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论欧阳修的礼乐观与新唐书礼乐志的纂修

论欧阳修的礼乐观与《新唐书·礼乐志》的纂修

孙晓辉

内容提要： 《新唐书·礼乐志》是北宋前期施行礼乐治国的政治背景和庆历学风学术背景下的产物。《新唐书·礼乐志》序论与《崇文总目》礼部叙论、《太常因革礼》序皆出自欧阳修之手笔，其论贯穿了欧阳修的礼乐观。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礼乐志》的主旨就是考察唐代礼乐沿革，以唐代典章制度为宋代礼乐施政之源。

关键词：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新唐书·礼乐志》序《崇文总目》礼叙《太常因革礼》序

二十四正史有三部《礼乐志》，即《汉书》、《新唐书》和《元史》之《礼乐志》。《汉书·礼乐志》开宗明义，说明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的写作原因是“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汉书·礼乐志》之后的《新唐书·礼乐志》，其修撰同样是因为北宋前期制礼作乐“礼乐之用为急”、“礼乐相须为用”的社会需要。《汉书·礼乐志》叙雅乐沿革，汇音乐典章和太常制度，成为《新唐书·礼乐志》的权舆。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礼乐志》时发展了班固的礼乐观，使之成为正史中篇幅最大的《礼乐志》。

《新唐书·礼乐志》是北宋前期施行礼乐治国的政治背景和庆历学风学术背景下的产物。《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卷，前十卷《礼志》为《大唐开元礼》的缩写，总述仪式，使音乐附丽于礼仪；后二卷《乐志》，陈述唐代音乐现象并阐述音乐史识，综述唐代音乐历史，并对唐代雅乐乐律、雅乐生存的根源、俗乐乐律以及雅乐与燕乐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唐俗部诸曲，悉源于雅乐”的著名结论。欧阳修改变《旧唐书·仪礼志》实录郊祀事件的写法，以十卷篇幅去缩写一百五十卷巨帙的《大唐开元礼》，其答案在于仁宗时的礼乐之“急用”，即唐代礼乐制度“至其盛也，有足取焉”。《新唐书》卷二三《仪卫志》序言，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第481页。唐代礼乐制度“足取”以资考镜，这是欧阳修撰《新唐书·礼乐志》的重要原因。

一、《新唐书·礼乐志》的修撰背景

北宋至仁宗一朝，政治升平，礼乐大兴，图籍大备，使北宋思想文化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盛赞“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以庆历时期为中心延展到整个仁宗朝的文化现象，统称为庆历学统。何泽恒：《欧阳修之经史学》第一章第二节“庆历学风之兴起”，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郑因百先生指导硕士论文，1976年油印本。又刘昭瑞：《庆历之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宋辽金元史》1991年第4期。经学、史学、文学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同时乐律学、金石学等学问在此时业已成为专门的学科。

北宋经学尤重《周易》、《春秋》和《周礼》三经。对《周易》重新阐释导致宋义理之学的兴盛；《春秋》之学则直接影响了北宋的史学，使之在经学的启发下走上正统史学的道路；而以《周礼》之礼乐刑政言治理国家，使北宋礼学复兴，并走上实用礼学的道路。

总之，北宋儒学复兴正是宋代学术复兴。本章拟从北宋礼学、史学和乐律学背景下考查《新唐书·礼乐志》的纂修。

（一）礼学

仁宗时经学的突出成绩是礼学的发展。经学乃宋学之核心，“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八《经学变古时代》。以孙复疑传、欧阳修疑经，至李觏议古，使经学疑古、经学致用成为时尚。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这一时期礼学重要特征是礼学成为实际之学——以礼学为中心探讨礼乐刑政诸端政策，使礼制为政治服务。仁宗时“皇祐明堂之议”是一场礼学大讨论，反映了朝廷重视礼制的倾向。《太常因革礼》的制定乃是北宋礼学的集大成之作。

对《周礼》重新阐释和理解是北宋礼学发展的基础。宋人重视《周礼》，旨在取法三代以为王制。李觏有《周官致太平》，王安石据《周礼》而推变法新政，并著《周官新义》，皆演绎《周礼》以切时用。

自胡瑗分经义、治事两端讲学，宋儒求经致用之风渐兴。他们研究仪注之学，将礼学视为施政立教之本。凡经国之策，修身之学，皆以礼制为准则。孙复《儒辱》以“仁义礼乐”为“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孙复：文渊阁四库本《孙明复小集》卷三。故衣食往行，宫室器皿，长幼之序，祭祀婚丧之仪，皆为礼学探讨之范畴。

仁宗朝礼学代表人物是李觏和欧阳修。皇祐初的李觏，上《明堂定制图》。嘉祐中，太学说书。著有《富国强兵三策》、《易礼二论》，《周礼致太平论》。李觏：文渊阁四库本《旴江集》卷五至十四。所著《礼论》开宗明义以礼乐刑政为天下之大法，云：“曰乐，曰政，曰刑，礼之支也。”又：“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他的思想代表了这一时期礼学的笃实倾向。

欧阳修重礼，特重政治制度。他认为礼学非玄学，礼学与治国之策密切关联。欧阳修在《答李翊第二书》中说：“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武成王庙问进士策》申称：“儒者之于礼乐，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可施于今。”

欧阳修推崇《周礼》，策问进士之时，盛赞三代之治，数问周礼制度。其问：“问三王之治，损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为大备。周礼之制，设六官以治万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庙社稷四郊明堂之类，天子大臣所躬亲者，一岁之间有几？又有巡狩朝会师田射耕燕飨，凡大事之举，一岁之间又有几？而为其民者，亦有畋猎学校射乡饮酒，凡大聚会，一岁之间有几？又有州党族官岁时月朔春秋酺禜询事读法，一岁之间又有几？其斋戒供给，期召奔走，废日几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业乎？何其烦之若是也？”《居士集》卷四八《南省试进士策问三首之二》，《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328页。

从以上提问可以看出，欧阳修并不一味崇尚《周礼》，周礼成法烦琐，不宜用于当朝。他认为，“治有繁简”，施政必“各适其宜”，应“颁大法而守之”。这促使他考察汉唐礼制，并从中吸取适合宋代的礼制，其《问进士策》继续发问：“自三代之后，有天下，莫盛汉唐。汉唐之治，视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税赋之差又何如？其可施于今者又何如？”《居士集》卷四八《问进士策四首之一》，同上329页。

“欧公言政，尤重制度。而制度之要，则在礼乐。”何泽恒：《欧阳修之经史学》第232页。欧阳修认为唐代之政可以立法垂世，故效法唐礼成为他主要的政治思想。《新唐书·礼乐志》采唐礼之实用，礼乐并举，正是欧阳修政治思想的反映。

（二）史学

庆历史学的主要思想是史法《春秋》，以《春秋》笔法为正史之宗。《玉海》卷四六“正史”阐明史学之源：“历代国史其流出于《春秋》，刘歆叙《七略》，王俭撰《七志》，《史记》以下皆附《春秋》。荀勖分四部，史记旧事入丙部，阮孝绪《七录》记传录记史传，由是经与史分。编年纪传各有所长，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编年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号为正史。”

北宋流治者重视修史，并冠以《春秋》名义重训借鉴。太宗朝所撰《汉春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仁宗朝王轸撰《五朝春秋》，赵瞻著《唐春秋》，尹洙别作《五代春秋》，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皆说明提倡《春秋》之学，史法《春秋》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倾向，其目的是以《春秋》之体，明治乱之本，著劝戒之道。

一方面，北宋重视修本朝史，并强调寓《春秋》笔法。宋代史馆制度严备，舍人院、崇文院、编修院、国史院、监修国史、会要所、国史日历所、太史局共同承担史职。本朝编修重视《春秋》史法。北宋末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云：“国朝实录、诸史，凡书事皆备《春秋》之义，隐而显。”仁宗朝

修《三朝典故》，以唐史为施政之范本，逐朝修《圣政》、《宝训》，建立正统史观下的修史制度。参见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印行，1991年版。

同时，重修前朝史也是这一时期史家的共同追求。北宋学者以为五代乱世不足称道，而重视唐史。特别是仁宗时期，重修唐史蔚然成风。仅仁宗一朝修唐史著述有：王沿《唐志》21卷，石介《唐鉴》3卷，梅尧臣《唐载》26卷，孙甫《唐史记》75卷，李迪《君臣龟鉴》80卷等。此外，北宋初年又有赵瞻《唐春秋》50卷、赵邻几《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26卷和陈彭年《唐纪》40卷。参见谢保成：《北宋前中期的唐史研究与〈新唐书〉重修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史研究》1997年4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总结这一时期重修唐史之现象：“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如孙甫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历其间，人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又赵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几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陈彭年著《唐纪》四十卷。诸人皆博闻勤釆，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藉为笔削之地。”

孙甫以《春秋》编年之法作《唐史记》75卷，即为重修唐史的代表作。《直斋书录解题》称“甫以《旧唐》繁冗遗略，多失体法，乃修为《唐史》，用编年体，自康定元年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为论九十二首”。

石介曾仿《贞观政要》作《三朝圣政记》，又修《唐鉴》，针贬时事，以武则天暗刺庄献皇后专权。云：“夫前车覆，后车戒。前事之失，后事之鉴。”“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贞观、开元、元和百十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乱之于前，奸臣坏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后。”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八：“唐史臣吴兢，尝为《贞观政要》，臣窃效之，作《三朝圣政记》。”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排印本第210-212页。此文道出宋人重修唐史的主要原因，正是以唐史为鉴。

《宋史》卷二○三《艺文志》史钞类著录修唐史著述有：孙甫《唐史论断》二卷，石介《唐鉴》五卷，范祖禹《唐鉴》十二卷，张唐英《唐史发潜》六卷，陈惇修《唐史断》二十卷，王谏《唐史名贤论断》二十卷，程鹏《唐史属辞》四卷，郑少微《唐史发挥》十二卷，叶学士《唐史钞》十卷，唐

仲友《唐史义》十五卷，又《续唐史精义》十卷等，可见宋一朝修唐史之盛。

庆历史学之集大成者为欧阳修。欧阳修通经史，重春秋笔法。欧阳修学《春秋》于胡瑗、孙复，尊孙氏《春秋尊王发微》。孙氏提倡《春秋》之学，撰《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春秋总论》一卷，旨尊王攘夷，维护王政。欧阳修又与尹师鲁交，得其春秋简重之笔法。他称师鲁“长于《春秋》”，其文章“简而有法”。欧阳修还曾问《春秋》于刘攽。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总之，欧阳修法《春秋》“直书而不隐”，旨在“正名分”、“别是非，明善恶”。《居士集》卷十八《经旨》之《春秋论中》：“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欧阳修全集》第132页。他视史书为国家法典，可以“垂劝戒示后世”。《奏议集》卷十二《论史馆日历状》，《欧阳修全集》第849页。故苏辙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评价欧阳修之史学：“尝奉诏撰唐本纪、表、志，撰《五代史》，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传、志、考，与迁固相上下。”《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351-1352页。朱子谓宋代忠议之风起于范文正公，而以春秋之法辨冯道之是非者，则始于欧公。《朱子语类》卷四七。又《困学纪闻》卷十四：“欧阳子司马温贬冯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谓范质久世宗一，死所以立万世为臣者之训。”

欧阳修所代表的史学观，是庆历学统的史学正统。仁宗时欧阳修主编的两部史书——《新唐书》、《五代史》皆是在新史观指导下对旧史《旧唐书》、《旧五代史》的重新认识和辩正。

（三）乐律学

宋代学者以科学实验态度议正雅乐，在音乐实践的基础上辨析黄钟音高。这说明仁宗朝乐律学重实验和计算，并使之成为一门科学。所以宋代文献中保存了丰富的乐律学成果，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值得深入研究。

唐末之乱，礼乐制度亡失殆尽。昭宗朝殷盈孙依《周礼》重造乐悬，已非唐雅乐之制。至五代后周制礼作乐，王朴依京房律准造旋宫之乐，其制与唐代以管定律之旋宫乐相距更远。至北宋初年，依

王朴律定制雅乐，而太常雅乐乐律出现音高不协等一系列问题，使重新演绎唐代雅乐的核心问题——唐代雅乐乐律，成为北宋统治者制礼作乐的时代需要。

制礼作乐是北宋统治者一贯实行的国家政策。仁宗朝上承前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对雅乐的改制，仁宗景祐二年颁布《景祐乐髓新经》，将雅乐重建推向高潮。范镇《东斋记事》卷一云仁宗朝雅乐：“仁皇帝好雅乐，又严天地宗庙祭祀之事及崇奉神御，故中外言乐者不可胜计，置局而修制亦屡焉，其费不赀。”

北宋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次雅乐大改作，其中仁宗朝有景祐年间的李照乐和皇祐年间的阮逸乐，范镇亦在此时积极参与议乐。《宋史》卷一二六《乐志》述其缘起：“始，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故建隆以来有和岘乐……故元祐中有范镇乐。”

其云仁宗留意音律，并改制雅乐：“判太常燕肃言器久不谐，复以朴准考正。时李照以知音闻，谓朴准高五律，与古制殊，请依神瞽法铸编钟。既成，遂请改定雅乐，乃下三律，炼白石为磬，范中金为钟，图三辰、五灵为器之饰，故景祐中有李照乐。未几，谏官、御史交论其非，竟复旧制。其后诏侍从、礼官参定声律，阮逸、胡瑗实预其事，更造钟磬，止下一律，乐名《大安》。乃试考击，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故皇祐中有阮逸乐。”

《太平治迹统类》专列仁宗朝《景祐君臣议乐》、《皇祐论乐同异》，陈述仁宗雅乐编年大事，其中议乐者涉及《新唐书》提举官、修撰官有宋祁、范镇、王尧臣、丁度、韩琦、欧阳修、宋敏求、刘羲叟等。他们是仁宗时代制礼作乐的重要人物。提举官王尧臣、撰修官宋祁、范镇直接主持了议乐活动。王尧臣主张以尺定律，《宋史》卷一二七《乐志》：“于是中书门下集两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阁，详定大乐。王尧臣等言：天章阁待制赵师民博通今古，愿同详定，及乞借参知政事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并从之。”景祐二年二月庚申，太常博士宋祁上《大乐图义》二卷。从仁宗朝雅乐改制的系列活动中，可以看出修《唐书》局的纂修者同时在议乐活动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其时君臣论乐，成为仁宗圣政之

一端。

二、《新唐书·礼乐志》的撰修

北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翰林学士承旨盛度提议重修《新唐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一月丙寅，诏崇文院募唐遗事。翰林学士承旨盛度请官刊修《唐书》故也。”庆历四年，宰相贾昌朝再提重修唐书，令在馆学士供《唐书》外故事二件，以附本传。故后世皆以《新唐书》仁宗庆历四年作为《唐书》撰修的起始时间。

《新唐书》的纂修始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至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全书告成，由提举官曾公亮领衔奏上。其历时十七年，欧阳修：《表奏书启四六集》之《辞转礼部侍郎札子》：“检会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可以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到局为界，分为前后二个阶段。前十年宋祁主持编修，是诸《志》的草创阶段，宋祁则独立撰写列传。后七年主要是欧阳修主持纪、志、表的撰写阶段。

庆历五年五月己未，仁宗正始下诏组建唐书局。前期撰修除宋祁出亳州修《唐书》列传之外，在京编修官的主要工作是纂修《志》草。皇祐四年，宋祁上《乞宰相监修唐书疏》称“本局止有删修官王畴以下四员，至今编纂迟延，纪、志俱未有草卷”。宋祁：文渊阁四库本《景文集》卷二九。时补刘羲叟、吕夏卿为编修官，于是负责修志《草》者有王畴、范镇、宋敏求、刘羲叟四人。《春明退朝录》卷下载“编修官作《志》草，而景彝分《礼仪》与《兵》志，探讨唐事甚详”，“刘仲更始修《天文》、《历》志，后充编修官。”

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甲子，仁宗敕“刊修《唐书》官宋祁、编修官范镇等速上所修《唐书》”，同时，刘沆拜相，仁宗正式任命欧阳修“刊修《唐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仁宗至和元年年闰七月甲子。

至和元年八月，欧阳修奉诏到局，九月迁翰林学士，并兼史馆修撰。欧阳修在局，前后七年。至和元年又相继增加了编修官吕夏卿、梅尧臣。欧阳修其时“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欧阳修：《表奏书启四六集》之《辞转礼部侍郎札子》。见《欧阳修全集》第691页。到局后，勘斟唐事，修书勤苦，严谨治史。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书成，“属《唐书》终篇，忙迫作书”至嘉祐五年。欧阳修：《书简》卷八《与朱职方处约书》。见《欧阳修全集》第1303页。

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成书。七月上呈朝廷。欧阳修执笔为提举曾公亮作《进新唐书表》称：“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损或损，义类凡例，皆有依据。”

其后，仁宗下诏封赏《新唐书》编修者，欧阳修进封为礼部侍郎。敕文盛赞唐三百年“制度文物可观”，“择廷臣笔削旧书，勒成一家”，旨在“据古鉴今，以立时治”。时封赏者有欧阳修、宋祁、范镇、王畴、宋敏求诸子。刘敞：《公是集》拾遗载《翰林学士给事中欧阳修可礼部侍郎端明学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书左丞礼部郎中知制诰范镇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诰王畴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员外郎并依旧职任诰》敕。

《新唐书》上书后，欧修阳对《新唐书》进行严格校对以付刊印。欧公自陈：“盖以《唐书》甫了，初谓遂得休息，而却送本局写印本，一字之误，遂传四方，以此须自校对，其劳苦牵迫，甚于书成时。”欧阳修：《书简》卷四《与王郎中道损第三书》。见《欧阳修全集》第1260页。

这一过程在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得到陈述：撰修前期，“景文独下笔”，其后欧阳修领刊修，遂分作《纪》、《志》，“王忠简景彝补其缺。顷之，吕缙叔入局。刘仲更始修《天文》、《历志》，后充编修官。将卒业，而梅圣俞入局，修《方镇》、《百官表》。嘉祐五年六月，成书”。《玉海》卷四六“嘉祐《新唐书》”采宋《国史志》文，陈述其成书经过最详。兹不赘录。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题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诏删定。仿《隋书》分题之例，题欧阳修撰

纪、志，宋祁撰列传。《新唐书·礼乐志》的资料涉及唐代政治、礼制、音乐和历史等各个方面，故其史料来源伴随《新唐书》资料准备全过程。仁宗朝图籍大备崇文馆，为《新唐书》的纂修提供了大量资料，《宋史》卷二○四《艺文志》著录“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六十六卷”。修《新唐书》者，王尧臣、宋敏求、欧阳修等皆为《崇文总目》编撰者，故《崇文总目》中著录的唐代礼类、乐类和史类著述皆为《新唐书》修史时的资料范围。

在《新唐书》长达十七年的纂修过程中，所任命撰修官和提举官迁徙无常。钱大昕的《修唐书史臣表》共二十人之多，他们是曾公亮、宋祁、欧阳修、宋敏求、王尧臣、杨察、赵概、张方平、余靖、赵师民、何中立、范镇、邵必、贾昌朝等。故《新唐书·礼乐志》的具体纂修人则须一一考订。

《新唐书》撰修的职能分工，前人已有讨论。《新唐书纠缪》称“《天文》、《律历》、《五行志》，出于刘羲叟，《方镇》、《百官表》出于梅尧臣，《礼》、《兵》志出于王景彝。”《明史稿·史例议》云：“昔宋修《唐书》，欧阳修撰《纪》、《志》、《表》，宋祁撰《列传》，刘羲叟撰《天文》、《律历》、《五行志》，梅尧臣纂《方镇》、《百官表》，王景彝撰《礼仪》、《兵志》。”清《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史部正史类云“《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欧阳修奉敕撰”，“《宋史·吕夏卿传》称《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又称“吕夏卿私撰《兵志》，见《晁氏读书志》；宋祁别撰纪志，见王得臣《麈史》。”诸讨论皆末涉及《新唐书·礼乐志》的编撰。

下面先分别论述《新唐书》的修撰分工，然后确立《新唐书·礼乐志》的主要撰修者，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他们的礼乐思想。

（1）宋祁负责列传。《宋史·宋祁传》：“修《唐书》十余年，自出亳州皆以稿自随，撰列传百五十卷。”《宋会要辑稿》第七十册：“皇祐三年三月四日诏新差知亳州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宋祁授集贤殿修撰，以故事，史馆修撰不外领，故易之也，仍就任刊定新编《唐书》。”《宋会要辑稿》第七十册《职官十八》，清徐松辑，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2794页。

（2）吕夏卿撰《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并整理唐至五代所存诸司案牍。《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至和二年十月因欧阳修奏以“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以来奏牍案簿尚存”，遂受命“诣彼检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一仁宗至和二年十月庚戌。编修《唐书》成，直秘阁、同知礼院。吕夏卿另撰《唐书直笔新例》一卷，《兵志》三卷，皆是对《新唐书》的补充。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论《唐书直笔新例》，言吕夏卿重史实不重褒贬，其史观与欧阳修颇异，故《唐书直笔新例》是对《新唐书》的间接批评。其云：“夏卿于仁宗朝预修《唐书》，故作此例。今以《新书》考之，殊不相应。……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夏卿《新例》益复烦碎非体。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各若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

（3）梅尧臣撰《方镇》、《百官》表，另独撰《百官志》。梅尧臣因著《唐载》26卷，“故补正旧史阙谬，乃命编修《唐书》”。《欧阳文忠公居士集》卷三三《梅圣俞墓志铭》。见《欧阳修全集》第235-236页。他于唐书上呈前两个月卒，故《进唐书表》无其名。

（4）刘羲叟专修《律历》、《天文》、《五行》三志。刘羲叟乃受欧阳修推荐入官。《宋会要辑稿》第五六册《崇儒》云：“庆历五年闰五月龙图阁直学士欧阳修上泽州进士刘羲叟注释司马迁《天官书》及著《洪范灾异》，召试舍人院，命以为试大理评事。”《宋会要辑稿》第五六册《崇儒五》第2257页。《宋史》卷四三二《刘羲叟传》称其：“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及修唐史，令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

（5）欧阳修主持《帝纪》、《志》、《表》，并笔削定稿。其《帝纪》文和各《志》序言为欧阳修独立完成。故《新唐书》纪、志题为欧阳修撰。

（6）除以上分撰有记载的撰修者之外，欧阳修编写纪、志的主要助手应是范镇、王畴、宋敏求

——实际上，是范镇、王畴、宋敏求协助欧阳修完成本纪与礼乐、仪卫、车服、地理、选举、兵、食货、刑法、艺文等九志。谢保成：《北宋前中期的唐史研究与〈新唐书〉重修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09页。

《新唐书》上书后，欧阳修曾公允地说明《新唐书》修撰者每人的工作。嘉祐五年七月庚子《辞转礼部侍郎札子》有云：“凡兴修书官，并均睿泽。窃缘臣与他修书官不同，检会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各十年已上，内列传一百五十卷，并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书中，三分居二。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盖自置局已十年后，书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今来一例受赏，臣实愧心。”欧阳修：《表奏书启四六集》之《辞转礼部侍郎札子》。见《欧阳修全集》第692页。王珪代仁宗作《翰林学士欧阳修修〈唐书〉成免恩命不允诏》称《新唐书》成乃欧阳修“笔削”之功。文源阁四库本《华阳集》卷十七。欧阳修再次辞谢。

也就是说，辅助欧阳修修十二志的实为王畴、范镇、宋敏求、刘羲叟四人。而刘羲叟专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这样其余九志则为范镇、宋敏求和王畴辅助而成。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总述《新唐书》之分工：“本朝修《唐书》，曾鲁公提举、欧阳公分修《帝纪》，宋祁公修《列传》，而《志》、《表》乃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分修。”此说必须补充的是，欧阳修除分修《帝纪》外，还完成了各《志》之序论。

范镇（1007-1088）字景仁，宋仁宗宝元元年进士，历知谏院，翰林学士兼侍读等职，累封蜀郡公。历仕北宋仁、英、神、哲宗四朝，有文名，知音乐，与修《唐书》。范镇与宋庠宋祁兄弟为布衣之交。《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传》。范镇与宋祁一同成为《唐书》局的最早撰修人，皆“自发凡讫于绝笔”。《宋诗纪事》卷十六“吕夏卿”条引《泉州府志》。

范镇是宋代雅乐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宋哲宗元祐乐的创立者。《宋史》卷十七《哲宗纪》云：“（元祐三年）闰月癸卯朔，颁元祐式。甲辰，范镇定铸律、度量、钟磬等以进，令礼部、太常参定。”《宋

史》卷四四三《杨杰传》：“神宗诏秘书监刘几、礼部侍郎范镇议乐，几请命杰同议。杰言大乐七失，并图上之。神宗下几、镇参定，镇不用杰议，自制。乐成，诏褒之。”以范镇等为代表的律学的科学实践，确立了北宋乐律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皇祐以来，范镇强调定乐当先正律，力主房庶之说。他积极实践以律生尺，以古器参校。《宋史》卷七一《律历志》称房庶得古本《汉志》，累黍为尺以制律。直秘阁范镇是之。所著乐书为《新定乐法》一卷。他所收集的北界笛，校太常乐下五律，校教坊乐下三律，复下李照律一律；并于元祐三年，制成了铸律十二、编钟十二、尺一等有关律度量衡器及乐器。参见《宋史》卷一二八《乐志》和《宋会要辑稿》卷七乐之三十一。他穷研钟律，与司马光议乐长达三十年。《宋史》卷八一《律历志》载“舒州桐城县丞李如箎作《乐书》，评司马光、范镇所论律。”其乐在北宋仁宗、哲宗礼乐史上起到重要作用。

范镇留心唐乐，注意搜集唐代音乐实物，包括北界笛、方响和并州铜尺。《东斋记事》卷二：“予尝于雄州王临处得北界笛一，比太常乐下四律、教坊乐下二律，犹高于唐乐一律。又尝于才元处得并州铜尺一，比太府尺长三分，以之定律，与唐乐声同。太府尺定律与北界笛同，二者必有一得也。”卷四云：“大慈寺御容院有唐明皇铸像在焉，又有壁画《明皇按乐图十眉图》。”

范镇屡议唐雅乐乐律，旨在辨析唐代乐律的实质，以施用于宋雅乐改制。《宋史》卷一二八《乐志》范镇言：“自唐以来至国朝，三大祀乐谱并依《周礼》，然其说有黄钟为角、黄钟之角。黄钟为角者，夷则为宫；黄钟之角者，姑洗为角。十二律之于五声，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说，乃去‘之’字，谓太簇曰黄钟商，姑洗曰黄钟角，林钟曰黄钟徵，南吕曰黄钟羽。今叶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说，而不见《周礼》正文，所以称本寺均差互，其说难行。”

宋敏求（1019-1079），字次道，宋仁宗宝元二年进士，历知太常礼院、官告院、知制诰、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兼修国史等职。他与其父宋绶“继世掌史”，家藏书“三万卷”，校勘精密。嘉祐二年欧阳修《举宋敏求同知太常礼院札子》称其“文学该赡，多识故事，家藏古今书史，礼乐制度，记传尤多，礼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质证。”《欧阳修全集》之《奏议集》卷十八《举宋敏求同知太常礼院札子（嘉祐二年续添）》。

宋敏求续成唐武宗至唐哀帝六朝实录一百四十八卷，《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二卷等。皆为研究唐史的重要史料。

宋敏求深习礼乐之制，并参与撰修礼书《合门仪制》、《太常因革礼》。《春明退朝录》卷上、卷中，中华书局1980年校点本。

王畴先修《礼仪》、《兵》二志，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认为“探讨唐事甚详”，而欧阳修不用。《新唐书》之《礼志》、《兵志》为欧阳修主持工作后重修。修《新唐书》者共修三部《兵志》：王畴《兵志》、欧阳修《兵志》、《晁氏读书志》著录吕夏卿私撰《兵志》，《新唐书》乃欧阳修《兵志》。《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载欧阳修《兵志》，是在与曾公亮共知宰职参知政事期间合编军政财利之类《总目》基础上编定的。欧阳修所以不用王畴《礼志》，因其在领《唐书》的同时，又领太常修《礼书》（书成称《太常因革礼》），《新唐书·礼志》与《礼书》有着共同的编辑思想，即以唐朝礼乐典章制度指导宋代的礼乐制度。故欧阳修的《礼志》缩写《大唐开元礼》中的礼乐典章制度。

这样，本文用排除法确定了《新唐书·礼乐志》的撰修人——《新唐书·礼乐志》应出于王畴、宋敏求和范镇，其中王畴主礼，范镇主乐，欧阳修统稿笔削，并作诸《志》序论。《礼乐志》序论集中体现了欧阳修的礼乐思想。

三、欧阳修的礼乐观

《新唐书》合《仪礼志》和《音乐志》为一，位居《十二志》之首。同时，《新唐书》新增《仪卫志》，是对唐《礼乐志》仪式音乐的补充。这些举措皆是欧阳修礼乐观的直接反映。

《旧唐书·礼仪志》按“郊天”、“明堂”、“封禅”、“社稷”、“宗庙”、“祫禘”、“五服”、“缞裳”等类别分项记录唐历朝皇帝礼乐之事。《新唐书·礼乐志》则是以五礼（吉、宾、军、嘉、凶）分述礼仪典章之制。《新唐书 ·礼乐志》之《礼志》部分是《大唐开元礼》的改编和缩写。正如《云麓漫钞》卷

五所论《新唐书》“《百官志》乃《唐六典》，《地理志》乃《十道志》，《礼乐志》乃《开元礼》”。

欧阳修注重典章制度，尤视礼乐为制度之要。这反映在他注经释经的独特立场上，视六经为三代之典章制度，“其事乃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欧阳修：《居士外集》卷十六《与张秀才第二书》。见《欧阳修全集》第481页。早年所作《本论》，就阐明要以“礼义”为立国之本。

欧阳修倡导礼乐达于天下。他阐发论礼的卓见，有《武成王庙问进士策二首》云：“问礼乐，治民之具也。王者之爱养斯民，其于教导之方，甚勤而备。故礼，防民之欲也周。乐，成民之俗也厚。”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八《武成王庙进士策》。见《欧阳修全集》第325页。其近体诗《畏天者保其国赋》乃警谏统治者祇有敬天道方能守其国。欧阳修：《居士外集》卷二四《畏天者保其国赋》。见《欧阳修全集》第546页。

欧阳修重视《周礼》，以《周礼》代表的三代美政之代表，是王治的理想境界。但他并不盲崇《周礼》，以其礼制繁琐，当世政治不可效用。他始终坚持以唐代礼乐之治作为宋代礼乐之治的模式。唐代政治最高峰当为以《大唐开元礼》代表的开元礼制，故浓缩《开元礼》之精华，总结唐代郊天、祀地、宗庙社稷和朝廷等大礼及其乐仪，成为《新唐书·礼乐志》的主要写作目的。

欧阳修论乐，也独具识断。欧阳修心目中的音乐是通天地达心灵的雅乐，他论乐：“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恻怆，可以察于声，五声单出于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声，节其廉肉而调其律吕，如此者，工之善也……不知其所以然焉。”《居士外集》卷二二《书梅圣俞稿后》。见《欧阳修全集》第531页。此论甚合《乐记》之“乐”、“音”、“声”三分的音乐理论，反映了欧阳修的雅乐观。

他针对北宋初期屡次议乐的得失，指出了国朝雅乐变迁的根本问题是雅乐乐律问题，如《归田录》卷一云：“国朝雅乐，即用王朴所制周乐。太祖时，和岘以为声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乐者犹以为高云。今黄钟，乃古夹钟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乐，又下其声。太常歌工以其太浊，歌不成声。当铸

钟时，乃私赂铸匠，使减其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而成。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审音作乐之难也。”他还对胡瑗乐做出了公允的评价，他撰写《赠太子太傅胡公墓志》：“皇祐新乐成，议者多异论，有诏，新乐用于常祀、朝会，而郊庙仍用旧乐。公言书称同律。而今旧乐高，新乐下，相去一律，难并用。”《居士集》卷三十四《赠太子太傅胡公墓志》。见《欧阳修全集》第242页。

重新认识唐代雅乐成为宋代雅乐改制的时代需要。故《新唐书·礼乐志》对唐代雅乐有深入的研究，对唐代雅乐乐律、雅乐生存的根源、俗乐乐律以及雅乐与燕乐的关系进行探讨。

欧阳修以为，唐代礼乐之制，足以垂教行远。仁宗敕文盛赞《新唐书》所记之唐代典章制度“为其近于己，制度文物，可观故也”。《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新唐书》引史家刘敞为仁宗敕文。欧阳修在《新唐书》卷二三《仪卫志》序言说明“足取”是《新唐书·礼乐志》重视唐代典章制度的主要原因：

其人君举动必以扇，出入则撞钟，庭设乐宫，道路有卤簿、鼓吹。礼官百司必备物而后动，盖所以慎重也。故慎重则尊严，尊严则肃恭。夫仪卫所以尊君而肃臣，其声容文采，虽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同时，欧阳修对五代十国制度文化的批判，可以反观他对唐代礼乐的高度重视。他在《新五代史》中猛烈批判五代十国礼崩乐坏之局面。其卷十七称：“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卷三十批判了五代官吏：“以谓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欧阳修以为五代惟后周堪称有制礼作乐之举。《新五代史》卷十二《周本纪》：“而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

故欧阳修对五代十国典章制度的严正态度，即《新五代史》卷五八《司天考》序言申称：

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

欧阳修对唐代典章制度的“足取”和对五代十国制度的“无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正是他推崇唐代礼乐之盛，以之为权衡而致。《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旧五代史》提要，曾经批评欧阳修《新五代史》：“（五代）礼乐、职官之制度，选举、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开宋制者，一概无征，亦不及薛史诸志，有裨于文献。”此乃欧阳修礼乐观所致，他以为五代礼乐文章不合礼制，不足撰述。

欧公诸《志》序论甚好，尤以《新唐书·礼乐志》论为代表。其文见识宏通，道义深重，是欧公成为天下文章宗师的名篇。吴充《欧阳公行状》称道《唐礼乐志》序：“于《唐礼乐志》，明前世礼乐之本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吴充：《欧阳公行状》，见《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一。朱熹最推服此文，其《读唐志》称：“欧阳子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朱熹：四库本《晦庵集》卷七十《读唐志》。

《新唐书·礼乐志》对唐代礼乐制度推本溯源，详考因革。与《新唐书》同时修定的一部宋代礼书是《太常因革礼》，其成书略晚于《唐书》，其主编人员是《唐书》局之欧阳修、宋敏求等人。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以发现两部书在编纂上的同步性：

（仁宗康定元年）冬十月癸巳，命馆阁校勘刁约、欧阳修同修《礼书》。（卷一二九）

（仁宗庆历三年九月）丙戌，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秘阁校理孙甫、集贤校理欧阳修同编修祖宗故事。（卷一四三）

（仁宗至和元年八月）戊申，命修刊修《唐书》。（卷一七六）

（嘉祐五年秋七月）戊戌，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所修《唐书》二百五十卷，刊修及编修官皆进秩或加职，仍赐器币有差。（卷一九二）

（英宗治平二年）九月辛酉，提举编修礼书、参知政事欧阳修奏已编纂《礼书》成百卷，诏以《太常因革礼》为名。（卷二百六）

欧阳修先修《崇文总目》，次修《新唐书》，再修《太常因革礼》。下表是三书编撰时间、编纂人员的比较：

〖〗编修时间〖〗编纂人员〖〗备注《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景祐元年闰六月至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1034-1041年）〖〗欧阳修、王洙、王尧臣〖〗其主编欧阳修、王尧臣，又修《新唐书》《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庆历四年至嘉祐五年七月（1044-1060年）〖〗曾公亮、欧阳修、宋祁、范镇、王尧臣、梅尧臣、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欧阳修、范镇、王畴、宋敏求修《礼乐志》《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康定元年英宗治平二年（1040-1068年）〖〗欧阳修、李东之、吕公著、宋敏求、周孟阳、吕夏卿、李育、陈绎、姚辟、苏洵〖〗撰者欧阳修、宋敏求、吕夏卿皆修《新唐书》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礼乐志》序论与《崇文总目》礼部叙论、《太常因革礼》序皆出自欧阳修之手笔，其文简重严正，其议论如出一辙，始终贯穿了欧阳修的礼乐观。

《新唐书》卷十一《礼乐志》序言盛赞三代之治乃礼乐之功，慨叹三代以下礼乐之不实：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

《太常因革礼》，欧阳修同判太常寺，建言编修。同修宋敏求、吕夏卿皆《唐书》局之学者。其书体例分总例、吉礼、嘉礼、军礼、凶礼、废礼、新礼、庙议八类，共计百卷一百八十五目。今存《太常因革礼》有阙文。《太常因革礼》吸收了《大唐开元礼》的体例和仪式内容，是北宋前期四朝礼制的总结和发展。《揅经室外集》卷二称其《太常因革礼》使“汴京四朝典礼粲然具备”。

欧公《太常因革礼》序，其礼乐思想是《新唐书礼乐志》论的发展。《太常因革礼》序陈述三代礼坏之后，汉、唐至宋礼乐发展的历史：

臣修等闻昔者秦燔灭《诗》《书》，而礼乐尤其所恶。故汉兴二百余年，而郊祀之礼听于方士，乘舆所御，不过礿服。及至显宗，然后发愤太息，凿空耕荒，以有三雍七郊，百官备物，辂车衮冕，以祀天地，养三老五更于学，然后学士有述焉。汉未丧乱，永平遗文，复就湮灭，而江左学者，犹能言之。萧梁之时，日不暇给，命陆连贺瑒等五人分治五礼。及至隋文，天下初合，享国日浅，亦能于兵烬之余，收集南北仪注为百三十篇。故唐兴，得以沿袭为《贞观》、《显庆》、《开元》之礼。古之君子，于战伐崎岖之中，犹不忍礼乐之废，苟有一日之安，则相与戮力讲求，其勤如此。宋有天下，承平百年，宪章文物，远迹三代，而观书于太常者，独有《开宝通礼》，得为完书。其余颠倒脱落，无所考证，至不及汉唐者，此有司失职，学者不讲之过也……

《崇文总目》叙类“礼类”也有类似的议论。今存《欧集》保存《崇文总目叙释》三十篇。据《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崇文总目》共四十六类，其小序多出欧阳修之手。《四库全书》称“定著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于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上之，赐名《崇文总目》。”

《崇文总目》叙类“礼类”欲以礼书书目呈现三代以下礼乐之变迁：

礼乐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备于周。三代之兴，皆数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业，画天下以为九服，上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开明堂以会诸侯，其车旗服器，文章烂然，何其盛哉？及幽厉之乱，周室衰微，其后诸侯渐大，然齐桓赐胙而拜，晋文不敢必请隧，以礼维持，又二百年，礼之功亦大矣。下更战国，礼乐殆绝。汉兴，礼出淹中，后戴诸儒共为补缀，得百余篇，三郑王肃之徒皆精其学，而说不同。夫礼极天地朝廷宗庙，凡人之大伦可谓广矣。虽二家殊说，岂不博哉？自汉以来，沿革之制，有司之传著于书者，可以览也。

从以上《崇文总目》、《新唐书》和《太常因革礼》礼乐思想，可以看出欧阳修礼乐思想发展的痕

迹：通过《崇文总目》著录汉唐礼书，全面掌握汉唐礼乐制度之沿革变迁；在《新唐书·礼乐志》中总结唐代礼乐典章制度之精华；最后将唐代礼乐制度体现在宋代礼典《太常因革礼》，实施其礼乐政治的理想。

欧阳修以礼乐为治法，重视唐代礼乐制度对于宋代统治者通今致用。如其《本论》所称“郊天祀地与乎宗庙社稷朝廷之仪，皆天子之大礼也，今皆举而行之”。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礼乐志》的主旨就是考察唐代礼乐沿革，以唐代典章制度为宋代礼乐施政之源，这是他为政为学思想之体现。

作者简介：孙晓辉，女，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