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

广告一班 郜斌 20121005123

1安娜的形象

安娜·卡列尼娜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笔下最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她那迷人的风采，至今仍然像磁石一样牵引着全世界无数渴望善与美的心灵。她那勇敢的叛逆和不屈的追求，犹如一束冲动的野火，烛照着整个俄罗斯的文学画廊。作者极力表现安娜美丽的外貌、美丽的感情和美丽的精神世界，以致他娓娓写道：“她那穿着简朴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颈项是迷人的，她那松松的卷发是迷人的，她的小脚小手的优雅的轻快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这一连六个“迷人”，充分展示了安娜超凡出众的美丽风采。

安娜出身极为高贵，是柳立克王室的后代，半个彼得堡都是她的亲戚。可是她的命运却很不幸，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姑母家里。在她17岁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由姑母作主，嫁给了37岁的省长卡列宁。卡列宁这个长着一对讨厌的扇风耳、肥头大脑的家伙，野心勃勃，虚伪透顶，一心想向上爬，这就是他灵魂中全部的东西。而且他的确也一帆风顺，短短8年时间，就爬上了内阁部长的高位，成为“彼得堡最重要的官员”。他最最关心的是如何打败自己的政敌，巩固自己的官场地位，这个官气十足也理性十足的人物，根本不关心妻子的感情生活。以致于他同妻子谈话的时候，也像起草他最喜爱的公文一样，先写下一个大纲，然后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摇头晃脑念上一遍，简直就同向女秘书训话一样枯燥。这对于人格高洁并以感情为第一生命的安娜，无异于地狱般的煎熬，因而安娜痛苦地说：“卡列宁不是男子，不是人，他是一架官僚机器。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中全部的东西。”尽管如此，安娜仍然压抑着内心的痛苦，同他过了8年苦闷虚伪的生活，还生了个儿子谢廖沙。安娜曾经试图去爱丈夫，可是丈夫根本就不值得爱，可见，两人思想性格的尖锐对立，正是家庭破裂的根本原因。

由于安娜的哥哥奥布浪斯基同家庭女教师偷情，嫂嫂杜丽便同哥哥大闹一场，家庭危机愈演愈烈。为了调解哥哥与嫂嫂的纠纷，安娜不得不从彼得堡乘火车去莫斯科。在火车上，她遇到了青年军官渥伦斯基。渥伦斯基22

岁，比安娜还小4岁，他风度翩翩，热情活泼又年轻，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这就同年老古板、官气十足的卡列宁构成尖锐的反差。同渥伦斯基的相遇是安娜性格的转折点，使她第一次领略到了她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爱情，认识到过去全部生活的虚伪。于是，个性解放的激情冲破了上流社会陈腐偏见的罗

网，她喊出了“我要爱，我要生活”的叛逆呼声，并且不顾一切地同渥伦斯基结合了。

安娜以感情为第一生命，是个内心世界丰富崇高的女性，有着极其崇高的人格追求，浑身焕发着美丽的生命元气和青春活力。她极其珍视自己的爱情，不愿意像其他贵妇人一样，偷偷摸摸当情妇，以丧失个性的人格尊严来获得上流社会的默许。在观看军官赛马的时候，她一旦看到渥伦斯基从马上摔下来，立刻泪流如雨，整个胸部都在颤抖着抽泣，因而大受上流社会小姐太太们的指责。在回家的途中，她公开承认自己与渥伦斯基同居，可卡列宁的回答却是：“严格地遵守外表的体面”，不要把渥伦斯基带到家里来。卡列宁的残酷自私使得安娜浑身发冷，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家庭里生存，而她同渥伦斯基的公开结合却又把自己置于同上流社会对立的地位。于是，这个弱女子同上流社会之间，便展开了力量悬殊的殊死斗争。

紧紧包围安娜的上流社会有三个集团。第一个是卡列宁为首的官僚集团，代表政界，惯于采用法律与专制来迫害进步的人们。第二个是老太婆莉济娅为首的虔信宗教的贵妇人集团，代表宗教界，“和一切教会和教派的最高权威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时常运用宗教力量来压迫安娜。第三个是特培茜代表的年轻贵族妇女集团，代表社交界，她们男盗女娼，荒淫无耻，只是因为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宫廷，才不至于堕落到娼妓的地位。她们向安娜关闭了社交界的大门，使得安娜无人可谈，无处容身，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正是这三个集团组成了密密的罗网，封锁着安娜的一切出路，最后把安娜逼得自杀。由于卡列宁是个权位显赫的高官，以致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们都争先恐后地为他效劳，自告奋勇充当迫害安娜的走卒。在这类官本位的社会态势下，勇敢而柔情的安娜已经无路可走了。她提出离婚，却没有人理睬；她提出带走儿子，却受到冷冰冰的拒绝，甚至她来到戏院里看看戏，也受到贵人们群起而攻之的起哄，以致于安娜遭受了终生难忘的侮辱。由于这个上流社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势力又无孔不入，安娜像一只陷入网中的小鸟一样东躲西藏最后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可见，上流社会的残酷迫害，是导致安娜死亡的根本原因。

渥伦斯基对爱情的冷淡则成为加速安娜死亡的催化剂，使得安娜陷入了空前的绝望和孤立无援的窘境。固然，作为一位洋溢青春活力的青年，他接受了个性解放时代潮流的感召，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也有许多的优点，例如，他为人慷慨，把父亲留下来的绝大部分遗产都让给了哥哥，对下层人民也表现出一定的同情，在火车上看到一名铁路工人被压死了，立刻拿出200卢布，赠给孤苦无依的寡妇。他对安娜的爱情尽管时冷时热，却不乏真诚，否则聪明的安娜就不会把人生的希望捆绑在他身上。但是，他作为上流社会“花花公子的高级标本”，游戏人生，耽于享乐，整个思想观念都打上了上流社会的深深烙印。他根本不可能改变根深蒂固的贵族生活方式，整日沉迷于游猎、骑马、赌博。他有时候，劲头十足，号召安娜离开丈夫，两人重新

开始新的生活，或者干脆逃到国外去当寓公。可是他回过头来仔细一想，便“清楚地看到还是避免那样做为好”。这是因为，功名心是他从小梦想，当他看到自己的同学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如今挂上了耀眼的将军肩章，而自己却是一个可怜巴巴的骑兵大尉，于是便妒嫉得眼睛流血，抱憾不已，为自己的爱情而大吃后悔药。他越来越感到委屈，感到自己为安娜牺牲得实在太多，为了爱情而把本可以辉煌一番的前途给毁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依狠狠地教训这位昔日的老同学说：“女人是男子前程上的一个大障碍。爱上了一个女人，再要做什么事情就很难了。”这句话显然对渥伦斯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羞愧得“涨红了脸”。由于他觉得自己付出的的代价太大，对安娜的爱情也就必然冷淡下来。事实上，为了维系这个爱情，安娜也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她极力投渥伦斯基所好，每天都精心打扮，借以弥补双方年龄的差距；不愿意生孩子，借以保持苗条的体形；甚至还勉为其难地爱上了养马和体育运动，为的是培养同对方的共同语言。结果仍然堵不住渥伦斯基日益膨胀的功名心，以致双方不断地闹别扭，“公开承认感情完全冷淡了”。并且渥伦斯基不顾安娜的坚决反对，一定要进城去请母亲在财产委托书上签字，而把安娜冷落在一边。于是，维系生命的最后一根细线崩地一声断了，安娜已经走投无路，既不可能回到丈夫家里，也不可能继续这种难堪的同居生活，她年轻的身躯便奔向了飞驰的车轮，一颗美丽的灵魂便在瞬息之间灰飞烟灭。应该指出，渥伦斯基的确真诚地爱过安娜，他听到安娜死讯的时候，立刻变得苍老，“充满痛苦的面孔像石化了一样”，而且整整六个星期他对谁也不说话，几乎不吃东西。他唯一的选择，是报名当志愿兵上前线，在战场上毁灭自己无谓的生命。可见问题并不在于他不爱安娜，而是他无法理解安娜的严肃爱情，双方人生价值观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同时，安娜作为贵妇人的性格弱点也在这一悲剧中产生了十分严重的负面效应。安娜毕竟是柳立克王室的后代，她的血管里奔流的是贵族的基因，根深蒂固的贵族教养的因袭重负，使得她在这场殊死搏斗的人生大角逐中顾虑重重，痛苦万状。她接受了个性解放的影响，勇敢地保卫自己神圣的爱情权利，体现出英雄般的勇气和令人颤栗的人格力量，她那“我要爱，我要生活”的强劲呼声，回响着时代的召唤，时代的强音。另一方面，她又用贵族传统的人生价值观来看待自己的爱情，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女人”，“堕落的女人”。她总是希望把爱情与“合法”联系起来，希望把代表“合法”的卡列宁同代表爱情的渥伦斯基合二而一，她便不停地做恶梦，梦见两个粗野的男人“同时对她滥施抚爱”。内心两种观念的剧烈冲突使她的灵魂布满伤痕，最后导致她精神崩溃而自杀。

安娜形象具有永恒的魅力，她充盈的生命元气，不屈的叛逆精神，那种绝不向恶势力屈服的勇士气概，化作一曲生命的颂歌，其中每一个美丽的音符，都在读者胸膛中激发起对旧制度的憎恨与对新生活的渴望

2荷马史诗艺术结构

荷马史诗建材精当，安排巧妙，结构紧凑。两个十年所发生的事情，诗史并不全面铺述。《伊利昂记》指描述战争第十年最后51天中的事情，围绕阿赫流斯的两次愤怒来写，因为愤怒，他退出战斗后又从新战斗，希腊联军也由败转胜，这种布局构思有利于突出阿赫流斯勇冠群雄的英雄形象和表现英雄主义的主题。《奥德修记》描述奥德修斯战后归家途中十年漂泊最后四十天的事情，其中凝聚了他海上漂泊既家中斗争十年的经历，许多情结有回忆来表述，这使得古时的两条线索，奥德修斯海上历险与家中妻子同求婚者纠缠的斗争，相互交错，清晰又集中。

3复活男女主人公形象

《复活》是托尔斯泰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代表了托尔斯泰创作的最高成就。

这部小说通过地主家的养女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受辱、堕落以及被下狱、被流放的悲剧，表现了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对沙皇俄国的专制国家机器、官僚制度、教会、法庭、监狱以及土地私有制等等的无情嘲讽、揭露和批判。它鲜明地体现了托尔斯泰“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形象。 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的贵族的典型。小说通过他诱骗玛丝洛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忏悔以至追随到流放地为玛丝洛娃冤案奔走的过程，表现了这一形象的复杂性。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概括了十九世纪末期俄国一些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某些思想特征，也体现他的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以及向宗教寻求出路的说教。 玛丝洛娃是一个不幸的妇女，她虽为养女，但自幼处于半奴婢的地位。被聂赫留朵夫诱奸后，沦落到社会底层，备尝艰辛。更为不幸的是被诬陷判刑，押赴西伯利亚苦役四年。通过玛丝洛娃的遭遇，概括了俄国千千万万受压迫妇女的悲惨命运。玛丝洛娃的觉醒、精神“复活”具有它的必然性和典型意义，从中可见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度和高度。通过对小说主人公不幸命运的描述，揭露了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触及了旧法律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