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中国董事会结构可能“导致混淆”

英国《金融时报》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香港报道 2008年4月3日 星期四

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对那些在中国的投资者所面临的企业治理风险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司的董事会结构可能导致“混淆、含混、并可能……削弱董事会”。

这份报告出自顾问公司Risk Metrics，其客户包括2000多家机构投资者。报告指出，包括中国的双层董事会结构、精心设计却未经考验的监管体制在内，很多因素继续使中国成为对海外投资者而言风险较高的目的地——尤其是与香港相比。 中国的公司法要求中国公司设立一个“监事会”，其主席职位由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的一名员工代表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唯一获政府批准的工会组织

监事会的其他成员通常包括一名来自公司内部中共党委的官员，以及至少另外一名由股东所推选的人选。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都不得进入监事会。

Risk Metrics称：“近期的公司法修订……进一步明确和加强了（监事会的）作用。”

“这类变化强调了其监督角色，并赋予其确保公司稳定的职责。”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监事会还负责审核公司财务状况，监督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就其本身而言，这类金融监督角色会引起混淆。”

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全国总工会分支机构和党委的角色和影响则更加模糊。涉嫌腐败的高管有时会被党委的纪监部门扣押（没有任何解释），而出现在刑事法庭上接受审判往往已是几个月或几年后。

Risk Metrics指出，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小股东也面临某些共同风险。中国紧紧掌控着国内最大的工业和金融公司，其影响力等同于香港的大亨及其家族。

中国政府通常持有大型国有企业65%以上的股权。香港大亨也通过51%的持股而对公司实施类似的控制。

Risk Metric治理部门负责人迪恩•帕茨(Dean Paatsch)表示：“对香港那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很多投资者感到放心。不过，对于在中国内地所不知道的东西，你就很难泰然处之了。” 译者/管自力

“中国模式”的国企革命（上）

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 2008年3月20日 星期四

中

国铝业公司(Aluminium Corporation of China, Chinalco)上月收购力拓(Rio Tinto)9%股份时，这家中国国有企业创造了好几项“第一”。中铝收购案不仅是中国企业迄今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同时也是向伦敦股市发动的一场规模最大的突袭收购。 尽管多数人注意力还集中在此次购股对必和必拓(BHP Billiton)收购力拓的影响，中铝收购案却预示着另一个重大趋势的到来——中国国有行业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打造了新一代拥有全球雄心、信心十足的公司。

10年前，中国国有行业看上去像是一场蓄势待发的经济灾难。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有企业平均利润率跌至接近零点，许多国企出现巨额亏损。当时，政府别无选择，只有着手施行一套残酷的关停方案，数千万人因此失业。

将时间快进到10年后，中国国企状况几乎让人难以辨认。2007年，约150家央企利润总额有望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合1400亿美元)。在截至2008年的5年内，这个数字增长223%。去年年底，在全球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中，有4家中国政府掌控的集团公司——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出上海证交所相对较高的估值。

换言之，我们正在见证一场资本主义实验，这种实验可能会对国有企业的传统观念构成挑战。在半垄断性质的领域，例如电信或能源、矿业等监管严格的行业，许多国家都拥有一些强大的国有公司。而中国正试图在一些竞争残酷的行业，打造出一

系列领先的国有企业。这些行业是以技术、设计及营销作为关键特征的——正是国有企业一直不及私营竞争者的典型领域。 对于是否真正存在一种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国家可以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关讨论越来越多。在此之际，中国国有企业的命运可能有助于改变此类辩论的议程。

一项最有意思的测试将出现在汽车行业。凭借在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中攫取26%的份额（现在中国也是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中国企业在过去3年中令整个行业感到震惊。其中位列尼桑(Nissan)、福特(Ford)和现代(Hyundai)之前，成为本土市场第五大汽车品牌的，正是国有企业奇瑞汽车(Chery Automobile)。

奇瑞的总部位于上海附近的贫穷内陆省份安徽。在获取资金和购置土地方面，奇瑞得到了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奇瑞的批评者还声称，奇瑞早年抄了一些近路——它那款非常成功的微型车QQ就与通用汽车(GM)的雪佛兰斯巴克(Chevrolet Spark)很相似。

在营销上，奇瑞也表现得技巧高超。例如，奇瑞通过互联网，在购买汽车的年轻人中树立口碑，并且在成本控制上毫不留情——这些均非国有企业的传统特点。奇瑞为提高工艺水平大举投资，也让汽车业高管印象颇深。对于一家想要在海外展开竞争的企业而言，这一点将至关重要。咨询公司JD Power驻上海的董事总经理邓凯(Michael Dunne)表示：“奇瑞看上去、感觉上去和实际上都具备了私营公司的基因。”

国有企业（其英文缩写为SOE）正在其它一系列行业留下自己的印记。这些行业里竞争激烈，企业既需要资金优势，也需要技术优势。

中国钢铁行业里充斥着大量私人投资，但行业领头羊、技术上最先进的钢铁制造商则是国有企业宝钢(Bao Steel)。另一家国企中铝已迅速成为全球领先的铝及氧化铝生产企业之一。目前，中铝正推行相关计划，以期成为多元化的跨国金属公司。 与此同时，上海电气(Shanghai Electric)在亚洲范围内竞标新火力发电厂方面，逐步逼近日本三菱(Mitsubishi)及丸红

中国两家国有造船业巨头——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Marubeni)。

司(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rporation)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也在迅速扩张，并开始从技术上迎头赶上韩国与日本竞争对手。

国有部门的一些改进，反映出政府相关改革的效果。许多国企

至少已将部分股份上市，因而至少会受到股东的某些影响。高管薪酬越来越多地与其业绩挂钩，而不是按照官僚规章来办理。 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驻中国办事处主管麦维德(David Michael)认为：“国企在吸引高管人才方面越来越富竞争力。有许多任职于跨国公司或私营公司的本地经理人已转投国企。”

近年来，一些国企引入了外国战略投资者，一些国企董事会也有了跨国高管。这种中外合作关系，并非没有紧张因素，但起到了提升业绩的作用。

中国政府试图确保，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的国企在国内也同样富有竞争力。中铝正是在击退另外几家国企的方案之后，才从一家政府机构那里获准收购力拓股份的。那几家企业中包括宝钢和神华。神华是中国最大、全球第二大煤炭企业。 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国企正在学习企业融资的技巧。中铝突然出手收购力拓股份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证，是仍在持续的中国两大航空公司中国国航(Air China)与中国东航(China Eastern)之争。这也可能是中国国企之间第一次公开进行的收购战。

去年，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同意购买东航15.7%股份。目前，东航仍由政府控股，但其少数股份已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当时,中国政府批准了此项并购案。

但国航则另有打算，因为它想与东航联合起来，打造一个国家级冠军企业。因此，国航开始公开批评此项交易，并游说东航股东们投票反对。东航董事长李丰华表示：“不管我们到哪儿，国航好像总是早一天到达。”在国航承诺提出更高的报价后，东航股东自然否决了此项交易。到目前为止，东航一直拒绝国航的报价。

中国大型国企一向围绕战略部署进行激烈争夺。但国航与东航之争的不同之处在于，许多争辩一直都是公开进行的——国航通过向东航股东承诺更高的报价占上风，而不是通过政治上的暗箱操作取胜。 （待续）

链接：“中国模式”的国企革命（下）

“中国模式”的国企革命（下）

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 2008年3月21日 星期五

这

些改革只是一些国企获得成功的一部分原因。麦肯锡

许多成功(McKinsey)中国业务部主管高安德(Andrew Grant)称，

的中国企业都拥有他所谓的“混合”结构，即私营公司与国有公司的混合特征。最好的国企既能从国有母公司那里获得强大财务支持，又能像私企那样拥有足够独立的管理权。同样，一些最为成功的私营集团，例如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Huawei)及个人电脑生产商联想(Lenovo)，也得益于与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高安德表示：“你开始看到，国有部门正在出现一种真正有意思的动力。这并不是说国企将主宰整个经济，但我对其中一些企业非常乐观。”

这种“混合”公司的观点，也有助于解释包括中国汽车业在内的其他资本密集型行业内的赢家。邓凯认为：“在中国要发展一家汽车公司，你需要有能力同时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通过私企的方式经营；但同时还要与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从而获得土地和银行关系方面的便利。”

然而，在国企改革的记录中，并非都是成功的事例。虽然有一些国有公司较为出色，但也有许多公司存在政治干预和严重官僚主义的明显缺陷。

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由政府任命，他们可能会被迫定期在不同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调动工作。2004年末电信业发生了一起远近闻名的事件：政府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将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中国移动(China Mobile)、和中国联通(China Unicom)的主管全部进行了调换。

那些历史更久远的国企往往仍在设法解决设备落伍问题，它们或许不得不从附属公司购买零部件或其他供应，而不顾其质量好坏或成本高低。与其他企业相比，国企在招聘和解雇员工方面可能也会面临更多的限制。

尽管（国企）公司治理状况已得以改善，但投资者们却总在抱怨国企在财务方面缺乏透明度——在上市公司与其国有母公司之间的资产转移方面尤其如此。

此外，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大型国企实力不断增强，也会带来

一些经济上的负面作用。尽管中国私营企业近年来增长迅猛，但国有部门仍努力掌控着正规融资中的绝大部分份额。商业银行业市场仍由大型国有银行所主宰，分析师们表示，这些银行还是愿意把钱借给其他大型国企。事实上，这种亲密关系，正是中国经济仍容易受到过度投资周期冲击的原因之一。 随着中国股市的大规模繁荣，去年上市公司在内地股市的筹资额高于其他任何市场，这很大程度上也令国企受益。去年上海证交所规模最大的12起首次公开发行（IPO）全都是国企进行的，它们占到了融资总额的85%。

花旗(Citigroup)驻北京经济学家沈明高辩称，通过以更高额利润的形式将经济增长的多数益处分配给国有公司，近期股市的繁荣以其他的方式对经济产生了影响——相对而言，只有极少部分进入了普通工薪者的腰包。在上世纪90年代国有部门的大规模重组中，大量医疗与教育支出负担都被推给了家庭。 与此同时，考虑到这些公司当中有许多只对自己的一小部分股权进行了确实的交易（以中国工商银行(ICBC)为例，它的上市比例只有4%），国家已成为国企股价近期飙升的主要受益者。沈明高认为：“在国企的繁荣当中，是国家变得更为富有，而不是个人家庭。财富这块蛋正糕在不断扩大，但中国的家庭实际上只享受到了一小部分。”

更大的独立性有益于企业业绩的改善，但仍有一些迹象显示，更为强大的中国国企正超越政府监管者所能控制的范围。最为明显的事件发生在去年夏季，当时大型国有石油公司通过促成一场人为的供应短缺，迫使当局提高燃油价格。

中国的内销石油系由政府定价，当国际价格上涨之际，就给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大型油企带来了压力。这些大型石油企业所做出的反应，是与政府玩一场高风险的虚张声势的游戏：它们降低国内石油的销售量，一些大型炼厂进行“定期维护”。当许多小型私营炼油厂也拒绝按照政府定价来销售石油时，就造成了更严重的供应短缺，当局别无选择，只得提价。

在海外投资方面，一些国企也面临着中国政府一些决策圈的反制。中石油(PetroChina)在苏丹经营了10多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中国与喀土穆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这种关系引发了了批评：即中国削弱了中止达尔富尔暴力活动的国际努力时，中石油时不时地将更多苏丹石油销往日本，而不是国内——这使得一些专家质疑：这种存在争议的苏丹政策是否能带来真正的益处？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的朱锋表示，这些油企在苏丹问题

上“绑架”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中国油企，和其他许多在苏丹的油企赚到了钱。（赚钱的）不是人民，也不是国家。” 中国社科院(CASS)的张云林表示：“决定去苏丹的不是政府，而是石油公司。它们已逐步发展起自己的业务，并要求政府的支持。”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驻华盛顿的埃里卡•道恩斯

苏丹是中石油国际业务中一颗“王冠上的宝(Erica Downs)表示，

石”。但无疑与其他中国国企的活动相比，该公司在苏丹石油行业的主导地位，给中国的国际声誉造成了更大的损害。” 她表示：“这件事说明，一家中国国企的海外活动是如何起到双重作用的：它既会损害中国外交政策的一大目标，即中国要成为、并且要被视为一个负责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但同时，它又有助实现另一个目标，即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

中国政府近年来试图改善其公共关系，下令各部委向国内外媒体解释各项决策，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然而，作为国内最强大的一家企业，中石油并未表现出任何想要发布公共消息的意向。

在菲律宾、赞比亚和秘鲁等其他不同国家，中国的投资已引发了政治上的抵触情绪。张云林表示：“将来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国企新增财富所带来的政治益处，远高于让它们位于经济“制高点”而引发的一切财务成本。为维持自身的控制，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强大的国有部门，来制衡正在崛起的企业家阶层。但对于当局来说，这种做法的风险，就是这些过于强大的公司最终会自行发号施令。 链接：“中国模式”的国企革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