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故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并序》考论

《唐故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

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并序》考论

摘 要：《唐故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并序》是唐文学家李翱为唐杨于陵所作的一篇墓志铭。这篇墓志是重要唐代文献资料，为考证杨于陵家族研究、李翱与杨于陵的交友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也能展现出唐代中晚期墓志铭这种文体的发展特征，因此其研究具有一定的文献学意义。

关键词：墓志铭 杨于陵 弘农杨氏 交往情况 撰写特色 《南史·后妃列传》：“石志不出礼典。”正因为如此，秦汉之前典籍中还没有记载墓志这种文体。直到汉代才姗姗来迟，有材料为证，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殁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若所载是已。至汉，杜子夏始勒文埋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到了唐代，墓志文体可谓是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许多文学名家如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等都作了为数不少的墓志，而韩愈尤为出色，他所撰写的墓志作品往往具有浓郁的文学性，又能做到在评价人物时不虚美。所以与韩愈交往甚深的李翱，他所作的《唐故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并序》必定有一定的文献研究价值，收录于《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九。

一、从《杨公墓志铭》看弘农杨氏的世系地位及家族情况。 杨氏，唐林宝《元和姓籑》卷五杨氏：“周武王第三子唐叔虞之

后。至晋，出公逊于齐，生伯侨，归周，天子封为杨侯。子孙以国为氏。” 杨于陵属于弘农杨氏，《旧唐书·杨于陵列传》：“杨於陵，字达夫，弘农人。汉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后……禄山乱，其父殁于贼，於陵始六岁。及长，客于江南。”杨于陵来自弘农显族杨氏，弘农杨氏作为杨氏的望族，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熠熠发光。 公讳于陵，字达夫，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归葬郑州荣泽县先太保之兆。

杨于陵为唐代弘农杨氏的家族代表。《新唐书·杨于陵列传》载：“杨于陵，字达夫，本汉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安禄山之乱。于陵始六岁，间关至江左，逮长，有奇志……穆宗立，迁户部尚书，为东都留守。数上疏乞身，不许。授太子少傅，封弘农郡公。”由此得出，祖籍弘农的杨于陵，因“公生六年，太保弃捐”的原因，迁居建昌（今江西省永修县），后屡次居于唐政治要津，卒后归于葬郑州荣泽县的先先太保之兆。《全唐诗》卷三百三十卷收录他的作品三篇，《和权载之离合诗（时为中书舍人）》、《郡斋有紫薇双本自朱明接于徂暑其花芳馥…因诗纪述》、《赠毛仙翁》。至今《永修县志》中还存有杨于陵的《赠毛仙翁》诗一首。 杨氏由于益大，载于史传，世不绝人。

弘农杨氏在战国发迹，在汉代兴起，在唐代还依旧兴盛。杨于陵身居唐王朝要职，其子孙也并不逊色，唐代的弘农杨氏仍可称为一枝独秀。杨于陵的长子杨景复仕至同州刺史，次子杨嗣复曾任为刑部尚书、太子少保，卒赠左仆射。第三子楊绍复，进士擢第，弘

辞登科。与父及兄弟五人同在朝中为官，仕至中书舍人。第四子楊师复，仕至大理卿。杨于陵长孙杨授大中九年（855年）进士擢第，昭宗时为刑部尚书、太子少保。卒，赠尚书左仆射。唐代的弘农杨氏从杨于陵开始，逐渐的迁居到建昌（今江西省永修县），所以史书中其子孙都被记载为建昌人。

弘农杨氏贵为冠族，兄弟并列门戟，他们在文坛和政坛上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文才与吏治方面都很出色。

政治方面：弘农杨氏一直保持正身行事、保持名节的官员形象，并具有一定的军事政治才能。“名节”和“正直”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是看待一个官员的标准，只有具备“名节”和“正直”才会拥有更好的政治声望。唐太宗祭杨震时，称颂他“笃忠成性”、“正色立朝”、“昌言正义”。杨震有“四知”之事，即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其子杨秉有“三不惑” 之说。据《后汉书·杨秉传》记载，（杨秉）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杨于陵作为唐代弘农杨氏的代表，更被称为“器量方峻”、“节操坚明”。 文才方面：浓厚的文化修养是杨氏子孙相继高居政治要津的关键因素。从汉代的杨敞，司马迁的女婿，他的儿子杨恽，字子幼，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杨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才能称。到唐代的弘农杨于陵，十八岁举进士第，《杨公墓志铭》曰：“服习文学，不劳于师。”《全唐诗》还收录了他的三篇作品，也侧面展现了杨公笃习文学，不因政事繁杂而废之。 二、《杨公墓志铭》撰者李翱和杨公的交往情况。

这篇《杨公墓志铭》收录在《李翱集》卷十四。贞元九年（793年），李翱也像唐代其他读书人一样，怀着远大的抱负，带上自己的得意之作，去干谒达官贵人，其中就有当时任右司郎中的杨于陵。李翱曾“以所著文章”投献给杨公，“累获咨嗟，勤勤不忘”，李翱《谢杨郎中书》曰：“然既为阁下之所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阁下哉。不宣。翱载拜。”并得到杨于陵的赞赏。这篇《谢杨郎中书》收录于《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五。

元和三年十月，户部侍郎杨于陵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表李翱掌记室。《新唐书·孔穆崔柳杨马列传》：“辟韦词、李翱等在幕府，咨访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绝火患。”可是不久，韦词和李翱作为杨公政治集团的成员，受到了奸人陷害，《杨公墓志铭》写道：“监军许遂振，好货戾强，而小人有阴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谮公，直言韦词、李翱惑乱军政，于是出替罢归。”因此这次事件杨于陵再次被贬，李翱也受到牵连。元和五年，他北归到宣州依附卢坦。

李翱作为杨于陵的曾经的幕下兼朋友，用墓志里一句话对两人的情谊进行了概括，“大卿侍郎以翱之受恩也久，来请为志”。朋友是五伦之一。君子之朋，即在政治上理念一致，堪称以同道而相益，甚至是情逾手足，当世之日，相约互为传，而后死者则志其墓。杨于陵为唐代中晚期一代名臣，李翱作为他的幕下兼朋友，其长官故旧已亡故者，皆以得修撰写墓志铭为荣，其所述生平事功亦足以传信于后世，当然义不容辞。

三、《杨公墓志铭》的撰写特色。

（一）评赞为辅，史实为主。评论人物做到不虚美，叙事简单，多用概述之语，并往往抽象的赞美志主，无需形象描写，做到文质附于史实。例如《杨公墓志铭》：“（公）迁浙江东道团练观察使。越中大饥，人至相食，公奏请度支三十万斛，有乞粜他道以赈救之，民得生全。京师称之。复为户部侍郎，人望益重，佥以公遂为宰相。”通过几句话，概括出杨于陵关心民间疾苦，民心所归，又有一定政治才华的形象，并无赘言。

（二）语言精练，文意曲折。沿袭南朝余风的唐初散文，文必骈俪，华艳不绝，直至盛唐不衰，而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则实现了散文的改革。参与过“古文运动”的李翱，其散文（当然也包括他撰写的墓志铭，例如此篇《杨公墓志铭》、《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兼御史中丞赠右散骑常侍独孤公墓志》等）都已成为“词必己出”的影响千秋的散文，语言风格崭新。《杨公墓志铭》：“奏令选人纳直，为出签告以给之；吏息奸欺，官收羡钱，公食丰洁，廨宇以修，迄兹守行，遂为故事。凡历四年，补内、外官三千余员，皆当其分，无怨诉者。”仅借数行文句，便形象地反映了杨于陵的资惠民、禁浮屠的卓越政绩，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杨于陵刚正不阿、吏治廉明的官员形象，李翱的赏识之情亦溢于言表。 （三）大量用典，含蓄婉转。大量用典能增加想象的空间，使诗文字句具有含蓄婉转的美感。用典可以使文章更具文采，也可以含蓄婉转的表达出作者的意思，可以使文章的言语凝练，形象传神。

例如，“关西孔子”，《后汉书．杨震传》﹕“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后以“关西孔子”借指大儒。“虢国又终”：指西周封国，有西虢、东虢、北虢。东虢在河南荥阳东北，西虢在陕西宝鸡东，北虢今河南三门峡市。“恩遮葭莩”：葭莩，芦苇杆内壁的薄膜，比喻关系疏远的亲戚。

《唐故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并序》这篇墓志铭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形态，既有凝聚其中的一般性内涵，又有活跃其外的具体可感的文化实体。它为研究唐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也为研究唐代文献的学者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