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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文化困境及当代中国的文化现状

2024-08-07 来源:乌哈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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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文化困境及当代中国的文化现状

作者:张仲宁

来源:《卷宗》2011年第10期

摘要:现代性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存在着文化的两难困境,引起人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和对和谐文化的构想。本文分析了现代性的文化困境和中国的文化现状,从而提出了和谐文化的构想。

关键词:现代性;文化;困境

通常,现代性是被作为现代化或理性化的结果而显示的,所指称的是一种复合性对象,而非单一性对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被公认为是“现代性”的基本元素。

第一,现代性是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就其时间特性而言,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运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生成的,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那些相对持恒的要素和稳定特性的概括与提升。因此,现代性区别于“传统性”和前现代,意味着对于传统的不断超越,因而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历史超越性的概念。现代性不是一个凝固的时间概念,而是动态中发展变化着的时间意识,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的概念。

第二,现代性是一种制度安排。现代性贯穿在人类生活的各个相关的方面,通过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而得到表现和实现,与个人生活形成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现代性的社会制度,包含着以效率为目标和竞争为手段的大生产组织体系,以公共性、社会性和高水准为特征的生活模式,以科层制和民主化为主要原则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契约化和法制化为主要内容的法制体系等,是一个复杂而又有序、动态而又高效的社会运行机制,灌注在这个体系中的最高原则是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又在各个具体的领域通过认识的科学性、评价的公正性、行为的规范性、决策的程序性等得到具体的表现和实现。

第三,现代性是一种价值观念。按照舍勒的看法,从传统到现代的总体性转变乃是一场“价值的颠覆”。现代性以其独有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主导价值观颠覆了前现代的以身份、血缘、服从、依附、家族至上、等级观念、人情关系、特权意识、神权崇拜等为主导的价值观。

实际上,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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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的文化困境

现代性首先发端于西方,西方在现代性的推进过程中通过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双重驱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使社会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和危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现代性面临着以下困境: 1、理性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理性作为启蒙哲学所认定的人的本质,它是现代的精神与灵魂,不仅构成现代价值观念的来源,而且是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最初,启蒙理性所崇尚的是一种含义广泛的普遍理性,它不仅意味着崇尚科学知识和科学实验,也意味着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文关怀。然而,理性在近代被分裂了。按照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看法,理性被分裂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主观主义理性,另一方面是以伽利略为标志的客观主义理性。客观主义理性的发展导致了科学理性对世界生活本质和价值理念的遗忘。人们把理性作为摆脱神话战胜自然的工具,注重理性的实用性、工具性,非批判、非反思地把理性推崇到信仰的位置取代了原有的上帝,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这种工具化、实证化的态势尤为加剧,它使启蒙理性丧失了原有的形而上学的维度,丧失了本身蕴含的理想主义色彩及其批判的、反思的、否定的精神成为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至此,理性异化为对人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

西方的现代性由此蕴含着一个内在的冲突,表现在现代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理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生产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发生了异化,它取得了决定一切的主宰地位,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工具理性成了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统治力量,这导致科技至上的非人性化的控制形式,结果一方面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以全面的、潜移默化的控制,人的生存的意义被遗忘了,人成了失去超越维度与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不仅盘剥了自然,破坏了生态环境。

2、社会关系物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的异化

现代性在将市场经济确立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即意味着人摆脱了血缘、门第、身份和等级等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独立。然而,现代性虽然使人摆脱了人身依赖,却使人与人的关系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从而造成了人的异化。物的依赖关系表现为:首先,这种社会关系作为人的生存条件限制着个人,个人必然从属于它们,并受它们的统治;其次,这种社会关系由于个人间的分离从而成为他无法驾御的物的社会力量,并与个人相对立;其次是因为,劳动者在这种关系中,他不得不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中,又不得不使其劳动力和劳动成为资本家的资本,不得不从事他不愿从事的劳动。这种物的依赖的社会关系还使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个性发展受到限制:人的一切关系都局限于对物的占有关系,社会关系中的属人性消失了,任何对象只有成为私人的占有物才有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并不能在外部对象中得到表现、发挥和实现;人仅成为生产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手段,自我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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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性消失了,人的感觉也变成了单纯拥有的感觉。人与人的关系要通过物来表征和体现,这就必然造成人与人的疏离,使社会关系发生异化并最终导致了人的异化。现代社会消费化、商业化、大众化的文化浪潮掌握了领导权,社会关系物化,人成为物的仆人,致使人发生异化。现代性倾向理性主义,在文化方面表现为狭窄的科学理性,科学理性以物观人,将物套在人的生命上,以致人文精神被约化成生物现象,现代性将人看为一种独立的自我主体,纵然确立人的自由、自主,却同时引发了极度的个人主义,以人为中心,导致现代人极度地奴役大自然。在当代,人们拼命把追求外在的物质享受、占有更多的消费品当作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样,物与人的关系就被完全颠倒了,人成为商品的奴隶,因而感到精神更加痛苦,最终导致人的异化。

3、文化的世俗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现代文化是在启蒙运动中开启其历程的,其核心是解除神圣化,即用理性文化取代宗教文化,这是一个文化不断世俗化的过程。然而,在现代文化形成的早期阶段,宗教文化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在超越层面上对人的行为起一种规制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化正在失却其终极关怀的价值意义,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功利化。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以及工具理性被极度张扬,使价值理性日渐式微。受技术理性的宰制,文化和艺术从属于商品和资本的逻辑,沦为金钱的奴隶。文化的商品化、平面化不仅消解了艺术的自由创造本质和个性化特征,而且通过迎合市场消费的需要,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疲惫的人们的需求,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无限的娱乐消遣,消解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的深度和反思生活的能力,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与平庸、痛苦的现实相认同。现代人以取乐和寻求发泄为基本文化价值观。这样一来,文化变得愈发零散、折中、片面、破碎和无效。但我们又离不开文化,于是现代社会文化就处在这种非常痛苦的撕裂与粘连之间。人们的现实生活充满着虚无和无聊感,这种虚无和无聊感使人的本真生活状态发生了颠倒,它是现代社会的现代病。于是,一种为大众传媒所制造出的人格或生活方式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大众文化的出现有其现实意义,但在没有具有导向文化的指引,大众传媒或大众文化,不仅丧失了批判现实社会的功能,反而成了功利、世俗的反映。

在现代社会,欲求的推动力是增长的生活标准和导致生活丰富多彩的广泛产品种类,而新技术革命通过流水线降低产品成本,通过发展市场,通过信用制度和交通、通讯和广告的作用,又进一步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求,推动人们的炫耀习惯、不顾后果的浪费和基于嫉妒的人们的心理竞争。于是,对财富的无限追求和对自然的无限制掠夺,虽然造成了经济的暂时兴盛,但却引发了严重的自然危机;而新教伦理所滋生出的道德化报偿体系被讲求物质享受和奢侈的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所取代,这就必然导致人文价值的失落。 二、当代中国的文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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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文化困境在中国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建构现代性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由于特殊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的国情,使得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又展现出自身的特殊性。

1、当代中国文化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元并存的状态

当今中国文化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元并存的状态,各种文化话语均表现出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和现实性。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关系,就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传统、现代、后现代在西方自发发展足足蕴积了几个世纪,而这三个话语在中国则是完全搅合在一个世纪近百年的时间里,那么,考察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现状就不能只探索新型现代因素,无视传统的因素。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转化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发展的广泛性、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使得中国文化生态环境显得很杂乱。由于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因此现代工业理性文化成为文化的主流话语。但由于工业理性文化所造成的诸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性异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尖锐对立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等问题,使得人们在对现代文化认同的同时又展开了对其的反思和批判,后现代文化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出场的。然而,无论是对现代文化的认同还是批判都程度不同地和西方联系起来。因为现代工业理性文化是从西方引人中国的,对理性文化的认同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西方文化的认同,这就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尖锐冲突。如何对上述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如何以长远的眼光,理性地分析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扬长避短,形成一种平衡而和谐的发展,是我们文化发展健康地发展要面临和思考的问题。 2、当代中国文化面临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两难选择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不断推进,全球化致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会被纳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洪流中,为全世界所共享。亨廷顿认为, 全球化的后果必然会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世界在全球化,但文明却不可能全球化,因为全球化的主体是西方文明的扩张,而大部分非西方文明是不可能西化的。西方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正借助全球化、信息化中的文化优势,不断冲击后发展国家的文化,进而由文化危机引发社会危机。由于科技的普及,各民族信息、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互相交流,民族特征日益模糊,文化的世界性增强,同时,也唤起了民族主义情节。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中国文化就处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中并由此产生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文化的自恋倾向,囿于本民族文化,拒绝与其它民族文化进行交流,拒绝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另一是文化的自我迷失倾向,盲目崇拜外来文化,丧失文化主权。假如听任全球化取代本土文化,本土文化的特色将丧失殆尽,这是任何人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反之,假如一味地抵制外来文化,不仅在信息时代也难上加难,也很可能导致走向另一种极端。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愈长,文化积淀越厚,文化的民族性就愈强;历史愈短,文化积淀越薄,民族性就愈弱。我国汉民族的文化模式形成于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各地的文化逐步趋同,行为、心理模式逐步趋于统一。尤其是在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成为全民族共同的文化模式。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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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华文化是民族性最强的民族文化之一。因此,中国面临如何应对西方文明扩张和应不应该并如何大量引进世界性的先进文化,并进行加工和改造,使之与本民族的固有文化融合为一体复兴自己的文化的任务。

3、文化失去崇高感而变得平面化、媚俗化

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和挑战。在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文化地位,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而,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以及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主流文化面临着文化多元激荡中各种非主流文化的严峻挑战,其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大量涌入和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最具冲击力。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文化的多元化为借口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使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表达当代社会公众意愿的大众文化借助市场经济的强劲东风,以其世俗性、娱乐性和商业性的特点占据了社会公众的主要生活空间,并迅速赢得了社会公众和市场的认同,成为满足社会公众的精神产品。不可否认,大众文化以娱乐为目的的教化功能,但其所表现出的媚俗、低俗倾向需要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正确引导。但是,由于主流文化地位被弱化,而体现文化超越性和崇高感的精英文化受“物欲”的驱使日渐与大众文化合流,致使当代中国文化正在丧失其意义关切和终极关怀而变得平面化、庸俗化。

现代性的文化困境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凸显了文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推进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就成为现阶段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和谐文化”正是在此意义上被提出来的。 三、和谐文化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国内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步呈现,其中包括发展不平衡、部分群众生活困难、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极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等。从国际上看,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主潮流的背景下,世界并不安宁,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并没有消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奋斗目标,充分显现出和谐的哲学思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全面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巩固与完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同时也需要社会主义文化为其提供坚实的道德基础和精神支撑。哲学的主要功能是对当下现实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发展目标范畴一经确立,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和谐将作为一种信念、理想对生活世界起着导向和激励的作用,这必然也会大大加速新的哲学理念、新的思维方式——和谐文化的产生,现在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对新的哲学理念、新的思维方式、构建和谐文化的企盼,这是在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背景下的正常反应。和谐文化紧密联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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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社会建设的实践,创造了更多的符合和谐要求、倡导和谐精神的优秀文化产品,营造了和谐的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人们树立了和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诸多问题存在,引起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和谐文化的构想。在我国,对和谐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逐步深化的过程。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中共十五大报告对文化建设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及“博采各国文化之长”。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建设“和谐文化”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部署。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念和文化学说的创造性发展。由于各种文化的冲突撞击十分明显,经济地位及文化层次高低不同,复杂多样,更加需要建设一个和谐的文化体系。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等多重关系,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多重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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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 OL].新华网,2006年10月11日.

作者简介:

张仲宁(1982—),女,陕西吴起人,延安大学研究生学院研究实习员,哲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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