化的建设属于上层建筑畴，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建设成熟的法治社会需要工商经济的真正确立，所以法治文化的确立是一个艰难长期的过程，需要时间来磨合。二是中国人的人治观念太深，渗透在思想意识、社会心理、文艺创作、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需要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特别加强现代法治意识的宣传教育和氛围熏。
3、传统伦理向新道德的转换。中国传统伦理是植根于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宗法文化，与小国寡民的自然经济相匹配。现代的经济基础要求伦理意识与之相适应，需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合的新道德。这种新道德是社会安定、生活秩序正确的重要保证，是建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容。在这种新旧转换中，要克服偏狭心理，把握好“破”与“立”的关系。一是传统道德仍然有继续弘扬的必要。人类的发展本质就在于文化的传承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的思想成果比如\"中庸之道\"、\"和而不同\"，对“德”、“省”、“修身”的强调等等，是中华民族的底蕴，是中华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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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必须世代继承和传承。二是法与德不可偏废。中国传统文化重“德”而轻“法”，现代经济则又有重“法”轻“德”的倾向。实践已经证明，建设现代化仅靠法制是不够的，经济发展只能解决物质文明的问题，不能解决精神文明的问题，法制和道德是缺一不可的治理社会的法宝，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培养上有丰富的资源可供挖掘。三是国外仍然有可以借鉴的美德。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基督文化哺育了资本主义数百年的蓬勃发展，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可以借鉴总结。我们一方面要深入反省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普世精神和时代价值；另一方面也要虚心学习和谨慎吸收西方文化的优长和精华，孕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道德。
4、传统科技向现代科技转换。科技属于文化，现代化从很大的意义上就是科技现代化。我国在科技现代化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这也是文化不自信、迷信西方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这种科技上的追赶，也需要文化上的推动，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是因为，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科技思想与西方古代科技思想有很大不同，不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哲学也停留在朴素的阶段，可咨借鉴的文化遗产与西方大不相同。二是西方教育水准及普及程度远在中国之前，而且发达国家还在优势科技上对中取封锁和压制。同时也要注意到，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文化上的引导和较正。比如生态的破坏问题、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网络行为伦理问题、冷漠浮躁的社会心态等等。
5、人文素质的全面更新。中国传统的人文素质是基于农耕文明基础上的素质，讲究“温良恭俭让”，尊卑有序、安分守己。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需要丰富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较强的生存能力、良好的心态，创新的精神等等，充分重视人本，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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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应该是从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式上获得思想解放和现代建构。只有这样，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才会得到快速和根本性的发展，人类也才能不断实现共赢和共同发展。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文化的容也是需要不断丰富的。站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去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一定要做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不断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不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吸纳和扬弃。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和现代化之间相得益彰，才能更好的服务中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2、对待传统文化的几个流派
20世纪以来，面对深重的民族危难，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开眼看世界，在中西对比中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救亡崛起为统一目标，却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文化主，从而分为若干派别。这些派别是相对的，有些人的主本身就有矛盾性，不成其为派别。但从主要观点上，大致上可以区分为5种有所差别的流派。
1、保守派。保守派的人喜欢向后看，不向前看，总喜欢说今不如昔。这个传统源于孔子，他要恢复周礼，言必法“三代”。近代的俞樾、康有为都是此类。康有为虽然支持变法，但其主的“变”，仍然是维系旧制度前提下的“变”。不过，保守者也有开放变革的一面。俞樾、康有为对传统文化也有一些推出新的认识。辜鸿铭虽然行为复古保守，但他又作为洋务派代表之洞的幕僚，为其出谋划策，主学习西方人的开拓精神。因此保守派也是相对的。
2、西化派。西化不等于资产阶级化。“休克疗法”式的全盘西化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必须在更新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抛弃了传统文化，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但或激进或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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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西化派大有人在。如严复就主“非西洋莫与师”，洋务运动就是西化的实践。除此还有容闳，著有《西学东渐记》；王韬，主民办实业，先富而后强。20世纪20年代，序经就提出要“全盘西化”，认为传统文化从整体上不适应现代社会，西方文化才是现代的基础文化。他在《东西文化观》中认为，“中国之趋于全盘西化，不过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我们若不自己赶紧去全盘西化，则必为外人所胁迫而全盘西化。”胡适也主西化，但没有这样激进。他认为传统文化的惰性太多，“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
3、中体西用派。体是学，基本的东西。用是外学，属实践与运用。这派学者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会通中西，务求超胜。代表人物有桂芬，是首倡中体西用之人，主“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之洞，洋务派的代表，著有《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主用中国的精神，西方的物质治理中国，是使中体西用理论系统化之人。郭嵩焘，提出从制度上学习西方。友兰、梁漱溟等提出过这类观点。
4、否定派。这一派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是中国进步的包袱，主抛弃旧文化，对传统道德、哲学、医学一概否定，但又并非是全盘西化者。如“文革”时期，提出“砸烂孔家痁”、“破四旧”，激进思想达到极点。柏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较多的否定态度，认为中国社会是个“酱缸”，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充斥着奴才政治、畸形道德，认为中国人有自卑、嫉妒的劣根，传统知识分子乖巧、僵化。
5、弘扬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中国的复兴、世界的都需要弘扬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指日可待。如梁漱溟就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论，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季羡林也认为，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文化。客观的看，未来的世界文化肯定缺少不了中国文化，但未来的中国文化并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本身需要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而应该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或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资源，并且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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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而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如果忽视这一点，不但救不了世界甚至连中国自己也救不了。
纵观这些流派，其实中西文化各自都有自己的优长和缺陷，仅仅坚持一种而抛弃另一种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现代的世界已经是一个不分东西没有严格界限的时代，文化上更是这样，尽管各自还是必然而且必须得有各自特色和侧重点。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割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但是它不是以传统文化为唯一的基础建立起来的，它是在人类优秀文化发展总汇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当代中国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仅从中西文化的角度来说，应该主要研究和学习各国的先进经验，而不能依靠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
3、当代文化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当代文化学的发展趋势可以站在两个角度来考察。
一是纵向从文化学本身的角度，看它在学科建设上的延展。文化学的发展在继续保存文化学研究原来所具有的特点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本学科的发散性拓展，由文化学生发出许多交叉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解释学、文化病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生态学等。
二是横向从文化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来看，文化学更加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与经济，关注大众文化，关注生态文化。一百多年前形成的传统文化学正在向现代文化学发展，一门新兴的文化学正在构建之中。
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学学科的包容性一直不断拓展。比较成熟的主要有：
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文化学的源头。人类学一般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注重人类创造和传承下来的文化结构、类型、特征，包括习惯、道德、、艺术等。文化人类学家重视研究人类的童年。1724年法国传教士拉菲托著《美洲野蛮人风俗与远古风俗之比较》，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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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开始，主要研究原始民族的习俗和生活。二是从20世纪以来，不仅继续以前的研究，还开始研究当代社会的文化。
文化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文化社会学强调文化的社会作用和文化在具体的社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其核心问题是文化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规律性。文化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是法国学者涂尔干和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
文化解释学。文化解释学是解放诠释文化的学科或流派，它综合运用解释学与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解释的涵是述和创新，解释的对象是文本和行为。狄尔泰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对创新文化解释学做出了首要贡献。
文化病理学。文化病理学是研究文化病态形象的学科或学派。具体而言是研究文化的病态、文化的病因、根治其病的方法。文化病态的表现有“文化木讷”、“文化幻觉”、“文化暴力”、“文化蒙蔽”，以及性别歧视、黄赌毒、剽窃、腐败等。法国学术界对文化病理学的研究较引人注目。
文化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是研究文化与地理关系的学科或流派，它侧重研究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规律、特定地域人类文化特征、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文化对地理的影响，如文化景观、语言地理、风俗地理、文化区域地理等。拉策尔19世纪下半叶著有《人类地理学》。
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的生态背景和文化多样性的学科，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其《进化和过程》（1953）一书中提出。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化生态学是由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观点发展而来的概念。文化生态学致力于研究文化的主次、兴衰消长、有序无序等问题，如文化群落和环境的组成、结构、分布以及发育变化。其中心概念是文化生态系统，即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一切交互作用的文化体及其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
从第二个角度来看，文化学与社会实践和人民大众的联系越来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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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文化学越来越关注经济。这种关注体现在文化在社会经济中发挥出的广泛作用以及社会经济表现出越来越旺盛的文化需求。随着经济发展中一些负面影响不断显现，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认为发展经济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念，不仅要靠实业，还要注重影视、图书、旅游、体育之类的文化产业，这些产业同样可以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需求。企业文化学与文化经济学的勃兴，就是文化学关注经济的具体表现。在这种社会需求的刺激下，文化经济蓬勃发展。涉及的容包括：文化经济体制、文化经济氛围、文化产业、文化资源、文化投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交流等。
文化学关注社会与大众。文化是社会的财产，从来属于一定的大众。我们所提倡的就是面向大众生产，以供大众消费的文化，是以大众需求为生产的主要引导和动力、并接受大众选择检验的文化。社会和大众的需求，反映到上层建筑，就推动了文化学的深入研究，相应地形成了公共事业文化学和大众文化学。大众文化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本质特征是群众的可接受性与享用性，消遣和娱乐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功能。大众文化也具有其局限性，表现为随意、简单、粗俗。而文化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了解与研究大众文化，利用大众文化进行先进文化教育，提供、创新大众文化，使大众文化健康发展，成为祖国现代化文化的一部分。在满足大众的同时提高大众，也意味着文化研究本身的探索和再创造。只有当文化的生产处于不断上升的创新循环之中时，大众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才会成为现实，而整个文化的发展也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4、文明碰撞与融合的思潮
资本要走向世界，因而文明冲突就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俄国人诺维科夫把人类生存竞争的方式归纳为四种，有生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最后一种就是知识，即文化的竞争。亨延顿在《诸文明冲突》（1993）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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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对非西方文明采取敌视态度。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又重提文明冲突的观点。
考察这种冲突的背景，有的是一个文明部两种文化的冲突，如中国的洋务运动，体现了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冲突；法国大革命，体现了封建社会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当代资本主义文明部各种文化思潮也在相互冲击、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呈现出一种活跃的文化景观。有的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如文化全球化依托信息革命,依托网络,消除了人们的空间界限,使知识信息自由流动,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客观存在，各国各民族文明仍然有着很强的个性，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冲突，也会产生文化冲突。其中中西文明的地位更突出、差异更明显，碰撞与融合也更值得瞩目。
中西文明的碰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语言上的碰撞。语言是人类交际的最重要的载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人们常常发现,许多词语在表面上似乎很相近,但实际意义却相差悬殊。例如:“龙”在我国是皇帝的象征,是权力、吉祥的表现。而在英语文化中,“dragon(龙)”则指魔鬼,是罪恶的象征。
二是价值现念上的碰撞。西方文化以个人和自我为核心,中国文化则以外势中心和相互依靠为特征。西方文化把人看作是具有理智和情感的独立个体,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中国文化则把人看作是群体的分子,每个人的命运都跟群体的利益息息相关。在对物质利益方面,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中国人则认为应该“重义轻利”,耻谈“利益”。西方人在人与人关系中不特别关注别人的看法和评价；而中国人则非常关注别人的看法和评价,非常注重“面子”。西方人的血缘关系比较淡化,中国人则非常注重血缘关系。这些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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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在对外交往日益增多的条件下,必然产生碰撞。
三是哲学思想的对立。西方哲学里的“人”(认知者)与“自然”(认知对象)是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人的使命是认识自然、分析自然、战胜自然。这种哲学观极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然而,这些新科技的负面作用也正越来越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比如资源的急剧匮乏，生态环境的恶化，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对人类道德伦理的挑战等等。这种思想反映在工业等经济活动中,就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宣扬消费主义以及对资源和环境无止境的掠夺与破坏;反映在国际政治与政府行为上,则是强权与掠夺；而反映在文化上,则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后盾,通过影视传媒、互联网等输出资本主义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观、世界观,企图通过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大片等对民族、国家之间的距离的消解而实现其西方——美式文化统领全球的野心。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区分认知主体和客体,追求的是“天人合一”。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主人顺从自然法则，与自然和谐相处；表现在科学研究中,则强调整体把握,不细究其因,不滥用其果;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仁”、“恕”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表现在国家行为上,则求和平,不侵略他国,重守不重攻;表现在文化交流上,也注重顺其自然,不具扩性。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些思想可以为疗治西方文明病、解决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问题提供一种有益的启示。
文明碰撞的过程，也是文明融合的过程。不同文化在交流交锋中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而达到融通融合。
就中国文化来看，其未来发展既要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相承继相接续,又要合理地采撷西方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成果,这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扬弃地传承优秀中国文化,我们的文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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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根脉可寻；也只有主动地汲取西方现当代文化的优秀滋养,借鉴他者,才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利弊有更清醒的认知,从而在与西方文化的视界融合中,拓展文化自觉，丰富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强。
总之,我们应按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的原则对待外来文化和本族文化。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即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要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所谓“美美与共、天下”,就是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共存、共荣,价值共识、共享,达到多元世界的“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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