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类型电影的艺术特色

浅析中国类型电影的艺术特色

——以红色经典电影为例

影视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它吸取了文学，音乐，舞蹈，戏剧，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精华，并且把它们的精华细胞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无法比拟的，并且使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受到教育和启迪，体会电影故事带给我们的深刻意义。电影的观众层次也非常广，不管什么年龄，什么学历，什么职业，人生经历，男女老少，都是电影的观众，所以电影所带来影响也就特别大。

红色电影来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以真实历史事实为基础而创作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和反特为主题的电影。在观看这些红色电影时，仿佛我们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年代，让我们重温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发展历程，让我们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对民族凝聚力和对党的先进性教育起着非常大的影响。

红色经典是指建国初期以革命故事为背景、反映革命英雄人物高尚情操的文学作品、剧目或影视作品。红色经典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几乎运用了所有的媒介手段和艺术样式，包括电影、广播、戏剧、影视、绘画、音乐等等其中。洋溢着浓厚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的红色经典电影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先生曾经这样解释红色经典：“‘红色’是指流贯在作品血脉中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思想风貌；‘经典’是指投注在艺术创作中的深厚功底，对丰富广阔的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地体验和表现。在我国，对红色经典作品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认定标准，它是指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产生的大量反映时代、对人民群众有重要影响的一批电影、戏剧、电影等作品，代表作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等。这批经典作品的横空出世，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尤其是弥漫于作品中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对于成长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在他们的血液中打上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深刻烙印。”

一、红色经典本身的通俗文学特质

1.传奇式叙述

红色经典作品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类作品本身具有的通俗文学特质, 这种文学特质在当今文化消费语境中依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不难发现，传奇式叙述是很多红色经典作品共有的一种通俗文学特质，这也是这类作品能够吸引观众、经久不衰的一个内在原因。在红色经典作品中，一般都讲述了带有传奇色彩的完整故事，塑造了传奇式人物形象，其中既有反映我军与敌人正面交锋的革命斗争故事，也有反映地下工作者波澜起伏的人生传奇，前者如《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日》等；后者如《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青春之歌》等。这些传奇式叙述作品不仅塑造了各种彪炳史册的英雄人物形象，而且在作品市场化过程中通过媒介传播，使传奇式英雄人物及其精神更成为普通大众所追慕向往的一种人生境界。《林海雪原》讲述了一支解放军小分队深入东北林海雪原进行剿匪的曲折经历，他们克服了重重艰险，歼灭了多于自己数十倍的凶狠敌人， 这个故事本身就带有令人神往的传奇色彩。作品尤其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如神机妙算、胆识超人的年轻指导员少剑波，单枪匹马深入虎穴、大智大勇制服顽匪的杨子荣，武艺高强、能够纵跃几丈宽山涧的栾超家，以及各显神通的小分队战士等等，而作品中的蘑菇老人、棒槌公公等更像是神话传说中专助好人的神仙，加上灵芝姑娘和李鲤鸟的传说，整部作品充满了一种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理想而美好的气质。《红岩》塑造了一批在监狱的险恶环境中与敌人英勇斗争的革命者象。以江姐为例，她几乎成为所有深陷绝境而藐视困难、具有非凡毅力和崇高信念的革命者典型；而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华子良，这一人物的出现足以凸显地下斗争的残酷性和传奇性，凸显出人物坚韧的革命

意志和精神风貌；至于双枪老太婆，更是作者有意渲染和烘托的一个革命传奇式人物……与《红岩》一样, 同是描写地下工作者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也基本上是由一系列传奇故事组成：年轻的韩燕来刺杀鬼子龟山是传奇，杨晓东策反伪军团长关敬陶是传奇，他从戒备森严的监狱中成功越狱也是传奇等等。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的传奇式叙述方式恰恰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2.复仇模式

中国传统的侠义电影大都通过人物之间复杂的恩怨情仇，以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因此，“复仇”是中国通俗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母题。

红色经典作品对中国传统侠义电影中的复仇模式进行了艺术借鉴，可以说复仇怒火的点燃是革命激情获得的起点，也是绝大部分红色经典作品叙述的起点。《红旗谱》开头就描述了英雄之父朱老巩为护卫铭记着四十八村村民公共财产的古钟，决心要与地主冯兰池决一死战、但最终抱恨而终的场景，而发誓要为父亲报仇的虎子则被迫远走他乡；《林海雪原》开篇就写了􀀂血债：土匪血洗杉岚站，对干部和百姓进行疯狂的虐杀，激起了解放军战士的剿匪斗志；《保卫延安》开头写了国民党要包围延安，在紧急关头，中共中央为保存有生力量采取主动放弃的策略，战士们忍痛撤离圣地延安，为日后的复仇埋下了伏笔；《红日》是以沈振新军队在涟水吃了国民党七十四师的亏开场的，从军长到士兵都无法接受这种耻辱， 决心报仇……红色经典作品以复仇为情感动力，运用复仇模式勾勒出一幅幅革命战争情景，使电影一开头便引人入胜，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应当说，复仇本身是人类精神的最古老的情欲之一，其根源在于人类具有自卫的本能。值得注意的是，红色经典中的复仇虽然具有人类报复的本能意味，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大大超越了人类本能意识的遮蔽性，而具有了时代和阶级革命的社会意义。中国革命战争是一个进步阶级对趋于覆灭的旧阶级的反抗和改造，是一种历史的驱动和必然。所以，在现实中革命战争的爆发未必全为仇恨

使然，故红色经典作品毕竟不同于中国传统侠义电影，作品中的复仇模式只不过是作者叙述故事的一种手法，是为整部作品作相应的铺垫。例如《旗谱》多年后携妻儿回乡的朱老忠并没有遵循中国传统侠义电影中􀀂父仇子报的叙述原则，他的复仇行为被延宕与推迟，他已经认识到更深远的东西，把希望寄托在后辈人的身上。电影还通过运涛、江涛、大贵等人的革命斗争把传统意义上的复仇转变为政治斗争，进而上升到革命意识形态的高度。

3.世俗日常生活图景

红色经典作品不但对革命战争进行了描写，塑造了诸多传奇式英雄人物，而且对日常风俗、生活以及环境也进行了一定的描写。笔者以为，作品本身的世俗生活图景，也是近些年走向市场并受到观众喜爱的不可或缺的艺术要素。《红旗谱》的独特之处是其日常生活描写，即革命叙事的日常性。电影所塑造的理想农民形象——朱老忠, 虽带着一身的仇恨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故乡，但回乡后的他并未超出现实生活常态，而是带领妻儿建屋种地，过起了日常的世俗生活。另外, 电影还对饮食、环境和人伦情感等诸多日常生活图景进行了描绘，对冀中的文化风俗作了生动形象的展示。其它红色经典作品如《山乡巨变》、《三家巷》等，对日常生活以及风俗的描写同样可以让读者感受到日常农村其乐融融的生活气息；柳青的《创业史》则对陕西渭南文化风俗作了生动细致的刻画，如对郭世富新屋架梁礼仪的描写以及对王二直杠葬仪的描写等等。当然，红色经典对世俗日常生活图景的描写不单单为了展现平面的生活情趣和民俗风情，而是为了凸显某种特定的斗争氛围和文化场景，但这也说明红色经典作品并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它有世俗生活的融贯其中，客观上具有文学大众化的品格。这样的作品让人读起来才不致隔膜和疏离。

4.爱情模式

毋庸讳言, 红色经典作品的爱情缺失在很长时间里是人们批评的一个焦点，也是它自

身存在的一个盲点和误区。只是，这种批评有时又有了绝对化和扩大化的倾向。事实上，在红色经典作品中还是不乏爱情内容的，只不过这种描写在当时情境下受到了人为的压抑和排挤，是以别样的形状和模式表现出来。刘金曾评论电影《红日》，“在爱情描写上, 作者是大胆的, 细腻的, 给整部电影增添不少鲜妍的色彩和动人的力量” 。电影实际描绘了众多的爱情纠葛：如沈振新和黎青之间的爱情、姚月琴和胡克之间的爱情、杨军和阿菊之间的爱情、梁波和华静之间的爱情等，但总体而言，他们之间的爱情大都是比较含蓄的，这也与烽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不无关联。所以，红色经典作品虽以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为主题，但在这些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令人神往的纯洁、朴素的爱情。

二、红色经典电影的历史价值

一部作品能否称得上是经典，历来都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巨大争议，因此时间性就成为了最重要的考量指标。任何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穿越历史长河发挥持久的影响力，最终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经典，同时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经典的诠释者和捍卫者。红色经典作为一种与中国革命密不可分的电影类型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文化背景，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机制、叙事方式和社会功能。红色经典作为特定时代里反复锤炼出的作品，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成为人们的“阅读记忆”和“完美范例”，而且也经过长期的积淀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进而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如《董存瑞》、《霓虹灯下的哨兵》、《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英雄儿女》等作品不但广为人知、深入人心，更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精神理想和追求，培养了一代人、乃至数代人的英雄主义情结。红色经典虽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功能，但却以独到的视角、传奇的手法、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像李向阳、杨子荣、洪常青、吴琼花、王成兄妹、潘冬子、江姐等等性格独特、饱满，体现了机智、勇敢、沉着、忠诚、舍生取义等令

人赞赏和敬佩的品质。这种品质不仅属于个人，更是属于时代，属于集体，属于全民族的。

三、红色经典电影对当代青年人生观的塑造作用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利于当代青年追求高尚的人生目标、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并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标准。红色经典对青年人生观的塑造作用有以下几点：

1. 红色经典有助于激发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

红色经典能激发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它不同于以往红色电影所弘扬的爱国热情。在以往的红色电影中，我们看到的多是像刘胡兰、董存瑞式的英雄，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中国的未来。在革命年代中国需要这样的英雄人物来坚定广大人民群众必胜的信心；在建国初期也需要这样的英雄人物让后人得知胜利来知不易，激励人们为建设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而奋斗拼搏。

2. 红色经典有助于增强青年的集体主义意识

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集体的力量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集体集中了个体的优势，使集体的功能最大化。当代青年群体朝气蓬勃，有思想、有个性、富于表现力，但在参与各类社团或社会活动时往往容易特立独行，缺乏集体主义意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人才，更需要有团队精神的人才，过于自我的个性或极端的个人主义不仅不利于集体的团结和壮大，也不利于个人的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因此培养当代青年的集体主义意识十分重要。《铁人》中王进喜和他所带领的工人队伍团结一致，为了新中国和下一代奋力拼搏而不计个人得失，他们的“铁人”精神已在国人心中筑起了一座丰碑。对于这种大爱无私的精神，《风声》中顾晓梦用摩尔斯密码留下的遗言这样说道：“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

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这份深情让人动容。在和平年代这种献身精神可能不再被推崇，但却不能被遗忘。当代青年应以实际行动践行集体主义精神，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克服小团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将个人理想同全社会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社会人生价值。

3. 红色经典有助于青年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在我国孩子从小就被灌输艰苦朴素，勤奋刻苦的奋斗精神，然而今日这种传承千年的传统在消减甚至遭到鄙夷。前几年曾热播的电视剧《奋斗》本意是赞扬当代青年创业无畏与拼搏，但不少当代青年看完却觉得“比奋斗不如比老爸”，在女青年中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不在少数，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蜗居》更是将这种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现代人的生活压力也不断增大。而当代青年中的重要群体之一的大学生，似乎是其中一个略显尴尬的群体，他们的一只脚已迈入社会，但另一只脚还踏在校园里，既对未来充满期待、蓄势待发；却又对未知或不尽知的世界有所畏惧、踟蹰不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受到种种不良思想的侵扰是无法必免的，但无疑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不正确的人生观必须得以矫正。

我国的红色电影史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自强不息、奋勇抗击侵略、艰辛探索中国发展的宏伟画卷。红色经典中所折射出的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更是当代青年需要学习继承的。无论是电影《邓稼先》中科学家邓稼先朴实谦逊、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还是《袁隆平》中袁隆平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电影中所传达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助于当代青年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促使当代青年畸变的心态得以矫正，扭曲的人格变得纯正。

4. 红色经典有助于培养青年的积极乐观态度

如同人生的道路一样，当代青年生活既有阳光也有风雨，当代青年既要有享受阳光的心境，也要有承受风雨的能力。有的青年在逆境中可以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然而还有一部分当代青年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他们在面临学业、情感、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压力时，往往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陷入悲观绝望的情绪中无法自拔，有的人甚至选择走上轻生不归路。可见确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当代青年至关重要，影响到青年一生的道路选择及个人发展。红色经典中体现出来的无所畏惧、乐观向上的精神对于青年形成乐观昂扬的人生态度有着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反映革命战争的题材，社会建设的题材，还是先进人物的题材，中华民族积极乐观的精神在电影中都体现得十分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