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暂无
来源:《检察风云》 2020年第15期
文/本刊记者 杨皓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
2020年6月,有关青少年教育的社会新闻层见叠出,且绝大部分都是令人惋惜的负面新闻。6月4日,缪可馨上完语文课后翻越四层栏杆坠楼身亡的新闻牵动着无数网友的心;6月6日,山西中北大学发生一起学生坠楼事件,事件缘于该生考试作弊被抓后情绪失控;而后愈演愈烈的各种高考顶替事件,更是让近来本就阴云满布的教育圈雪上加霜。
今天,教育强调素质教育、快乐教育,求发展求创新。只是在求新求快的过程中,与许多其他事物一样,难免会有顾此失彼掷瓜捡豆的情况发生,这也正是此文想要关注的地方。
成绩绑架
成绩,是我国教育的中心议题。
苏州某小学的一位语文老师罗夏(化名)最近遇到了一件让他头疼不已的事情。6月初的某个工作日上午,毫无防备的罗夏正在办公室准备一会儿要上的语文课。“校长突然跑到我们六年级教研室的门口,喊我出去。”不明所以的罗夏赶忙起身,“刚刚二十几个你班级的家长围在学校门口,他们要求更换语文老师”。
据罗夏本人介绍,学生家长集体要求更换语文老师的原因是此前不久的一次阶段测验中,学生所取得的语文成绩普遍偏低。罗夏解释道,“我其实很难理解这群家长的想法。首先我要明确的一点是,这次阶段性测验,是每个班级的老师自己命题自己批改的,就是说最后的分数并不能代表一个孩子在所有学生群体内的语文水平。因为我本人比较看重孩子对知识的掌握能力,所以很多题目我都出得比较灵活,这也是导致这次测验学生成绩普遍偏低的原因。我不能理解的是,学生家长也不和我沟通,也不问我成绩低的原因,暗中约好要来学校‘罢免’我,这让我心里很难受。说实话我不觉得这些家长有什么大问题,他们为自己孩子的成绩担忧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太注重所谓的分数了,即便平时,也没有几个家长会和我讨论孩子的语文水平”。
在罗夏与校长进行沟通之后,校长给出了如下答复:“我理解你在教学上的坚持,但是另一方面,与学生家长维护良好的沟通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你作为班主任,可以在班级群里面发一些天气提醒啊,家庭教育贴士啊这种东西,拉近与学生家长的距离,这样自然也就可以化解矛盾……”
罗夏认为校长的建议避重就轻,甚至有些不可理喻。“首先这本身就只是一个关于教学质量的问题,如果今天卷子换成全部简单的题目,我可以保证我们班的学生和其他班一样,也能得到高分。我看过其他班级的卷子,说实话我觉得太基本,或者说并不能提高他们的语文水平。与家长的关系,我也希望是与家长一起,共同站在提高孩子的语文水平的角度来建立,而不是保姆式的嘘寒问暖,假情假意。”
不难想象,当某个家长在与亲朋好友的交流中,得知自己的孩子某科目成绩远低于亲朋好友的孩子时,很自然地就会揣测是不是该科目的老师不够认真负责。虽然不排除这个可能,但问题是,很多家长自动地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比如某个老师出题较难,或者考卷的批改标准并不一致。“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我们学校而言,语文科目有的老师批改考卷明显宽松,他们甚至暗地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批出好成绩,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这简单的四个字可谓意味深长、一语道破。在久远的科举制和长期的应试教育共同铸就的窠臼之中,成绩早已成为了我国教师孩子家长三方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教师追求学生成绩以获得教学质量的认可和职业生涯的提升;孩子追求学习成绩以获得家长老师的认可,进之在同学中间树立形象;家长则在一种除了成绩之外不知教育为何物的盲目冲锋中,或因为自己孩子的优异成绩满面红光,或因为自己的孩子“不争气”而受人鄙夷。也正是因此,在很多家长们的语境之中,成绩成为指代自家孩子水平、修养,乃至情操的唯一标准。
一些家长则主动放弃了很多有关学习的认知,久而久之教育孩子也就成为了学校单方面的任务。当学校对自己孩子的教育状态不能让家长们满意时(很显然,这种不满意往往只能在考试成绩上被反映),用成绩不好来绑架教师乃至学校也就成为了情理之中的事情。是以,一个思维闭环严谨而坚固:孩子成绩不好,即是学校教育得不好,教育得不好就要追究学校里的老师。
更进一步,如此的绑架还有更为匪夷所思的状况。据罗夏介绍,他所在的学校近期有一位女老师准备要二孩,其所在班级的家长在得知该教师的计划后,一致表示反对,认为该计划会扰乱该班学生的学习计划,并明确要求女老师推迟计划……
权威绑架
在学生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也并非全然处在“被绑架”的劣势地位,相反,很多时候,他们也能找到反制甚至占领制高点的方法:利用教师的权威“绑架”家长。
不久前爆出并引起轰动的缪可馨坠楼事件,至今还没有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调查结果。即便是在已确证该教师过去存在体罚学生与开办补习班等种种不良行为之后,仍然有部分声音声援该教师,号称“即便如此也不能把缪可馨的死怪罪在该老师身上”。在此,记者不想去讨论这一论断是否有说服力,我们仅仅是关注到教师开办补习班这个行为之上。
如你所知,学校教师开办补习班早已是被教育部明令禁止的行为。究其原因是牵扯到师德、金钱等问题,久而久之,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怪圈,却从未探讨过教师开办补习班行为背后的逻辑过程。
稍稍梳理,教师开办补习班一定是明示或暗示了补习班有助于学生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当孩子及其家长愿意参加补习班时,事情就极其简单,教师借助补习班传授了课堂上讲过或没讲过的内容,并赚取了可观的报酬,孩子也在参加补习班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识掌握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成为了这名老师的特殊熟人,其特殊之处恰在于,给老师支付了额外的报酬;那么,当孩子及其家长不想参加补习班时呢?倘若这名老师本身已是荣誉等身门庭若市,他当然不会在意少这么一个捧场的学生,但是倘若这个老师并不抢手,甚至还想着借助补习班赚取额外的一份收入时,那么拒不配合的学生及其家长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不解风情的“死脑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与购物行为不同的是,在教师开办补习班的行为中,学生本身并没有是否与商品推销者进行接触的选择。换言之,教师以一种“循循善诱,为了你好”的态度把补习班商品“强行”推销给学生,哪个学生要是“不解风情”地明确拒绝,非但落得个不求上进的名声,还势必得罪“良苦用心”的老师,何其愚蠢?
而这一切,恰就是家长对教师进行成绩绑架的相反面。教师作为教学主导人的身份,利用家长和学生对于成绩的天然崇拜,树立起自己“主导”成绩的权威,更进一步,利用这种权威无情地“绑架”学生及其家长,要么交出金钱,要么交出其他!
失落的孩子
在有关家长、成绩、教师的这三方角力中,可怜的孩子只能失落地坐在角落,当有幸取得好成绩时,咧嘴偷笑等待着家长与教师的欣慰夸奖;当成绩不理想时,眼中即便噙满泪水,也逃不过“恨铁不成钢”的家长与老师的严厉指责。
说来可笑,失落的孩子既失落,因为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权利选择学习的内容、方式、评判标准;失落的孩子也受追捧,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教育过程的归宿,或者说,他们的成绩成为了教育过程的归宿。
在这整个过程中,教育本身时而变成了家长炫耀自家孩子、老师谋得现实利益的砝码,时而又转变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巨大滚石,只管推动着孩子向一个自己不曾选择的方向飞奔而去。这怪谁呢?
用记者不算丰富的想象力推断,孩子也想有一个公开和谐的探讨环境吧。去探讨什么是自己感兴趣的,怎样的学习方法更适合他。这样理想的状况为何不能实现?也许,许多家长在一味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中,早已退出到自己子女的教育之外,从未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孩子的需要与兴趣;许多教师也在庞然的教育海洋中,紧紧抓住了成绩这个硬指标,早已忘了有关教育的热忱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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